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態視角下協同創新驅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的路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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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丹玲 盧新海 張超正 胡文伯 李玉瑩
關鍵詞協同創新；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組態影響；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
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是中國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和土地利用質量的突破性提升，也是新時期實現社會經濟高質量、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1］。作為破解土地資源保護和保障瓶頸有效途徑，創新在城市土地利用“綠色化”中的重要性一直以來都得到政界和學界的廣泛認可［2-3］。值得注意的事實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傳統以線性和鏈式為主的技術創新模式在推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中的動能不足等問題日益凸顯，城市土地利用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高碳排放等問題并未得以妥善解決［4］。基于這一客觀現狀，以資源要素的大跨度整合及多元創新主體協同合作為基礎的協同創新已經成為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能的重要手段，并不斷滲透到國家土地利用政策體系之中。然而，隨著新時期雙循環發展和創新驅動等國家戰略的深入推進，各級政府在提升協同創新成效上面臨創新鏈、資金鏈及產業鏈的“孤島”和“斷崖”［5］，特別是，城市土地綠色利用問題復雜性的進一步深化對以單一影響因素識別為基礎的協同創新手段帶來嚴峻挑戰。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基于組態視角識別多重協同創新因素及其協同效應，進而在實踐中深入推進城市土地利用“綠色化”？進一步地，考慮到中國各地區發展階段和資源儲備上的巨大差異，如何結合本地要素稟賦選擇適應性的協同創新策略推動城市間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協同提升？上述問題的回答對制定精準有效且具有差別化的政策以實現協同創新水平和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協同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1. 1 文獻綜述
目前直接有關協同創新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影響的研究并不多見，主要集中在創新投入、創新環境、創新產出及協作互動等幾個層面。其中，環境、投入產出層面的基礎創新指標是某一地區謀求對外合作并進行協同創新的先決條件，協作互動水平則是某一地區對外協同創新能力與成效的直觀體現。創新環境是實現城市土地綠色利用的直接基礎。目前學術界主要用地區生產總值增長和科研機構數量等指標來分別衡量經濟人文軟環境和科研硬環境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影響［6-7］。在創新投入層面，創新投入能力被視為驅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的關鍵要素。目前大多研究認為創新投入能力主要體現在創新投入資源和創新執行主體規模兩個方面，主要測度指標包括財政科技投入［8］、R＆D經費支出和城市專業技術人員數量［9］等。在創新產出方面，創新科技成果產出、市場化水平是驅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及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F有文獻主要從研發與應用兩個角度，將專利授權量與新產品銷售量等主要指標引入計量經濟模型，考察創新產出對城市土地利用的影響［10-11］。此外，少部分研究還指出協作互動能力，包括主體協同創新能力和區域要素協作互動均會對地區產業發展格局優化和效率提升產生影響［12］。
圍繞協同創新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關系的研究已日趨豐富，但基于組態視角探討兩者關系并梳理其內在影響機理方面的研究尚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此外，已有研究忽視了協同創新內部結構因素的復雜性和聯動性，多運用傳統計量方法探討單個變量的“凈線性效應”，并未探究這些因素耦合互動、組合配置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影響。基于此，擬從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兩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拓展：一是研究視角上，從協同創新角度解析其不同結構條件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核心影響機理；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基于組態視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Analysis，fsQCA），以中國284個城市為研究案例，系統探究協同創新驅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多重并發路徑，旨在深化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協同創新驅動機制的理性認識，并為政府制定異質性協同創新政策和技術提供新的證據和分析思路。
1. 2 理論框架
組態理論化指出，結果是由多種條件共同作用引致的，@就意味著多重條件組態均可產生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這一結果，即存在功能等效路徑。組態理論化的核心過程包括識別可能構成組態的引致條件、探究條件之間如何關聯。循照這一過程，首先依據現有研究將協同創新體系分解為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及協作互動四個層面。在此基礎上，從組態視角構建協同創新影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理論模型框架，如圖1所示。
1. 2. 1 創新環境層面
具體包括科研硬環境與經濟軟環境兩個二級條件。創新環境是影響協同創新中創新資本供給規模和結構的關鍵一環。一方面，良好的科研環境有助于地區整合資源并催生創新技術研發［13］，培育城市土地綠色利用的新動能。另一方面，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戰略型新興企業通過在既有市場中開拓和爭奪生態位等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向“綠色化”和“低碳化”轉型的進程［14］，進而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產生直接影響。但由于科研硬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和知識文化氛圍等經濟軟環境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有必要探究各類環境要素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產生的差異化作用。而由于創新環境供給與創新投入對創新環境的需求兩者之間存在非匹配現象，創新環境優化并非都會促進城市土地綠色利用。還有學者指出，研發資金、勞力及政府科技財政投入規模及效率會受到創新環境供給的影響［15］，且創新投入新需求會成為創新環境優化的內生動力。
1. 2. 2 創新投入層面
具體包括人力資本投入與物質資本投入兩個二級條件。區域的創新投入水平越高，面臨的要素資源稟賦約束和技術研發成本越小，有利于減少傳統資源利用模式下城市土地利用的環境負效應［16］。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投入對加快企業產品研發與擴寬市場規模有直接的決定作用，地區支持產業發展和經濟生產的創新投入能夠進一步推動城市土地利用結構高質量轉型和城市土地利用的生產方式變革。同時，新的土地利用模式由于存在新進入缺陷，因而更依賴大規模物質資本投入催生生產制度創新來激活城市土地高質量生產［8，17］。此外，土地、資金和交通基礎設施等物質資本投入規模的增大產生的乘數效應通過技術擴散、人力補償和信息共享等多種傳導路徑刺激土地向綠色投資回報率高的生產領域參與分配與重組［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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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創新產出層面
具體包括成果產品化與成果市場化兩個二級條件。創新產出能夠通過優化物質投入結構和服務市場供給結構產生反饋效應并作用于城市土地利用［19］。具體而言，一方面，成果產品化（專利授權）可以提升知識在不同創新主體間通用性和信息的互通性，提高企業整合、利用內外部資源的能力［10，20］。另一方面，成果市場化（創新產品的市場化銷售）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運用綠色清潔生產技術進行土地生產活動的綜合成本。然而，技術優勢地區為了進一步降低研發成本并加快技術產出速度，會采取一些鼓勵性金融及產業扶持政策推進知識、技術、創新要素向該區域集聚［13，21］。在要素累積效應的作用下，技術優勢地區的創新技術成果較易形成壟斷，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中心-外圍”的圈層結構得以強化。此外，創新產出與創新環境和創新投入直接相關，即三者在協同創新系統內可能存在共棲、共生與主導關系，并共同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產生影響。
1. 2. 4 協作互動層面
具體包括主體協同與區域協同兩個二級條件。協作互動作為各地區和各創新主體參與生產經營活動的核心組織方式也是影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22］。研究發現，跨區域合作申請專利等行為使得市場進入壁壘減小，降低技術在城市土地生產過程中的成本及拓寬企業產品銷售渠道［23］。較高的區域間互動水平和主體間協同水平不僅體現了政府對合作的重視，還釋放了積極的成果市場化信號，這意味著企業更容易在市場上獲得知識、技術和人才等高質量要素投入并開展跨區域技術協作，最終提升企業對創新環境的合意性和可行性感知［24］。而政府加大創新投入、改善創新環境，也將提升市場創新產出，強化各地區和各創新主體參與城市土地綠色生產的e極性。
綜上所述，協同創新系統一共囊括了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協作互動4個層面下8個二級條件。實際上，這些因素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影響并非相互獨立，而是通過聯動匹配的方式協同發揮作用。具體而言，各條件間的并發協同效應既可能包括通過適配來相互強化，也可能通過替代來相互抵消。因此，下文將在組態視角下，實證探討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協作互動多重協同創新條件究竟會如何通過相互間的聯動匹配來影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
2 研究設計
2. 1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選取主要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考量：第一，要揭示協同創新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多重路徑，應綜合考慮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協作互動四個方面下多重因素的并發作用，探索某一特定因素獨立作用的常規統計分析遠遠不夠。區別于傳統“自變量?因變量”二元關系的統計方法，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的基本思想是探究原因條件的相互依賴和聯動匹配如何導致被解釋結果的變化，因而在挖掘多層面前因條件組合對特定現象的影響機制上具有獨到優勢［25］，而這正適合運用到該研究中。第二，QCA不僅適用于大樣本分析，也能對中等規模樣本以及小樣本展開分析，滿足系統研究協同創新驅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路徑區域差異的需求。第三，QCA 主要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Crisp?set QCA，csQCA）和fsQCA等方法。csQCA只能處理條件為二分變量的案例，具有連續特征的變量難以被納入分析。該研究中結果與條件變量均存在連續變量，出于數據類型的適配角度，選擇fsQCA作為具體的研究方法。主要步驟包括變量校準與集合隸屬度劃分、構建真值表、合理處理矛盾組態和“反事實”分析簡化組態［26］。
2. 2 樣本選擇與數據收集
選取2019年中國284個地級市進行實證分析（考慮到數據可獲得性，研究未涉及港澳臺和西藏地區），相關數據來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結果變量的相關測度數據均來自2020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各省統計年鑒；第二，區域協作互動指標來自萬方中外專利數據庫2019年發明專利、外觀設計及實用新型專利申請記錄的清洗、整理，科研機構數量來自各省科研機構數據庫。其余條件變量指標數據均來自2020 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及國民社會經濟統計公報。
2. 3 測度與校準
2. 3. 1 結果變量測度
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為該研究的結果變量。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是指城市土地綠色產出效能與所消耗的人力資本、資本和能源的比率，直接體現了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環境壓力最小化及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等多重目標的實現程度［26］?；谶@一基本概念，參考現有相關研究［27-28］，構建“投入+期望產出+非期望產出”框架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進行測度。投入指標主要考慮土地、資本、勞動力和能源要素投入，分別選取建成區面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非農業從業人員數以及萬元GDP能耗予以表征；期望產出指標包含經濟和綠色生態雙重效益，分別采用市轄區二、三產業實際增加值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進行測度；非期望產出考慮工業環境污染和城市碳排放的雙重約束，分別用環境污染指數和碳排放總量進行衡量。其中環境污染指數是基于熵權法對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進行綜合計算得出［29］。同時，參考Chen等［30］的研究，對城市碳排放總量進行估算。在測度方法上，選取基于非徑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31］模型測度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
2. 3. 2 條件變量測度
協同創新的考察應包括基礎創新水平和協作互動兩個部分［32］。在運用“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理論框架對基礎創新層面進行解構的基礎上，第一，主要從科研硬環境與經濟軟環境兩個方面考察創新環境，分別采用研究機構數量和人均GDP指標進行表征［33］；第二，選取研發人員占常住人口比重、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從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兩個方面衡量創新投入水平［34］；第三，創新成果直接體現了地區技術優勢轉化的能力，從產品化和市場化兩個維度選取專利授權數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指標進行衡量［35］。此外，在主體協作互動層面，主要考慮企業產學研主體間的創新合作，選用R&D內部經費支出作為測度指標［32］，在區域協作互動層面，選取跨城市合作發明申請專利數量作為測度指標［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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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變量校準
采用直接校準法，確定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3個校準點。同時，參考Ragin［36］的研究，交叉點的校準標準為0. 5分位點，完全不隸屬校準標準為0. 05分位點，完全隸屬的校準標準為0. 95分位點。各條件和結果的校準信息和描述性統計見表1。
3 實證結果分析
3. 1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進行組態的充分性分析前，為了識別特定條件對結果發生的必然性，首先檢驗了單一協同創新條件變量（包括其非集）是否構成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必要條件。結合Schneider等［26］提出的必要條件的閾值，從表2中可以看出，各條件變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 9這一門檻值，它們均無法構成解釋非高水平和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必要條件。因此，探討和分析創新環境、投入、產出和協作互動四個方面下多重并發協同關系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影響是必要的。
3. 2 條件組合的充分性分析
為深入揭示協同創新系統內多重并發關系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影響機制，進一步采用fsQCA法分析協同創新要素影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不同條件組態。具體操作上，案例頻數閾值設定為1，原始一致性閾值設為0. 80，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 75。
3. 2. 1 產生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協同創新條件組態
表3為協同創新驅動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4組組態構型分析結果，其一致性均大于0. 80，表明它們均可被視為協同創新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等效充分條件，其總體覆蓋率為0. 565 7，表示4種組態能夠有效解釋現實中56. 57%的案例。楸冉獻樘間的差異性，以核心條件為主歸納了協同創新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3種有效模式，即投入主導模式，區域互動支撐下的資本賦能模式和環境與投入連接下的主體互動轉化模式。
?。?）投入主導模式。該模式以物質資本投入為核心條件，強調了經濟環境、人力投入及創新產品市場化的協同補充作用，對應組態構型1。能被該組態所解釋的案例集中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典型案例之一的西安、武漢和沈陽等城市作為區域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的高地，對科技創新的投入規模位居全國前列。這說明較高的經濟開放水平、集聚的創新資源、傾斜式的人才吸引政策及良好的創新市場平臺等會致使協同創新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之間的互動更為凸顯。
（2）區域互動支撐下的資本賦能模式。該模式主要指協同創新的“強投入，高互動”作用促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有效提升。組態2表明科研環境條件較弱、專利成果產出和科研主體間互動水平均不高時，高水平科技活動人力投入、物質資本投入及區域創新互動水平能夠顯著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水平。該組態包含的典型案例主要包括太原、成都、重慶、德陽、哈爾濱、長春在內的33個城市?；貧w到具體案例可以發現這些城市創新資源較為豐富，科技研發基地集聚水平較強，而且能夠通過成渝一體化和哈長一體化發展進一步釋放科技創新活力。這些客觀事實使得創新投入和互動在這些案例城市土地實現有效綠色利用的過程中發揮核心作用。另外，組態3與組態2也來自同一簡潔解，核心條件相同。其中，組態3還強調成果產品化起輔助作用，側面反映了協同創新機制中市場化的重要性。
?。?）環境和投入連接下的主體互動轉化模式。該模式主要指環境、投入和互動三元集成推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組態4反映了以經濟環境、物質投入和主體互動為核心條件，以科技人才投入和成果產品化為輔助條件的構型。這一組態也從側面反映出了協同創新系統內要素對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作用的連續傳導。該模式可以解釋的47個典型案例多分布于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和廣東等東部沿海省份。無論是科技創新投入要素、產出要素還是經濟環境條件，這些地區各項指標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在新時期創新驅動導向下，三元條件聯動推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無疑是政府實現土地空間治理的必然選擇。
3. 2. 2 產生非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協同創新條件組態
考慮到高和非高結果產生的“因果不對稱性”，還對“非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產生的系統性原因進行組態研究，見表4。組態NH1和NH2中包含部分相同案例，且兩條路徑組態條件較為相似。兩個組態均表明，在缺乏高經濟發展水平、高物質資源投入和高區域互動的協同創新情景中，即便出現高的人力資源投入也會導致低水平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產生。與此對應的典型案例包括昆明、貴陽、宜春、南寧、安陽等。組態NH3顯示在核心條件低經濟發展水平和低成果市場化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呈現較低水平。與該組態對應的典型案例包括蘭州、咸陽、銅川和內江等。組態NH4描述了科研環境、經濟環境、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成果市場化和區域互動6個前因條件均不出現的情境?？梢钥闯?，該組態為組態NH5的子集合。就核心條件而言，組態NH4非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出現的核心條件僅為成果產品化，究其原因可能是受到宏觀經濟和科研環境的影響或是多元協同創新要素并發作用而導致系統內部能量的抵消效應。組態NH5表示在核心條件優渥科研環境和高人力投入及邊緣條件高創新產出和高創新互動的共同作用下，產生非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但該組態對案例的解釋力度較低。
3. 3 關鍵影響因素與替代關系
綜合分析組態H1―組態H4，可以觀察到經濟環境、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入三個條件在4種組態中均存在且三者之一或之二總為核心條件。其中，經濟環境因素直接影響協同創新是否有條件形成，后兩者直接決定協同創新實現程度，是尤其值得重視的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關鍵影響要素。另外，還對協同創新要素間的替代關系進行對比分析。在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4種組態構型中，從組態H1和組態H2的對比中可以發現，成果市場化和區域互動之間具有明顯的替代關系。對比組態H2和組態H4發現，區域互動能夠與成果產品化和創新主體互動的組合相互替代。綜上，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協作互動條件在影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潛在替代關系表明，除了組態識別出的三個普適性影響條件外，區域互動和成果市場化兩個條件也具有較為重要作用。這是因為：一方面，在特定的客觀稟賦條件下，區域互動能夠發揮出其余要素組合出現時才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成果市場化和區域互動兩者之間存在替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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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東、中、西部協同創新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差異化路徑
受到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經濟發展水平等的約束，協同創新要素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將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將研究樣本劃分為東、中和西部三個子樣本，探索不同地區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協作互動的耦合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差異化影響。
從表5可以看出，中國東部地區協同創新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存在3種組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比較發達，在成果產出和協作互動層面具有較好的基礎條件，環境層面的經濟環境、產出層面的成果市場化，以及協作互動層面的主體互動都屬于不可或缺條件。具體而言，組態D1和組態D2表明即使在科研環境較差的地區，成果產品化和主體互動作為核心條件，也能提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組態D3表明，即使政府的創新財力投入水平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核心條件存在，科研環境、人力資本，成果產品化和市場化及主體互動作為輔助條件存在，也會形成高水平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中部地區具有鄰近東部發達城市的地緣優勢，從組態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經濟環境、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3個條件是中部地區協同創新驅動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核心要素。西部地區在環境、投入、產出及協作互動層面較中西部存在較大差距，在實現高水平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上，可以通過加強成果產品化、提高成果市場化和區域互動水平的組合來實現，亦可以通過加強成果產品化、輔之提高勞動力投入和推進區域及主體互動的途徑來實現。同時組態X3表明，在城市土地利用問題上的創新產品成果化不足時，在人力條件支持和創新市場拓寬情境下，土地使用者和管理者也能夠快速調整決策方案，提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水平。
同時，對東、中和西部地區非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協同創新組態分析，結果見表6。在東部地區，缺乏高水平區域互動和成果市場化，科研環境、創新人力和物質資本投入等并不會驅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在中部地區，在缺乏良好創新環境和高水平物質資本投入的情境中，高水平主體互動、區域互動或者成果產品化和主體協同的組合并不會帶來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組態X1―組態X3顯示，在西部地區僅僅加大城市人力資本或物質資本投入也并非會帶來高水平的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
5 結論與啟示
5. 1 研究結論
協同創新如何推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是一個具有復雜因果關系的議題，很難單獨從某一方面做出合理的解釋。在理論層面構建協同創新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整合性驅動分析框架后，以中國284個城市為研究案例，運用fsQCA法深入探究協同創新驅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因果非對稱性實現路徑。研究發現，單個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協作互動條件均不是提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必要條件，進一步組態分析發現，協同創新驅動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等效路徑共有4種，具有“殊途同歸”作用，具體概括為3種模式：投入主導型、區域互動支撐下的資本賦能型及環境和投入連接下的主體互動轉化型。其中，經濟環境、人力資本投入和物質資本投入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協同創新驅動因素，區域互動和成果市場化可以通過等效替代以“殊途同歸”的方式影響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同時，囿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協同創新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驅動路徑呈現出顯著異質性特征。
5. 2 實踐啟示
上述研究結論具有三方面的實踐啟示。①各地方政府應加強創新環境、投入、產出和協作互動各因素之間的協同整合。各地方政府要根據自身條件和資源稟賦，從“整體性”視角出發，致力于協同創新體系內多重條件的聯動匹配，制定有效提高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政策。此外，協同創新對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驅動過程中存在一些區域共性，從優化創新經濟生態、強化人力資本和財力投入三個方面完善協同創新形成機制，以激活環境和資本作用的發揮是實現協同創新驅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提升的關鍵。此外，區域互動和成果市場化兩者間的替代關系意味著，政府在不同地區可以根據開展相應工作的難易有所取舍。②協同創新驅動城市土地綠色利用的實現路徑主要有3種模式。從模式優化的視角來看，一方面，政府應緊盯經濟發展整體布局，制定系統化激勵制度，構建公共財政創新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另一方面，在加強引進人才和創新團隊的財力支持和對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引再創新的財力支持的基A上，借助要素流動關系網絡加快區域創新互動新格局形成。同時，進一步提升經濟發展、高質量要素投入和協作互動三者協同組合效率，營造良好的創新生態氛圍。③尊重地方資源稟賦差異和已有的實踐基礎，因地制宜制定適合的協同創新路徑和有針對性的措施，促進中國東、中和西部地區協同創新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的互動互促的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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