報業新生態與融合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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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保國 劉金河
【摘要】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報業經歷了劇烈變化，既是觀察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窗口，也是傳媒研究很好的學術田野。文章緊扣媒體融合發展的主題，從媒介形態、媒體業態、傳媒生態、媒體動態等多維視角對過去五年來的報業研究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以期科學地把握報業研究的整體脈絡，立體地描繪近幾年最新研究成果，多S認識中國報業發展存在的現實問題和發展趨勢，為建設具有強大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探索新思路。
【關鍵詞】報業 媒體融合 數字化 平臺化 智能化 新型主流媒體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6687（2022）4-090-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4.011
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報業發生了劇烈變化，處在一個重要的戰略轉型期。201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報社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提出“推動媒體融合發展、建設全媒體成為我們面臨的一項緊迫課題”，國家媒體發展戰略進入了全媒體傳播階段，報業的轉型也從被動的媒體融合階段走向更為主動、更有深度的全媒體建設階段。2020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明確了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總體要求。
學術界的報業研究緊跟報業發展前沿，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和創新發現。本研究圍繞媒體融合發展的時代主題，從媒介形態、媒體業態、傳媒生態、媒體動態等多維視角對過去五年來的報業研究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以期科學地把握報業研究的整體脈絡，立體地描繪近幾年最新研究成果，多維認識中國報業發展存在的現實問題和發展趨勢。
一、媒體融合是一場報業的自我革命
2020年以來，媒體融合發展進入全面發力、深化改革、構建體系的新階段，推進媒體深度融合處于戰略機遇期和關鍵窗口期。就報業來說，中國報業從斷崖式下滑進入融媒體發展新常態，從轉型大潮進入相對平穩的發展期。2020年，傳統報刊的印數、總印張、廣告量等業務指標仍處下降狀態，但經營方式轉型探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即使受疫情影響，也有部分報刊的收入與利潤等財務指標出現了增長。
轉型中的中國報業展示出積極的發展態勢，主要體現在：政治家辦報做得有水平，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有亮點，融合辦報有特色，經濟效益搞得好。但同時，報業依然面臨嚴峻的經營轉型以及社會功能再定位的挑戰。
唐緒軍等曾在《中國報業四十年的改革發展之路》一文中對中國報業四十年的改革發展之路做了系統的梳理研究，指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報業的發展改革始終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伴而行，報業發展也是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1]中國報紙是改革開放的倡導者，中國報業在推進改革開放的同時也在進行自身的改革。
報業本身的改革是過去十年來報業發展的關鍵要素，媒體融合是新聞宣傳戰線一場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2]因此，報刊轉型和媒體融合是近十年來學術界報刊研究最核心的主題。從報業轉型到媒體融合再到全媒體，報業一直處于轉型之中。朱鴻軍認為，自2013年延續至今的這場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傳統媒體迭代轉型為新興媒體的融合，鑒于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質性差異，傳統媒體融媒轉型遭遇結構性困境，我國傳統媒體的融媒體建設必須走一條顛覆性創新之路。[3]
近五年來出版的關于報業轉型和媒體融合的著作，如張瑜燁和強月新的《媒介融合與報業體制變革》（2017）、呂尚彬等的《走向在線社會信息傳播系統――中國報業的轉型之路》（2018）、梁國典的《基于報業轉型的新型主流媒體建設研究》（2019）、秦祖智的《媒體融合路徑研究――以中國報業為例》（2020）、朱江麗和蔣旭峰的《媒體融合的探索與實踐（2014―2018）》（2020）、張晉升的《變革與創新：中國報業轉型的市場邏輯》（2020）、麥尚文的《媒體融合十年：全媒體融合傳播的軌跡、理論與戰略》（2021）等，對報業融合轉型困境和邏輯的研究已形成了相對系統的研究成果。
二、媒介形態變革是報業轉型的基礎
數字化是報紙形態轉變的首要形態，媒介形態變革是報業轉型變革的微觀基礎。丁和根等認為，媒介的發展演化一直有其自身的進化邏輯，即對人性化的回歸和對人的全面發展需求的適應。[4]我國報業集團的融合轉型，一方面是要適應人與社會進行互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不斷滿足人自身發展的需求。根據世界報業協會發布的《2020―2021年世界報業趨勢報告》，數字讀者人數和收入一直在持續快速地增長，特別是受疫情影響，2020年二者分別上漲了36%、27%，44%的受訪者認為，加快數字化轉型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5]數字化的最大優勢在于受眾廣泛，而真正做大規模、做大線上市場逐漸成為明朗的轉型方向。但從近幾年的學術研究來看，報紙數字化已不再是學術研究的主要話題，基于數字化形態進一步衍生了新的研究熱點，如數字優先戰略，[6]同時，一種基于數字化媒介形態累積式變化而浮現的新聞生產理論即數字新聞學新范式方興未艾。[7]
從技術上講，數字化的核心在于數據化。報業數據化轉型是傳統報業向信息資源型報業轉型的一個大趨勢。陳昌鳳主張從更深層次理解媒介形態的變革，數據化作為數據主義的核心機制，在網絡化、數據化與云端化三個階段推動了新聞業的數字化過程，促成了新聞業的結構性變革與功能性變革。她指出，數據主義的興起及其計算思維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的意識形態，為人們認識新聞傳播業態的演進帶來了新的契機，將全方位地影響人類的現在與未來。[8]
郭全中提出，傳統媒體在進行深度融合時，基本上都采用了所有的媒體形態，即實現了全態化融合。[9]宋建武則認為，全媒體主要不是指媒體種類的“全”，而是強調當前人類信息交互的“全程、全息、全員、全效”等特性。我國媒體融合的一體化發展，在實踐中體現為主流媒體機構自身從原有的傳統媒體形態向新興媒體形態升級迭代，目前經歷了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過程，正在開始從面到體的跨越。未來以主流媒體自主可控的互聯網平臺為核心、以其數據平臺為內核、以縣級融媒體中心為基礎的現代傳播體系，將會通過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等社會運行體系的一體化，成為未來社會的數據總匯和運營樞紐。[10]強月新等強調用生態思維推進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形成生態系統思維、開放與前瞻思維、泛化思維、協同進化思維等幾種直接作用于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的具體思維形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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