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顏值”何以持續轉化為“農民財富”？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杜焱強 王繼應 孫雪峰

　　關鍵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共同富裕；可持續治理
　　縱觀中國資源分布，多數的經濟洼地是生態高地。良好生態環境是農村最大優勢和寶貴財富；推動鄉村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是踐行“兩山”理論、促進農民富裕的時代任務和重大實踐課題。在當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指引下，將“生態顏值”持續轉化為“農民財富”已是鄉村振興中亟待解決的一大難題［1］。實踐中，一些試點地區探索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鄉村發展新模式，如浙江安吉的美麗鄉村、福建南平的“生態銀行”。成功案例的示范總能引起大量鄉村的相繼模仿，例如“一窩蜂式”鄉村旅游、“井噴式”發展特色民宿等，這不僅難以促進當地產業發展與農民增收，而且可能因重資產運營模式再次陷入“貧困陷阱”。為此，學界有必要客觀地針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熱”進行“冷思考”。雖然已有大量研究關注鄉村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價值問題，包括轉化途徑與機制、具體模式等［2-6］。遺憾的是，現有研究無論是理論邏輯還是實證檢驗，都缺乏對“生態顏值”何以持續轉化為“農民財富”的相關探討。鑒于此，該研究采取案例比較分析法，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嘗試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生態顏值”轉化為“農民財富”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實現可持續的轉化面臨哪些困境？
　　1 文獻簡評與分析思路
　　1. 1 文獻簡評
　　生態產品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語境下的獨特概念［7-10］。目前學界圍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問題已開展了大量研究，包括從生態學、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等角度研究生態調查與監測、價值核算體系、綠色金融等［11-12］，大致包括3個方面：第一，生態產品的分類及其內涵闡釋。Ehrlich［13］認為生態產品的概念接近于“生態系統服務”，即自然環境在與人類社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過程中為人類提供直接或間接的物質供給、環境調節等服務，以滿足人類的基本生活需要及更高層次的發展需求；第二，生態產品價值的核算體系與實現路徑。由于自然資源必須通過市場交易才能轉化為資本［14］，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關鍵就在于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促進生態保護效益外部化和成本內部化，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15］。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常具有直接轉化（直接進行市場交易）和間接轉化（利用生態資產配置、綠色產業組合等手段）兩種路徑［16］。第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困境與理論成因。當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面臨著產權界定模糊、價值核算困難、交易制度不規范、生態補償機制不完備、監管體系缺失等諸多難題［12，17］。
　　正如溫鐵軍等學者［1，6］指出，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美麗鄉村、休閑旅游等都是以項目制類型開展，現實中鄉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仍然面臨難以持續的困境［18］。然而，項目制的一大“痛點”在于難以實現可持續性供給［19］，即項目“短命”、供給碎片化、治理失效等現象層出不窮［20-21］。在此背景下，如何保障生態產品價值的可持續實現是當前國家政策導向下的重難點，值得從治理維度加以思考［22-23］。為此，實現生態產品價值可持續發展應是學界不可回避的問題?？傮w上看，當前有關生態產品價值的研究初步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成果，并且鄉村生態價值的實踐也不斷發展。然而，現有研究較多聚焦理論解釋與實踐總結（涉及生態產品的概念界定、內涵闡釋、價值評估及實現路徑等），較少采用案例對比的研究方法，并從可持續發展視角，深度探討鄉村生態產品價值持續轉化的條件、關鍵環節和現實約束等。
　　1. 2 分析思路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一個理論性與實踐性極強的現實議題。部分學者基于公共產品、產權治理、集體行動、外部性等理論視角對生態產品轉化展開初步研究［18］，所形成的分析思路為該研究提供有益借鑒。文章主要以公共產品理論為基礎，立足鄉村生態資源優勢，依據“已有實踐-現實情境-轉化通道”的邏輯鏈條，沿著“轉換模式-轉換條件-轉換邏輯-可持續困境”的思路，構建研究的簡要分析框架（圖1）。由于學界對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模式及其路徑已有大量研究，文章的轉換模式側重案例，對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具體類型和多元化路徑展開分析，重點考慮轉換條件、邏輯及可持續困境問題，詳細分析思路如下。
　　第一，轉換條件的分析思路。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所具備的條件，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①制度供給。譚榮［24］認為生態產品的評估機制、生態補償機制、政府宏觀規劃等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至關重要。②社會資本融入。生態資源的產業化需與資本有效結合，以推動生態資源的改造與加工，最終通過市場化方式解決供需平衡問題［25］。③區位條件。曲瑋等［26］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地理區位、交通條件和基礎設施等能夠有效促進r村經濟發展與減少地區貧困。④產品服務質量。生態產品的品牌、標準和服務質量等都可提升競爭力，進而使得生態產品取得更好的生態溢價［27］。因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涉及因素較多，并且不同類型生態產品的轉化路徑各異。文章綜合上述觀點，重點圍繞制度供給、社會資本、區位條件及服務質量展開案例分析，其他相關因素有待未來深度探討。
　　第二，轉換邏輯的分析思路。盡管生態產品的內涵與外延不盡相同，但其價值實現必須從人類需求角度加以考慮［25］。另外生態產品供給雖然來自自然生態系統，但人類對其需求與消費都存在于社會經濟系統之中。為此，該研究以生態產品的產品性質為邏輯起點，立足社會經濟運行的基本環節，圍繞生態產品內循環邏輯，分析生態產品“生產-交換-消費-分配”的具體環節，重點探討“生態資源變生態產品”“生態產品變生態商品”的關鍵環節。
　　值得說明的是，生態產品的內涵外延及其轉換模式等莫衷一是，文章綜合崔莉等學者觀點［3，5］，將生態優勢（綠水青山）通俗表達為“生態顏值”，將經濟優勢（金山銀山）形象表達為“農民財富”。同時，學界對生態產品價值的轉換模式差異性及其多元化路徑已有較多論述，文章不細致探討，更多探究“生態顏值”轉化為“農民財富”的前提條件、理論邏輯與現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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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案例介紹：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
　　2. 1 案例選取
　　案例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在于理論抽樣，即所選定案例是出于理論建構的需要，要符合研究問題的獨特性特征，并且能夠較好地回答所研究的問題［28］。針對單案例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文章采用案例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不僅遵循理論抽樣的要求，而且注重實踐中的復制邏輯，目的在于通過拓展研究視野增強研究的有效性與結論的說服力。
　　基于案例比較研究的規范性要求，該研究收集了國內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案例，并通過整理篩選出20個具有典型性案例（表1）。為進一步契合研究主題，通過實地調研、網絡收集和關鍵人物訪談等方式選擇2個案例進行重點研究。選擇上述案例的可行性在于：①案例具有代表性與啟發性，兩地在探索“生態顏值”如何持續轉化為“農民財富”的過程中均發揮了先導性作用，取得的成效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②從經濟發展水平看，江蘇蘇州J鎮與福建南平G縣代表了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兩種不同發展模式，在發展條件和路徑上存在明顯差異，因而在案例的復制和推廣上具有更高效度；③所選案例信息主要來自與該研究案例相關的文獻資料、新聞報道、官方記錄，以及實地調研獲取的一手資料等，資料準確性和可信度較高。
　　2. 2 典型案例呈現
　　2. 2. 1 案例1：J鎮“生態農文旅”
　　J 鎮隸屬于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轄區面積約84 km2，下轄1個社區和11個行政村，是江蘇省內的歷史文化名鎮。該鎮位于太湖中心區域，距上海120 km，擁有中國淡水湖泊中最大的島嶼西山島、太湖國家風景名勝區核心景區以及100多處歷史文化古跡。J鎮不僅是長三角經濟圈內著名的旅游景區，也是全國唯一的整島風景名勝保護區。
　　近年來，J鎮依托區域內自然資源和歷史文化，打造“生態農文旅”產業融合發展模式，促進生態優勢向經濟優勢轉變。具體做法包括：①優化空間布局。系統優化全鎮的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布局，增加生態和農業用地空間，適度縮減建設用地規模，通過開展拆舊復墾、建設高標準農田和生態修復等行動進行區域生態環境整治。②落實責任主體。兼顧防治與保護，實行“河長制”，落實主體監管責任，著手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修復。③激發農村內生動力。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制定生態補償條例，推動政府購買公共性生態產品，調動了鎮、村和村民保護生態的積極性。④推動生態產業化經營。J鎮重點圍繞洞庭山碧螺春等特色農產品創建農業品牌，依托“互聯網+農產品”模式拓寬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此外，J鎮深入挖掘“農文旅”產業鏈，推動農產品銷售、特色民宿、農業文化體驗和生態旅游等產業融合發展，形成了“吃、采、看、游、住、購”全產業鏈和游客的“進入式消費”，實現了生態產品的增值溢價。
　　通過發展“生態農文旅”產業模式，J鎮實現了生態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的全面提升，取得了廣泛的成效：①生態產品的供給能力顯著提升。通過實施“兩山”發展方向，增強了當地政府可持續發展意識，區域內生態空間顯著增加，自然生態系統得到修復與保護。②“生態顏值”轉化為“農民財富”的渠道被打通。通過對山水林田湖草濕等各類自然Y源的生態補償，公共性生態產品的內在價值得到了充分實現，“農文旅”融合發展模式真正打通了經營性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渠道，助推生態產品資本化和生態經濟的實現。③農民收入快速增長。伴隨產業快速發展與經濟增長，農民就業崗位不斷增加，2020年農民人均年純收入超過2. 6萬元，農民、政府與社會資本以合作共贏的方式推動了“生態顏值”向“農民財富”轉變。
　　2. 2. 2 案例2：G縣“水美經濟”
　　G縣位于福建省西北部，水資源豐富，人均水資源占有量2. 6萬m3，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2倍。該縣是福建省19個邊界縣（市）之一，發展前期屬于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全縣行政區域總面積2 240 km2，其中耕地面積13 km2，林地面積1 560 km2，森林覆蓋率高達77%，是南方重點林區和武夷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地帶。全縣擁有大小河流100多條及多座優質水庫，具備可開發溫泉點2處、地下礦泉水點14處。
　　為發掘水生態產品所蘊藏的生態價值，G縣通過一系列舉措大力發展“水美經濟”，走出了一條水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新路徑。具體做法包括：①提高供給能力。強化生態保護，全面調查和統計區域內水資源情況，繪制水資源“一張圖”，全面掌握全縣河流水系、水資源、水環境狀況、水生態系統等詳細情況；積極推進武夷山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加大水源保護力度，禁止隨意破壞山體、毀壞植被。②引入社會資本。G縣依托“水生態銀行”引入投資企業和運營商，通過股權合作、委托經營等方式對水資源進行系統規劃和開發運營，打造綠色發展的水生態產品全產業鏈，如發展高端鰻魚養殖、生產武夷山礦泉水，引入與水資源相關的生態食品產業等。③強化制度供給。G縣通過引入流域水環境考核機制、加強水質監測維護、建立生態巡查聯合執法等方式創建責任明晰、獎懲并行的保障機制，健全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長效保障機制。
　　通過“水美經濟”的發展模式，G縣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2019年全年共接待游客125萬人次，旅游總收入12億元，同比增長35%；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 138元，形成了總值140億元的水生態產品產業群。生態產業化的發展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和區域經濟的增長，生態產品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得到了充分實現。
　　3 案例分析：“生態顏值”何以持續轉化為“農民財富”？
　　3. 1 轉化模式：當前中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
　　生態產品具有顯著的公共物品特征，不同類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具體模式也存在差異。通過剖析上述20個案例的實踐，可發現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主要做法仍以生態治理及價值提升為主。參照自然資源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典型案例》，此處將其實現路徑歸納為4種：①生態資源指標及產權交易。通過生態資源指標及產權交易，自然資源的經營權與使用權得到集中流轉，一方面實現了資源的整合與價值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分散、權屬不清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搭建“資源-資產”轉化平臺，實現了生態產品專業化、規?；_發運營，打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現實渠道，如福建省南平市“森林生態銀行”實踐案例通過產權交易創造了生態產品的交易需求，創設市場化平臺進而促進生態資源產業化變現。②生態治理及價值提升。該模式的理論核心是將生態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轉向生態修復后的正外部性，即通過生態修復解決歷史遺留的生態環境問題，隨著生態系統功能逐漸恢復，生態產品供給能力也得以增強，最后推動生態資源的正向價值得以“外溢”。其中，江蘇省徐州市潘安湖采煤塌陷區生態修復等案例通過生態修復與環境治理，探索出了自然生態系統破壞嚴重地區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的新路徑。③生態產業化經營。生態產業化經營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一種市場化路徑，即通過自然資源開發經營，將資源轉化為產品和商品，進一步實現其市場化價值。實踐中，江蘇省蘇州市J鎮發展“生態農文旅”等案例依托獨特的地理區位、豐富的自然資源等優勢條件，將生態產品價值融入了一二三產業發展中，推動生態產業化經營，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增進民生福祉的“雙贏”。④生態補償。生態補償作為一種激勵機制，是一種政府主導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模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青山村的水基金補償和湖北省鄂州市生態補償案例通過構建市場化、可持續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有效激發了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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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進一步對上述實踐案例的識別與分析，均發現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主要基于有形產品或虛擬市場而展開，進而形成3種實現路徑：一是市場化路徑，通過市場配置和交易，直接實現生態產品的市場價值；二是政府主導路徑，政府以財政轉移支付、政府購買等方式促成生態產品的非市場價值實現，以確保生態產品的保值增值；三是政府與市場結合的混合路徑，即政府以提供政策支持、強化市場監管等方式培育市場交易主體，從外部促進生態產品實現市場化價值?？傊鷳B產品價值實現是一項過程復雜、內容多元的系統工程，探索多主體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與模式依舊任重道遠。
　　3. 2 條件分析：“生態顏值”轉化為“農民財富”何以實現
　　3. 2. 1 制度供給
　　因生態產品類型多樣、價值構成復雜，政府創新和設立規章制度對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至關重要［29］。具體而言，政府作為制度供給主體，應當積極回應鄉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各種制度性難題，特別是要關注生態恢復與生態價值評估、生態補償與監管等基本制度，以及建立激勵約束機制，確?！吧鷳B顏值”要轉化為“農民財富”，而不是資本下鄉或農村少部分精英的財富。通過案例1和2的對比分析，可總結以下幾種制度供給：①提高生態供給能力的制度。無論是案例1的生態修復和綜合治理政策，還是案例2依托“水美城市”建設開展流域生態恢復與保護，都是通過做好建設“減法”和生態“加法”，夯實生態產品供給與價值實現的基礎，進而通過生態修復與保護等制度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②生態補償機制。生態產品不僅具有公共物品的經濟屬性，更具有生態調節服務的非經濟屬性。生態補償作為一項利益調節的重要制度，對于生態產品供給與平衡各方利益具有重大作用。通過對比案例1和2，可以發現案例實踐都出臺了生態補償政策，但在具體補貼標準、對象和范圍存在一定差異。案例1共安排專項補助資金20億元，案例2對落實管護機制、水質達標的村（居、場）給予每年5萬元的“綠水”維護補償。③激勵約束機制。農民的收入是否獲得了增長，能不能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勵與約束監督機制，這都影響生態產品價值的可持續實現。一方面，建立利益聯結制度。案例1和2都通過生態產業化模式帶動附近農民就業和促進農民收入增加，比如案例2共帶動2. 1萬人穩定就業（占全縣人口總數的15. 2%），案例1除農民就業收入之外，還有森林、農田等股權固定分紅。另一方面，建立生態監管機制約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因經濟活動不當或過度易對生態系統造成負向沖擊，案例1和2都通過考核機制落實主體監管責任，形成了責任清晰、獎懲并舉的治理格局（表2）。
　　3. 2. 2 社會資本
　　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社會資本的投入及其合理配置能夠將生態資源轉換為資產，最終形成資產積累機制［11］。該研究中的“社會資本”特指農村經營主體之外的資本投入，即外部資金、技術、人力等要素的注入。優質的生態產品必然是自然力和人類管護共同作用的Y果，而社會資本下鄉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資金、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與農村生態資源進行結合，最終推動生態產業化經營［30］。具體而言，案例1主要通過生態產業化經營方式等多種模式吸引蘇州瀧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總部經濟綜合體等社會資本介入，使之實現三變――生態產品變經濟產品、特色農品變文化商品、農業勞動變體驗活動。案例2依托“水生態銀行”平臺引入投資企業和運營商，以股權合作、委托經營等方式全力打造水生態全產業鏈，使之實現四賣――賣資源、賣產品、賣環境和賣高端食品。通過對比2個案例，可發現社會資本具有資源配置、明晰主體與技術管理等方面優勢，能夠從市場需求角度對鄉村生態資源進行加工改造，最終形成滿足人類差異性需求的生態產品與服務。另外，案例1與案例2有一定差異，即案例1在引入社會資本同時也注重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用，即通過與社會資本的合作來克服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等弊端，構建農民、政府、社會資本和村集體合作共贏的發展格局。正如部分學者指出，鄉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必須考慮社會資本介入的共同治理和集體達成等問題［31］。
　　3. 2. 3 區位條件
　　鄉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具有一定空間差異性，區位本身所具有的屬性、特征和資質等條件通常影響其實現的可行性［27］。基于區位條件的多維度與綜合性，文章在案例比較中將焦點集中于地理位置、自然資源與基礎設施三方面［32-33］。①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上，中國不同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地理空間效應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對區域經濟體的增長模式產生決定性影響。從地理位置看，該研究中的案例1和案例2雖處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但均處于經濟增長較強板塊，區域間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相對顯著，具備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的地理條件。②資源稟賦是區域經濟增長的基礎，豐富的自然資源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條件。案例1擁有西山島、太湖風景名勝區等極為稀缺的自然資源，具備轉向“農民財富”的現實基礎；案例2的自然資源則包括豐富的水資源、森林資源、生物資源等，在發展“水美經濟”的過程中能夠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效益。③基礎設施包括能源、交通、通訊等經濟性基礎設施，文化、體育等社會性基礎設施［34］?；A設施既可作為一種投資直接促進經濟增長，又能通過溢出效應間接刺激經濟發展，因此對于提高經濟效率、降低經濟成本與推動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35-36］?？梢园l現，案例1處于長三角經濟圈內，交通便捷且距離主城區、國際機場及大都市的距離較近；案例2也有鐵路、高速公路等多條交通干線分布，在吸引游客消費、企業投資等方面也具有明顯優勢?？傊欣诘膮^位條件可通過規模經濟效應、范圍經濟效應等放大生態資源效益，使之提高鄉村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效率（表2）。
　　3. 2. 4 服務質量
　　生態產品價值顯化的關鍵在于顧客體驗并愿意為其付費，譬如優質特色農產品、沉浸式鄉村休閑等，這些促使“好風景”變成“好前景”［16］。根據Gronroos的觀點，服務質量主要指顧客在消費過程中感受到的服務水平與在服務結束后得到的服務結果［37］?？梢哉f，案例1和2的發展就是由服務質量驅動生態價值實現的典型代表。其中，案例1通過生態環境、歷史底蘊和市場化制度等提供良好的服務質量，比如以特色農產品為名片，在宣傳銷售中融入歷史文化內涵，為消費者提供使用價值較高的產品；另外將特色民宿和農業文化體驗相結合，提高了服務質量與知名度。案例2利用區域公用品牌，提高好山好水的生態溢價和提升環境滿意度，注重游客康養旅游的體驗，為消費者提供水生態的優質產品等。雖然案例1和2都注重服務質量，但前者聚焦“農文旅”的服務，而后者偏向于賣水資源等生態產品。進一步而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生態品牌影響力與服務至關重要，一旦公眾作為消費者愿意為生態產品支付一定貨幣化成本，甚至愿意將其服務體驗傳播或推廣，則意味著生態資源就可以轉化為農村農民持久的財富。換言之，服務質量是促進生態價值實現更好經濟溢價的重要構成部分，也是持續推進“產品變商品”的關鍵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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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轉化邏輯：“生態顏值”轉化為“農民財富”的關鍵環節
　　生態產品價值可持續實現的關鍵在于建立市場機制［6］。市場化配置一般涉及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其中生產對于交換、消費和分配起著決定性作用［18］。在案例1和2中，生產是以生態資源為前提，通過資本投入與制度供給來保障生產活動穩定開展，即資源轉化為產品的過程，以滿足供需匹配，比如案例1提供民宿體驗，案例2生產與水資源密切相關的高端食品。分配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即將生態產品在政府、市場與社會等群體中配置，制度供給則是保證分配科學性、合理性的必要條件，尤其是利益聯結機制，案例1和2都建立了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交換是在實踐中相互交換活動與生態產品的過程，也屬于流通環節，這不僅要具備一定的區位條件，而且還應打通產品流向市場的通道，即需要相應的制度保障以及為消費者提供良好的服務，案例1和2都具有一定的交通優勢，具有較好的流通渠道。消費是生態價值實現的終點，生態體驗者的滿意度與忠誠度最終體現于生態產品的價格體系，而提升生態產品服務質量是關鍵。其中案例1的旅游需求市場較大，且需求的差異性和高端性較強；而案例2的消費市場相對較弱，主要通過賣資源來實現生態產品經濟溢價。
　　進一步而言，制度供給、社會資本、區位條件和服務質量等因素是“生態顏值”轉化為“農民財富”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寓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社會生產過程之中，且在不同的環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質而言，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發展等綜合價值的內在機制可以概括為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及其運作關系，主要表現為各生產環節中轉化條件的嵌入程度［15］。因此，實現“生態顏值”向“農民財富”的轉化應當從經濟社會運行基本環節審視其中的運作邏輯，利用上述轉化機制，最大程度地促進生態資源市場化與資本化。
　　在“生態顏值”與“農民財富”之間的轉化邏輯中，“資源變產品”與“產品變商品”是兩大關鍵環節（圖2）。①“資源變產品”是生產端的大難題。現實中，許多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生態優勢轉換為經濟優勢的效果遠低于預期，其中的關鍵原因在于資源并未通過生態產業化轉化為產品。正如譚榮［11］等學者所言，唯獨只有通過產業化才能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產品。而打破“資源變產品”的現實困境，既需要社會資本的引入，發揮社會資本在優化產業結構、延長產業鏈等方面的優勢，促進資本與資源的有機結合，同時也必須加強制度供給與保障，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促進資源的開發利用，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模式，為“農民財富”的實際增長奠定堅實基礎。②“產品變商品”的核心在于生態產品通過交換（流通）、消費等方式實現價值。從案例1和2的實踐情況來看，生態產品供需相較于旺盛，且不受交通、基礎設施等區位條件限制，不存在相應的流通問題。然而，當前部分農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主要問題是產品的市場化難以實現：因交通制約不存在市場交易機制，有供給但沒有消費市場等，因生態產品或服務的市場競爭力不足，交換和消費過程中難以被消費者接受和認可。因此，實現產品向商品的轉化應當注重交換和消費環節，依據自身區位優勢選擇適宜的發展方向與產業模式，避免盲目模仿；同時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提供高質量的消費服務，增強市場競爭力與發展潛力，助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農民收入持續增加。
　　3. 4 可持續困境：“生態顏值”持續轉化為“農民財富”的現實瓶頸
　　通過案例1和2的總結分析，可發現“生態顏值”轉化欏芭┟癲聘弧斃櫪經漫長的過程，轉化的初期階段存在不同程度難以持續的現象或問題，并且也面臨長期粗放式發展所帶來的不合理價格體系困境――商品高價、資源低價和環境無價等。為進一步探討生態富民所面臨的普遍困境，此處基于以上20個案例的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具體可持續困境如下。
　　第一，實踐途徑高度雷同，轉化機制同質化嚴重。雖然案例1和2在生態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的過程中起到示范作用，為全國其他鄉村提供了實現路徑借鑒。20個案例因生態本底、歷史文化、傳統習俗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性，其實現路徑與轉化機制也必然存在區別。然而，通過上述實踐案例發現，大部分鄉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主要以政府投入為主，當前案例的實踐方案雷同性較強，并且過度依賴行政注意力和政府資源投入，盲目照搬和效仿已有成功案例的做法，其轉換機制極易陷入同質化的窘境；同時部分鄉村通過民宿、休閑旅游、農家樂等形式導致市場交易方式同質性競爭嚴重，生態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產業趨同也加劇了市場風險，最終致使生態產品溢價難以實現。以案例1的民宿為例，這并非意味著特色民宿可在全國其他鄉村“落戶”，因為特色民宿的發展不僅依賴生態資源稟賦，而且還與當地基礎設施、制度供給、服務質量、需求市場等條件息息相關。進言之，轉化機制同質化發展不僅難以滿足消費者差異性需求與消費體驗，而且還易造成資源浪費與低效競爭，進而限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創新性和持續性。
　　第二，地方短期行為突出，可持續性不強。通過前文20個案例發現，部分鄉村依托良好的生態資源本底，“井噴式”發展特色民宿、觀光旅游等產業，資源過度消耗、環境質量下降與發展效益降低等問題頻頻涌現，部分實踐存在諸多警惕的地方：①與生態相關的產業規模急劇擴張，各類項目以房地產開發思維建設鄉村公園和景觀設施，效率沒有明顯提升的情況下導致鄉村的發展成本不斷攀升，收益隨之下降。②受短期利益驅動，“一窩蜂式”開發易導致資源過度消耗與生態破壞，尤其在生態資源利用上，“一擁而上”的大規模開發往往容易陷入生態破壞與資源枯竭的困境。③多數實踐圍繞生態農業和生態旅游，未能充分挖掘地方生態資源特色，監督管理、環境設施等不足削弱鄉村生態產品供給可持續能力。從本質上而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一個長期過程，前期的生態修復與保護、生態補償等需大量資源投入，這極易導致地方政府過度向生態產品要短期效益，也易形成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的任期短期行為，難以真正實現生態富民及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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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空間資源未定價，利益聯結機制弱。鄉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不僅需要政府監管和政策支持，以及市場培育和資本介入，還需要發揮村集體和農民的能動性。通過前文20個案例，可以發現當前諸多鄉村利用“生態+”“旅游+”等模式發展生態經濟。然而，因生態資源、鄉村風俗等具有較強的公共性，外部群體和村內農民極易搭便車；且受多種因素的限制，農民普遍表現出“不在場”狀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成為政府和企業的“表演秀”，政府、企業、村集體與農民之間的互動機制也因此陷入癱瘓，進而導致主體利益聯結機制弱化；在此情形下，生態價值的轉化演變為對農民利益的“隱性剝奪”。通過前文案例可以發現，農民長期保護的綠水青山，最終卻成為別人的金山銀山。政府、市場與農民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較弱，農民的收益更多來自土地流轉、勞動工資等收益，陽光、山水、空氣等空間資源并未定價，并且多獲得的轉化收益并未與農民社會福利掛鉤，也未給農民帶來長久持續的收入流。總言之，鄉村生態產品的價值并未以價格形式體現，創造良好生態資源環境的人與享受優質生態產品的人存在失衡。
　　3. 5 案例總結
　　生態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具備公共產品的屬性和特征，案例1和案例2屬于不同轉換模式下的價值實現，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生態富民。具體而言，依據公共產品理論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可將生態產品劃分不同類型（比如公共性生態產品和經營性生態產品），不同類型產品對應著不同的轉換模式――公共性生態產品更多依賴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或指標交易，而經營性生態產品主要依靠市場化交易。無論選擇何種轉換模式，鄉村生態產品價值的可持續實現應當具備一定條件，包括制度供給、資本與資源的有效結合、有利的區位條件、高質量服務水平等；其中關鍵環節是要促進“資源變產品、產品變商品”，并且“生態顏值”若要持續轉化為“農民財富”，就必須將現階段以政府投入為主的模式向以市場投入為主轉變，進而建構“生態顏值-農民財富”暢通有序的轉化通道，最終實現多方參與主體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可持續發展。然而，受限于資源稟賦、基礎設施等因素，并非所有鄉村都具有以上現實條件；這意味著將鄉村生態優勢轉換為經濟優勢，必須充分考慮轉換條件，突出區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差異性與獨特性。
　　從文章的實踐案例來看，生態富民對于增強農村生態產品供給能力、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村產業升級等方面具有深刻意義。特別是在當前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生態富民要兼顧轉換效率、利益分配和可持續供給等問題，其中的關鍵要基于可持續發展視角，以之警惕示范驅動下的地方政府短期任期行為，譬如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與主體功能區劃不一致，使之產生追求短期效益而造成資源消耗過度乃至枯竭的現象。另外，生態富民應建立在城鄉融合發展基礎上，依賴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通過構建合理利益聯結機制調動各主體的能動性，持續增強鄉村生態資源活力，形塑鄉村發展的包容性；并且生態產品轉化路徑應當因地制宜、分區分類，切忌盲目模仿與生搬硬套。需承認的是，文章對其理論的深度分析存在一定缺陷，譬如生態產品的差異實現機制及其可持續路徑，“生態顏值”與“農民財富”的循環轉化等問題值得深入思考。
　　4 結論
　　鄉村生B優勢如何轉化為經濟優勢具有較強的時代價值和科學意義，是壯大新型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文章選取2個案例分別代表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轉化范式，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等方面的差異從側面論證了研究結論的適用性和啟發性，因此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參考價值及一定范圍內的普適性。該研究結論如下：①“生態顏值”轉化為“農民財富”需要具備一定條件，包括穩定的制度供給、社會資本的介入、特定的區位條件及高質量的服務等。②“生態顏值”轉化為“農民財富”的關鍵在于建構市場化機制，即“生產-交換-消費-分配”的轉化機制及“資源變產品”“產品變商品”的關鍵環節。③由于鄉村發展存在客觀的地域差異，并非所有鄉村都可實現生態價值轉化，諸多實踐會面臨可持續轉化困境，依舊只有小部分鄉村才能實現生態富民。簡單來說，鄉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要體現差異性與適配性，避免“一擁而上”和簡單模式復制，其轉化路徑應具有自我可持續性，即有資源轉化的積累性、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制度供給的穩定性等。
　　文章的主要創新點有以下3方面：一是突破了以往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理論闡述，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采用案例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了鄉村生態優勢轉為經濟優勢問題。二是聚焦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核心問題――轉化條件和關鍵環節，深度剖析了“生態顏值”轉化為“農民財富”的現實通道。三是從可持續發展視角，結合多個案例識別了鄉村生態產品價值所面臨的可持續困境，創新性提出只有部分農村才能實現生態富民。這些研究發現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鄉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黑箱”，也為審慎推動農村生態資源向經濟轉化等提供基于事實經驗支撐的學理認知。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復雜、類型多樣和內容多元，文章作為一項探索性案例研究，所提出的理論觀點仍有待更深入的實證檢驗；實踐中“兩山”轉化也是在不斷摸索并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除文章的制度供給、社會資本、區位條件和服務質量等重要因素之外，其他相關條件有待深度挖掘和大樣本分析。另外，不同類型的生態產品差異化實現路徑與模式、可持續供給的具體機制、空間資源價值顯化與三產融合發展、生態收益與農民社會福利的聯結機制、長周期與跨區域的鄉村生態資源價值實現等議題仍有待在未來研究中更深層次、更細致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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