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闡釋與策略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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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浩 王皓月
關鍵詞鄉村振興；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演化博弈
“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而在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背景下，實現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既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助推農村社會經濟向高質量轉型的引擎。近年來，伴隨國家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重視，各級政府對農業、農村領域的公共服務財政投入持續增加，農村公共服務取得了顯著的發展成效，在諸如農村通水通電、道路交通、網絡通信等基礎設施和基礎教育、醫療等民生保障類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穩步提升，逐漸接近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但總體而言，中國農村公共服務發展仍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現實困境：一是城鄉各類公共服務差距特別是質量差距依然存在［1］，甚至在某些領域（如基礎教育、醫療）還呈現逆勢擴大態勢；二是農村公共服務總體缺乏有效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供給決策上還不同程度存在決策者偏好超越農民需求偏好等問題［2］，導致供求不均衡；三是農村公共服務易受地方政府投入偏差的影響，存在一些公共服務類型結構的投入扭曲問題。造成農村公共服務發展困境的成因固然很多，農村公共服務供需博弈關系是其中的重要因素［3］，在中國現有城鄉治理情境下，農村公共服務發展具有多方主體合作博弈特征，源于供給方、需求方及監管方等相關主體間的博弈行為可能是引發農村公共服務發展不協調和行為失范的根源。
高質量發展的主攻方向是改善供給側結構，各級政府是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的責任主體。因此，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基于科學識別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內涵的驅動下，探索層級政府和農村居民間的供需博弈關系及其合作均衡效應，進而構筑最優演化路徑和政策取向，文章力圖對此進行研究。
1 文獻綜述
當前圍繞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主題的研究呈現出多學科交叉特征，大致存在兩條研究主線。一條主線側重從管理學視角對農村公共服務供需博弈行為進行研究。姚翠友等［4］構造了政府、企業、農民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究了京津冀地區農村養老供給方式和方案選擇；杜焱強等［5］構建了PPP模式下農村環境治理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指出農村環境治理PPP模式下的政府監管重要性；許文博等［6］運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低碳協同發展政策過程，強調了中央政府獎罰機制和地方政府競爭機制有助于低碳政策的有效執行；何奇龍等［7］認為在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眾籌中，農戶參與決策行為受到風險概率、眾籌份額等因素影響；鄺雄等［8］研究表明在農村基礎設施供給投資過程中，搭便車心理會降低村民主體的自主投資意愿。但總體而言，現有農村公共服務供需博弈行為研究，大多側重于政府和企業或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較少關注層級政府和農村居民之間的農村公共服務合作決策及博弈過程。
另一條主線則是基于政治學視角下對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和政策路徑進行探究。胡志平［9］、劉尚希［10］分別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對促進中國社會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的關鍵作用。一些學者對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進行了初步闡釋，突出強調了公共服務供給的高效率、多喲喂┬杞峁蠱膠庖約翱沙中等關鍵屬性。如高傳勝［11］認為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是體現城鄉不同人群間的供需結構更加匹配適應。李燕凌等［12］提出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是實現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供需和制度協同演進升級，最終達到構筑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實現質和量適配、供與需高效平衡的過程；針對如何實現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學界也陸續提出了數字賦能［13］、話語賦權［14］等不同思路。
上述多學科研究文獻為該研究提供了富有價值的學術基礎，但還存在一些值得拓展之處：首先在研究對象上，由于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是一個新興主題，相關成果并不多，現有少量研究僅停留在理論概念闡述層面，總體缺乏針對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層次性內涵體系和推進策略的系統研究；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現有文獻大多從宏觀角度對農村公共服務（或某一服務形態）高質量發展問題和對策進行理論分析，而較少從演化博弈角度，定量探察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中的層級政府及農村居民等供需主體合作博弈行為及其演化路徑，因而難以深度把握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科學內涵及其演化規律。
基于此，該研究力圖從供給側視角探討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在此基礎上，構建上級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的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運用MATLAB進行數值仿真，探究關鍵因素變化對演化路徑的影響，最后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2 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闡釋
2. 1 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形成過程
農村公共服務的發展歷程緊密嵌于國家城鄉戰略和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呈現出不同戰略時期的階段性變遷特征，迄今已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①從建國初期至改革開放前，為農村公共服務割據發展階段。在經濟趕超和城鄉二元戰略的驅動下，國家采取了重城輕鄉、扶工抑農的發展模式，使得農村公共服務處于自我封閉割據和低水平發展狀況，城鄉公共服務發展極不均衡。②改革開放后至20世紀90年代末，為城鄉公共服務分治化發展階段。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了城鄉非均衡發展戰略，先后啟動了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80年代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一段時間農村公共服務自我供給能力和發展水平有所提升，但受到政府公共決策中的GDP導向和城市偏好影響，導致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角色缺位和投入不足，農村公共服務發展陷入了過度市場化、非均等化和公益性不足等陷阱，造成城鄉公共服務發展差距急劇拉大。③2002年至今，為城鄉公共服務均衡化發展階段。巨大的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此，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著力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去差距化。在城鄉戰略上，黨的十六大確立“城鄉統籌”戰略到黨的十八大提出“城鄉一體化”戰略，體現了城鄉關系逐步從非均衡向均衡化方向的演進，通過以城帶鄉和城鄉統籌等形式，補足農村公共服務發展短板，持續縮小城鄉差距水平。隨后，以社會民生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為重點，從“十二五”的基本體系構建到“十三五”的均等化標準制定，逐步確立了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新時期城鄉公共服務均衡發展的戰略重點。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在2035年前，全國漸進式推進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享有同等結構、層次和標準之底線保障水平，并最終完成由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動城鄉總體均衡化的發展目標。當前在一些先行地區（如江蘇蘇南），這一目標已初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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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建構的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命題，從理論上意蘊了農村公共服務即將邁入新的戰略發展階段。基于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歷次全會精神闡釋了中國進入了以“高質量發展”為新發展主題的新時代，城鄉關系進入融合化發展時期。在此背景下，農村公共服務需要從實現城鄉基本均等化向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躍遷，以農村公共服務發展的更高標準、更高質量和效率水平，滿足農村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促進城鄉公共服務的深度均等化和最終融合化發展。
2. 2 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體系
戰略管理理論認為，一個完整的宏觀戰略管理規劃過程應至少涵蓋戰略目標制定、基于戰略目標下的內容結構定位以及相應的行動策略等環節［15］。農村公共服務發展的不同戰略階段，也體現了基于不同時期城鄉戰略目標下，農村公共服務領域的差異性的發展內容結構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行動策略的過程。由于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下農村公共服務發展的新戰略階段要求，因此可循著戰略管理規劃的分析邏輯，探索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體系，其總體涵蓋了從戰略目標層、功能結構層到行動策略層等三層次內容（圖1）。
2. 2. 1 戰略目標：助力鄉村振興發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三農”發展的終極使命，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新時代踐行該使命的重要方略。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應以助力鄉村振興發展為重要切入點，朝向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方向的持續演進。應將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作為推進鄉村振興的引擎和抓手。
首先，以經濟發展型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促進鄉村產業振興和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公共服務作為重要的發展要素，經濟高質量發展要以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供給為動力［16］，實現農村水電氣、交通路網以及網絡通信等經濟發展型公共服務的高質量供給，實現城鄉無差別且互聯互通，將能吸引各類城市資本、人才和技術等要素資源向農村流動，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拉動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其次，以民生保障型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推動鄉村高效能治理。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是“高質量發展”和“高品質民生”的戰略聚合，離不開高效能治理［17］。因此，強化在農村生活、生態和社會文化等民生保障領域的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將有助于推進鄉村高效能治理，提升治理水平，實現鄉村振興中的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態宜居的發展目標。最后，以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實現城鄉共同富裕。實現城鄉共同富裕是鄉村振興的最終目標，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18］。一方面，推動經濟發展型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能夠增加農村高質量就業機會、拓寬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進而匯集成農村居民短期收入增長流，另一方面，推動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類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能夠提升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增強其獲取長期收入增長的能力，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2. 2. 2 功能結構：“交互暢通→協調平衡→城鄉融合”的層層遞進
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容應是實現多層次功能結構的遞進發展，即以構筑農村公共服務供需主w的交互暢通為基礎，以提升供需結構的協調平衡為重點，以推進城鄉公共服務融合發展為更高追求。
（1）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要以構筑供需主體之間的“交互暢通”為基礎。一方面，打造農村公共服務供需主體信息的交互暢通。當供需雙方存在信息傳遞障礙，將會導致公共服務供求不平衡與不匹配，從而制約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和高質量發展［19］。因此，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須重視推動需求方的農村居民和供給方的地方政府之間形成高效的信息適配，構筑“表達-反饋-改進-不滿-再表達”的公共服務信息鏈條順暢傳導機制［20］，建立農村居民積極有效的需求表達傳遞和地方政府主動響應的良性互動架構。另一方面，注重農村公共服務建設中多監督主體的交互暢通。為了保障農村公共服務項目的建設績效和高質量供給，需要建立多主體參與的全過程暢通化監督體系，其中構筑作為服務接受方的農村居民和行政監管方的上級政府之間協作監管體系和有效溝通機制，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和實施高質量供給行為具有積極作用。
（2）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重點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供需結構的“協調平衡”。當前農村公共服務發展困境的突出癥結在于供給側難以適應需求側的變化，因此，以需求側引導推進供給側的改革，實現供需結構協調平衡是推動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容［21］。一是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決策要與本地稟賦條件相協調平衡。當前少數地方政府（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為了追逐短期政績或所謂典型示范，在農村公共服務建設中出現了脫離當地實際的傾向，攀比浪費嚴重，比如在農村建一些中看不中用的寬馬路、洋廣場等公共服務設施，不僅實際利用率不高，且巨額投入也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造成后期難以維系甚至爛尾問題。因此，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要從規范地方政府的供給決策行為出發，注重公共服務供給決策與本地實際的有效契合，以提升農村公共服務發展的可持續性。二是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類型要與農民需求層次演變相協調平衡。隨著農村經濟環境的變遷和城鄉社會矛盾的變化，農村群體分化態勢明顯，對公共服務需求類型也呈現出多層次結構特征，既有多數普通農民依然存在著對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但也不排除一些農村富裕群體逐步提升對鄉村文明建設、公共文化、生態環境、社會治理等更高層次公共服務的發展訴求，這意味著在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期，地方政府應注重把握農村不同群體的公共需求，統籌推進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層次和范圍內容的持續變革，以達到與農村居民需求結構變化的動態均衡。三是要推進城鄉公共服務供給從數量到質量的協調平衡。城鄉公共服務供給差距是中國城鄉差距形成的重要誘因。近年來隨著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的有效推進，各級政府在農村基礎設施、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財政投入持續增長，使得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覆蓋面和硬件條件的差距有所縮小，但在服務質量和服務效率等軟件條件的城鄉差距依舊明顯，比如城鄉居民養老、醫療保險等社保制度水平尚未實現城鄉一體化，農村標準相對偏低；而圄于人才、技術等方面的不足，使得農村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服務水平仍遠落后于城市。因此，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應以推進城鄉深度均等化為重要任務，基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標準體系和質量規范》等政策要求，推動農村公共服務建設從中短期數量增長向長期提質增效轉型，注重提升農村民眾對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感和獲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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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現城鄉融合是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最終方向。首先，城鄉融合將從根本上破除城鄉公共服務二元體制頑疾，建立城鄉統一公平規范的制度供給體系，形成公共服務資源配置的城鄉結構優化和標準化供給機制，這為持續提升農村公共服務發展水平并最終消弭城鄉差距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城鄉融合將實現公共服務資源要素的城鄉雙向流動。當城市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資源（如更高質量水平的教育、醫療服務等）向農村外溢時，將形成公共服務的城市反哺鄉村、城市帶動農村的良性效應，有利于持續提升農村發展水平并最終達到城鄉公共服務融合發展；最后，城鄉融合將促進城鄉人口流動與深度交融，大量居民將自由遷居于城鄉空間，除了農民進城外，市民進村以及城鄉兩棲人口也持續增加。因此，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須統籌考]城鄉人口流動新格局和農村多群體差異性需求，其中既要滿足一部分農民遷居城市所需的如就業、技能培訓等公共服務支持，同時又要兼顧留守農民、返鄉農民的基本保障需求，更要為下鄉創業和追求農村生活的城鎮市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支持等，這樣，將形成包含多層次結構的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內容體系。
2. 2. 3 行動策略：推動上級政府、地方政府及農村居民等供需主體間的合作均衡
基于中國國情特點，政府將發揮在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中的主體職能，其核心是形成由上級政府和地方政府協作的政策供給網絡。故暫不考慮其他方，由縱向層級政府和農村居民構成了影響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三方行動主體。這里，上級政府代表中央政府來履行落實宏觀戰略政策和監管地方政府職責，是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實施的監督者；地方政府既是上級政府公共服務政策的貫徹執行者，也是農民需求的直接應對者，更是區域內城鄉公共資源的配置者和供給行為的組織協調者，其行為易受本地經濟發展和自身晉升政績等多重目標動機的影響；而農村居民作為服務的需求方與接受方，扮演了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原動力和最終評價者角色。靜態邏輯上，推動三方主體穩定合作均衡是確保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行動策略，但從動態視角看，由于上級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三方存在利益博弈關系，其協作過程具有不穩定性，進而將影響到行動策略的選擇。因此，有必要運用演化博弈模型進一步研究三方合作博弈均衡機制及其策略演化，從而探尋驅動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最優路徑和政策思路。
3 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行動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對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戰略目標、功能結構與行動策略的分析框架，運用演化博弈方法，對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與演化均衡機制進行研究。
3. 1 模型假設
假設1：上級政府、地方政府、農村居民為博弈模型的三方行為主體，其釋義如上文，假定三方均為有限理性，其行為選擇將隨時間t 逐漸演化并穩定于最優策略。
假設2：在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上級政府有積極推進和不積極推進兩種策略選擇，其策略集簡稱為（積極推進，不積極推進），以x 的概率選擇積極推進，以（1 - x）的概率選擇不積極推進。這里的積極推進是指上級政府遵循中央精神，積極推進地方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政策，并嚴格履行對地方政府政策執行過程的規范引領、嚴格監督及考評獎懲等職責，不積極推進時則與之相反。
地方政府有嚴格執行和不嚴格執行兩種策略選擇，其策略集簡稱為（嚴格執行，不嚴格執行），以y 的概率選擇嚴格執行，以（1 - y ） 的概率選擇不嚴格執行。這里的嚴格執行是指地方政府嚴格履行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職責，重視以民生優先理念加大對農村民生保障類公共服務的供給，保證經濟發展類和民生保障類公共服務供給結構的有效均衡，同時鼓勵農村居民積極參與本地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不嚴格執行是指地方政府不積極履行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職能，仍秉持狹隘的經濟增長優先理念，導致公共服務供給結構上仍存在重城輕鄉、重經濟發展類輕民生保障類等失衡問題。
農村居民有積極參與和不積極參與兩種策略選擇，其策略集簡稱為（參與，不參與），以z 的概率選擇參與，（1 - z ） 的概率選擇不參與。這里的積極參與是指農民積極參與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過程，包括：主動表達需求意愿、參與上級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治理行為、配合上級政府積極監督和動態反饋地方政府供給行為和效果等，不積極參與時則與之相反。x，y，z ∈ [ 0，1]，且均為時間t 的函數。
假設3：上級政府選擇積極推進會比不積極推進時多付出人力、物力及時間等額外成本，地方政府選擇嚴格執行時也會比不嚴格執行時付出額外的供給成本，同時也將存在公共服務治理能力的限制，農村居民選擇參與策略時也要付出參與成本?？紤]到公共服務的公益性和地方財政的有限性，當地方政府選擇嚴格執行時，將帶來民生類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增加，而相應減少經濟發展類公共服務的投入，這會造成短期經濟發展收益的損失，使得地方政府在上級政府考核經濟發展政績的收益變少，但對民生政績的考核收益增多。此外，地方政府在嚴格執行時，除了面臨上級政策壓力外，也會存在追求本地鄉村振興發展和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等長遠目標的內生動力，農村高質量公共服務發展將有助于這些長遠目標的最終實現。此時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預期長期收益動機，使得地方政府行為除了受上級政績考核等短期外部目標影響外，還受追求上述長遠目標的內在驅動。地方政府內驅力越強，就越能主動采取一些措施（如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均衡城鄉公共服務資源布局等），推動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向可持續方向演化，以獲取長期發展收益。
綜上考慮，在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決策中，上級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將存在多情形的三方博弈關系。
?。?）當上級政府積極推進，農村居民參與時：a. 若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上級政府會獲得因地方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所產生的宏觀政策收益，以及由農村居民參與帶來的宏觀治理收益。而此時，農村居民也能獲得高質量公共服務需求滿足收益，同時還能獲得來自上級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獎勵。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采取了嚴格執行策略，會收到農村居民的正向評價收益，同時上級政府會也并對地方政府進行獎勵。此外，地方政府還會獲得農村居民積極參與所產生的地方治理收益，但收益水平還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治理能力。b. 若地方政府不嚴格執行，上級政府和農村居民均會失去地方政府嚴格執行時帶來的收益，其中農村居民的公共服務權益也會受到損害，由于此時農村居民會越級向上級政府反映地方政府的違規行為，上級政府會勒令地方政府對農村居民進行補償，并對地方政府進行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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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級政府積極推進，農村居民不參與時：a. 若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上級政府僅能獲得地方政府執行高質量發展政策所帶來的宏觀政策收益，但因為農村居民不參與，所以上級政府和地方政府均不能獲得相應的治理收益。在此情形下，農村居民雖能獲得一定的高質量公共服務需求滿足收益，但此時收益水平將小于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且農村居民參與的情形，這是因為，當農村居民不參與時，意味著其不會主動表達自身的真實需求，此時農村公共服務發展將取決于地方政府的單向供給狀況及其公共服務治理能力，因而供給質量水平將低于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且農村居民參與的情形。b. 若地方政府不嚴格執行，意味著高質量政策形同虛設，此時上級政府和農村居民均不會獲得收益，農村居民的公共服務權益還會受損，而地方政府也會受到來自上級政府的懲罰。
?。?）當上級政府不積極推進，農村居民參與時：a. 若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上級政府會獲得地方政府高質量公共服務供給帶來的宏觀政策收益，同時農村居民會獲得高質量公共服務需求滿足收益，此時，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均不會獲得上級政府的獎勵，但農村居民卻能獲得來自地方政府的獎勵，相應地，地方政府也能獲得因農村居民參與帶來的地方治理收益。b. 若地方政府不嚴格執行，農村居民的越級反映行為得不到上級政府支持，這樣使得農村居民既要付出參與成本，同時也遭受公共服務權益損失。此時的上級政府會遭受因農村居民對其信任下降所產生的宏觀治理損失，同時也會有相應的概率受到來自中央政府的懲罰。
?。?）當上級政府不積極推進，農村居民不參與：a. 若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上級政府會獲得地方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宏觀政策收益，農村居民也會獲得一定的高質量公共服務需求滿足收益，但地方政府不獲得上級政府和農村居民帶來的收益，比如：上級政府不會采取激勵，且由于農村居民不參與，地方政府也無法獲得農村居民參與帶來的地方治理收益。b. 若地方政府不嚴格執行，此時，上級政府和農村居民均不會獲得收益，且上級政府會有相應概率受到來自中央政府的懲罰，而農村居民也遭受到公共服務權益受損。由于上級政府采取不積極推進，故而也不會采取監管措施，此時地方政府將不會受到上級政府的懲罰。
根據上述不同情形的博弈模型與參與方關系，構建出主要參數和含義說明見表1。
3. 2 模型構建
進一步將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三方主體混合策略博弈矩陣歸納為表2。
3. 3 模型分析
在表2的基礎上，分別計算三方博弈主體的復制動態方程，并進行模型穩定性分析。
3. 3. 1 上級政府的策略穩定性分析
設上級政府積極推進策略的期望收益Ea1，不積極推進策略的期望收益為Ea2，上級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為Ea，計算公式為：
?。?）當y = y' 時，H（y ） = 0，d（F（x））/dx = 0，F（x） = 0，此時所有x 都處于演化穩定狀態，即上級政府策略選擇比例不會隨時間而變化。
?。?）當y < y' 時，H（y） > 0，此時若x = 1，則d（F（x））/dx <0且F（x） = 0成立，x = 1為該情形下上級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即當y < y' 時，上級政府將選擇積極推進策略。
?。?） 當y > y' 時，H（y ） < 0，此時若x = 0，則d（F（x））/dx < 0且F（x） = 0成立，x = 0為該情形下上級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即當y > y' 時，上級政府將選擇不積極推進策略。
據此可得命題1：隨著C1、θPa 的增大或R4、ΔCa'、Rsa的減小，上級政府趨向于選擇積極推進策略，反之亦然。
命題1表明：當上級政府積極推進所付出的治理成本和對下獎勵成本越小，中央政府對上級政府不積極推進的懲罰力度越大，以及上級政府應對農村居民越級反映問題的不作為導致治理風險成本越大的情形下，會提高上級政府采取積極推進策略的概率。因此，上級政府在推進地方政府嚴格執行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政策時，需要合理界定層級政府間的事權財權劃分以及設置適當的獎懲機制。
3. 3. 2 地方政府的策略穩定性分析
設地方政府嚴格執行策略的期望收益Eb1，不嚴格執行策略的期望收益Eb2，地方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Eb，計算公式為：
（1）當x = x' 時，P（x） = 0，d（F（y ））/dy = 0，F（y ） = 0，此時所有y 都處于演化穩定狀態，即地方政府策略選擇比例不會隨時間變化。
?。?） 當x < x' 時，P（x） < 0，此時若y = 0，則d（F（y ））/dy < 0且F（y ） = 0成立，y = 0為該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即當x < x' 時，地方政府選擇不嚴格執行策略。
?。?）當x > x'時，P（x） > 0，此時若y = 1，則d（F（y））/dy < 0且F（y ） = 0成立，y = 1為該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即當x > x'時，地方政府選擇嚴格執行策略。
據此可得命題2：隨著α 的降低或者β、λ、Fub、V、R2、e、R1 的增大，地方政府選擇嚴格執行策略的概率增大，反之亦然。
命題2表明：首先，當上級政府考核體系中經濟指標權重的降低或民生指標權重的增加，可以促進地方政府采取嚴格執行策略，顯示了上級政府要重視完善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機制，在考核內容中除了GDP經濟指標之外，要將公共服務發展等民生指標統籌納入到考核體系，在考核權重上體現民生優先原則，從而正向激勵地方政府采取嚴格執行策略。
其次，隨著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會促使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行為從低質量向高質量的轉化。地方政府提高治理能力λ，能提升農村高質量公共服務的產出效率，進而更好地滿足農村居民需求，并獲得更大的民生政績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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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方政府自身對追求城鄉共同富裕以及鄉村振興等長遠目標的內驅力增加，會使地方政府的預期長期收益eR1 增加，進而促進地方政府主動采取嚴格執行策略?？梢姡畹胤秸哔|量發展，除了需要上級政府政策壓力和政績考核推動，還需提升地方政府對追求農村長遠發展目標的關注度和內生化水平，以形成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內驅力。
3. 3. 3 農村居民的策略穩定性分析
設農村居民參與策略的期望收益為Ec1，不參與策略的期望收益為Ec2，農村居民平均期望收益為Ec，計算公式為：
農村居民的策略演化相位圖如圖4所示，由此可得農村居民的行為演化路徑：
?。?）當x = x'' 時，K（x） = 0，d（F（z ））/dz = 0，F（z ） = 0，此時所有z 都處于演化穩定狀態，即農村居民策略選擇比例不會隨時間變化。
?。?）當x < x''時，K（x） < 0，此時若z = 0，則d（F（z ））/dz <0且F（z ） = 0成立，z = 0為該情形下農村居民的演化穩定策略，即當x < x'' 時，農村居民選擇不參與策略。
?。?）當x > x'' 時，K（x） > 0，此時若z = 1，則d（F（z ））/dz < 0且F（z ） = 0成立，z = 1為該情形下農村居民的演化穩定策略，即當x > x'' 時，農村居民選擇參與策略。
據此可得命題3：隨著Cc 的降低或者R4、Rc 的增大，農村居民選擇參與策略的概率增大，反之亦然。
命題3表明：當農村居民參與行為的成本降低，或者上級政府和地方政府對農村居民⒂胄形的獎勵力度提高，均有助于促進農村居民選擇參與策略。近年來，伴隨互聯網和電子政務的發展，農村居民參與公共議政和民主監督的方式途徑更加便利快捷，信息化賦能將有助于農村居民在參與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上級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有效激勵對農村居民參與行為也有顯著促進作用。
3. 3. 4 上級政府、地方政府、農村居民三方主體綜合策略穩定性分析
在對上級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各自行為演化均衡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綜合考慮三方策略演化情形，同時結合圖2―圖4可得不同空間情形下的三方演化穩定策略（表3）。可知演化穩定策略將受到各方成本、收益、獎懲力度及初始意愿等多重參數影響，其中任一參數改變，都會使三方主體調整其行為策略。
首先，當初始狀態處于圖2的空間Ⅰ、圖3的空間Ⅳ以及圖4的空間Ⅴ的交集內時，各參與主體策略將收斂于（0，0，0）。在這一狀態下，上級政府傾向于不積極推動，地方政府傾向于不嚴格執行，農村居民也不積極參與，這是一種最差情形。其不僅導致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低下，造成低質量供給，且易形成各主體之間交互惡性循環，陷入納克斯貧困陷阱，最終阻礙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實現。為了避免這一情形，需要深化農村供給側結構改革，完善縱向府際治理和考核體系，同時改進各相關主體的獎懲機制。
其次，當初始狀態處于圖2的空間Ⅱ、圖3的空間Ⅲ以及圖4的空間Ⅵ的交集內時，各參與主體策略將收斂于（1，1，1）。表明在上級政府的積極推進策略下，地方政府選擇嚴格執行，同時農村居民也愿意積極參與，從而形成自上而下層級式的推進組合。這是現階段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最優狀態。其中，上級政府的積極推進策略將發揮引領作用，而地方政府及農村居民的行為選擇都顯著受到上級政府積極推進策略的影響。
最后，當初始狀態處于圖2的空間Ⅰ、圖3的空間Ⅲ以及圖4的空間Ⅵ的交集內時，各主體策略收斂于（0，1，1）。此時，上級政府不需要采取監管或獎懲等積極推進策略，地方政府也會主動嚴格執行主體職能，同時農村居民也具有積極參與的動力，從而形成了微觀供需主體的良性互動效應，有利于實現農村公共服務供需結構均衡的高質量發展目標，這無疑是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理想狀態。
4 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策略演化的數值仿真
如上文所述，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演化路徑受到上級政府、地方政府與農村居民三方間的多重策略情形選擇及其參數變化影響，對此進一步運用Matlab進行數值仿真。
4. 1 初始意愿因素對三方主體演化的影響
4. 1. 1 上級政府初始意愿變化對三方主體行為演化的影響
圖5顯示的是其他參數不變時，當上級政府采取積極推進策略的初始值x0 從0. 1增加到0. 8時對系統演化結果的影響。由圖5可知，上級政府的初始意愿會直接影響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策略選擇的演化結果。當三方對于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識都處于較低水平時，其策略選擇最終會收斂于（0，0，0）這一不理想狀態，隨著上級政府群體意識到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開始積極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均會因為上級政府的推動而改變自己策略選擇，三方策略選擇最終收斂于（1，1，1）。
其原因是，當上級政府積極推進時，會對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的不同策略行為進行相應的獎懲，致使地方政府采取不嚴格執行策略的成本持續攀升，這將倒逼地方政府逐步向嚴格執行策略演進。同時由于上級政府對農村居民的積極參與行為進行獎勵，此時也將激勵農村居民選擇參與策略，既能保障自己享有高質量公共服務的權利，也能獲取相應的獎勵。
在此狀態下，三方主體都發揮了各自作用，其是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選擇，即通過上級政府實施積極推進策略，構筑對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相應的壓力與激勵傳導機制，將有利于提高這兩類主體均選擇參與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積極行動策略。
4. 1. 2 地方政府初始意愿變化對三方主體行為演化的影響
圖6揭示了地方政府初始意愿的選擇對系統演化結果的影響。其他參數不變，當地方政府嚴格執行策略的初始值y0 從0. 1增加至0. 8時，三方最終會收斂于（0，1，1），表明地方政府的初始意愿將直接影響農村居民策略選擇的演化結果，但對上級政府的策略選擇則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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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是，當地方政府意識到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對本地發展的重要性時，會激發其內在行動力，使得地方政府主動關注農村居民的實際需求表達和結果反饋，構筑微觀供需主體的良性互動效應，努力提升其公共服務治理能力，以提高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水平。而此時，上級政府的作用趨于虛化，依靠上述微觀供需主體的交互行為即能實現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均衡路徑，有助于降低了博弈風險和成本，此時將形成｛不積極推進，嚴格執行，參與｝的策略組合，這是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演化的理想模式。
4. 1. 3 農村居民初始意愿對三方主體行為演化的影響
圖7顯示的是農村居民的初始策略選擇對系統演化結果的影響。其他參數不變，當農村居民選擇參與策略的初始值z0 從0. 1增加至0. 8時，農村居民的初始意愿會直接影響上級政府和地方政府策略選擇的演化結果，三方策略選擇最終收斂于（1，1，1），在這一狀態下三方主體都發揮了各自的主體作用，是一種有效狀態。
其原因是，當農村居民產生了對農村高質量公共服務的實際需求，將積極主動地表達其需求意愿，并通過公共參與方式向各級政府傳遞并主動監督地方政府供給行為；這時，上級政府可改進行動策略：一方面建立對地方政府的獎懲和考核機制，行使自上而下式監管職能；另一方面，加強農村互聯網和電子政務建設，建立起農村居民網絡化監督體系，降低監督成本，同時加大對基層舉報的獎勵力度，鼓勵農村居民積極參與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政策執行過程的監督，營造自下而上式監督壓力，形成倒逼地方政府選擇嚴格執行策略的雙向監督機制。
4. 2 內外機制因素對地方政府高質量供給行為策略的演化影響
4. 2. 1 上級政府的政績考核和獎懲機制對地方政府供給行為策略演化的外在影響
基于現有的行政集權制下，地方政府的行為傾向將顯著受到上級政府的政策偏向影響，研究發現：上級政府的政策政績考核結構（經濟考核權重α、民生考核權重β）、上級政府對農村居民參與的激勵R4、對地方政府嚴格執行的激勵R2、對地方政府不嚴格執行的懲罰Fub、上級制定的地方政府不嚴格執行時需要對農村居民的補償V等關鍵要素變化，都可能影響到地方政府實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的決策行為。
首先是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機制，體現為農村公共服務政策執行考核體系中的權重分配因素。假定其他參數不變，圖8為當經濟考核權重α 值從0. 5下降至0. 1時對三方演化結果影響的路徑；而圖9是當民生考核權重β 從0. 5增加至0. 9時對三方演化結果影響的路徑。綜合圖8和圖9分析，顯示當地方政府政績考核體系中的經濟權重適當下降或民生考核權重適當增加時，都能顯著促進地方政府增加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行為傾向。
其次是上級政府的獎懲機制因素。圖10表示的是上級政府獎懲力度相關參數演化情形：分別為上級政府對農村居民參與的激勵R4 從2增加至20、對地方政府高質量供給的激勵R2 從9增加至19、對地方政府低質量供給的懲罰Fub 從4增加至14、對農村居民補償V 從5增加至15時對三方演化結果影響的路徑。由圖可知，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采取嚴格執行的概率只在某段時間內有小幅提升，但最終地方政府行為仍舊趨向于不嚴格執行。
由此可見，制定合理的考核機制比純粹的獎懲機制對促進地方政府選擇高質量供給行為的激勵效應更大。故上級政府在推動地方政府執行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政策過程中，需要重視以合理的考核機制為支撐，輔以適當的獎懲機制，以達到行動策略效果最佳。
4. 2. 2 農村長遠發展目標的激勵機制對地方政府供給行為策略演化的內在影響
圖11表示的是地方政府追求鄉村振興、城鄉共同富裕等長遠發展目標的內驅力和預期長遠發展收益的提高，即當e 從0. 5增加為0. 9，R1 從4. 5增加為9時，對模型演化結果的影響。由圖11可知，該情況下地方政府策略行為將從不嚴格執行向嚴格執行轉化。因此，應重視提升地方政府對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價值認知，這對地方政府采取持續嚴格執行策略具有長期激勵效應。
5 結論與政策建議
文章的主要研究結論為：①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體系是，以鄉村振興戰略為目標引領，以構筑農村公共服務供需主體交互暢通為基礎，通過提升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結構協調和質量均衡，最終實現公共服務城鄉融合的發展過程，其中促進三方主體穩定合作均衡是驅動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行動策略。②三方主體的成本、收益和損失變化均會影響各自策略選擇，進而構成差異性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演化路徑。③三方演化穩定策略受到各方初始參與意愿的影響，其中提升地方政府的履職行動力是促進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的關鍵策略。④通過上級政府端的政策推進和考核獎懲機制、地方政府端的政策執行和履職機制以及農村居民端的需求接受與反饋機制，能夠形成三方主體利益行為的交互均衡過程，這有助于實現供需主體“交互通暢”的高質量發展目標。但隨著中國高質量發展戰略的持續推進，上級政府作為宏觀強制方因素應逐漸淡化，未來要注重激發地方政府、農村居民、社會組織和企業等農村相關微觀主體協同效應，形成供需銜接和自我生產機制。
為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構建府際合作的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推進體系。一是要科學劃分層級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中的職責。建立縱向各級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建設領域的事權財權劃分和匹配機制，合理分攤公共服務投入責任和成本。二是建立合理的地方政府考核獎懲方式，要結合實際，合理設置GDP和民生福利煞矯嫻目己巳ㄖ胤峙洌特別要重視把農村高質量公共服務發展納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權重體系中，并輔以必要的考核獎懲機制。三是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要加大對脫貧地區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扶持力度。通過設立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項目建設專項資金、財政獎貼、PPP等多種形式，推進脫貧地區農村開展各類高質量標準的公共服務項目規劃、建設和投入運行，助力實現從成功脫貧到鄉村振興的躍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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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現農村公共服務供需有效銜接和精準化管理。在需求側方面，要挖掘農村居民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真實需求。不同農民群體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類型和重心也存在異質性，因此，地方政府等供給主體要從把握農民的需求次序入手，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化技術手段，精準識別需求，精準對接需求。在供給側方面，要建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過程和結果的高質量管控機制。針對不同類型的農村公共服務，建立起與城市同步一致、較高標準的公共服務生產流程和質量評價體系，逐步引入多元社會主體，通過公私合作、城鄉共建、跨域共建等多種參與形式，提升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和質量水平，政府部門還要強化對社會供給主體的全過程高質量監管。
?。?）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在當前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體系中，地方政府要發揮元治理主體角色。因此，需重視地方政府參與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塑造，一方面，要強化地方政府官員對高質量發展和振興“三農”等新時代發展精神的深刻領悟，將“以人民為中心”的觀念內化為行為準則，增強自身的歷史使命感和公共責任感。另一方面，從制度層面降低地方政府短期化決策傾向，強化地方官員任期責任制，以保障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政策的有效落實和延續，同時鼓勵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模式從“為增長而競爭”轉變為“為公共服務而競爭”，推動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可持續性。
?。?）提升各類鄉村主體在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中的參與作用。構建多主體參與的鄉村協同治理體系，以提升農村高質量公共服務項目的科學決策和建設水平。重視保障農村居民在農村公共服務決策中的參與權，繼續發揮農村“一事一議”制度、村民聽證會和群眾座談會等傳統民主參與渠道作用，同時利用互聯網媒介、智慧政府等新型信息化參與方式，提升民眾參與效率，降低參與成本。此外，要盤活農村內生治理資源，積極發揮農村各類社會組織、新鄉賢和土專家等新主體的參與治理，促進農村高質量公共服務的自我投入和自主供給，構筑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治理的內生發展機制。
該研究的學術貢獻是探索性闡釋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構筑以政府為主導的供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對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策略演化路徑和對策進行了初步探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理論方面，由于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全新命題，蘊含了豐富的動態內涵，因此，該研究僅是破題；模型方面，基于實際情形和建模的便利性，文章假定層級政府和農村居民是主要參與方，但隨著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縱深化推進，后續研究應考慮將市場主體、社會組織以及協作網絡主體等其他行動方納入模型分析；在對策方面，推進農村公共服嶄咧柿糠⒄溝惱策設計，需考慮不同地區農村的稟賦條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地方治理能力等差異因素，通過政策試點和實踐探索，不斷深化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系統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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