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期的留德學生與美國文化獨立的先聲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高岳

　　摘 要： 19世紀初期到德國留學的美國學生，有感于德意志知識精英推動的知識傳播、公道德的提升對民族文化振興和統一的德意志精神的塑造，學成歸國后在美國引入了現代大學精神，倡導對古希臘經典文獻的研究，從而培養知識精英，引領社區自治精神，建構美利堅的民族性格。德國的歷史哲學使留德學生意識到文化的民族性，因此在他們對德國文化的借鑒中，吸收了能夠塑造公民美德的元素，以利于維護共和精神。留德美國青年在對美利堅民族歷史的書寫中，融和了德國哲學家赫爾德的人道觀念，從而凸顯了美利堅民族的特性。留德美國青年對德意志文化進行了有選擇性的借鑒，并與美國的本土現實相結合，從而引領了美國文化獨立的先聲。
　　關鍵詞： 美國留學生；德意志文化；美國；文化獨立19世紀初期的美國在政治上取得了獨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憲法為藍本的共和制國家，但當時的美國工業化進程尚處起步階段，而且由于缺乏歷史傳統，文化建設尤其薄弱，在世界舞臺上仍然默默無聞。美國建國初期，一些有識之士即認識到知識的傳播對共和國良性發展的重要意義，開始倡導公眾教育的推廣，吸收和借鑒歐洲的文化和思想。從殖民地時期開始，美國即承襲英國的建制、文化和習俗。建國初期，美國人的熱情集中于對國家建制的討論，熱衷于寫宣傳小冊子，卻疏于文化的建構。盡管有康涅狄格州的作家創作出一些文學作品，但其主題卻與美國本土的環境、生活和文化相去甚遠，在風格上也具有濃厚的英國小說的特征。美國著名作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曾在《紐約外史》中描繪了最早定居于紐約的荷蘭移民，作家詹姆斯?F.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1821年開創了完全屬于美國的題材，但故事的主要發生地是他熟悉的紐約州的韋斯切斯特地區。①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初期，美國的史學作品也具有濃厚的區域特征，大多是城鎮、州或地區的編年史。本杰明?特朗布爾（Benjamin Trumbull）的《美國通史》②和拉姆齊（David Ramsay）的《美國革命史》③打破了地方史學和保守觀念的限制，開始嘗試把美利堅看作一個完整的國家來書寫其歷史。但是，二者都沒有通過追溯北美殖民地和美國革命歷程來探討美利堅的民族特性。
　　進入19世紀，隨著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傳播，追尋民族特性，進而建立民族文化成為很多知識精英的共識。尤其在1812年英美戰爭之后，美國人的愛國熱情被進一步激發出來，發展民族文化以對抗英帝國殖民者的呼聲更加強烈和急迫。19世紀上半葉，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德國的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學等對美國文化的發展影響至深，美國也正是在選擇性和創造性地借鑒與吸收德國文化的基礎上，逐漸創建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到德國留學的美國學生則成為德國文化輸入美國的重要媒介，他們對德國文化有選擇地吸收，率先發出了美國文化獨立的呼聲。
　　對第一代德國留學生的研究可見于19世紀德國大學和美國大學之關聯性的著作中，教育家查爾斯?特溫（Charles F.Thwing）在《美國和德國大學：百年歷史》一書中介紹了在19世紀的百年間美國青年到德國接受教育的狀況、移居美國的德裔學者對美國大學的影響，以及美國大學對德國大學教學方法的借鑒，其中第一章大致展示了第一代美國留學生在德國的學習生涯。［ Charles F.Thwing，The American and German University：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學者卡爾?迪爾（Carl Diehl）在其著作中以兩章篇幅大致介紹了19世紀早期到德國留學的美國學生的總體狀況，包括他們對德國大學的適應過程，以及對德國文化的了解和評價，作者認為第一代留德學生并未認識到德國學術的真諦。［ 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學者奧里?W.朗（Orie William Long）關注19世紀早期到德國留學的六位美國學者，簡要介紹了其生平、在德國留學的經歷和對知識傳播與推動學術發展的貢獻，也涉及這幾位美國學者對德國文化的感受。［ Orie William Long，Literary Pioneers： Early American Explorers of European Culture，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上述已有研究主要關注美國留學生在德國大學的學習狀況，以及德國大學對美國大學體制變化的影響，但留德學生如何在回到美國后引介德國文化，從而塑造美國文化并推動了美國的文化獨立，仍是亟待深入探討的問題。本文從轉移史（transfer history）的視角［ 轉移史考察基于文化媒介關聯起來的兩個單位（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國家、區域、市鎮、機構等）的相互關系。文化媒介指書商、出版商、大學、留學生等對技術、思想、觀念等的傳播和轉移起到重要影響的因素。轉移史亦關注某一民族文化內部的現象在傳播到不同的文化之后引發的相似或不同的結果。轉移史是突破民族國家界限的一種嘗試，是跨國史研究的一種視角。對轉移史的討論，詳見Heinz-Gerhard Haupt and Jürgen Kocka，“Comparative History： Methods，Aims，Problems，” ed.by Deborah Cohen，Maura O’Connor，Comparison and History： Europ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4，pp.31-37.］來考察美國以留德學生為媒介，在建立民族文化的過程中如何借鑒和吸收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理論，以及如何與本土環境和現實相結合來塑造美利堅民族文化的特性。

　　一、美國青年留學哥廷根的緣由及其對德國大學的評價
　　19世紀，很多美國青年學人選擇德國作為留學目的地。在當時的歐洲，隨著法國大革命轉向拿破侖專制，法國走向帝國的趨勢開始與美國的共和主義觀念格格不入。在19世紀初期的美國人眼中，法國人被視為“不信教者”，其松懈的道德感也倍受美國人憎惡。有些美國人認為，法國對于年輕人來說是一個不安全的地方，會使人道德墮落。美國青年在法國僅能領會到智識生活的意義和藝術鑒賞的品位，而這些被美國人視為皮毛之物，真正的學識還是要憑借德國大學嚴格不懈的訓練來獲得。當時英國的大學也很有吸引力，然而英國的科學研究卻在大學之外繁榮發展。一些兼備才智和財富的個人進行獨立研究，遠離社會和政治生活，且不關心國家事務，對推動英國的高等教育收效甚微。英國大學以培養紳士為目標的教學方式并不適合美國學生，因為后者把大學教育作為未來職業的鋪墊。而且直到1871年之前，進入牛津、劍橋大學的必要條件之一是簽署安立甘教會的“三十九條信綱”，［ 三十九條信綱是新教安立甘宗英國國教會的信仰綱要，清教徒認為英國國教會對天主教的改革并不徹底，希望凈化英國教會，因此遭到英國當局的迫害。為了進一步改革新教，清教徒在17世紀移居北美新英格蘭地區。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傳統深厚，因此美國學生無法接受簽署三十九條信綱。］這個要求也是阻礙美國學生進入英國大學的原因之一。［ Charles F.Thwing，The American and German University：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p.76.］基于上述原因，在19世紀里，大部分美國學生選擇德國作為海外留學目的地。
　　從19世紀初期開始，美國學生不斷奔赴德國留學。據粗略統計，1815―1914年大約有9000～10 000名美國學生在德國大學進行專業化的學習。［ 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49.］1810―1840年間在德國大學注冊的55名美國學生，在哥廷根學習者為25名，人數遠超在柏林、海德堡及其他地方的學習者。［ 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p.55.］哥廷根大學是當時德國大學的翹楚，其地位可與柏林大學匹敵。哥廷根大學建于喬治二世時期，主要由漢諾威王朝樞密院大臣閔希豪生（Baron Münchausen）一手操辦，其本人也是啟蒙精神的擁護者。另一位發起人是語言學領域杰出的學者海涅（Christian Gottlob Heyne），他擁有經世致用的智慧，是管理哥廷根大學的靈魂人物，其極高的聲譽和威望吸引了眾多海內外學子。在德意志民族復興的浪潮中，哥廷根大學不斷得到發展，經過19世紀初期的改革之后，其學術聲譽進一步提升，尤其在語言學、文獻學和哲學等領域，在歐洲居于引領地位。哥廷根大W的語言學研究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詮釋文獻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又發展為批判式思維方法，并應用到歷史和社會學的研究中。德國語言學家艾?；舳鳎↗ohann Gottfried Eichhorn）、韋爾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和歷史學家希倫（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薩爾費爾德（Friedrich Jakob Christoph Saalfeld）繼續將這種治學傳統發揚光大。
　　美國的知識精英與哥廷根大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766年，是年本杰明?富蘭克林到哥廷根參加皇家科學協會的會議，由此美國學者首次與哥廷根大學建立聯系。從1795年到1812年，漢堡的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埃貝林（Christoph Daniel Ebeling） 與在波士頓北部薩勒姆鎮的威廉?本特利（William Bentley）一直保持通信聯絡，［ Jurgen Herbst，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pp.14-15.］這使得哥廷根大學在語言學、歷史學等方面的成就得以被新英格蘭的學者所聞知，推動了美國學生留學哥廷根。1815年8月，喬治?蒂克納（George Ticknor）和愛德華?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一同從波士頓啟程到達了位于德國漢弗萊的小城哥廷根。兩年后，以出色的表現從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畢業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得到學校的資助，赴哥廷根留學。此三人成為赴哥廷根大學留學的首批美國學生。
　　這三位青年均在享譽歐洲的哥廷根大學語言學系學習，研讀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經典文獻，同時修習現代歐洲語言。初到哥廷根，蒂克納即被其現代大學的自由風尚和豐富的圖書資源所吸引，求知欲得到了極大滿足，彌補了之前的知識短板。他認為，閱讀是智識增長的基礎。哥廷根大學圖書館館藏豐富，擁有大約200 000冊圖書，現代文學方面的書籍尤其豐富，學生可以自由借閱，這與哈佛學院的圖書館形成了鮮明對比。［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Boston： James R.Osgood and Company，1878，p.72.］
　　在兩年多的學習過程中，蒂克納被哥廷根大學學者們嚴謹的學風和深厚的造詣所折服。1815年11月10日，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提到了古希臘語老師舒爾策博士（Dr.Schultze）：“每天我都被其講授內容的多樣性和準確性所震撼。他準備充分，探討問題細致入微。在其令人羨慕的成就下，我每天都感到沉重的壓力，歐洲學者和美國學者的差距如此之大！我們甚至不知道什么才是希臘語學者，如何才能造就希臘語學者。舒爾策只比我年長幾歲，我無法想象，多少時間的投入，或者怎樣不可企及的天賦才能令他對已經被遺忘的語言如此精通?！保?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73.］

　　蒂克納對哥廷根大學老師們的教學熱忱和精湛的教學藝術贊不絕口。在有關福音書的課程中，蒂克納評論道，艾?；舳鲗ΩＲ糁械囊恍┮呻y內容闡釋清晰，他審慎嚴謹的態度，雄辯的口才，在詮釋福音書時表現出的極大熱情和對真理深沉的熱愛，對于學生極富感染力。［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79.］1815年11月，蒂克納開始重拾拉丁語學習。在美國時，蒂克納認為拉丁語很難習得，現在卻進步很快，在他看來，這得益于“舒爾策投身于希臘語和拉丁語教學，擅長教學，具有犧牲精神，美國沒有這樣的學者”。
　　［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p.79-81.］
　　布魯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對其講授的自然史極其精通和熟練，具有令人愉悅的幽默感，并與其講授的重要內容聯系在一起，這種方式令人加深了學生對所學內容的印象。由此，蒂克納體會到美國大學和德國大學在教學方法上的重大差異。在哈佛學院時，老師講授有限的知識，學生機械刻板地背誦。在哥廷根大學，他意識到靠記憶獲取知識和被引導進行研究的區別。他在信中提到，教希臘語的學者不僅精通希臘語，而且懂得如何去教授希臘語。［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72.］
　　由于父親的影響和哈佛學院對班克羅夫特的期望，班氏最初立志要成為一名牧師或從事圣經和神學方面的研究，因此他在哥廷根大學苦讀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古代敘利亞語、拉丁文等古代語言，以期將來能夠從語言學的角度批判地研究神學。［ M.A.DeWolfe Howe，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Bancroft，Vol.I，New York ： C.Scribner's Sons，1908，
　　pp.49-54，79.］哥廷根的學者們對于古文獻的研究卻使其興趣發生了轉變。班克羅夫特十分欽羨哥廷根大學的學者們對于古物研究和古文獻整理的熱情。“當你看到一位飽學之士如何鑒賞古物，甚至視其為摯友與其進行精神交流時，那是十分美妙的情境。他能夠聽到來自遙遠過去的微弱聲音，當德國學者將其嚴謹、準確的技藝和堅持不懈的精神結合之后，歷史中最隱秘的部分竟然呈現于眼前。當你看到每一份收集到的手稿，每一種著作，無論是沉悶或是有趣，無論是富有天才或是缺乏創見，經過悉心審閱之后，它們顯現出其價值；當你發現無論多么渺小的硬幣和徽章、藝術的殘跡和大自然的廢墟都承載著可供研究的題目，你內心的欣喜之情不免油然而生”。［ Harvey Wish，The American Historian： A Social-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Pas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72.］
　　班克羅夫特發現，德國的學者把學術研究作為終身熱愛的事業，專注于此以求達于至臻。他們熱衷于智識生活，雖然與世俗財富無緣，卻投入其中并體味它的甘甜。海涅甚至用18年的時間去闡釋荷馬的一首詩，其影響深遠，引發了德國學者對神話學的討論，由此也為他贏得了學術聲譽。［ George Bancroft，“Studies in Germa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1855，pp.152-153，158.］
　　三位美青年在哥廷根大學的留學生涯，不僅使他們開拓了視野，得到了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訓練，而且也令其親身體驗到德國大學的自由氛圍，表現為選修課制度對于學生個性的尊重和潛能的發掘，以及教師們的教學熱忱對學生學習興趣的激發。尤其令三位美國青年印象深刻的是，優秀的專業學者對于學術研究的投入使學生把專業研究作為一項事業。上述所見所聞，使這三人在回到美國后，期望以德國大學的體制和文化振興的模式為參照系，推動美國傳統學院的變革，培養知識精英，引領知識的傳播和民族文化的獨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學者對于德國文化并不是照搬全收，而是與本土文化相結合，有選擇地借鑒吸收。
　　二、美國現代大學精神的培育與實踐
　　埃弗里特、蒂克納和班克羅夫特先后獲得博士學位后學成歸國，皆受聘于哈佛學院擔任教職。在哈佛的職業生涯中，他們體驗到美國大學與德國大學的顯著差距。哥廷根大學已經具有現代研究型大學的雛形，專業設置分明，學生按照自己的選擇接受專業訓練，聘請具有研究專長和豐富成果的學者擔任教職，雖然由政府出資建立和維系大學的運營，但大學的管理權卻掌握在教授之手。
　　19世紀初期的哈佛學院則仍然停留在傳統式的學院教學的窠臼中。學生入學后并不劃分專業，而是按照學校的規定修讀拉丁語、希臘語、邏輯學、語法、修辭，數學、幾何、自然哲學、物理、化學、生物學、動物學和天文學，以上是必修的基礎課，高年級學生則主要學習情感和道德哲學。通常由一位資深牧師擔任教師，講課內容完全隨教師的心意，但目的是使學生銘記人生的意義在于實現道德目標。［ George P.Schmidt，The Liberal Arts College，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7，pp.45-47；R.Freeman Butts，The College Charts： Its Course，

　　New York，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39，pp.116-155；轉引自Jurgen Herbst，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p.25.］由于當時的教師大多沒有經過專門的學術訓練，同時抱守相對陳腐的教學理念，通常的授課模式是老師講授有限的知識和內容，學生機械地接受和背誦。對于陳舊的教學內容，教師缺乏適度的熱情，學生也只是為了達到考試要求而被動吸收。
　　1819年，埃弗里特繼續其在1815年畢業后即被哈佛學院授予的希臘文學教職，蒂克納則被授予法語和西班牙語、經典文學（Belles Lettres）教職。蒂克納認為，哈佛學院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僅相當于德國高中的標準。因此，他向校方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埃弗里特亦是哈佛大學改革的倡議者和踐行者，他向學校倡導應根據學生的興趣和專長來選擇所學科目，對學生進行不同領域的專門訓練，強調劃分專業的必要性。
　　傳統的教學方法尤其需要革新。蒂克納強調教學過程中嚴謹的精神和詳盡的闡釋是十分重要的?！跋啾扔谑欠窨s短假期時間，或者增加上課時間，認真教學的原則尤其重要，不應被忽視”。［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62.］他認為教師的治學精神和思維方式應隨著講授的內容傳達給學生，使其能夠真正領悟掌握知識的方法。美國的大學投入資金多于歐陸大學，卻沒有一名好的希臘語學者，沒有人在畢業后精通拉丁語，學院教育也沒有為學生開啟去從事某個領域專門研究的大門。很少有教師能夠傳授給學生獲得知識的方法，鼓勵其勤勉的精神，通過適當的獎懲來推動其學業進步。“如果采取了以上措施，那么（大學）則實現了其職責，對公眾大有裨益”。［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63.］
　　1821年時，有人意識到哈佛學風不嚴謹，年輕人耽于享樂。蒂克納對于學生的選拔和管理提出動議：入學考試和學年考試應更加嚴格，不合格的學生將不能畢業，學科設置應更準確，授課應更嚴謹，糾正學生中存在的墮落風氣，以此來贏得公眾的信任。［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59.］
　　在蒂克納的建議下，哈佛學院開始實行選修課制度。改革措施在蒂克納所在的現代語言系取得了進展。學生根據專長選課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大部分學生能夠選擇他們樂于從事的專業。針對學生在入學時知識基礎參差不齊的情況，蒂克納提出應根據學生的學習進度和掌握程度來分班，這樣有利于學生學習進步，體現公平原則。［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p.366-367.］現代語言系的管理也不同于其他系，由教授進行直接管理。
　　蒂克納提出的認真教學的改革主張在哈佛并未被廣泛接受，除了埃弗里特踐行了其倡議，其他教師皆表示反對，分歧源于對于大學的功能和培養目標的不同認識。19世紀初期的哈佛學院，仍然沿襲了殖民地時期仿效英國大學創建的傳統學院模式，很多教職由牧師來擔任，期望通過基督教的訓誡使學習者承擔公民責任，實現公共利益，課程設置不面向任何一種職業培養，具有比較強烈的宗教色彩。而在德國接受學術訓練的學者們秉持著學術自由的精神，奉追求真理為最高目標，這種以“研究為信仰”的觀念在當時的美國大學看來卻如異端邪說。
　　哈佛學院的很多教師并未接受過現代的專業訓練，教學理念也比較陳舊。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的埃弗里特和蒂克納，接受了相對專業的學術訓練，已經具備將專業研究作為職業選擇的意識，他們對于學術研究的現代式認知開始扭轉新英格蘭學子們對于文學的傳統看法。對于19世紀初期的清教徒來說，閱讀文學作品僅僅是一種消遣，而清教倡導遵循教義宣講的美德，滲透到清教徒的生活中則表現為勤奮工作、節儉克己、減少休閑娛樂。因此，文學只是一種不被看重的休閑方式。蒂克納則懷著極大的熱情，認真又翔實地講授法國和西班牙文學史，引導學生對文學的興趣。有些學生開始意識到文學并非僅僅為了消遣，而是一項可以投入的終身事業，甚至為之放棄有利可圖的工作。［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24.］
　　m然蒂克納的改革動議和舉措在哈佛學院一時沒能廣泛展開，但其有關現代大學的觀念獲得很多有識之士的認可。蒂克納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高等教育應跟上時代發展的需求。傳統的習俗和體制已經不適宜加速發展的時代，時代呼喚秉承自由精神的大學，如果仍然止步不前，則會被時代所拋棄?！边@篇文章被全國各地的多家報紙轉載，并得到很多人的認同，甚至一些在宗教觀念上與蒂克納有分歧的教派，也對其有關大學的觀念表示贊同。［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64.］
　　在德國學成歸國后，班克羅夫特和約瑟夫?G.考格斯威爾（Joseph G.Cogswell）［ 考格斯威爾是班克羅夫特的學長，1806年畢業于哈佛大學，也曾在歐洲留學。］決定以德國大學預科學校（gymnasium）為范本，在北安普敦郡（Northampton）的圓山（Round Hill）建立一所大學預備校。圓山學校在一段時期內運行得比較成功，甚至從佐治亞州到緬因州的很多父母也慕名送自己的男孩子到這所學校就讀。［ Russel B.Nye，George Bancroft： Brahmin Rebel，New York： Alfred A.Knopf，1944，p.73.］班氏認為，教育對民主制度至關重要，其目標是為公民帶來履行職責的道義和勇氣。教育能夠培養國家需要的領袖，引領人們的生活方式。［ Russel B.Nye，George Bancroft： Brahmin Rebel，p.77.］

　　這三位美國青年受到德國大學教育的熏陶，回到美國后致力于推動哈佛學院向現代大學的變革，把追求知識和真理融入職業目標中，使大學生涯成為學術研究和職業培養的結合體，并使在本土接受教育的美國學者習得學術自由的精神。大學是培養知識分子的重要機構，在班克羅夫特看來，知識分子有責任投身于公眾事業，激發思想，塑造大眾的道德觀，培養社區自由和自治精神。［ George Bancroft，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111.］知識分子是民族文化構建的引領者，現代大學精神的培育為美國的文化獨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三、對德意志文化的吸收與對美國文化獨立的倡導
　　蒂克納、埃弗里特和班克羅夫特在德國接受了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訓練，打開了知識的眼界，他們認識到，對于文學等學科的專門研究不僅可以作為通向未來職業的途徑，亦可成為終身投入的學術事業。哥廷根大學被其視為知識的殿堂，迎合了他們最初的期望。提升自我雖然是三位青年學人的初衷，但在個人價值實現的背后還有美國文化獨立這個更宏大目標的支撐。這既是受到他們在德國所見所聞的啟迪，亦與其在哥廷根大學受到的教育相關，同時植根于美國的社會現實。
　　19世紀初，德意志在法國的占領下沉淪，普魯士率先覺醒，為社會底層賦予更多的自由。政府建立學校，尤其是在柏林、哥廷根等地建立大學，帶動了知識和自由精神在德國的傳播，振作了其內在的精神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德國學者形成了獨立的階層，德國北部出現了學術共同體，最初僅存在于薩克森、普魯士、漢諾威等地，隨著擁有新教觀念和哲學思想的自由主義大學的發展，其影響不斷擴大。蒂克納在給其家鄉朋友的信中提到了普魯士政府創辦大學，解放精神，通過知識的傳播開啟民智。［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100.］班克羅夫特也曾撰寫文章介紹德國的文學、語言學、天文學、動物學、哲學等學科的發展狀況。他以每門學問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為核心，在概覽其生平中展現其學術旨趣，從其人生中具有影響力和戲劇性的事件入手去言說典型人物的人生選擇，尤其贊賞其心無旁騖的治學精神，引領公眾精神世界的提升，帶動道德的凈化。［ George Bancroft，“Studies in Germa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03-205.］
　　三位青年在德國親身體驗到德國學者如何開啟大眾的知識視野，引領社會品位的提升，從而振興了德意志的文化，以及對知識的信仰和文化的傳播如何突破了地區的限制。蒂克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當某個普通德國人講到其自身的歸屬，他會認為自己是普魯士人、黑森人，這種排他的、強烈的愛國情感不輸真正的美國人。但是，當問及一位學者，他會把自己與整個德意志聯系起來，在受到新教觀念和哲學觀念影響的地方尤為如此。當提及驅逐一個漢諾威人或普魯士人，使其被迫放棄‘國籍’，一個普通德意志人會非?？謶?。但對于德意志學者來說，從柏林到哈雷（Halle），都會有賓至如歸之感”。［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101.］
　　19世紀初期的德意志還沒有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普通德意志人具有強烈的地區認同感，卻缺乏德意志人的身份認同。德意志學者在知識傳播和學術追求中體現的自由精神使其超越了地區或者公國的桎梏，形成了一種更加普遍的德意志精神，從而引領了德意志在精神上的統一。三位美國青年親身體會到文化發展給德意志帶來的變化，他們意識到無論是古代經典，還是近現代的文學，都有助于公眾文化的提升和道德感的凈化，這對于美國這個新生共和國的維系是十分重要的。19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的區域差異仍然十分顯著，缺乏凝聚力，因缺少歷史傳統帶來的民族身份的迷茫是年輕的美國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很多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應該建構美國自身的民族屬性，而民族文化的建立則是一條必經之路。
　　埃弗里特認為應當借鑒德國對古典文本的研究來塑造美國的民族文學。他在1817年時不無憂慮地寫信給哈佛大學校長約翰?桑頓?柯克蘭（John Thornton Kirkland）：“難道我們不需要科學嗎？不需要文學嗎？……不需要以文化為這個民族奠定基調，為這個國家建立公共品味，并使我們的子孫引以為傲嗎？難道我們只追求沒有文化的腓尼基人式的商業繁榮……難道我們會以新英格蘭咸牛肉聞名歐洲而自豪嗎？”［ Everett to Kirkland，19 April，1817，MHSE，in 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 1770-1870，p.175，Note 60.］
　　在《北美評論》的一篇文章中，班克羅夫特談到了古希臘、古羅馬經典研究與民族主義的關聯：“美國人應該在古典的自由原則中發現樂趣和教益，這也是為這個民族帶來興盛和榮耀的途徑?！卑嗍险J為，美國人應該以古代經典為武器，來對抗背信棄義的英國人及其文學和品味?！敖浀溲芯繎灰暈橥ㄏ蛎褡逦幕⒌穆窂健薄＝浀溲芯恳部梢宰鳛閷姑绹俗陨磉^于偏好實用性的解藥，以此來建構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在當前時期，我們的民族特性正在快速發展中，可適時引入新的元素，我們要鼓勵對古代經典的研究，這樣能夠喚醒公眾對藝術的珍愛之情，社會風尚亦會隨之變得文雅?！卑嗍线M一步論證古典研究的必要性：“在一個自由的國度……不應為探究問題設限，人類每個階段的狀態都值得了解。古典文學研究是最好的研究。”［ George Bancroft，“The Utility of Classical Learning，”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9（July 1824），p.125.］

　　班克羅夫特還提出了具體的舉措，比如，美國應資助大學的發展，建立圖書館，為具有才干的青年提供獎學金，提升教育水平，引導大眾對文學的熱愛和良好的品味，只有建立起本土文學，才能維持共和精神的純潔和力量。美國的文學應建立在經典研究的基礎上，因為古代共和國為現代共和國提供了豐富的遺產，可供借鑒。班氏很有氣勢地預言：“在古希臘的碑銘之前，美國的文學天才將會點亮自己的火炬?！保?Russel B.Nye，George Bancroft： Brahmin Rebel，p.78.］班氏的想法與杰斐遜不謀而合，后者也正希望通過建立弗吉尼亞大學，發展古典語言學，從而推動民族文化的建立。
　　德國學者對于學術研究的嚴謹和熱忱影響了埃弗里特、蒂克納和班克羅夫特，使他們意識到對知識和真理的探究對維系自由精神的必要性，以及對于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意義。只有推動文化的傳播，拓展公眾的知識視野，培養公眾的文化品位，才能夠實現民族文化的創建，在這個過程中，知識精英應該承擔引領者的重要職責。
　　班克羅夫特在其文章中贊揚德國學者致力于研究學問，雖然與社會疏離，卻在智識世界中探究知識，通過自身對真理的探尋帶動大眾精神的提升。班氏肯定德國文藝理論家戈特霍爾德?埃夫萊姆?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影響，認為其作品激勵了民族精神，并贊賞著名作家克里斯多夫?馬丁?維蘭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作品中的道德論調，認為二者都是復興德國文化的重要引領者。［ George Bancroft，“Studies in Germa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58，150.］班氏進一步提出美國的民族文化應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華為己所用。“我們并未誕生民族文學，但已經曙光微現，美國文學的發展應借鑒根植于自由的政治制度，去除偏見和狹隘，去擁抱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精華”。［ George Bancroft，“Studies in Germa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23-124.］蒂克{也有感于文學研究對于精神世界提升的價值，提出“我迫切地希望從精神世界的需求出發進行文學研究，而不是把文學研究視為單調沉悶的工作，這種追求應該被移植到美國，在自由的氛圍中，文學研究會即刻得到滋養”。［ O.W.Long，Thomas Jefferson and George Ticknor： A Chapter in American Scholarship，Williamstown： The McClelland Press，1933，p.19.］
　　埃弗里特、蒂克納和班克羅夫特不僅發出了建立民族文化的呼吁，而且付諸行動，他們希望引介歐洲的文學和哲學作品，帶動美國公眾對文學的興趣，提升公眾的閱讀水準和文化素養。19世紀初期，新英格蘭出現的一些文學期刊即誕生于這樣的氛圍中，創辦于1815年的《北美評論》是引介歐洲尤其是德國文學和哲學頗具影響力的刊物之一。埃弗里特于1819―1825年間擔任《北美評論》的編輯。班克羅夫特、蒂克納和埃弗里特在內的新英格蘭知識精英翻譯德國的詩歌、戲劇、小說和哲學作品，此類作品大量發表在《北美評論》上。同時，對德國文化感興趣的學者也會撰寫文章，評論德國的文學和哲學，發表自己的觀點。萊辛、席勒、歌德、費希特等德國學者的作品及其思想是《北美評論》探討的重要主題。［ William Cushing，Index to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s.L-XCCV，Cambridge： Press of John Wilson and Son，1878.］
　　18世紀末期，只有英國舶來的文化產品才被美國視為優秀作品，美國人對于本土文學作品通常投以懷疑的目光，出版機構也不鼓勵本地人寫作。直到19世紀20年代，美國的出版商才愿意冒險出版本土作品并付給作者版稅。到19世紀中期，新英格蘭逐漸形成了有文學品位的閱讀群體，對專業性比較強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知識的需求不斷提升。當受過一定教育的閱讀群體越來越具有國際視野后，他們對歐洲大陸文化的好奇心不斷增強。如此，歐洲中世紀以及現代的歷史和文學作品被譯介過來，以滿足大眾的需求。［ 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p.114.］不斷擴大的文學消費市場不僅帶動了吸收德國文化的土壤產生，也推動了美國高等教育中人文學科的發展，研究歐洲文學的專業人士增加，品位不斷提升的文化市場與人文學科的專業化形成相輔相成的關系。
　　上述留德美國學生認識到在德國文化振興的過程中產生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這種獨特性與民族的傳統緊密相連。蒂克納在給友人的信中闡釋了德國文學的特性：“德國文學是一種特殊的民族文學，直接源于其自身土壤，與其民族特性緊密相連，外國人則不太容易理解。”［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p.119.］班克羅夫特在其文章中講到，德國哲學家赫爾德收集和整理中世紀時期流傳于德意志民間的歌謠，通過語言學的考證，發現其中蘊含的民族精神。［ George Bancroft，“Writings of Herder，”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20（Jan.1825），p.138.］他們意識到民族文化源于其歷史和傳統，而正是由于每個民族都有自身獨特的發展軌跡，每個民族的文化亦具有自身的特質。美國卻是一個沒有古代歷史可以承接的現代國家，如果要建設自身的民族文化，需要借鑒其他民族的文化，從而構建美利堅的民族性格和民族認同。19世紀早期，以德國文化為同盟來對抗英國的影響是美國知識精英一種潛在的渴望。［ Kurt Mueller-Vollmer，“German-American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Jacksonian Era： Six Unpublished Letters by Francis Lieber and John Pickering to Wilhelm von Humboldt，” Teaching German，Vol.31，No.1（Spring 1998），p.2.］

　　德國的歷史哲學到19世紀已經趨于成熟，發展出自成體系的關于人類歷史的哲學觀念。德國學者對于民族精神的追尋帶動了整理古籍、史料的熱情，推動了對德國歷史的研究。在德國歷史觀念的熏陶中，波士頓的精英們開始探討歷史研究的價值，最終確定歷史可以作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而美國歷史是十分值得書寫的主題。［ Richard Arthur Firda，“Germ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15-186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2，No.1（Jan.-Mar.1971），pp.138-139.］赫爾德的歷史觀念對美國歷史的撰寫具有很大的影響。赫爾德提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類所能夠達到的每一種完美性都是民族的、世俗的”，每個民族都有不同的種族遺傳和心理特質，由此各個民族具有獨特的內在精神，這種個體性構成了世界的多樣性，民族之間存在基本的價值平等。在這個意義上，赫爾德呼吁德意志傳承和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M.D.Learned，“Herder and America，”German American Annals，September，1904，pp.531-570.］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使新英格蘭的知識精英認識到，美利堅作為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語言，擁有共同的精神，珍視共同的歷史傳統，而這種傳統則需要在歷史中追溯。班克羅夫特敏銳地發現，美利堅民族的特性需要在其歷史中界定，在其后來享譽大西洋兩岸的《自美洲大陸發現以來的美利堅合眾國史》中，班克羅夫特通過對殖民地歷程、獨立戰爭和立憲過程的宏大敘事，揭示了美利堅民族的源起、特性和使命等重要主題，在其著作中向讀者展示了如下觀念：條頓的自由精神是美利堅追求自由的特性之源頭。［ 高岳：《浪漫主義史學與19世紀中期美利堅民族認同的構建》，《美國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1頁。］
　　班氏一方面從歐洲來追溯美利堅民族特性――自由精神的源頭，但他同時也注意到，美利堅的民族性格植根于北美大陸的土壤，從自由精神中衍生的民主制度是在北美的環境中孕育出的結果。因此，他在對美國歷史的書寫中融合了赫爾德的人道觀念，并把這種觀念與美國的民主制度聯系起來。 赫爾德作為早期浪漫主義思潮的代表，提出了“人道理想”的觀念?！叭说览硐搿毕蛉藗冎赋?，所有人都存在著一種萌芽式的共同人性、高貴和尊嚴。［ ［美］伊格爾斯著，彭剛、顧杭譯：《德國的歷史觀》，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頁。］“人道理想”也同樣適用于具有個性特點的民族。在1825年，班氏曾發表文章評論赫爾德對于人道（humanity）的界定：“人道是人類天性中最優秀的稟賦：美好的情感、慷慨的天性、秉承高尚的原則……這是赫爾德最熱愛的主題，他相信人類會越來越符合人道的原則?！保?George Bancroft，“Writings of Herder，”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20（Jan.1825），p.444.］班氏把這種對人道的熱情融入美國歷史的撰寫中。班氏相信人民大眾是推動社會向更好的方向變革和前進的重要力量。美國革命的爆發是人民大眾的意愿，反映著時代的精神。［ George Bancroft，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ntinent，The Author's Last Revision，
　　New York： D.Appleton and Company，
　　1890，IV，pp.160，185; George Bancroft，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55， pp.415-417.］他堅信美國自身的經歷符合道德判斷的標準，并處于不斷上升的過程中，而這是一個不會停頓和不可逆轉的過程，美國由此會成為文明世界的典范。在講到民主制度時，美國不同于歐洲的特性被凸顯出來。班氏正是在對杰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呼應中，挖掘了美利堅精神的獨特性。到19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快速發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伴隨著對民主實驗的樂觀愿景，人們對美利堅民族文化的自信也隨之而起。學者帕爾弗里（John G.Palfrey）指出，美國歷史是值得研究的主題，他甚至認為新英格蘭的古跡與古希臘、羅馬的遺跡同樣具有永恒的價值。［ Richard Arthur Firda，“Germ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15-186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2，No.1（Jan.-Mar.1971），p.136.］
　　19世紀初期，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席卷歐洲并傳播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留學德國的美國青年正是把上述思潮引入國內的重要媒介之一。德美兩國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現實狀況，因此，雖然德美兩國的學者同樣受到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感召來建設民族文化，但發展路徑和引發的結果卻不盡相同，從轉移史視角可做如下分析。
　　19世紀初期，德、美知識階層面臨著相似的形勢：德意志人分散在幾百個邦國中，以所在的邦國來確認自身的身份，崇尚地方主義的傳統仍在延續；［［英］以賽亞?柏林著，呂梁等譯：《浪漫主義的根源》，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頁。］美國的區域差異十分顯著，并未產生一種統一的文化來整合這個新國家。與此同時，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浪潮席卷歐洲，發掘一致的精神來凝聚人心，振d民族文化成為時代的召喚。德、美均憑借文化民族主義打破了地方主義，德意志構建了跨越地區的文化認同；美國則突破了新英格蘭的狹隘局限，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歐洲乃至世界。

　　在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對傳統的發掘和探尋過去的重要動力來自鞏固國家與社會的需要，德、美兩國均如此。德意志知識界要發展民族文化，就要抗拒柏林宮廷的崇法力量，正是在他們對外來文化的威壓和霍亨索倫王室專權的抵制中，推動了自由精神的生長。美國社會則在西進運動和社會改革相融合的過程中，孕育了對普通人的潛力持有樂觀信念的時代精神。此時的美國人正在為新國家的建設而躊躇滿志，展現的是樂觀向上的氛圍，而且共和民主制度正是其與歐洲具有鮮明差異的特質。所以，美國學者把德意志的哲學觀念與其民主特性結合起來，塑造自身的民族性格。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知識精英借鑒德國的高雅文化并將其與美式的民主政治相結合。
　　美國學者對德意志文學作品中的觀念并不完全認同，而且有選擇地借鑒。雖然歌德的文學稟賦得到留德學生的肯定，但歌德被評價為“不忠誠于情感和上帝”，“忽視道德感”。正如班克羅夫特在一篇評論中所言：“因為歌德不僅描述溫柔的情感和真正的人性，還常常涉及由想象引發的哀傷和文雅衍生的罪惡。在美國，歌德的作品被視為對人性危險的誹謗而被擱置一旁……歌德代表了沒落的貴族階層，缺乏民族情感，他在道德上是不及伏爾泰的?！保?George Bancroft，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95-200.］相反，席勒則是被美國學者高度肯定的作家，不僅因為其作品中展示了文學天才，而且具有道德感，并體現了愛國情感。19世紀初期，清教倫理在美國仍然具有深刻的影響，它教導信徒要保持對上帝的虔誠，為了獲得拯救而勤奮工作，節儉克己，為社區和教會做出貢獻。清教徒無法接受德國文學的感傷主義和人性的復雜之美，因為這是違背清教倫理的，因而是不道德的。多愁善感和對人性消極面的剖析并不符合當時美國人的口味。對于具有實用主義傾向的美國人來講，沉浸于個人的內心于社會發展毫無用處。
　　在19世紀上半葉，宗教自由之風席卷了新英格蘭，唯一神教逐漸擺脫了加爾文主義教條的影響，倡導不局限于教義忠誠，信任個體的理性和判斷。盡管如此，一些德國學者對《圣經》的批判和在宗教上徹底的懷疑主義態度，仍然無法被美國社會接受。美國學者把康德看作無神論者，摧毀了宗教的本質。［Richard Arthur Firda，“Germ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15-1860，”p.140.］德國學者艾希霍恩以懷疑主義精神對《圣經》進行解釋，令班氏覺得他缺乏嚴肅的宗教觀和道德情感。［Orie William Long，Literary Pioneers： Early American Explorers of European Culture，pp.120-121.］“直到19世紀末，德國的神學觀才逐漸被美國人所接受，其批判主義不再被視為對美國宗教的威脅”。［Jurgen Herbst，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pp.7-8.］
　　班克羅夫特在對德國文學的評論文章中，熱情地贊頌赫爾德，不僅僅是由于其在歷史哲學方面的貢獻，而且因為赫爾德的作品“提高了國家的聲譽，改善了整個國家的品位。很少有人像赫爾德一樣多才多藝且具有道德感”。［ George Bancroft，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67-168.］赫爾德提出，每個民族的內在精神具有獨特性，卻仍然是世界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這個時期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并行不悖，它是強調價值平等和人類文明多樣性的文化民族主義。因此，以赫爾德為代表的浪漫的民族觀提出的假設是：促進人類精神豐富多彩的各民族之間存在基本的價值平等。美國知識界正在探尋文化獨立之路，赫爾德提出民族文化多樣性和價值平等的歷史哲學為其構建美利堅特性提供了依據，同時也使美國學者意識到，民族特性的源頭要到歷史中去追溯。在對美國歷史的書寫中，班克羅夫特挖掘了美利堅民族自由精神和民主制度的源頭，并結合人道的觀念，凸顯了美國民主試驗的進步性，從而塑造了美利堅的民族特性。在第一代留德學生看來，美利堅的民族特性在于美洲大陸獨特環境孕育出來的自由精神和民主制度，進而衍生出美國超越歐洲的決心，美國的“優越性”也由此而生。
　　結 語
　　蒂克納、埃弗里特和班克羅夫特對于德國大學學術自由風氣的引入、對哈佛學院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的改革，給當時美國陳舊和僵化的學院體制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他們看重大學對于精英的培養，從而引領公眾提升精神世界，熏陶公眾善于思考、熱忱于公共事務的品質，進而培養社區自由和自治的精神。對于古希臘和羅馬的經典研究，則可以借b古代共和國得失成敗的經驗和教訓，從而有利于美國的成長。19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英格蘭正在向市場經濟轉型，對于實用主義傾向過強的美國社會，在快速變化的時代里，經典作品的傳播正是陶冶情操，安撫心靈的良藥。
　　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希望在文化上脫離英國的殖民，思想獨立即是民族的當務之急”。因為，“一個民族不僅由領土、軍事力量、政治或者經濟來界定，而且由民族獨一無二的屬性來界定……并通過其文化和文學作品來展示”。［ Michael T.Bernath，Confederate Minds： The Struggle for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in the Civil War South，Civil War America series，ed.by Gary W.Gallagher，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0，pp.27，31.］以蒂克納、埃弗里特和班克羅夫特為代表的第一代留德學生，受到德意志民族復興經歷的啟發，結合美國社會的現實，希望通過對德國文學、哲學等作品和理論的引介與傳播，提升美國人的文化素養，凈化社會良性發展所需的公共道德，構建自身的民族文化，從而推動新生的共和國不斷向前發展。他們借鑒了德國有關民族文化的理論，在對美國建國歷程的追溯中發掘出美利堅特性，進而發出了美國文化獨立的先聲。

　　同r應該看到，雖然上述留德美國學生積極倡導文化的民族性并付諸實踐，但其影響力主要在新英格蘭地區。而且，在美國這樣一個缺乏歷史傳統的年輕國家，文化獨立的最終實現需要幾代人的努力，蒂克納、埃弗里特和班克羅夫特的倡導啟發了新一代新英格蘭的知識精英，為民族文化的獨立鋪墊了道路。1837年，愛默生在波士頓對全美大學生榮譽協會的演講中，指出了美國學者應具有的特質，這種特質孕育于北美的環境中，是歐洲學者所不具備的。他還進一步提出“我們不能總是依賴外國學識的殘羹來獲得營養”。［ ［美］愛默生著，孫宜學譯：《美國的文明》，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頁。］此演說被很多知識精英認為是美國“思想的獨立宣言”。愛默生在青年時期即受到蒂克納、埃弗里特和班克羅夫特的啟迪。19世紀中期，以美國社會為主題，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文學作品不斷涌現。梭羅的散文、霍桑和梅爾維爾的小說、惠特曼的詩歌等“燈塔的光芒”亦給人們以信心：文學并沒有迷失在民主的黑夜中。［ ［美］納爾遜曼?弗雷德?布萊克著，許季鴻等譯：《美國社會生活與思想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439頁。］上述文學作品正是美利堅民族特性的彰顯，推動了美國精神的塑造，助推了美國的文化獨立。
　　責任編輯：宋 鷗
　　The American Overseas Students in Germany in the Early 19thCentury and the Prelude to the Cultural Independence of America
　　GAO Yue
　?。⊿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hangchun，Jilin，130024，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merican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Germany universities realized the role of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morality promoted by the German intellectual elites in the revival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shaping of a united German spirit. After their graduation and returning home， they introduced the free spirit of modern university and advocated the study of ancient Greek classics， so as to cultivate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to lead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autonomy and to build the national spirit.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Germany made them aware of the national nature of culture. Therefore， in their reference to German culture， they absorbed the elements that can shape the civic virtue which were necessary to the republican spirit.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ation， the American youth who ever studied in Germany integrated the definition of humantiy from the German philosopher Herder， thus highlighting the American national character. The American overseas students selectively assimilated the German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y were the first advocators of American cultural independence.
　　Key words：American overseas students; German culture; America; cultural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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