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積分落戶參與現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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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雯 胡磊
[摘 要]北京市積分落戶政策為外來普通勞動者提供了獲取戶口的渠道。本研究調查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參與申報積分落戶的情況，分析符合資格條件的個體未申報積分落戶的原因。結果顯示，高學歷外來人口中只有少部分比例的個體符合申報積分落戶的資格條件，這些個體中有49%的人未申報積分落戶。他們未申報積分落戶的主要原因是認為獲得落戶資格的機會太小和戶口對他們目前的價值相對不大。
[關鍵詞]積分落戶參與；生活預期；高學歷外來人口；北京市
中圖分類號：C9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2（2023）02-0010-04
★基金項目：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市屬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2022）
高學歷外來人口是北京城市建設的人才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據2018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抽樣調查數據（以下簡稱“2018年數據”）測算，2018年北京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外來人口約279.9萬。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的生活面臨著多種不確定風險。一個重要原因是外來人口因無法獲得憑常住戶口才能享受的權利和資源而對未來感到極其茫然[1]（陸益龍，2008）。
北京市于2018年4月正式實施積分落戶政策?！胺e分落戶”是指通過設置一套指標體系，對外來人員落戶本地的條件進行指標量化，并對每項指標賦予一定分值，當累計積分達到規定分值時即可申請落戶（參見2014年7月印發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積分落戶為城市外來普通勞動者獲得本地戶口提供了一個渠道。相對于學歷較低的人群，高學歷人口通過積分獲得戶口資格具有一定的優勢[2]（謝寶富和袁倩，2020）。
盡管如此，高學歷外來人口通過積分落戶獲得北京戶口資格也并非易事，2018―2021年，北京市入圍積分落戶資格的人數占申報人數的比例僅約5%。數據比較發現，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每年參加申報的人數遠小于這個群體的規模。一方面，很多人由于達不到資格條件而未申報，比如在京連續繳納社會保險不滿7年；另一方面，有一些人滿足了資格條件但未申報。本研究重點分析后一部分人為什么不申報積分落戶的問題，下文中的“高學歷”指本科及以上學歷。
戶籍制度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管理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浪潮，戶籍制度與人口遷移的關系成為學界廣泛討論的熱點話題。早期研究聚焦城市農民工的去留問題。近年來，理論界對高學歷人口的戶口獲得對遷移目的地選擇影響的研究逐漸增多。夏怡然和陸銘（2015）發現，中國的大城市在基礎教育和工資上存在對勞動力流入的戶籍歧視，但醫療服務對勞動力流入的影響反而隨著城市落戶門檻的提高而增強[3]。張小勁和陳波（2017）指出，北京市和上海市通過積分落戶政策吸引了大量高學歷、高技能和多財富人群，戶口對福利和公共服務的依附性體現得最為明顯[4]。
基礎教育和醫療健康等公共服務對遷移目的地的選擇決策具有重要影響。胡磊等（2019）分析指出，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由于沒有北京戶口，造成子女在本地上學的劣勢，這是導致許多人遷離北京的驅動因素[5]。不同年齡段的人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存在差異。夏怡然和陸銘（2015）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中國勞動力越發傾向流入醫療服務好的城市。有學齡子女隨遷的流動人口更看重流入地的公共教育。
戶口是獲取基礎教育公共服務等一些重要資源的憑證。這些資源對一部分高學歷外來人口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的理性選擇是積極地參加積分落戶申報，盡可能長時間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甚至永久性定居，這樣就有更大的可能在未來獲得落戶資格。不過，積分落戶實行的是自愿參與原則。這一類公共政策實施效果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滿足條件人群的參與積極性。謝寶富和袁倩（2020）研究了北京市、廣州市和深圳市流動人口積分落戶的參與意愿，結果顯示，流動人口的參與意愿偏低。
本研究認為，現行積分落戶政策對流尤絲諑浠Ъ岸居的激勵作用有限，導向功能不足。前文指出，參與積分落戶申報需要滿足一定的資格條件，謝寶富和袁倩（2020）的研究并沒有區分被調查者是否符合資格條件，探討符合資格條件的流動人口的參與行為更有價值，有必要單獨加以分析。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尚未出現專門針對高學歷外來人口參與積分落戶的研究。
（一）數據收集
本研究采用網絡問卷法獲取研究數據。調查自2019年1月11日開始，到2019年3月27日結束，收集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在2018年的積分落戶申報、人口統計學和社會經濟等方面的信息。選擇在這個時間段開展調查是為了保證收集到那些提交了申請但未獲得入圍資格的個體的數據，因為2018年的入圍名單已于當年10月公布且2019年的申報在本調查時段尚未啟動。調查對象除了符合目前在北京工作和居住、無北京戶口、有本科及以上學歷這幾個條件之外，年齡必須在16至60歲之間，以符合國家統計局對勞動力人口的界定。
數據收集包括以下三個具體步驟。
首先，根據“2018年數據”中北京市外來人口中原戶籍省份（自治區或直轄市）的人口規模占總人口的比例，采用二階段概率比例整群抽樣法獲得樣本，預計從河北、河南、山西、安徽、內蒙古和天津各隨機抽取300個、200個、100個、100個、100個、100個調查對象。
其次，實施在線問卷調查。本研究購買wjx.cn的樣本服務。wjx.cn的樣本服務用戶覆蓋國內9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最后，在篩選有效問卷的基礎上，根據研究需要進一步去除以下問卷：學生樣本（2份）、年齡小于16歲或大于60歲（9份）、收入值缺失（1份），最終用于數據分析的樣本數是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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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受訪者的平均年齡是30.47歲，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大學本科學歷的比例高于研究生學歷，已婚者比例比未婚者高約23%。
職業方面，參考仇立平（2001）對上海市居民職業地位的分層，受訪者的職業從高到低依次分為國家部門人員和單位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中高級服務人員和技術工人四個層級[6]。國家部門人員和單位負責人包括企業/公司廠長經理或負責人、工商稅務干部、私人企業主等。專業技術人員包括外商代理人、律師、大學教師、國企職員、演員、音樂家、記者和科研人員等。中高級服務人員包括工程師、會計、中小學教師、私人企業職員和銷售員等。技術工人包括家電維修工、廚師、出租車司機等。數據顯示，中高級服務人員的比例最大，超過了樣本人數的一半。專業技術人員緊隨其后，比例約為中高級服務人員比例的一半。再次是國家部門人員和單位負責人，比例約為樣本人數的五分之一。比例最小的是技術工人，約為2%。受訪者的人均月收入是13059.51元，相對較高。
將“2018年數據”中北京市本科及以上學歷外來人口（僅統計16歲～60歲人口）稱為“北京樣本”，將調查樣本與“北京樣本”的結構進行對比。結果顯示，調查樣本中研究生學歷的比例是45.86%，“北京樣本”的比例是13.94%。這表明本調查中研究生學歷的比例高于真實數據，基于本調查的研究結論更能反映研究生群體的行為規律，應用這些結論時需要加以注意。
同時，調查樣本與“北京樣本”相比，已婚的比例較低（前者是61.52%，后者是82.23%），這可能與研究生學歷的比例偏高有關，因為學歷高的人群結婚相對較晚；平均年齡略低于北京樣本（前者是30.47歲，后者是33.96歲）；女性比例略高（前者是59.73%，后者是55.98%）?？紤]到年齡和性別的差別較小，它們引起的結果偏差也可能較小。
?。ㄒ唬┓e分落戶參與申報情況
894個高學歷外來人口中，有241人符合申報積分落戶的資格條件，占比為26.96%。這個比例高于真實數據，原因可能是調查樣本中研究生學歷的比例偏高。樣本中不符合申報資格條件的有653人，占比為73.04%。
241名符合資格條件的高學歷外來人口中，124人申報了積分落戶，占比為51.45%；117人未申報積分落戶，占比為48.55%。
（二）符合資格條件人員未申報積分落戶的原因
本研究于2019年10月至2021年2月對27個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進行訪談，收集了他們知曉和申報積分落戶的詳細信息[7]（胡磊和肖玉然，2022）。在訪談中，一些高學歷外來人口說明了未申報積分落戶的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自身條件不占優勢，獲得積分落戶資格的可能性小。第二，戶口對自己現在的用處不大，目前不存在想讓孩子在北京上學之類的問題。第三，在北京買不起房，獲得戶口也無助于買房。
研究指出，戶口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依附的公共服務及福利（張小勁和陳波，2017），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與人們的生命歷程階段緊密相連。為探明受訪者未申報積分落戶的原因，本研究分析了他們的社會人口學和社會經濟特征。
除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之外，本研究還調查了個體的家庭特征。研究指出，家中是否有6歲以下孩子、家中是否有6歲～16歲孩子、家中是否有65歲以上老人都會對鄉―城遷移決策和城市永久性定居決策（Hu等，2011）產生影響[8]，本研究將它們作為三個分析依據。本研究還考察個體在北京是否與家庭成員（指孩子、配偶和雙方的父母）共同居住這個社會經濟特征，因為與家庭成員同住增加了對屬地的公共服務需求（張小勁和陳波，2017）。
研究表明，在北京的住房a權狀況影響技能移民的外遷決策[9]（Hu等，2022）。因此，本研究還關注個體在北京的購房情況。
符合資格條件的高學歷外來人口中未申報和申報積分落戶的人群的特征如表2所示。未申報人群的研究生學歷比例略低于申報人群，前者的個人月收入均值比后者低約3300元，但都沒有顯著性差異。不過，未申報人群在京有自購房的比例顯著低于申報人群。
根據《北京市積分落戶申報手冊》的規定，與申報人群相比，未申報人群至少在教育背景、納稅和合法穩定住所三個指標的積分上處于劣勢。其中，合法穩定住所指標的劣勢更為明顯。這印證了未申報積分落戶的高學歷外來人口認為自身條件不占優勢、獲得積分落戶資格的可能性小的觀點。
分析個體的生命歷程階段及其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未申報人群和申報人群的平均年齡比較接近，且都比較年輕，表明個人對醫療和養老保障等資源都沒有緊迫的需求。兩個群體家庭中有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比較接近，大約都是50%，說明他們的家人對醫療資源的需求也相對緩和。
與申報人群相比，未申報人群的特征是：女性比例顯著更低；未婚比例顯著更高，表明沒有孩子的比例更高；家中有6歲以下孩子和6歲～16歲孩子的比例都顯著更低，在京與孩子、配偶和雙方的父母同住的比例顯著更低，說明對北京的基礎教育資源的需求迫切程度更低。上述數據結果與未申報積分落戶的高學歷外來人口認為戶口對自己現在的用處不大、目前不存在想讓孩子在北京上學之類的問題的看法相一致。
從經濟條件來看，未申報人群的職業類型與申報人群存在顯著差異。數據顯示，前者的“國家部門人員和單位負責人”和“專業技術人員”這兩個高層級職業的比例低于后者的比例。高層級的職業與更高的收入、權力和聲望相對應（仇立平，2001），因此，未申報人群的經濟條件沒有申報人群的經濟條件好，前者要實現在北京買房的目標更加困難，這與未申報積分落戶的高學歷外來人口認為在北京買不起房的情況相符。
北京市積分落戶政策為高學歷外來人口獲得北京戶口提供了一個渠道。與其他以自愿參與為原則的社會公共政策一樣，積分落戶政策的實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目標群體的參與程度，還有非常多的符合資格條件的高學歷外來人口并未參與積分落戶的申報。本研究調查北京市擁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外來人口，分析他們申報積分落戶的情況及符合資格條件的高學歷外來人口未申報積分落戶的原因。
研究發現，高學歷外來人口中只有少部分比例的個體符合申報積分落戶的資格條件，這些個體中有49%的人未申報積分落戶，主要原因是認為“獲得落戶資格的概率太小”和“戶口目前的價值相對不大”。北京市政府相關部門以后可以采取針對性措施提高高學歷外來人口申報積分落戶的比例。
[1]益龍.戶口還起作用嗎――戶籍制度與社會分層和流動[J].中國社會科學，2008（01）：149-162.
[2]謝寶富，袁倩.超大城市流動人口積分落戶參與和定居選擇研究――兼談積分落戶政策實施成效與優化路徑[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05）：77-86.
[3]夏怡然，陸銘.城市間的“孟母三遷”――公共服務影響勞動力流向的經驗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4]張小勁，陳波.中國城市積分入戶制比較研究：模塊構成、偏好類型與城市改革特征[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06）：1-10.
[5]胡磊，陸秋宏，孫茂華.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再遷移的微觀機制研究[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9（09）：54-67.
[6]仇立平.職業地位：社會分層的指示器――上海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1（03）：18-33.
[7]胡磊，肖玉然.北京市積分落戶政策對高學歷人才生活預期的影響――基于扎根理論的探索[J].西北人口，2022（02）：102-113.
[8]Hu F， Xu Z Y， and Chen Y. Y. 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Curban migr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1.
[9]Hu L，Liu Y S，Sun M H，Lu Q H. To Leave or Remain？ Out-migration of Skilled Migrants in Beijing， China[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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