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樂嘉藻《庚戌旅行日記》中的清末北京古玩市場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薛舒丹
摘 要：樂嘉藻在其1910年的《庚戌旅行日記》中記錄了自己歷時七十三天的北京之行，這段旅程中他多數時間用于游覽京城，流連廠肆，尋訪古玩舊書等。日記內容涉及到當時北京古玩市場的交易模式、買家心理和行業內幕等諸多細節。這份知識分子親身參與文玩交易的私人記錄，文字細致、描寫真實，是清末民初北京古玩市場相關研究和民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珍貴補充資料。
關鍵詞：樂嘉藻 《庚戌旅行日記》 清末 北京古玩市場
中圖分類號：K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22）03-113-121
中國的藝術品交易古已有之，吸引著歷代的大小藏家。北京古玩市場的興盛則與其作為明清兩代的都城相關，至明代晚期，北京藝術品交易市場的雛形已現1；至清代，北京的古玩交易市場進一步成熟，逐漸成為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清末民初，受時局變化的影響，北京的古玩市場在當時社會的博古、玩古風尚影響下呈現出新舊交織、中西碰撞的復合面貌，這種特征不僅深刻影響了此后北京古玩市場的格局，還吸引了當代研究者的廣泛關注2。而筆者發現樂嘉藻在其1910年的日記中對當年北京文玩市場的一些情況有所記述，這份私人記錄或許可以成為研究清末民初北京古玩市場的補充資料。
一、概述
樂嘉藻（1867―1944），原籍貴州黃平縣，清光緒癸巳（1893）恩科舉人，戊戌科（1895）會試不第，參加“公車上書”請愿簽名，回貴州后積極參與地方維新活動，是貴州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一生歷任貴州咨議局首任議長、天津直隸商品陳列所干事、直隸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干事等職。有《中國建筑史》《香雪堂詩》《香雪堂文》等著述。他勤寫日記，其現存日記起于清宣統二年（1910），終于民國三十三年（1944），共七十七冊，分別以年份或內容命名。其中與巴拿馬賽會相關的日記于民國十年（1921）納入《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鉛印出版，其馀手稿則由他的曾孫女樂慈女士于2013年交由貴州省文史研究館整理，這部分手稿中的《辛亥日記》與《庚戌旅行日記》于2014年至2016年在《貴州文史叢刊》上陸續整理刊載，至2019年，這兩部日記同他的《元年旅行日記》一起由貴州人民出版社納入《民國貴州文獻大系（第六輯）》中集結出版1。而基于樂嘉藻日記的專門研究目前僅見《樂嘉藻日記》第一冊的整理前言和由此修改而來的《樂嘉藻辛亥前后日記三種述略》2一文，以及《樂嘉藻日記中的黃遠庸及其被暗殺事件》3一文，其中仍有許多資料留待挖掘。
《庚戌旅行日記》開始于清宣統二年農歷三月二十二日（1910年5月1日），結束于農歷十二月十五日（1911年1月15日4），數月間樂嘉藻輾轉于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幾乎在每一日都記有日記，日記內容并未提及他此行是否有公務在身，而是集中于對他本人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費等內容的詳細記錄，是一份記錄當時文化生活相關內容的文獻史料。關于樂嘉藻抵京與離京的日期，以及他在北京逗留的天數，現有研究中尚存可待商榷之處，《樂嘉藻辛亥前后日記三種述略》一文中提及：
……他取道遵義至重慶，乘船經三峽至漢口，逗留數日乘京漢鐵路火車往北京，二十四日到。七月初八日由北京坐火車往漢口。5
……此行他在北京羈留甚久，前后計八十三天。6
而回歸到他日記中去看，便可以發現在庚戌年四月二十三日，樂嘉藻便已經赴北京：
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飯后同至陳列所縱覽，并至上層少坐，又與斗南登屋頂，望南城西部甚詳，帝都之廣，信不可量…… 7
樂嘉藻大概率當晚夜宿北京，因為他次日一早便到北京的瑞蚨祥鴻記購物，又去勸業場早飯，飯后又至同仁醫院就醫后才與人一同出城，從天津的佛照樓退宿，當天即應友人之邀入住“陳列所中工業試驗場之化學科寓中”8，開始養病。此處的“陳列所中工業試驗場”以及前一天日記中的“陳列所”所指實為農工商部在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奏請在被燒毀的京師勸工陳列所舊址9上籌設的工業試驗所10。此后，樂嘉藻旅居北京，直至當年的七月初七日早起乘車離京，夜宿彰德府（今河南安陽）：
七月初七日（八月十一日）早四點半即起，檢點行李……暮宿彰德府…… 11
綜上，樂嘉藻應是在清宣統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910年5月31日）抵達北京，當晚大概率夜宿北京，并于次日正式搬入北京工業試驗所寓中，在七月初七日（1910年8月11日）乘火車離京，計算首尾，共歷時七十三天。
在這段不算短的r日中，樂嘉藻日記中除了對五月初四日得知自己被貴州商會推舉為國會請愿代表、五月初八日寫信辭謝代表之職的事件有所記錄之外1，其馀都是記錄游歷城市風貌，進出廠肆，尋訪古玩舊書等等。樂嘉藻此次北京之行的日記中古玩舊書的內容占比顯著，共有四十六天的記錄與此相關2，涉及到當時北京古玩市場的交易模式、買家心理和行業內幕等諸多細節。
二、《庚戌旅行日記》中的北京古玩市場交易模式
通過對樂嘉藻在北京時期的日記進行梳理，可以從中發現當時北京文玩交易的三種模式，分別為鋪面經營、上門兜售和廟會攤販。
首先是鋪面經營。這種擁有固定門店，求購者上萬購買的經營形式是當時北京古玩市場交易的基本模式，因而在樂嘉藻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頻繁出入琉璃廠和勸業場兩地的商鋪尋訪古物。樂嘉藻在完成抵達北京后的各項安頓事宜，以及養病數日后，第一站便前往琉璃廠尋購舊書：
四月廿九日（六月六日） 飯后，與桂生往琉璃廠看舊書，至直隸官書局買得舊刻《太平寰宇記》一，卅四冊，十八元?！稓w文》一，七冊，五元五角?！廖挠烟觅I得康刻《古文》一，十二冊，八元。《七十家賦抄》一，四冊，三元?！督逑匿洝芬?，三冊，三元?！瓋杉揖慵s明日十點送至陳列所寓。3
琉璃廠書市是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開館之日起發展起來的，孫殿起在《琉璃廠小志》中轉引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注》云：
nlc202211281739
……每日清晨，諸臣入院……午后歸寓，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之…… 4
自此，清代藏書家凡至北京無不前往琉璃廠搜集古籍善本，而至清末，京城王府貴家的珍貴藏書大量流出，使得琉璃廠的書市生意愈發繁忙起來，以至于近代著名藏書家倫明5在琉璃廠覓書時，留下了“目不暇接，每暮必載書滿車回寓”6的記錄。因而樂嘉藻選擇至此處尋訪古籍且確有豐富收獲實屬情理之中。
五月初二日，樂嘉藻又前往廊房頭條的勸工廠看舊磁，“買永樂堂煙壺，與價四元不成”7，與專售古玩舊書的琉璃廠眾商鋪不同，勸工廠是由官商合營的集購物、餐飲于一體的大型綜合性商業建筑8，因而樂嘉藻當日于勸工廠德聚興店中尋訪舊磁未果后，就能夠隨即“至樓上同昌館照像，即在玉樓春晚飯”1，行動十分方便。其后的時日中，樂嘉藻便頻繁前往琉璃廠和勸工廠兩地尋購古玩。
其次是上門兜售。上門兜售分為兩種，一為古董鋪主動攜帶古玩舊書上門售賣；一為沒有固定店面的行商，以個人身份完成交易。前者發生在商店熟客身上，比如上文提到的琉璃廠文友堂，便是在樂嘉藻第一次購物后的第四天（五月初四）由“伙計持舊書來賣”2，他沒買也不要緊，十天后（五月十四日），便又持明刻《韓柳集》《南豐集》上門兜售。又如樂嘉藻在五月十七日前往琉璃廠德珍齋購得雍正豆采果盤一架，五月二十日德珍齋掌柜便親自上門，“問買雍正綠磁盤，價五元；雍正舊磁盤一，價七元”3，五月二十一日復來售賣，其后德珍齋鄧掌柜又多次上門，不僅同樂嘉藻建立了穩定的交易關系，更能與之坐論古董門道。由于古玩價格較高，又有著特定的認可門檻，因而對于古董店經營者而言留住有品位、有購買力的固定客源非常重要，他們不辭辛勞多次主動上門兜售既是留客的商業手段，又是北京古董商慣于同文人學者交易往來的經營之道。后者更加神秘，這類行商沒有固定店面，手中器物亦大概率來路不明，真偽難辨，能與之直接交易者通常是古玩商戶或資深藏家。因此在樂嘉藻在北京的日記中，僅見一處疑似行商的記載，是他在七月初五日拜訪琉璃廠正文齋的東家譚鐵安，觀他所收藏玉器、煙壺之時的一次偶遇：
其處有賈人持苦瓜瓤煙壺二枚來，頗佳。又一枚則有綠斑，都人則謂之倭瓜瓤云。賈人言，大內藏磁，有時賜人，率被太監以賤物換去，持出貨與后門某古玩店……渠又言府門子內，惟禮王府藏物最富。蓋禮王多單傳，故此府自國初至今，從未分過。4
最后是廟會攤販。北京古玩交易的攤販經營多依賴廟會，內城的兩大廟會位于隆福寺和護國寺，前者逢九、十兩日開市，后者逢七、八兩日開市。樂嘉藻便在農歷六月二十九日前往熱鬧的隆福寺廟會：
局面較彰宜門土地廟會為大，有照相館，有嫁妝鋪、古玩玉器攤約數十起，大概偏于家常用器為多，然亦間有佳品……磁煙壺甚多，皆道光時物及偽古月軒。此品都城無處不有，不僅此處。有一永樂堂者不佳，且已磨損；一慎德堂者，無花，作翠藍色，而色甚薄，皆未問價。5
整體而言，廟會攤位的古玩價格不高，品質難以甄別。不過，雖然樂嘉藻在短暫涉足后感嘆其“終不如廠肆之多而精也”6，但是我們也不可以就此否認廟會攤販這一古玩交易模式的重要意義，因為它不只為少數行家里手提供了低價撿漏的可能，更為那些生活在北京城中的最廣大群眾提供了接觸古玩收藏的良機。
樂嘉藻作為一名外來旅行者，在他七十三天的日記中便能夠對北京古玩交易市場的各類交易模式都能有所述及，可見其對事物有較為細致的觀察能力和對古董收藏的濃厚興趣以及對古玩交易的深度參與。
三、《庚戌旅行日記》中的買家心理
日記作為一種私人化的文本，往往能夠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書寫者的活動細節與行為動機，樂嘉藻的日記便是如此，在他旅居北京尋訪古玩的歷程中，能夠看到他作為一名外地的收藏者在購買藏品時的審慎與鉆研。
從樂嘉藻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此行在抵達北京前，便留心在沿途的重慶、漢口等地尋訪古玩舊書，并且能夠識別書商詭言，精心挑選購買，最終購得清康熙拔宅飛升瓶、小藍瓷瓶、明萬歷菖蒲盒、霽虹果盤等古磁。正是因為他早有收藏古玩的習慣，所以當他面對熱火朝天的陌生北京古玩市場時，能夠靜下心來，以較為豐富的經驗來反復觀摩、深入鉆研，精心選品，然后盡可能以滿意的價格入手。
以上文提到的文友堂為例，芳臥逶諉娑緣昶袒錛頻牧醬紊廈攀凼椋都不為所動，未曾入手，及至五月二十日他親身前往文友堂店內，發現其書雖有佳者，但要價偏高，此后便再未在日記中見到與該店有所往來的記載。而樂嘉藻未從文友堂購書的原因不只是單純因為價格不合適，從他后來與沙土園會文堂售書處的成功交易來看，商鋪掌柜是否對他予以重視，是否與他建立友好信任關系也是交易能否達成的關鍵因素。六月初九日，樂嘉藻第一次去會文堂，其掌柜何培源便與他攀談，由此發現一些淵源：
其掌柜何培源字厚甫，自言與黃子壽、黃再同即交易多年，羅質安亦與周旋多年，黃本甫時各書即賣與伊，價二千八百兩。此書在戊戌年本甫曾與余談過，議價三千金，余嫌其中無用之書太多，故未接手，今尚有數部在何處。1
因此緣故，樂嘉藻對何十分信任，隨即開出書單委托他代為尋覓明刻《八家文集》《宋文鑒》《元文類》等書，當天即在店中用十二金買到翁刻《黃詩全集》一部。次日，樂嘉藻又前往何厚甫處，雖然未能談妥《宋文鑒》的價格及修整方法，但仍在他處用三十六兩買得《陸放翁集》，二兩買得毛刻《陶詩》。六月十一日，樂嘉藻又前往店中，將《宋文鑒》修正方法談妥，把《陶詩》退回。至六月十九日樂嘉藻復去會文堂時，二人的關系已經如同友人，交流古書信息，互相委托覓書：
余告以天津求古之《元詩選》索三百金，厚甫言此則太貴，無此行市。厚甫有開化紙《淵鑒類函》，缺第六函，余隨時留心代之配全，余許之。2
而這種交往是較為平等的，買家自然處在主動地位，賣家亦不卑不亢。六月二十四日，樂嘉藻前往會文堂，見《宋文鑒》已經整修完畢，約其第二日送至寓所，言及友人欲尋《小倉山房尺牘》，何厚甫便允諾次日一并帶去，但是當樂嘉藻試圖用三十二元買其要價六十金的《讀畫齋叢書》時，何厚甫還是表示拒絕。這種買賣雙方較為平等的友好交往顯然很符合樂嘉藻的意愿，除在會文堂掌柜之外，德珍齋的鄧掌柜、正文齋的譚鐵安東家、杜掌柜都采取相似的銷售策略，與樂嘉藻交好，往來頻繁。北京城知識分子、文化精英聚集，這類藏家一般有較高的鑒賞能力和知識儲備，要求京城古玩商們不能只從商業策略上下功夫，還需要具有精深的專業知識和一定的文化修養，加以誠信待客，才能夠與文人藏家交好，在成功售出物品的同時精進自身，形成市場的良性循環。若非如此，很難在藏龍臥虎的北京古玩圈做好生意。譬如前文提及的無名行商，在言及鈞窯出處時露怯，便立即被樂嘉藻捉住挑明，“賈人皇然，情形殊可笑”1；又如本節提到的文友堂，雖然派遣伙計上門送書，但書籍價格偏高，又沒有掌柜出面，不重視交流，便很難同樂嘉藻這樣精明仔細的知識分子成功交易。而十分有趣的一點，便是樂嘉藻還會對和自己鄭重相交的商人“網開一面”，例如就在他戳破無名行商謬言的同一場合，樂嘉藻發現正文齋東家譚鐵安給他展示的自己珍藏的古月軒玻璃壺“畫法并不工，非真物”，卻也只是腹誹“適以見其心勞日拙耳”2，并未真的出言相譏，為對方留有情面。
nlc202211281739
樂嘉藻雖然早有收藏古玩的習慣，但還是時刻注意精進自己的古玩鑒賞能力。在北京的這段時日中，他不僅頻頻向古董商和藏家了解相關知識，而且在因病無法出門的時日里，也不間斷地觀察器物，閱讀資料，自我鉆研。五月二十五日，樂嘉藻在家中養病，手持新購磁盤把玩，觀察到其底款和盤心花紋反向，是為了翻轉看時成為順向，而新造器物便不似此精細。五月二十六日，他又持天津萃珍彩品細目閱讀，把所有物品分類考察，從中得知天津古玩店以玉器珠寶、磁器為最多，再結合自己在琉璃廠各店的實際觀察，認為京津古玩交易，或皆如是。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取去年上海古瓷賽真會選品單考察，統計了其中康雍乾三代瓷器的形制和色彩，感慨自己于此道仍是門外漢。其后，直至他六月初二日能夠出門親往琉璃廠為止，幾乎日日都要細觀各種古玩細目深入鉆研，并將自己的鉆研所得記錄在每天的日記中。
從樂嘉藻的日記中可以發現，他對古玩的嗜好并非是由想要將之迅速轉手賣掉的利益驅動，而更多是因為他尊崇和研究古物所蘊含的歷史價值，力圖深入考研豐富知識并享受品鑒古物時的審美愉悅。因此，他才更青睞與能夠同他交流古玩知識的商人做交易，才能夠在發燒、頭昏、牙疼等多重疾病纏身時仍然不忘鉆研古玩之道，并且在日記中細致記錄。
四、《庚戌旅行日記》中的北京古玩行業內幕
樂嘉藻在北京的這段時日中，關于古玩知識的攝取不僅賴于他本人的親身尋訪、居家琢磨，其更大的收獲來自于同古董行從業者和資深藏家的深入交流。前者的代表是琉璃廠德珍齋的趙、鄧兩位掌柜。在樂嘉藻于五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五月十九日三訪德珍齋并購入一雍正豆彩果盤后，德珍掌柜五月二十日便上門問買雍正舊磁盤，在次日（五月二十一日）又前來問買，在所持器物不被樂嘉藻入眼后，便約他下午去店中看古月軒煙壺。樂嘉藻于五月二十二日前往德珍齋觀此煙壺和其他古玩，并未與價而出。其后，樂嘉藻病倒，他的日記中下一次出現德珍掌柜便是五月三十日處眉注，寫道“德珍掌柜言，去年賣一豇豆紅與美國人， 價一千二百元云”3，可知此前雙方便有所交流。又據其六月十四日日記復提此事的內容可知，德珍齋這位掌柜姓趙4。至樂嘉藻病愈，首度出門便是在六月初二日前往德珍齋，以一百元購入鄒小山花卉冊。六月初三日，德珍趙掌柜送花卉冊至樂嘉藻寓所，與樂氏談論古玩良久，趙掌柜言及：
京師古玩行設在商會內，范圍專在銅、磁、珠，其碑帖、字畫、書籍皆不與。古玩商皆有憑據，始得入會置賣，外人不能入，外國人更無從問津。1
樂嘉藻與德珍趙掌柜有過不少往來，至六月二十二日，樂嘉藻前往德珍齋看畫，便約送至寓所，借看數日再議價。其后接待樂嘉藻書畫生意的換成一位鄧掌柜，日記中未言原因，而從兩位掌柜負責的不同古玩品類上看，或許是出于其術業各有專攻的緣故。至六月二十四日，樂嘉藻前往德珍齋問詢書畫代覓情況時，便在與鄧掌柜的交談中得知了一些德珍齋和樂嘉藻常去的正文齋的內幕信息：
德珍鋪屋倒價二千金，鄧掌柜言有倒價者屋租不甚貴。
德珍鋪屋三開間，后有住房兩層。
德珍言正文譚某近年生意正找錢。2
六月二十七日，德珍鄧掌柜持扇面前來，樂嘉藻購入后，二人詳細討論了樂嘉藻曾在病中細看的天津萃珍彩品細目，鄧掌柜指出其中的錯誤：
鄧言有牛頭尊、鹿頭尊，粹珍以鹿頭為牛頭者誤。3
又談到細目中標價九十五元的大雅齋花觚式磁瓶如果在琉璃廠價格會更高，以及品相上佳的梅花人頭罐現在價值千金等古玩行情，以及京中裱舊帖的價格息。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日記眉注中，又有“鄧掌柜言西人最不喜筆筒式之磁”4的記錄。在六月二十九日的隆福寺廟會中，樂嘉藻便看到了“略如德珍鄧某之所言者”5的人頭罐，可惜是新仿贗品。樂嘉藻七月初七日離京，而他在七月初二日仍前往德珍齋小坐，并在七月初三日德珍鄧掌柜持扇面數張到寓所時，留他共談古玩商情形。由是得知古玩行所設的商會是在春秋兩季，按照先來后到的順序賣貨，而買家也會被編號，再將號碼放到簽筒中，賣家按抽簽所得順序找買家依次議價，一人不要再輪到問詢下一位買家。鄧掌柜還說道：
廊房、取登等處古玩商善于裝點色澤，售與外人，常得重價云。6
樂嘉藻不僅在古玩商處習得不少古玩交易經驗，還從資深藏家那里學習了一些古玩鑒賞知識。后者的代表是時任都察院給事中的貴州同鄉陳崧山7。樂嘉藻于六月初六日前往米市胡同拜訪陳崧山，與之交談一個多小時：
先生收藏最富，以舊書為最多，見其所藏蔣南沙畫冊，有數幅精絕。座間懸有馬瑤草條幅，殊有蒼莽之勢。1
其后便按照陳崧山所言前往琉璃廠后沙土園之文昌館中看舊書，以及到怡墨堂裱《張遷碑》，并且從“崧翁所言古物各價多與德珍趙言合”2一句可知，陳崧山確為此中行家。六月十一日，陳菘山來訪，與樂嘉藻細論舊磁，所言內容可見其于古玩一道鉆研之精深：
崧翁言，豇豆紅乃康熙時物，郎窯仿之，底面不白而有冰裂紋，其白口曰燈草綠。又言乾隆仿雞缸過于成化，所蓄二枚里面亦有□二人云，曰最難得。視余所藏雍正諸盤，言皆非偽物，但易得，過枝者難得，然偽物亦多。視余漬白印色合，言其當是明物，荷葉杯則言是建窯，非定窯，定窯須有淚痕。又言霽紅之佳者多有翠點，器底有堂名者，不盡大內物，各邸皆用之。崧翁言《全唐詩》為明末某處士所集，其稿后歸錢牧齋，國朝得其稿而附益之以之發刻，而諱其所出。此稿于前數年見之琉璃廠，為東三省游宦鄧某購去。3
此外，陳崧山還提到與樂嘉藻交好的會文堂掌柜“何厚甫生意太狠”，正與當天樂嘉藻在正文齋杜郁芬掌柜處聽到的“何厚甫為人厲害，有諢名曰‘何漂’”評價相合。
六月十二日，樂嘉藻至琉璃廠正文齋，又發現正文齋掌柜杜郁芬所言西人收書之事，之前崧翁和何厚甫亦言。樂嘉藻不僅從陳處了解古玩商情況，學習古玩鑒賞知識，還代他收書，在六月十八日“將向福田假得之《巢經巢遺詩》四冊檢出，命王升柬送陳崧翁處”4。
nlc202211281739
從樂嘉藻同從業者和資深藏家的交往中可以發現，古玩一門的確深不可測，不僅需要通過實際接觸來修煉眼力，還需要通過廣泛社交來獲取有效信息，否則很容易成為商家眼中的外行和“冤大頭”，繼而上當受騙。古玩收藏的魅力正在于此，巨大的精力投入和顯著的經濟風險往往意味著足夠高的回報，這種回報不只是指金錢收益，還包含著自身鑒賞能力的提升以及受到肯定時的愉悅。
五、結語
本文通過對樂嘉藻《庚戌旅行日記》中的北京古玩市場部分進行梳理，不僅從中抽取出當時北京古玩市場的三種主要交易模式這樣相對客觀的資料信息，還發現了其中樂嘉藻本人在參與古玩交易時表現出來的崇古輕利、審慎鉆研和以誠待人的品性，以及他與古董商人和資深藏家交好，進而獲知一些行業內幕等的生活體驗，日記內容詳實且富有趣味。這份知識精英親身參與文玩交易的私人記錄十足難得，無疑是清末民初北京古玩市場研究和民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珍貴補充資料。而在此之外，樂嘉藻現存的歷時三十馀年的七十七冊私人日記中還蘊藏著海量文獻寶藏，亟待研究者的進一步整理和挖掘。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eijing Antique Mark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Yue Jiazao's Gengxu Travel Diary
Xue Shudan
Abstract： In his 1910 Gengxu Travel Diary，Yue Jazao recorded his trip to Beijing，which lasted seventy-three days，during which he spent most of his time touring the capital，searching for antiques and ancient books. The diary contains details about the trading patterns，buyer psychology，and industry insider of the antique market in Beijing at that time. This private record of an intellectual's actual engagement in the curio trade is meticulously written and realistically described. It is a valuable addition to any study of the curio market in Beijing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as well as to any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ordinary people's lives.
Key words：Yue Jiazao；Gengxu Travel Diary；the Late Qing Dynasty；Beijing Antique Market
任編輯：思純
nlc202211281739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hailuomaifang.com/4/view-1544264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