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高原藏區生態資產賦能鄉村振興的對口幫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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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荷 畢凌嵐 鐘毅
關鍵詞川西高原藏區；對口幫扶；鄉村振興；生態資產；賦能路徑
新時期新發展理念強調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之間的有效銜接，脫貧重點地區必須重新審視自身的資源環境特征，探索能夠匹配新發展格局的動能提升路徑，以推動全面的鄉村振興。川西高原藏區地處國家層面深度貧困的“三區三州”范圍之內，具有復雜多樣的自然特征以及豐富多彩的民族和文化特征，作為四川貧困“四大片區”之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難啃的“硬骨頭”，以及防返貧和維系民族穩定的關鍵區域。對口幫扶作為中國一項重要的扶貧開發政策，旨在通過全國層面的“東西協作”和省域內部的“對口幫扶”形成合力，“優勢互補、互利互惠”助推貧困地區的發展，當前工作處于在精準脫貧的基礎上向鄉村振興全面過渡的階段，既需要在檢驗精準脫貧效益和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脫貧攻堅的質量，又亟須立足生態文明建設和“雙碳”目標的發展訴求，在防返貧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鞏固脫貧攻堅并全面轉向改善民生，以實現振興和共同富裕［1］?；诖?，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對口幫扶工作必須突破傳統對口幫扶項目“短視”現象［2］，重新審視幫扶對象的地域特征和資源稟賦，更加關注基于地方性生態資產稟賦的精準性挖潛，以實現更加可持續的發展內生動能。
1 貧困治理轉向下川西高原藏區對口幫扶效果分析
自1979年對口幫扶正式成為國家區域平衡的政策工具以來，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幫扶經歷了“初創-探索-奠基-深化-提質”5個階段（圖1）。2013―2020年精準脫貧戰略通過到村到戶到人的核心舉措，已全面完成脫貧攻堅目標，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現階段進入以相對貧困治理為核心目標的鄉村振興時期。精準脫貧階段的對口幫扶工作采取“輸血”加“造血”的幫扶方式，通過市政、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土地整理和人居環境建設，以及退耕還林生態補貼等方式已經完成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工作；鄉村振興時期面臨補齊短板弱項，構筑持續發展動能，推進川西高原藏區綜合發展水平全面提升的現實需求。川西高原藏區“富饒且貧困”的發展特征，表明當地居民生計高度依賴本地自然生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3］。四川省自2012年始在東西協作的基礎上所展開的省域內部對口幫扶工作，通過踐行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的重大部署，從“7+20”擴展至“9+32”縣市區結對幫扶藏區、彝區45個貧困縣市區（圖2），追蹤調查表明對口幫扶政策顯著促進了被幫扶地區經濟增長，在經濟條件較差的地區表現出更強的增長效應［4］，結合精準脫貧戰略實施前后西部地區農村收入增長狀況來看，生產性因素投入增加對居民收入增長具有較強的積極影響，服務性因素投入不足導致明顯的負面影響［5］。
1. 1 既有幫扶成果奠定內生動能的發展基礎
在強調以基礎設施建設構建發展基礎的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影響下，對口幫扶工作在區域層面結合國省干道交通路網構建發展骨架；在城鄉層面補充并完善了路網體系和配套基礎設施，補齊了安全出行、安全飲水、安全用電、網絡全覆蓋等發展短板問題?！帮w地產業”幫扶和區域公共品牌建設帶動一產提質、二產拓展和三產擴容，有效提高了地域特色農牧產品的市場參與度，增加了地域旅游接待能力，優化了產業結構，大幅提升了城鄉居民收入。隨著“對生態特別重要和生態脆弱地區實施生態保護脫貧”政策引導的“生態脫貧”思想形成，在天然林保護工程和退耕還林工程的基礎上結合“綠化全川”運動，依托川西藏區生態脆弱區治理等生態治理修復工程，推進沙化土地區、巖溶區、干旱河谷、區域濕地以及廢棄礦山和地質災害損毀區進行重點區域生態修復工程，引導和組織貧困居民參與生態保護、建設和修復工作獲得收益［6］――促進了森林種植和草原綠化相結合的生態本底特征逐漸完善，推動省森林覆蓋率從2011年35. 1% 上升到2021年40. 23%。對口幫扶工作結合川西高原藏區的幫扶需求，形成了包括人才、產業、科技、資金、教育、醫療等多方位的幫扶體系。生態補償與精準脫貧工作有效結合，糾正了因生態問題認識不足和脫貧工程建設破壞，所造成的本地資源被破壞和環境污染問題，為生態資源資產化轉化［6-7］、探索“生態保護”防返貧轉向開拓“生態資產”振興路徑奠定基礎。
1. 2 幫扶傾向影響區域發展均衡特征
受到精準脫貧政策影響，對口幫扶過程中脫貧資金和資源向貧困戶和貧困村傾斜，導致區域內非貧困村與貧困村、非貧困戶與貧困戶在政策享有方面的“懸崖效應”。幫扶推動貧困村和貧困戶的經濟增長明顯高于非貧困村和非貧困戶，導致部分鄉村和居民因政策和幫扶造成了差異化和發展不平衡問題。雖解決了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但由于市政交通等基礎設施的質量不均衡和局地產業發展不充分，造成了區域和地方社會的不均衡發展，導致持續性自主優化動力不足。整體而言，精準脫貧時期的對口幫扶工作在補齊基礎設施短板和夯實區域性生態本底方面初見成效，但在資金落地和社會資本下沉等方面對于地區發展的整體帶動效應有限，導致縣域尺度從積貧空間不均逐漸轉向因幫扶力度不同造成的空間發展不均。
既有研究表明經濟貧困與生態脆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在中西部相對貧困地區生態脆弱和經濟貧困兩難選擇問題上更為明顯［7］。制約鄉村振興工作和實現可持續發展阻礙的“脆弱-貧困”惡性循環，本質在于自然、經濟和社會子系統不協調［8］。貧困治理轉向下川西高原藏區的發展，由于生態環境脆弱、本地人力資本存量低、人才不足且持續流失，面臨內生動能相對不足、區域不均衡等問題，若新時期產業發展再缺乏與本地資源和市場邏輯的銜接，則易導致社會發展造血機制不足。如何培育根植于地域特征的發展能力，在資源環境強約束的基礎上探索生態空間保護、生態系統維持相協同的生態資產賦能鄉村振興的發展路徑，成為新時期突破脫貧幫扶依賴，實現區域的發展均衡，全面推M鄉村振興的關鍵。
2 鄉村振興背景下川西高原藏區鄉村新內生式發展內涵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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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培育鄉村的內生發展動能，作為推進民族地區從脫貧到繁榮發展的動力機制，其動能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全面推進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1975年聯合國特別經濟大會上正式提出內生式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明確全面發展必須從社會內部推動［9］；2000年《馬德里宣言》明確內生式發展是以地域生態與文化保護為基礎，以滿足人的需求和全面發展為目標，以根植地方的產業建設為根本，以低環境沖擊和高附加值的關聯性產業為關鍵［10］，以保障居民參與和自主管理的組織建設為手段，實現區域發展綜合效益最優的發展模式［11］。為突破單純強調內生發展模式的局限性，立足于區域可持續戰略理論形成新內生式發展（Neo?endogenous）思想［12］，明確發展需要立足于區域的發展潛力和實現途徑，利用從外部獲取的知識和資源維護本地的文化觀和世界觀，塑造可持續性的社會和產業結構［13］，在內部資源利用與外部能力獲取平衡的基礎上，以社會創新的方式解決發展問題。作為歐洲近20年以來主流的鄉村發展理念，新內生式發展更加強調內外互動的混合動力模式，整合各類資本要素，結合內生單元（本地企業、本地鄉村組織等）、外部單元（外部企業、對口幫扶主體等）和新內生單元（當地政府、當地非政府組織等）的發展主體，將內生潛力、發展社會資本和促進地方參與作為三大支柱，是兼顧內部系統和外部網絡融合，以激發當地發展潛力的綜合發展理念。
川西高原藏區城鄉發展過程和地形地貌特征，導致可利用的農業生產的土地資源狹小化、細碎化和分散化［14］，形成了以農牧業為主的小農經濟，以及滿足家庭消費的本地市場特征［15］，加之城鄉產業化水平低下，集體經濟發展薄弱，導致川西高原藏區參與市場循環的動力不足，對區域性經濟發展的貢獻率較低。而隨著農業現代化、消費升級以及旅游業的發展，生態資源獨特性的優勢逐漸凸顯，土地資源的局限性也愈加明顯。針對新時期川西高原藏區鄉村振興而言，新內生式發展是在肯定地區生態資源、民族文化等認同的基礎上，有機組合內外互動，優化多元主體的鄉村組織，融合科技支撐的社會創新［16］，以化解傳統鄉村發展過程中，因自身資源稟賦認知不清、鄉土文化失落、鄉村組織自主性缺失、市場需求把控不足而造成的發展動力不足問題。
對口幫扶工作應結合市場規律合理借力，將受扶地的約束短板轉化為發展動力，以實現借助“外部推動”向“自我導向”轉變［17］。立足于川西高原藏區對口幫扶現狀，新時期發展內生動能構建的關鍵在于：強化社會合力帶動地方參與為發展內生動能的構建注入外源動力［18］，創新性激發地方生態資源的發展潛力，形成文化認同感和產業凝聚力［6，19］。因此，鄉村振興背景下川西高原藏區的發展內生動能的構建，需要借助外部單元即對口幫扶主體的資金、技術和市場優勢，以促進內生單元和新內生單元即本地政府、本地企業、本地鄉村組織等發展動力的形成，平衡本地生態資源約束特征和發展潛力，構建可持續性的資產化發展路徑：結合市場需求深度挖潛本地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產的潛在價值［20］；增量提質生態空間弱化生態脆弱性和提高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提高生態經濟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的供給能力和外溢效應；通過區域平衡和聯動形成良好的競合關系，強化生態資源向生態資產轉化并參與市場運行的可能性。
3 生態資產作用于鄉村振興的機制分析
鄉村作為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是當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最為突出的空間，也是與生態資源關系最為密切的空間。高質量生態產品的供給短缺已經成為生態文明建設中顯著問題之一［21-22］。生態資源作為為人類提供自然資源產品、生態經濟產品和生態服務的各類自然資源的總和，具有天然的存在價值和使用價值［23-25］。生態資產較之生態資源而言，具有稀缺性、歸屬性、價值性和可交易性等經濟學屬性［26-27］，在一定時空范圍和技術經濟條件下為利益相關者帶來效益［26］，形成服務于一定生態系統經濟目標適應性、進化性的生態實體［28］，能夠形成包括有形的、實物形態的資源和隱形或非實物形態的生態服務的生態產品［29］，其中具有一定產權和價值增值潛力的生態旅游資源和生態商品通常被視為生態資本［30］。生態資源的資產化過程是資源價值被識別和初步賦能的過程，生態資產資本化過程則是通過人為開發、投資盤活和運營轉化形成生態產品，進入市場實現其價值進一步增值和賦能的過程。上述轉化有助于打破生態資產被動保護的不可持續性，實現“良好保護-運營增殖-價值實現-反哺提升”生態資源的良性循環［31］（圖3）。生態資產作為連接生態資源和生態資本的中介形態，能夠規避資源詛咒顯現并緩解生態資源外部性問題［32］，其獨特性特征為鄉村振興提供參考和依據。川西高原藏區生態資源資產化后進入市場形成生態資本，是識別顯性資源稟賦和挖掘隱性資源潛力以促進鄉村振興發展的關鍵［33］。
3. 1 地域協調性為鄉村振興界定發展基礎
生態資產作為與地域環境、人居活動長期磨合的產物，折射出本土居民與地域環境相處的協調特征，是民族地區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的集中體現。不同于傳統的一二三產業，基于生態資產的產業以生態產品為核心［34］，服務對象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具有跨時空可持續的屬性特征，在促進人類福祉的基礎上兼顧生態系統服務的保值增值，蘊涵全生命周期的綠色消費理念?；诖?，為實現鄉村振興的生態資產的增殖過程，必須固守地域協調性特征的低沖擊開發的基礎底線訴求，在產業的拓展上秉持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發展標準，產業的選擇要協調生態資產、本土居民以及民族文化等多個方面，并強化本土居民參與具有天然地域協調性優勢特征的本地產業，以實現多維度可持續發展。
3. 2 獨特辨識性為鄉村振興提供發展契機
獨特辨識性與地方的地形地貌、氣候氣象、景觀植被等地域性特征密切相關，體現在自然景觀、供給產品以及文化風俗等多個方面。具有獨特性的地域景觀是構成旅游體驗的“吸引物”，完善舒適的配套設施吸引參與者就地消費，有助于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和本地居民就業，人居環境和旅游配套設施等“舒適物”的構建是提升旅游消費溢價水平的關鍵，例如甘孜州丹巴縣境內的甲居藏寨，依托其獨特的建筑風格和優美的自然生態景觀有效帶動本地的旅游業發展。此外，具有獨特辨識性的生態產品能夠占有部分外部市場，并與本地旅游業發展形成聯動效應，加之生態產品品牌的認證進一步增加收益率［35］。生B資產的獨特辨識性為鄉村振興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提供契機，并為以市場為導向的特色產業集群和特色品牌的構建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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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拓展延伸性體現了產業增殖的可能性
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產業興旺，生態資產的獨特辨識性為產業拓展和延伸提供可能。產業增殖通過關聯生態資產與市場導向，結合獨特資源資產特征打造主導產業，通過上下游聯動和橫向輻射推動產業鏈拓展延伸。產業鏈延伸和拓展是有效借助和組織外部社會資本、技術理論和相關資源，融入本地產業發展建設和實現產業集群式發展的關鍵。在城鄉聯動和融合基礎上，將產業延展向生態資產豐富的鄉村空間傾斜，有助于聯動人居環境提升和協調鄉村居民就業，例如甘孜州爐霍縣借助鮮水河國家濕地公園的生態資產優勢，帶動周邊如無公害農業、中草藥產業園、俄色茶等相關產業，并帶動兩側多個村落打造成旅游接待村落?；诖?，對口幫扶過程中產業配套的完善是推動鄉村空間產業拓展延伸的關鍵，有助于協同提升鄉村人居環境，為鄉村空間產業化發展奠定物質基礎。
整體來看，生態資產作為根植于本土磨合存留下的寶貴資源的演化物，具有地域協調性、獨特辨識性和拓展延伸性，作為具有產業帶動、文化傳承、人居承載、民生改善的潛力吸引物，有助于改善川西高原藏區土地資源的局限性，突破制約鄉村發展的生計為主的小農經濟發展模式，傳承和發揚民族地區的風土文化，并維持民族地區社會穩定。川西高原藏區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整合對口幫扶過程中外部力量，結合“生態資源-生態資產-生態資本”轉化過程，激發內生發展動能，推動可持續發展（圖4）。
4 新時期對口幫扶工作中生態資產的賦能路徑
新時期對口幫扶工作從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并以實現城鄉融合作為當前的工作重點。川西高原藏區生態資產的獨特性和多元性特征標志其具有較大的價值潛力［36］，在一定社會、經濟和技術條件下能夠產生更好的生態價值和經濟效益，促進鄉村振興以提高當前或者可預見的未來生活質量［37］。此時期對口幫扶的關鍵在于結合生態資源的資產化過程和生態資產的資本化過程，探究如何更好借助幫扶資源的外源力作用于生態資產，結合鄉村振興的發展需求，激活鄉村的內生發展動能，帶動鄉村人居環境的協同提升?？紤]到對口幫扶力量的有限性，以及地區生態資產的同質性和差異性，以面向市場需求的關鍵性生態資產為出發點，進行關鍵性項目的示范性建設，為地方發展提供參考樣本，激發民族地區村集體和村民自主“造血”的發展能力，促進川西高原藏區“綠色低碳-和諧穩定”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形成。
4. 1 對接消費特征和地區優勢資源，明晰生態資產增殖轉化方式
新時期對口幫扶工作需要明確生態資源空間分布特征、脆弱性和獨特性以及生態復合功能，識別已經確權的生態資產，靈活借鑒幫扶主體市場化工具的優勢，結合市場消費特征凝練其增殖轉化方式［32］。結合川西高原藏區的生態資產特征而言，其消費主體包括本土和外部兩大群體，消費方式聚焦于生態景觀旅游消費、生態經濟產品消費和生態服務功能消費三類。生態景觀旅游消費建立在生態資產稀有性和獨特性的基礎上，需要幫扶主體對消費特征進行有效把控：選擇與受扶地地域特征相契合的保護和開發方法，強化受扶地自身資源稟賦以形成獨特的生態資源；遵守地域協調性特征的基礎上進一步凸顯生態資源的辨識特征，推動此類生態資源從背景資源向熱門旅游資源轉化；強化“吸引物”將消費者引進來，并通過轉化為“舒適物”促使消費者參與并沉浸其中［38］；完善和補充旅游消費的配套設施需求來實現生態資產的增殖轉化，如爐霍縣雅德鄉的交納村以“最美藏家庭院”為主題，幫扶完善交通旅游配套設施，形成產村農旅融合的示范村落。生態經濟產品的消費則需借助其獨特性和高品質的市場需求特征，通過深化產業鏈條和品牌矩陣的有效協同，借助產品質量提升、復合價值提升和文化價值疊加以及穩定的供應體系實現生態資產的增殖：利用幫扶主體的技術優勢，結合市場需求匹配不同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方式；在區域公共品牌的基礎上培育特色品牌提升產品溢價；拓展和增值生態產品的市場價值，形成生態資產的本地產業化和異地增殖化的發展機制，如浙江麗水的“麗水山耕”公共品牌，形成全產業鏈一體化公共服務體系，電商化的營銷模式推動本地農產品的全國銷售［39］。生B系統服務的消費是生態資產獲取生態補償支付的關鍵；需要通過增量提質生態資產提升生態服務功能，依托生態補償轉移支付內化生態服務功能的外部效應基礎上，強化生態資產吸引力以夯實帶動鄉村振興的資源基礎；構建吸納本地居民全過程參與的發展框架，形成與外部資源的有效銜接。
基于此，對口幫扶過程中，幫扶主體需要在統籌考慮川西高原藏區生態資產同質性和差異性的基礎上，增強生態資源稟賦實現生態資產的轉化和增殖［40］，引導受扶地參與者高效利用生態資產［41］，為鄉村振興提供動能并形成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圖5）。幫扶本地政府突破土地資源的局限性，鞏固維護和提升生態本底品質，在滿足本地居民依托生態資產滿足生存和發展需求的基礎上，匹配鄉村振興的發展需求，吸引本地居民參與生態資產的價值轉化過程［42］，帶動本地人居環境的整體提升；利用生態資產的獨特性吸引外部群體的參與，吸引企業進行生態資產的產業化增殖，吸引旅游游客參與本地消費，融入市場體系并內部化生態資產的外部性特征。
4. 2 增容提質生態資產存量以撬動更高生態補償形成良性循環
作為西部生態高地的川西高原藏區是銜接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和黃河-長江重點生態區的關鍵空間，也是進行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和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載體空間，中央對地方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于2020年起專門設立對于藏區和涉藏區域生態補償專項。脫貧攻堅時期部分工作得益于生態補償，鄉村振興期間的對口幫扶工作應協助地方增容提質生態資產的存量空間，撬動更高的生態補償，協助形成良性循環機制。借助對口幫扶主體在生態修復、土地整理等方面的技術優勢、管理經驗和人才支持，遵循底線思維，有針對性地進行生態修復以提升生態質量，對區域內生態空間進行保護式開發，提升生態服務功能的供給效率［43］。遵循集約高效思維，進一步推進將分散、破碎和低效的農地轉化為集約式高標準農田的土地整治工作，在提升區域生態產品產出效率的同時，對騰退出來分散的低效土地資源進行生態復建［44］。系統協同建設區域生態廊道和基礎設施廊道，利用地方性經濟作物和鄉土植被物種進行兩側生態空間的營建工作；在弱化區域基礎設施生態影響的基礎上，構建區域性生態復合性生態基礎設施廊道［45］，理想狀況下在既有區域路網的基礎上，可增加9 000 km以上的生態廊道、增量259 km2的生態空間，覆蓋約75%村莊，有效修復和平衡區域各類基建工程所帶來的生態破壞性影響，增補川西高原藏區的森林類生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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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生態空間的增量提質、生態空間格局的系統完善推動生態過程的高效聯通，弱化川西藏區的生態脆弱性，提高區域生態服務功能績效，擴展生態服務的服務空間范疇，有助于區域性生態特征的維護和提升。生態資產質量的提升將有效促進區域生態服務功能的提升，在未來生態轉移支付和生態補償制度完善的基礎上，獲取更高的保護者利益，通過完善生態補償調控生態資產增容提質的地方制度，形成良性循環的生態資產存量閉環。
4. 3 增補升級配套設施促進生態資產就地產業化推動城鄉融合
生態資產的產業化轉化離不開相應配套設施的支撐，川西高原藏區在上一輪脫貧攻堅的工作中逐漸補齊配套設施短板并向貧困村傾斜，新時期對口幫扶工作需要利用自身在產業深度拓展、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技術和資金優勢，對接和匹配生態資產的空間分布特征和拓展延伸特征，助力配套設施的增補升級。結合生態資產的空間分布特征，推動生態資產的就地產業化，根據產業延伸和拓展的可能性，幫扶增補提升相應的城鄉產業配套設施，在推進城鄉融合的過程中改善鄉村配套設施，幫扶城鄉聯動的產業體系中部分產業下沉分散至鄉村空間［46］，以帶動鄉村振興的全面發展（圖6）。
結合生態資產的流量資產特征和生態產品類型，幫扶本地政府結合家庭作坊和鄉村工坊放權和下沉精深加工或特色加工的產業，形成以家庭或村集體為單位的就地產業化模式，如通過組織村民進行以牦牛骨工藝品等，幫扶草原生態空間上的鄉村，形成以村集體牽頭利用傳統生態文化引導農戶的綠色生產加工和經營行為。幫扶構建增進城鄉聯動和融合的城鄉三級物流體系和交通體系等配套設施，形成生態產品參與“鄉村產業前端-物流體系-城市集散-消費市場”內循環的路徑。幫扶地方政府選擇具有較好生態景觀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存量資產進行示范性建設，協同鄉村空間旅游配套設施和人居環境提升融入景村一體化發展模式，將旅游接待和民俗文化體驗的相關產業融入村域空間［47］。在增補升級旅游服務配套的過程中帶動人居環境的整體提升，以通過具有美感和公共感知的整體性鄉村空間推動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建設［48-49］；結合“城市游客集散-旅游交通體系-景村旅游地”的基礎設施網絡格局，打造吸引游客沉浸式參與鄉村消費的旅游路徑，如沿國道打造的生態景觀廊道有效組織道路兩側鄉村空間，串聯景村一體化打造最美藏寨，形成獨具特色的地方旅游體驗方式；對依托獨特生態景觀空間如高原草原、高原濕地、高原湖泊等，通過完善周邊配套的鄉村空間為旅游人群的沉浸體驗提供可能性。
對口幫扶對生態資產進行就地產業化是協助受扶地政府將就業機會帶至村民門口，為村民參與就業提供更多機會。通過增補升級配套設施推動受扶地形成城鄉融合和協動的空間組織，促進鄉村空間作為生態產品生產和生態旅游的前沿陣地，推動城市空間作為引領和聯動鄉村產業發展并對接外部市場的關鍵性空間，并通過道路交通網絡、三級物流網絡以及互聯網網絡的構建進一步為生態資產的就地產業化提供可能。
4. 4 培育消費市場促進生態資產的價值轉化反哺城鄉空間
消費端的構建是實現生態資產作為生態產品融入“雙循環”實現價值轉化的關鍵?；诖耍瑢趲头鲋黧w將進一步利用自身的品牌優勢、市場潛力和資源整合優勢，著力進行川西高原藏區生態產品的消費培育，包括匹配鄉村居民和外地游客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的內循環市場以及生態產品異地價值轉化的外循環市場兩類，突破受扶地因營銷渠道阻塞導致生態資產產業鏈穩定性弱和演進困難的瓶頸，形成供需循環平衡的長效機制。
幫扶生態資產品牌構建，在區域公共品牌的基礎上，協同本土生態資產和民俗文化特征建系統協同的品牌體系，涵蓋生態資產初級加工的原材料、深度加工的生態產品、旅游體驗的旅游品牌等，在做大做強公共品牌的基礎上凸顯品牌的地域特色，為與外部市場進行對接提供品牌力量。借助幫扶主體在品牌宣傳的經驗優勢，構建多媒體和多平臺的宣傳提升和提升品牌的市場影響力，通過網絡平臺宣傳、各大電商合作參與、異地商品推介會、旅游節慶宣傳活動等方式拓展生態產品影響力，多種媒介和多方平臺的參與有助于緩釋有關生態產品信息不對稱的瓶頸問題。此外，充分發揮幫扶主體資源整合的平臺優勢，探索平臺式、訂單式、托管式的新型生態產品服務模式，提高供給端（農戶+龍頭企業）和消費端之間的交易效率，為鄉村與財富之間建立有效的“連接”［50］，引導地方政府定向交往以及企業行為與民間機構持續和日?；慕煌?1］。消費市場的培育將加快生態資產產品的流轉和消費速度，為生態資產產業化的穩定運行和反哺城鄉空間提供可能性。
5 總結和展望
對口幫扶政策目前處于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期，其目的是在“激勵相容”原則下如何通過幫扶協作激發地方發展的自主性，關鍵在于幫扶端的優勢資源和發展經驗向被幫扶端的傾斜和傳授，以實現受扶端的振興發展和共同富裕。業已開展的東西協作和省內幫扶工作著實推動了川西高原藏區的發展，但也呈現出“輸血”的依賴性特征，導致鄉村空間的內生發展動能的缺失和不足，鄉村空間的人居環境改善和設施配套提升過分依賴于政府的統籌和幫扶資金的落實，以至于坐擁生態資源卻難以有效轉化為價值。生態資源及其影響下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特征是川西高原藏區最為寶貴的財富，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關鍵要素和物質基礎，生態資源的資產化轉化和生態資產的資本化轉化，是新時期川西高原藏區引導特色突圍并帶動地方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對口幫扶工作應立足生態資產作為生態公共產品的生態特征，結合自身優勢高效精準地展開針對生態資產價值轉化、示范帶動以及持續提升的賦能路徑，有效幫扶地方產業形成的基礎上激活自身發展動能，圍繞生態資產增殖和價值轉化體系完善所構建的賦能路徑，為推動生態資產良性發展與鄉村振興的協同提升提供可行性，亦為本地內生單元主動參與地方發展，通過學習和轉化強化內生動能提供參考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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