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創新研究探析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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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艷婷 張璇
摘要：技術和市場環境的快速變化使得創新的組織模式發生了深刻改變，基于合作網絡關系集聚創新資源、提升創新活動的效率和效果已成為許多企業戰略的重要組成。以1986-2020年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收錄的5 402篇合作創新主題文獻為研究對象，借助可視化軟件進行知識圖譜分析，展現了合作創新研究的分布情況、知識演進、熱點主題和理論基礎。研究表明，近年來合作創新文獻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研究熱點包括合作績效、知識溢出、創新網絡以及吸收能力等不同主題，理論基礎涉及知識基礎觀、開放式創新、戰略聯盟、社會網絡、集群與創新系統等。
關鍵詞：合作創新：知識圖譜：研究熱點
中圖分類號：F270-05
文獻標識碼：A
DOI： 10.3969/j．issn．1003-8256.2022.02.006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0 引言
合作創新長期以來一直是創新和戰略管理領域的核心研究議題之一。合作創新強調不同行為主體為了實現某一創新目標而建立起來的協作與配合關系，可能涉及從創意產生、產品開發以及商業化等任一階段或創新全過程。在實踐中，合作創新對于推動企業、產業、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發展的貢獻也不容忽視。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就通過在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新材料等高新技術領域建立了數千個合作組織，極大地推動了產業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實力。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凸顯了全球合作與科技創新在解決人類社會重大挑戰中的重要性，“合作創新”亦成為2020年中關村論壇的年度主題。
對此，國內外學者分別從外部知識搜索[1]、開放式創新[2-3]、聯盟網絡[4]等角度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歸納。但是，上述研究所梳理文獻的數量有限，缺少對跨領域文獻的相互比較，難以全面反映合作創新研究的演化發展過程。因此，十分有必要針對合作創新這一領域的文獻進行系統梳理，推動創新管理研究學者了解合作創新的核心主題、理論基礎和未來研究方向?；诖耍疚牟捎梦墨I計量方法和可視化工具，總結1986年以來合作創新的相關文獻，梳理現有合作創新相關研究進展和研究脈絡，并闡述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引起更多中國學者深入開展合作創新的相關研究，構建新的理論。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作為數據來源，對合作創新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檢索。Web of Science數據庫是全球最大、最全面且覆蓋學科最多的多功能學術資源研究平臺，也是國際公認的反映科學研究水準的數據庫，數據結構相對完整。為確保涵蓋合作創新領域的核心文獻并排除領域外的干擾文獻，本研究針對研究主題設計了合理的檢索方式，限定“主題=‘collaborat*’and‘innovat*’”“文獻類型=Article”“語種= English”；時間跨度為所有年份；檢索時間為2020年11月17日，共檢索到16 394篇文I。然后在“Web of Science類別”中選擇了“Management”“Business” “Economics” “Operation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四類領域，最終得到5 402篇文獻。從數據庫中導出文獻的題錄信息及其參考文獻，構成了本研究的分析集合。
1.2 研究方法
作為文獻計量的常用方法，知識圖譜將可視化技術、圖形學等學科與引文分析、共現分析等方法結合，利用可視化圖形生動展示某一學科知識的發展進程與結構關系，有助于識別某一時期內該領域的研究熱點以及整體知識架構[5]。本文結合CiteSpace II和VOSviewer軟件對合作創新文獻進行文本挖掘和可視化分析。CiteSpace由美國德雷塞爾大學陳超美教授開發，主要功能包括關鍵詞共現分析、引文和作者的共被引分析、聚類分析和突現分析等[6]。VOSviewer是荷蘭萊頓大學科技研究中心開發的一款科學知識圖譜軟件，通過構建文獻網絡關系展現知識領域的結構、進化、合作等關系，直觀且易于分析。
2 合作創新文獻描述性統計分析
2.1 時間分布
本研究檢索得到的5 402篇文獻的時間跨度為1986年至2020年。期間合作創新主題的文獻發表數量如圖1所示，基本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其中2020年為不完全數據），尤其在2003年后增速明顯提升。
總體來看，以合作創新為主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①1986-2002年為研究起步期，文獻發表數量較少且增長緩慢，研究較為零散，處于理論和現象探索的萌芽期。Teece[7]在1986年提出了影響企業創新獲益的三個關鍵因素――獨占性機制、互補性資產以及主導設計，由此為企業的整合和合作策略帶來啟示。2001年，Freeman[8]基于社會網絡理論提出了創新網絡的概念，強調企業間合作創新關系是形成網絡架構的主要機制，為后續研究發展奠定了基礎。②2003-2010年是合作創新研究的成長階段，尤其以Chesbrough[9]代表作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引入開放式創新概念以來，相關文獻增長速度和發表量較之前都有了明顯提升，說明該理論得到了學術界和企業界的廣泛關注，迅速成為合作創新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向。③2011-2020年是合作創新研究的快速發展期，研究成果數量保持高速增長，2019年全年相關文獻的發表數量超過600篇。在這個階段，合作創新的組織載體更加豐富（如虛擬組織、產業集群、平臺組織等），同時也涌現出更多與合作創新有關的新興議題（如價值共創、生態系統、分布式創新等），極大地拓展了以合作創新為基礎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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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期刊分布
表1列舉了合作創新領域相關文獻主要的發布期刊及其發表數、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梢园l現，Research， Policy作為科技與創新政策的權威刊物引領了合作創新領域的研究，其刊載的相關論文不僅數量眾多且影響力大，代表了該領域的研究前沿和熱點。除此之外，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Technovation，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等期刊也刊發了大量合作創新主題的研究成果。
2.3 高被引文獻分析
合作創新領域年平均被引頻次前十五位的文章如表2所示。這些高被引文獻通常具有內容全面、理論或實踐意義重大、可讀性強、受眾廣泛等特點。本文選取年平均被引l次而非累計被引頻次作為測量指標，以避免遺漏由于發表時間較短但影響力高的論文。
可以發現，其中年平均被引量超過100次的文獻涉及開放式創新、組織間學習網絡、創新獨占性和結構洞等內容，為相關領域研究奠定了基礎。作為平均被引頻次最高的文獻，Laursen和Salter[10]2006年發表的實證論文檢驗了企業的外部搜索策略的寬度和深度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發現二者存在倒U形的非線性關系。他們還指出，越是突破性創新，外部搜索深度對創新績效的影響越有效：而企業自身研發強度越高，對外部搜索策略的替代也越強，這是因為企業對外部資源的過多關注會遭致內部技術人員抵觸。此外，Powell[11]從學習視角探索了聯盟數量、關系多樣性、網絡中心性、企業成長性和研發合作之間的共演關系，為新興高技術產業的學習網絡構建提供支持。
Teece[7]1986年發表的文章解釋了為什么創新型企業難以從技術創新中獲益，而客戶、模仿者和其他參與者卻能從中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研究發現，在模仿容易和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條件下，互補性資產的所有權決定了誰能從創新中獲利，而企業間合作有助于獲得新產品商業化所需的互補資源。基于社會網絡理論，Ahuja[12]區分了直接聯結、間接聯結和結構洞對創新的不同作用，即直接聯結能夠帶來資源和信息共享，間接關系主要通過信息溢出促進創新，而結構洞雖然增加了信息的多樣性，但不利于建立組織間信任。Dahlander等[13]通過對文獻進行系統的內容分析厘清了開放性的內涵，從內向型／外向型、貨幣／非貨幣兩個維度區分了四種不同形式的開放性――搜尋、獲取、出售和披露，并分析了各種形式的優缺點。
除了上述創新與戰略管理的相關研究外，以“合作創新”為主題的文獻也出現在營銷、經濟學和設計思維等理論和實踐領域，說明合作創新研究涵蓋的分支眾多，是管理和商業領域的重要主題。
3 基于關鍵詞的研究熱點與趨勢可視化分析
3.1 關鍵詞頻次與突現分析
除了主題檢索詞外，“績效”“知識”“研究與開發”“網絡”“技術”“吸收能力”這幾個關鍵詞在合作創新文獻中出現的頻次較高，均大于600次?？梢酝茢?，合作創新研究一般集中在高技術或知識密集型產業，通常以合作開展研發活動為主要形式，即基于技術的創新合作。合作創新通常以提升企業績效為主要目標，以知識交換或資源互補為前提。
另外，關鍵詞突現描述了某一關鍵詞在一段時間內的頻次突然增加，反映一段時間內的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圖2所示）。1992-2002年突現的關鍵詞包括“市場”“新產品開發”“合資”等，表明當時研究從聚焦技術研發開始轉向對新產品開發和市場因素的更多關注，通過成立合資企業利用互補性技術促進產品創新[14]。例如，Hagedoorn[15]分析了4 000余個跨行業戰略聯盟以識別企業創新合作的動機，主要分為三類：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關、與創新過程相關、與市場進入和機會尋求相關，研究發現技術互補、縮短創新時間和市場結構三種動機對于企業選擇戰略聯盟實現創新有重要影響。同時，突現詞“資源基礎觀”表明其對合作創新的解釋力也逐漸受到重視。Ahuja[16]以化工行業為背景，發現技術資本、商業資本和社會資本是建立企業關聯的誘因和機會，擁有這公司在關系建立方面更具優勢。
2003-2020年，“伙伴關系”“集群”“溢出”“信息技術”等關鍵詞顯著突顯，一方面揭示出學者們開始關注地理空間集聚對跨組織知識流動和創新的影響，同時也表明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有助于增強資源獲取和組織間信息傳遞，提高創新效率[17-19]。2013年至今突現的關鍵詞有“地理”“競爭優勢”“價值創造”“可持續性”“生產率”等，由此可知近年來合作創新領域的熱門研究內容，例如通過新的合作創新組織模式（如生態系統、平臺等）實現價值共創，強調行動者網絡中的互補和交換過程以促進服務創新[20]。從產學合作角度來看，當企業毗鄰一所層次較低的大學時，其與當地院校合作的傾向會降低：相反，與一流大學擇鄰而居則會促進合作創新的產生，由此表明企業在選擇潛在合作伙伴時會優先考慮大學質量（研究水平）而非地理空間的遠近[21]。
3.2 關鍵詞聚類分析
在文獻數據量較大的情況下，使用VOSviewer繪制的關鍵詞共現圖譜具有聚類清晰、標簽重疊較少、可讀性高的優勢，因此本文進一步采用VOSviewer進行關鍵詞聚類分析，以挖掘合作創新領域研究熱點的分布特征。將閾值設置為20，最終得到388個節點和30 115條連線。如圖3所示，合作創新主題的關鍵詞主要劃分為4個聚類。
一是合作與績效的關系研究（聚類I），共現的核心關鍵詞還有產品開發、治理、整合和信任等。企業在合作過程中也不可避免會遇到知識整合困難和知識泄漏等風險，因此如何合作以及何種程度的開放成為這一過程中的關鍵決策[22]。Hagedoom和Roijakkers[23]研究了高科技制藥行業生物技術公司的合作模式，指出這些公司更傾向于建立契約伙伴關系或合作研發協議而非股權聯盟，從而提高在不同技術領些資源積累的域之間轉換的靈活性。另外，信任也是決定合作績效的因素之一，有助于提升伙伴之間的知識流動和信息傳遞的效率，降低機會主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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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技術與研發合作方面的研究（聚類Ⅱ），涉及知識轉移、溢出和動態性等關鍵詞。除了將外部知識整合到內部研發環節，企業還可以利用外部渠道實現內部技術的商業化[25]。內外部研發活動之間的互動也與企業創新性息息相關[26]。一些文獻認為外部研發網絡能夠帶來多樣化的知識，減少復雜性和冗余導致的創新成本[27]；但也有學者提出外部獲取不利于企業通過內部努力積累能力，且雙方目標沖突會招致更高的協調成本。
三是網絡和戰略聯盟研究（聚類Ⅲ），共現關鍵詞還有組織間合作、結構洞和競爭優勢等。創新理論從白主創新、合作創新到網絡創新的演化發展，指出影響企業績效的跨層次要素，同時也體現了網絡理論在創新領域的應用和推廣，網絡與創新的關系成為重要的議題[4]。聯盟網絡文獻一般包括聯盟的形成、治理結構的選擇、聯盟的動態演化、聯盟的績效以及進入聯盟企業的績效等研究問題[14]?；诰W絡理的合作創新機制強調網絡的結構特征和企業的網絡位置屬性對其創新績效的作用[16，18]。在不同網絡結構下，信息和資源在聯盟網絡內的流動性與分布也不同，形成不同的創新結果[28]。
四是吸收能力和開放式創新研究（聚類Ⅳ），共現關鍵詞還包括合作與競爭、探索和搜索等等。合作創新強調企業獲取和利用外部知識的重要性，而吸收能力不僅包括知識獲取和消化過程，也包括對知識的轉化整合和利用環節[29]。因此，在跨邊界合作模式下如何提高吸收能力，對于完善合作創新研究和提供實踐指導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4 文獻共被引分析
4.1 合作創新主題知識演進
為了直觀地展現合作創新主題近年的研究熱點，本文采用CiteSpace軟件基于共被引文獻生成時區視圖，呈現研究熱點隨時間發生的演變。網絡節點選擇引用文獻，時間區間設定為1986-2020年，同時設置時間切片為2年，選擇標準設定為Top30，采用路徑搜索算法并將閾值設置為40，得到時區圖（圖4）。
具體來說，Powell等[30]分析了組織間合作的結構和動態性，探討四種關聯邏輯――累積優勢、同質性、趨勢跟隨和多連通性――如何影響網絡演化。Perkmann等[31]圍繞產學知識轉移梳理了合作研究、合同研究和咨詢和非正式關系等不同形式的學術參與，并發現個體、組織及制度環境特征會影響學術參與的投入度。Laursen和Salter[22]提出了“開放性”悖論，即創新的產生往往需要跨組織邊界合作，而創新的商業化卻需要保護?；谟鴦撔抡{查數據，他們發現獨占性戰略與搜索寬度、合作寬度之間的凸型關系。當企業不從競爭對手那里獲取創意或與之合作時，上述關系就會減弱。Cuan和Liu[28]圍繞企業的知識網絡和跨組織合作網絡，區分了兩種網絡中直接關聯、間接關聯和非冗余度對利用式創新與探索式創新的不同影響。
可以發現，開放式創新范式在合作創新文獻中愈發重要，學者們開始系統地梳理開放式創新的主要視角、議題和未來研究機會[32]。例如，West等[2]提出未來十年開放式創新研究應該重視開發更好的測量方法，解決獨占性問題，以及將開放式創新與管理學和經濟學理論緊密結合。Bogers等[3]歸納了開放式創新的五類領域及相關概念，包括開放式創新行為與認知、開放戰略與設計、利益相關者、開放生態系統和開放治理，指出未來研究應該更關注開放式創新的跨層次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對于跨邊界合作創新的潛在風險和成本也給予了更多關注，例如非自愿的知識溢出、合作伙伴機會主義及知識整合成本等[33-34]。
4.2 合作創新理論基礎
當兩篇或多篇論文同時被后來的一篇或多篇論文所引證，則稱這兩篇論文構成共被引關系，由此直觀地展現合作創新主題的理論基礎及其關聯。為此，將VOSviewer軟件閾值設為40，得到文獻共被引聚類圖譜（如圖5和表3所示）。
聚類一與聚類二文獻是以企業為中心的合作創新研究，理論基礎包括知識觀、組織學習、動態能力、吸收能力和開放式創新等。知識基礎觀提出，企業可以通過學習和積累某些任務的相關知識提升其管理任務的技能[35]。通過構建有效的組合能力重構現有資源基礎，有助于企業實現資源的優化整合，創造更多價值并構建競爭優勢[36]。
聚類三文獻以雙邊層次的聯盟關系研究為對象，關注合作雙方的互補性資源、知識共享與轉移，旨在回答企業結成合作關系的動機以及如何治理跨邊界合作的問題。學者們主要基于關系觀、資源基礎觀和交易成本理論等視角進行探討。例如，Dyer等[37]整合了關系租金的四種來源，分別是關系特定資產、知識共享慣例、互補性資源能力以及有效的治理手段。關系租金的可持續性取決于雙邊關系的模仿壁壘，例如因果模糊性、合作伙伴稀缺性、資源不可分割性等機制。
聚類四文獻關注網絡層次的合作創新問題，從社會網絡理論出發，探討關系特征、結構特征和伙伴特征等網絡構型的前因、情境與結果。例如，當企業在合作網絡中占據結構洞位置時，不但能夠有效獲取非冗余且多樣化的信息，還能將這種信息優勢上升為控制優勢，提升其在網絡中的地位和影響力[38]。相類似的，已有文獻還強調了合作創新網絡是相對松散的、嵌入性的、相互連接的系統，能夠促進企業間資源流動和知識共享，提升整體創新績效。
聚類五文獻從集群、產業和國家創新系統的角度出發，探討不同類型的鄰近性、溢出效應、公共研究等知識分布和知識創造特征與創新之間的關系。集群與創新之間天然的促進作用過于理想化或簡單化，有必要以一種更為權變、動態和系統的視角進行審視[39-40]。因此，如何促進集群優勢從規模經濟向學習創新轉變，成為集群演化的研究熱點。另外，產學研政之間的合作創新也聚類于這一分支中。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企業構筑合作創新網絡的重要主體，技術轉讓聯盟與技術轉移辦公室、研發合作、共建實驗室等實踐不斷推動著校企合作邁向新的臺階。關于校企政多主體的合作模式、驅動因素和利益分配機制等問題也是研究焦點[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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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展望
通過對近年來合作創新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得出三點結論。第一，合作創新文獻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尤其在2003年后增速明顯提升。Research Policy、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和Technovation等期刊不僅發表的論文數量眾多且影響力大，代表了合作創新領域的核心刊物。高被引文獻涉及開放式創新、組織間學習網絡、創新獨占性和結構洞等內容，共同奠定了合作創新研究的基礎。
第二，合作創新研究熱點之一是合作與績效的關系，不論是合作的組織形式、治理方式還是知識整合，最終都會反映在對企業創新績效或競爭優勢的影響方面，是學界普遍關注的熱點之一：此外熱點還包括研發合作過程中的知識溢出和轉移的具體機制、前因等：網絡與創新的關系，如探討創新合作關系或聯盟網絡的建立或動態演化，以及網絡類型和關系屬性與績效的關系等；吸收能力和開放式創新，即企業從合作創新中獲益所需的關鍵能力和微觀過程。
第三，合作創新研究的理論基礎涵蓋知識與組織學習、開放式創新、戰略聯盟、社會網絡、集群與創新系統。其中前兩類以企業為中心，關注企業的戰略行動和競爭優勢，第三四類分別以雙邊層次的聯盟關系和網絡層次為研究對象，最后一類從宏觀的集群、產業和國家創新系統角度出發進行探討。綜上，合作創新涉及多主體、多層次和多視角的理解，然而當前關于企業創新機制的跨層次研究仍然較少。步人數字創新時代，平臺、生態系統、價值共創等議題也為今后的研究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
未來有必要進一步深化中國情境下合作創新的新興議題，從轉型經濟體獨特的制度、技術、市場和產業生態等不同角度深化合作創新的前因、構建機制、演化過程與結果。具體來說，從制度角度來看，政府是開放式創新的“架構師”，通過命令、支持、保護和協調等多種角色影響產業創新系統的演化方向和績效[43]。近年來，政府通過鼓勵發展高鐵、安防和通訊設淶炔業，進而在技術機會條件、市場需求和資源配置等方面引致了微觀主體的互動學習與合作創新[44]。后續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不同合作模式對其能力提升的影響，更加全面地認識政企網絡特征、公共研發對創新的影響機制和過程。
從技術角度來看，未來研究有必要充分考慮數字化情境下發生的組織間關系變化及其對合作創新產生的影響。數字技術引發的一系列變革使得企業合作網絡的邊界不斷延展，合作主體更加豐富，多種新型數字化網絡涌現為創新研究帶來了機遇與挑戰[45]。因此，針對合作創新過程中的多主體和新機制開展相關研究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南于我國大多數企業仍缺乏全球價值鏈引領能力，在一些高端裝備和核心零部件領域面臨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后續文獻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企業如何通過合作創新不斷增強技術能力，向價值鏈高端攀升。
從市場角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從注重出口和引資的“單向開放”轉變為注重平衡發展的“雙向開放”，從國際分工中的“邊緣國”轉變為重要“樞紐國”，國際地位顯著提升[46]。在此基礎上，面對“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企業有必要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容量的優勢，尋求新的合作機遇以重塑國際合作關系的戰略決策。同時，受到新冠疫情沖擊，全球生產網絡的韌性和可持續性發展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探索更加靈活、穩定的治理方式和優化網絡結構的重要性也進一步凸顯。在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更具包容性的共生關系、實現合作雙方價值共創也為企業間關系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最后，從產業系統角度來看，目前我國取得創新追趕的領域大多為標準化、技術復雜性較低的大規模制造業，相比之下，在高技術、小批量定制、工程密集的復雜產品系統領域的創新能力仍然偏弱。作為后發國家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支撐，復雜產品系統的創新模式超越了傳統企業間合作的二元關系，形成了以系統集成為核心職能的多組織、跨層級網絡協作模式。因此，未來合作創新的相關研究可以結合正在快速崛起的高鐵裝備、核電站、大飛機等復雜產品系統產業，探討提煉全球價值鏈情境下的新型互動機制與整合機制，為企業打破低端鎖定、構建“以我為主”的創新網絡提供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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