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家不易，守家更難：城市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家庭轉型“陷阱”與風險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班濤

　　 〔摘要〕 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啟動了新生代農民家庭的現代化轉型，將其置于市場區位與家庭能力角度發現家庭轉型面臨陷阱與風險。由于中西部農業型地區農民家庭在婚姻市場的劣勢加劇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勞動力市場區位的劣勢使得其家庭能力與在城市開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產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臨成家不易、守家更難的境地。那些未能順利成家與守住家的男性進入被動的個體化進程，由于沒有了作為本體性價值歸屬的“家”的支撐，其個體化呈現出無根性，其生活進入到消極躺平狀態。新生代農民家庭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轉型境遇進一步形塑出城鄉三元結構，即體面進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與守家的半城市化與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個層次。農民家庭陷入在城鄉間搖擺的半城市化與返鄉的去城市化的處境與其在市場區位劣勢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緊密相關，對此中西部地方政府應通過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與通過制度設置為其提供保障與留有退路，從而探索出與農民家庭能力相適應的漸進穩健的城市化道路。
　　 〔關鍵詞〕 城市化;農民家庭轉型;市場區位;家庭能力;城鄉三元結構
　　 〔中圖分類號〕C91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22）01-0120-09
　　〔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鄉村振興視野下農民家庭發展能力研究”（2019M660995）
　　〔作者簡介〕班濤，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v師，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問題的提出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已超過9億，占總人口比重為63.89%。近十年來，我國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21%，預計到2035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75%至80%，新增近4億城鎮居民。城市化作為由人、資源與生活方式等要素構成的系統，城市化的發展會對深嵌于這一進程中的農民家庭產生重要影響。在城市化發展中鄉村單身群體呈增加趨勢，以及年輕人的婚姻解體占到離婚人群的多數，其婚姻面臨不穩定，這些趨勢是意味著中國農民家庭轉型與西方家庭現代化轉型趨近，還是有著特有的內涵，對這些問題需要深入分析。作為現代化進程重要衡量指標的城市化會推動農民家庭如何轉型、向什么方向轉型以及農民家庭的應對策略，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在此基礎上揭示出中國農民家庭的現代化轉型機制與邏輯，構成本文的核心議題。與此同時，農民家庭并非是單方面地被動為城市化所形塑，二者是互為能動的生成，即微觀的農民家庭的實踐也會反塑城市化道路、城鄉關系及其社會結構，因此通過考察農民家庭轉型有助于深化對中國城市化問題的認識。
　　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中國農民家庭也在經歷轉型，其不是遵從西方家庭現代化的簡單線性進化而是頗為復雜。在家庭結構上不同于西方的核心家庭化與小型化，相反呈現出擴大化，聯合家庭與直系組家庭占到相當比例，代際關系不是走向松散而是趨向團結。[齊燕：《新聯合家庭：農村家庭的轉型路徑》，《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杜鵬、李永萍：《新三代家庭：農民家庭的市場嵌入與轉型路徑――兼論中國農村的發展型結構》，《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8年第1期;王躍生：《直系組家庭：當代家庭形態和代際關系分析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在家庭關系上橫向的夫妻關系的重要性增加，女性的自主性提升，其對于婚姻的話語權增強，年輕人離婚的提出主體多是女性，這表明個體化趨勢增強，然而有研究者指出這一個體化與西方個體本位的個體化不同而將其稱之為中國式的個體化。[李永萍、杜鵬：《婚變：農村婦女婚姻主導權與家庭轉型――關中J村離婚調查》，《中國青年研究》2016年第5期;鄭丹丹：《個體化與一體化：三代視域下的代際關系》，《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在家庭分工模式上并非是夫妻獨立自主參與社會化大生產同時共同養育下一代，而是年輕女性選擇退出就業市場并承擔照料勞動職責，夫妻間形成內外分工。[朱戰輝：《城市化背景下鄉村教育轉型與農民家庭策略――基于已婚青年婦女陪讀現象的經驗考察》，《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20年第1期;蘇運勛：《家庭策略視角下的農村陪讀：以豫南S村為例》，《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在家庭倫理上則趨向于恩往下流的下行式家庭主義，傳統的反哺模式受到挑戰但又沒有形成西方的接力模式。[閻云翔、楊雯琦：《社會自我主義：中國式親密關系――中國北方農村的代際親密關系與下行式家庭主義》，《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7期;康嵐：《代差與代同：新家庭主義價值的興起》，《青年研究》2012年第3期。]在家庭權力上，并不意味父系權威一定衰落，相反在城郊與東部沿海資源密集型地區出現了親權的回歸，父代對子代的生活與婚姻進行干預。[黃佳琦：《代際交換下家庭權力關系重構――基于蘇南農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調查》，《天府新論》2021年第2期;紀芳：《并家模式下的家庭權力重構及其實踐邏輯――基于蘇南農村的并家經驗考察》，《天府新論》2020年第1期。]
　　家庭轉型不僅體現在家庭結構、關系、倫理、權力各個維度的變動上，還會對個體處境產生影響?；谵r民家庭形成了接力式進城模式，代際關系特別是父代對子代的支持為研究者所重視。然而研究者對此的認識有差異，有研究者認為這是正向的，代際間實現了緊密團結與情感流動[張建雷：《接力式進城：代際支持與農民城鎮化的成本分擔機制研究――基于皖東溪水鎮的調查》，《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王德福：《彈性城市化與接力式進城――理解中國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會機制的一個視角》，《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楊菊華、李路路：《代際互動與家庭凝聚力――東亞國家和地區比較研究》，《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3期。]，卻也有研究者認為這反映了子代對父代的剝削，子代的啃老是非正義的，父代不得不做出犧牲，極端的表現即是老年人為了不拖累子女，給子女減輕負擔，在生活不能自理時選擇自殺，這種悲壯的利他式自殺讓人頗為唏噓。[陳鋒：《農村“代際剝削”的路徑與機制》，《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楊華、歐陽靜：《階層分化、代際剝削與農村老年人自殺――對近年中部地區農村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除了對代際維度的關注之外，研究者關注得較多的還包括女性，隨著農民家庭對下一代教育的重視，年輕女性選擇陪讀的增多，由此引發了對母職問題的探討，由于一些女性在陪讀的同時還會打零工，從而形成了陪讀工與半工半陪的現象。[吳惠芳、吳云蕊、陳?。骸杜阕x媽媽：性別視角下農村婦女照料勞動的新特點――基于陜西省Y縣和河南省G縣的調查》，《婦女研究論叢》2019年第4期;蔣宇陽：《從“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讀”――教育驅動下的縣域城鎮化新特征》，《城市規劃》2020年第1期。]對女性處境問題的解釋視角主要是性別主義，研究者持女性承擔母職的照料勞動是不利的觀點，女性在此過程中遭遇母職懲罰，因此需要打破這一分工。中國農民家庭的現代化轉型不僅與西方不同而具有本土性特征，而且不同地方也有差異，因此雖不能直接套用西方家庭現代化理論對中國現象進行解釋，但西方理論對我們理解中國家庭轉型也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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