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省域循環經濟效率評價與創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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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飛美
摘 要：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循環經濟也成為國際社會廣為推崇和實踐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在對循環經濟、利益相關者理論進行概述的基礎上，文章分析循環經濟利益相關者之政府、企業、公眾的博弈行為，運用DEA－BCC模型對中國30個省區市的省域循環經濟效率進行評價，結合Malmquist指數考察各個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動態變化及其分解情況，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以優化政府監管機制為前提、以完善企業責任機制為核心、以健全公眾參與機制為保障的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的創新發展機制。
關鍵詞：利益相關者理論； 省域循環經濟； 效率評價； 發展機制
中圖分類號：F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3060（2022）05-0115-10
在資源環境問題突出、轉型發展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我國興起了循環經濟研究與實踐的熱潮。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循環經濟亦是被國際社會廣為推崇和實踐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目前，我國循環經濟在可持續、低碳、新常態等理念指導下，取得了可喜進展。未來，在“污染防治攻堅戰”“綠水青山”“垃圾分類”等背景下，循環經濟發展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循環經濟是一項需要中央、地方各級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等諸多主體共同參與協作的復雜系統工程，其不同主體所追求的利益不同，它的內在本質就是政府、企業、公眾之間的博弈。基于此，對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省域循環經濟效率進行評價，有助于把握我國目前省域循環經濟效率水平，同時，亦可據此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創新政策來完善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的發展機制［1］。
一、 相關理論概述
?。ㄒ唬?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是一種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發展模式，其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特征。目前，廣為接受的循環經濟理論將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進程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從被自然支配的“農業經濟模式”到“資源―產品―廢棄物”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模式”，再到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2］，之后演變為現今閉環式、動態、良性的“循環經濟模式”?？梢哉f，少投入、高產出、低污染是循環經濟的主要特征，它既是環境經濟與資源經濟的全新結合，更是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其可以同時兼顧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是一種科學的發展觀、全新的發展模式［3］。循環經濟實現了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轉變，尤其是在環境污染日益嚴重、資源能源日趨緊張、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復雜形勢下，要想提升國家綜合實力，實現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循環經濟［4］?？傮w而言，循環經濟是在自然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的基礎上，按照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原則，依托先進的技術工藝、設施設備、管理手段、體制機制，對生產、流通和消費全過程進行調整優化和改造重塑，逐步建立起循環型生產方式與綠色消費模式，以實現能源使用節約化、資源利用循環化、生產全程清潔化、垃圾排放無害化、廢物再生高效化。
?。ǘ├嫦嚓P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作為目前在管理學和經濟學等領域廣為接受的一種學說，最早由西方學者提出。在20世紀60年代，學者從企業經營中股東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為中得到啟發，總結得出了“股東至上主義”模式。在發展過程中，股東一味追求短期目標，其行為對職工、顧客和供貨商等均產生影響，該模式的弊端逐步顯現。于是，在20世紀80年代“股東至上主義”被打破，利益相關者理論出現［5］。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利益相關者是基于實現同一個目標而聚在一起的個體或群體，為了實現目標，他們投入物質資料、人力Y源和金錢等，過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風險［6］。因此，利益相關者理論不僅注重要素投入，同時也注重各主體之間的關聯性。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理論應該強調長期價值或利益最大化，而非只注重短期效益。發展循環經濟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中央、地方各級政府、企業及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然而，在循環經濟實踐中，各主體不同的利益訴求必然導致利益博弈。從循環經濟行為主體的視角審視，政府、企業、公眾是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三個核心利益主體，三者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顯示出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作用，因此主體間的利益也不一致，彼此之間形成復雜的利益關系。由此可見，循環經濟發展進程中的政府、企業、公眾，分別作為宏觀責任主體、微觀責任主體、重要參與主體，在促進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通過分析各利益相關者的博弈行為與策略選擇，有助于破解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價格與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價格倒掛等“不經濟”現象。
二、 循環經濟利益相關者博弈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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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為循環經濟宏觀責任主體，對發展循環經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追求的是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即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統一。作為社會公眾利益的代言人，政府在利益相關者理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通過協調以實現各方利益均衡，最終實現循環經濟的發展［7］。環境作為一種非競爭性、地域性明顯的產品，容易產生資源配置不當從而引發市場失靈，由此制約循環經濟的發展［8］。此外，以現實物質利益為中心的傳統政績觀對循環經濟發展也有較大影響。由于資源能源投入與產出效益未被納入核算體系，地方政府在缺乏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的動力的情況下，往往只集中于追求“GDP增長”而忽視社會效益，甚至有可能犧牲生態效益來換取經濟效益。而對于循環經濟，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同樣重要。因此，作為國家、社會和公眾利益的代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應使三種效益協調發展，并以此為導向制定政策、完善制度、健全機制［9］，運用行政、法律、經濟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通過引導和約束企業、公眾行為，實現從生產到消費各個領域的循環經濟發展。
（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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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決策的主體所追求的目標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總會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方案，這是“理性經濟人”的設定［10］。而企業作為典型的“理性經濟人”，相較于摸不著、看不見的環境效益，一定會選擇經濟效益［11］。作為社會產品生產者和污染物制造者，企業若想實現循環經濟，則需要通過引進新技術、改變生產方式和清潔生產等方式降低污染，而這些行為無一例外的都需要企業加大投入、增加成本，因此企業不會主動采取節能減排等措施。此外，生產者責任和污染者付費等制度沒有得到企業的認可，也沒有真正實施或推行，這使得企業污染成本低、代價小，企業容易冒險排污或以能耗物耗獲取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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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循環經濟重要參與者，公眾追求的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這里的公眾主要包括個人和社會組織：個人是循環經濟系統中主要環節的消費者個體，社會組織指各類以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為宗旨的團體。公眾可以通過選擇更加低碳的綠色消費生活方式成為循環經濟的參與者，也可以通過監督企業排污、能耗等行為成為循環經濟的監督者，同時公眾也是循環經濟的成果共享者。因此，充分發揮公眾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有利于實現“五位一體”總體布局［12］。公眾是循環經濟的積極參與者，而意識障礙和能力障礙制約了公眾參與循環經濟的程度，這種障礙主要表現在意識觀念落后和行為模式滯后。在傳統經濟中，人們的消費觀和價值觀是“人類中心主義”，即以個人物質享受為重點的生活方式，追求“過度消費”“高端消費”而忽視“適度消費”“綠色消費”，這種落后的意識觀念和行為模式制約了循環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公眾能夠推進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逐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促進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三、 基于DEA－BCC模型的省域循環經濟發展效率評價
?。ㄒ唬┲笜梭w系構建
筆者廣泛聽取高等院校及相關部門等循環經濟方面專家學者的意見，在遵照構建原則的基礎上，借鑒他人的研究與實踐成果［1317，4］，從數據的可靠性和獲得性出發選取指標，在此基礎上進行變量相關性篩選，剔除高相關或無關指標，最終建立起包括循環投入與循環產出2個二級指標以及8個三級指標的省域循環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二）評價方法選擇
第一階段：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運籌學和經濟學中用于估計生產前沿的一種非參數方法，該方法通常被用來測量一些決策部門的生產效率。根據本文研究目的和內容，選擇投入導向的BCC（規模報酬可變）模型，具體如下：
第二階段，選取生產效率變化測算――Malmquist模型。早在1953年，對消費展開研究的StenMalmquist第一次提出Malmquist數量指數，而Rolf Fare等人將非參數的線性規劃算法引入Malmquist生產率指數，開啟了多投入與多產出的應用模式。在經濟研究方面，Fareetal則創新性地將DEA與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方法相結合，兩者配合使用使效率解析顯得更為科學合理?；赟hephard提出的距離函數，Fare等人建立了Malmquist指數。具體表現形式如下：
其中，分式子（Xt+1，Yt+1）、（Xt，Yt）分別用來表示在t+1時期和t時期的產出變量與投入變量。距離函數dt0（Xt+1，Yt+1）表示在t時期的生產可行性邊界到t+1的距離；同樣，距離函數dt+10（Xt，Yt）表示的是在t+1時期的可能性邊界為標準t的函數。
如果M0>1，則代表t到t+l時期的全要素生產率處于增長狀態。
如果M0<1，則全要素生產率在t到t+l時期沒有增長，處于降低狀態。
總而言之，與基于靜態角度的相對效率評價方法“數據包絡分析法”相比，Malmquist指數優點在于反映被評價對象的效率值變化情況，是一種動態的評價。因此，將DEA模型與Malmquist指數這兩種非參數評價方法結合起來，可以使得評價更為客觀與準確。
?。ㄈ祿占c評價
依照上述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對《中國統計年鑒》《中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等相關統計資料進行查閱與整理，收集了30個省區市的相關數據。將選取的投入產出指標利用DEAP2.1軟件進行處理，分別得到表2―表4數據：
（四）評價結果分析
通過對上述2016―2020年30個省區市DEA評價結果（見表2）分析可知：30個省區市五年的平均綜合效率為0.9696，說明其循環經濟綜合效率處于非有效狀態；平均技術效率為0.9836，說明仍有提升空間；平均規模效率為0.9856，說明其循環經濟發展規?？赡艽嬖谌哂嗟耐度胍?。再從表3可知，2016―2017年規模效益遞增的DMU從3個攀升至10個，隨后又連年下降至3個。規模效益不變的DMU個數從2016年的20個下降至2017年的14個后又逐年增加，至2020年達到24個。而規模效益遞減的DMU從2016―2019年基本穩定，2020年時下降至3個。整體數據表明：30個省區市的規模效率變化趨于穩定，循環經濟的效率提升更多要從技術角度提升，這也與循環經濟的發展途徑一致。因為循環經濟的發展不僅依靠生產要素的投入，還要依靠先進技術以提高效率。
表4的30個省區市2016―2020年Malmquist指數分析結果則更加全面深入地體現了30個省區市的循環經濟效率動態變化。在技術效率變化方面，全國平均水平是1.004，可知2016―2020年我國循環經濟效率有所提高，其中包括云南、黑龍江、福建等在內的9個省份的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大于1，意味著五年內這些地區在循環經濟效率方面取得了良好的進步，可以繼續加大投入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除此以外的四川、貴州和吉林3個省份表現不夠突出，技術效率都小于1，表明在此期間其利益相關者配合不佳，技術效率發生了退步。在技術進步變化方面，北京、重慶、海南、湖南等共24個省區市的技術進步指數大于1，表明這些地區對技術效率較為重視，持續提升技術水平以實現循環經濟活動更有效的實施。寧夏、內蒙古、新疆等6個省份效率在0.9～1，屬于技術退步狀態，應該在著力提升技術水平的同時加強企業管理。在純技術效率變化方面，平均值為1.003，意味著對投入資源的利用率有了小幅度的提升。其中純技術效率指數大于1的省區市共計6個，而低于1的省份有貴州和四川，因此這些地區的利益相關者應該加強資源配置，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才可以實現又好又快地發展。在規模效率變化方面，整體規模效率變化指數的均值為1，其中規模效率指數小于1的省份包括湖北、廣西、貴州和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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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分析不難發現，在循環經濟發展中，單純的提高技術效率或者單純的提高規模不一定能夠產生效率最大化，需要各個利益相關者的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提升效益。針對我國循環經濟發展不均衡的態勢，應當樹立系統化的發展觀念，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根據不同省域的特點制定針對性的發展戰略以提升各個省域的循環經濟水平，實現我國循環經濟大發展。
四、 我國省域循環經濟創新發展的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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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制定政策法規。只有健全循環經濟法制制度建設，才能使企業承擔責任，公眾參與監督。研究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僅僅是影響循環經濟效益的要素之一，相比而言，修復環境導致的較高投入將進一步降低循環經濟綜合效率，制約循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形勢下，我國要在認真貫徹落實已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不斷健全環境保護、污染防治、清潔生產、再生能源、節約能源、廢物利用、回收處理等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引導、規范循環經濟發展。我國還要堅持立法與預防先行的原則，明確消費者、企業、政府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義務與權利，將生態環境視為自然資源并納入國家公共管理范疇。同時，循環經濟也受到消費政策和能源政策的影響，加之各省之間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資源儲量、自然環境等存在差異，我國要因地制宜通過提供資金、降低稅收、適度補貼等方式，有的放矢、各有側重地優化循環經濟發展布局。此外，要借鑒國外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經驗，出臺低碳通行證、碳關稅、環境監測指標等循環經濟壁壘，嚴打破壞環境、污染環境等違法行為，加大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林業保護、植樹造林力度，并通過國際合作、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碳稅交易等方式，提高我國的環境安全水平，提升我國循環經濟的國際競爭優勢。
二是完善激勵機制。研究表明，五年間我國云南、黑龍江、福建等9個省份循環經濟發展迅速，勢頭良好，投入產出效率很高，可以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及完善激勵機制，全方位促進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要堅持激勵與約束共存的原則，健全財稅政策、金融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和產業政策，通過提供資金補貼、損失補償等方式，達到循環經濟的轉移支付目標。通過實施排污計量收費、排污權交易、征收污染稅和生態補償稅、政府優先采購綠色產品等方式，對發展循環經濟的企業給予獎勵，對采取傳統發展模式的企業給予懲罰，甚至使不發展循環經濟的企業利潤降至最少乃至為零。同時，要對循環經濟項目的投資給予稅收優惠，運用靈活、傾斜性的稅收政策，吸引市場資本進入循環經濟運作領域。可以通過高征稅、免稅、退稅、減稅、特殊的生態補償稅、大氣污染稅、污染源稅、垃圾填埋稅等方式進行；也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綠稅制經驗，從征收燃油稅、電力消費稅、航空旅行稅、垃圾處理稅、污水稅等方面著手，或通過資金獎勵、社會捐贈、專項撥款等方式，鼓勵和支持區域、園區、行業、企業大力推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激勵的同時也要加強監管，尤其是對生態敏感區、工業集中區、重點污染區等地區加大關注。
三是營造良好氛圍。不僅要針對企業加強循環經濟宣傳，也要加強公眾循環經濟意識教育。同時，要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將民生、環保、生態、節能、降耗納入地方政府及其領導班子的績效考核之中，落實各方利益相關者責任，建立稅收減免、政策優惠、提拔任用等獎懲制度，降低綠色技術開發成本，提供低廉的環保設備與技術，增進政府部門及其領導班子的責任意識和自律意識，營造生態文化氛圍，凝聚循環經濟發展合力，形成齊抓共管、相互監督的良好格局。當然，循環經濟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執行，離不開政府、企業、公眾的參與。因此，要建立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的循環經濟發展監督管理機制。通過完善環境監察人員、企業環保負責人的責任追查制度，綜合運用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加強協調、監督和管理，并加大環保部門的檢查力度，堅決杜絕環保部門與企業之間的尋租行為。在政府引導、管理、監督的基礎上，建立循環經濟公共服務平臺，充分發揮媒體、消費者、非政府組織的監督作用，尤其是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更應運用互聯網思維強化循環經濟監督管理，加強循環經濟的宣傳教育、信息發布和文化建設。除此之外，通過加強低碳文化建設、開展公交出行活動、加大公務接待監管力度、擴大綠色低碳采購范圍等方式，進一步培育循環、綠色、低碳消費文化，營造濃厚氛圍和良好風氣。
（二）核心：完善企業責任機制
一是推進責任共擔。進行循環經濟實踐首要遵守環境與發展并重的原則，因此，要運用系統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制定循環經濟的發展思路、目標、步驟和措施，推進循環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研究表明，因利益相關者缺乏合作、配合不佳，四川、貴州、吉林等省份技術效率有所退步，制約著其循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此，要建立責任共擔、緊密合作機制，系統化、前瞻性制定協調經濟、社會、生態共同發展的指標體系或評價參數，對發展循環經濟的園區、企業進行獎勵，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行業企業，加快促進產業轉型升級。通過建立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對企業發展循環經濟進行排名以及在工業園區、產業集群推行統一標準或制度等方式，形成互相激勵、責任共擔的格局。企業之間不再是簡單的利益共享，同時也要風險共擔，更重要的是要互促發展，通過建立廢棄物信息交流、共享平臺，使用再生原料，保障廢棄產品規范回收利用和安全處置，加強信息公開等方式減少企業間的談判成本和處理支出，形成更為強大的產業集群和產學研聯盟。除此之外，還要推動供應、回收、資源化和市場化等各個環節的企業合作共生，有效整合優勢資源，實施全價值鏈成本控制，重視不同主體在脆弱性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發揮，形成上、中、下游協同降本增效的長效機制。
二是加大技術投入。研究表明，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的平均技術效率不高，投入要素冗余，循環經濟技術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同時，相較于生產要素投入之產出效率而言，技術改造、技術創新、技術提升之產出效率更高，這也是我國循環經濟效率持續增長的關鍵要素，因此，加大技術投入理應成為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與重要抓手。我國應當在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的過程中，建立涵蓋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等技術的研發與創新體系，加大技術研發配套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推進循環經濟的產業化、集群化、生態化、技術化發展，改變投入產出不成比例的狀況。為此，要建立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業企業共同參與的科技創新體系，研究開發清潔生產、污染治理、資源利用等技術，立足區域特色及其發展優勢，培育一批循環經濟示范區域、示范園區和示范企業，并創造各種條件培養、引進科技創新人才和高層次管理人才，由此輻射推進循環經濟在社會、區域等層面的發展。企業要著力攻關替代減量技術、資源利用技術、檢查監測技術等循環經濟核心技術，為循環經濟發展提供技術支撐和重要保障。具體而言，要加快發展無害化技術或環境友好技術，加快新技術、新工藝和新設備的推廣應用，推進“三廢”的無害化、減量化和資源化處理。鼓勵支持企業不斷完善技術研發、創新體系，加大知識產權和技術專利的保護力度，提升循環經濟型企業的技術含量和貢獻度。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要深入實施“走出去”戰略，同時更要注重“可持續”戰略，并⒄庵擲砟罟崠┯諶生命周期，做到提升技術水平與加強企業管理“兩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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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u估體系。研究表明，加強資源配置、提升利用效率，不僅是政府部門的重要任務，更是企業發展的主要抓手，能夠助推循環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綠色GDP將環境要素、環境成本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國家或地區綜合發展水平進行了更為科學、全面的評價。以此為導向，企業要樹牢社會責任，遵循生態學規律，改革當前發展測評體系和經濟核算體系，建立健全綠色GDP核算制度，統籌存量與流量、實物量與價值量、解析式與加總式、資源管理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核算關系，使其涵蓋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方面內容。為了進一步提高監督效率、降低監督成本，政府部門可以建立企業排污、環境指數等監測系統，實時記錄企業的清潔生產和節能降耗情況。當企業想要新建或改建項目時，應將檢測系統的數據作為參考依據；制定不同產業和行業、企業和園區等運作過程中的生態建設指標，定期對相關產品的環境質量達標率、廢棄物循環利用率、企業循環經濟技術發展情況進行考核，并以考核結果為標準，對違規運作行為予以制約，對理性發展模式予以獎勵；堅持污染者付費制度和排污者懲罰制度，并為節能降耗企業及其技術提供資金補助、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在此過程中，借助綠色產品標識的認證和管理規定引導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遵循綠色采購制度，同時嚴格環境標志，生產優質的綠色節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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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高環保意識。發展循環經濟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需要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為此，政府要加大引導性政策的執行力度，設計環保發展宣傳語，加強循環經濟、低碳節能的宣傳和教育，提高循環經濟利益相關者的環境維權意識、環境保護意識、科技創新意識和循環經濟共識，增強公眾的環境保護、資源保護、能源保護觀念，切實將環保、低碳、節能、減排等循環經濟理念植入公民心中，并用生態理念驅動公眾樹立科學合理的生活價值觀。同時，通過宣傳綠色理念，加強公眾對環境保護的認同感，提升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引導公眾從“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中心主義”轉變。特別是生活垃圾的處理，應當通過多種方式讓垃圾成為“放對”的資源，進一步加強資源配置、提升利用效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公眾參與循環經濟的決策、民事、行政訴訟和賠償等制度，推進環境教育貫穿于學校教育的各個階段、各個環節，潛移默化、實實在在地影響學生的日常行為。
二是推進綠色消費。當前仍有部分民眾還未樹立起綠色消費、低碳生活的觀念，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生活用水用電節約、包裝袋重復使用等行為較難推廣，仍存在過度消費、奢侈浪費等現象，這與未能充分調動利益相關者參與循環經濟實踐有關。而推行綠色采購、綠色消費等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是從根本上調動社會公眾參與循環經濟建設的重要舉措，有助于推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在社會層面上深入發展。通過系統化教育方式，引導民眾養成節儉消費、健康消費、綠色消費、循環消費的行為模式，倡導人們使用環境友好的綠色產品和循環型產品。針對不同人群，通過潛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幫助其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同時，通過建立專業網站、發展廢棄物交易平臺、健全市場交易機制，讓民眾能夠依托廢棄物或舊物交易市場進行消費，借此建立循環經濟利益相關者的共享、合作體系。
三是暢通參與渠道。單純依靠提升技術或提高規模難以確保生產效率最大化，還需要政府、企業、公眾等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密切配合、緊密合作，公眾參與循環經濟發展不可或缺。我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明文規定，公民不僅享有環境信息知情權，同時也享有環境保護的監督權和環境危害索賠權，但是以法律武器維護環境權益的案例少之又少。公眾獲得總效用的大小與公眾參與循環經濟獲得的總收益大小有關，與政府的激勵力度有關。為此，政府應當建立信息公開、舉報平臺，增強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的操作性與可行性，發揮環境社團等社會組織及社會公眾的重要作用，結合激勵獎懲、業績考核等方式，讓公眾直接參與決策、管理、監督過程，增強公眾的主人翁意識。除此之外，要推動政府、企業與公眾實現信息交流共享，政府要做到政務信息公開，發展環境信息服務業，逐步完善環境信息市場化運作機制，促進環保信息組織發展，建立循環經濟信息交流、質量反饋平臺，全方位確保循環經濟信息的共建共享、公開透明、完備對稱，改善公眾參與邊緣化、形式化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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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Efficiency Based on Stakeholder Theory
WU Feimei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circular economy has also become a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widely promoted and practi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paper， on the basis of an overview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stakeholder theory， analyzes the game behaviors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as stakeholders of circular economy. DEA－BCC model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in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The Malmquist index is used to examin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decomposition in each region. The paper then propose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China’s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with the premise of optimiz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mechanism， the core of improving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and the guarantee of sound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 a targeted manner.
Key words：stakeholder theory;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efficiency evalu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F任編輯：周春玲）
nlc20221207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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