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耦合協調及影響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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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泗薪 張穎 樊舒琪
文章號：1008-7133（2022）06-0012-12
摘要：本文以我國長三角區域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的耦合關系模型，設計評價指標體系，先運用熵值法和線性加權和法，選取長三角區域三省一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兩系統間的耦合協調程度，再利用空間計量模型進一步分析兩系統耦合協調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長三角區域內的良性耦合協調機制初步形成，總體協調度較高，但發展不太均衡，各省市耦合協調度差距明顯且增速較為緩慢。其中，江蘇省耦合度和協調度的變化趨勢與長三角地區的整體變化幾乎保持一致；浙江省持續增進，變化趨勢逐漸與長三角整體走向趨同；上海市整體來說呈現出較為穩定的狀態；而安徽省則相對落后，耦合度和協調度皆排在末尾。影響因素分析方面，財政政策、工業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以及企業內部研發、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對長三角區域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產生不同程度的積極影響，且存在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最后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針對性較強的系列對策，為加快長三角區域整體經濟與科技創新的協調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耦合協調
DOI：10.16315/j.stm.2022.06.004
中圖分類號： F273.1
文獻標志碼： A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Tak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XIE Si-xin，ZHANG Ying，FAN Shu-qi
?。⊿chool of Transportation and Civil Engineering，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design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y constructing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rstly，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linear weighted sum metho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26 central cities in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0 to 2019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n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is used to further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nig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been initially formed， and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degree is high， but the development is not balance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gap between provinces and cities is obvious and the growth rate is relatively slow. Among them， the change trend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n Jiangsu Province is almost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chang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Zhejiang Province continued to improve， and the change trend gradually converged with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 whole， Shanghai is in a relatively stable state; However， Anhui Province is relatively backward， with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at the bottom. In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inancial policy，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informatization level， enterprise internal R&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other factor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re is an obviou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Finall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which provides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accelera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econom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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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已經從過去過度重視“速度”和“增長”轉向重視“質量”和“發展”，高質量發展成為了時代的主旋律?？萍紕撔率歉哔|量發展的動力源，要想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必須實施以科技創新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針，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驅動引領作用。然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爆發，我國經濟面臨著極其嚴峻的考驗。在疫情的沖擊下，我國原本就面臨著的生態環境、人口基數以及自然資源等問題的壓力變得愈加沉重。如何在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提高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協調發展，是后疫情時代我國戰勝疫情、實現共同富裕的首要戰略問題。
長三角作為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其經濟一體化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長三角區域一共包括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以三省一市中的26個城市為中心區。從地理位置來看，長三角區域具有明顯的戰略優勢，不僅與出?？趯?，其產業鏈也相對完善，而上海市的帶動作用也日益凸顯。這一切對我國當前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形成極為有利，可以說，長三角區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處于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推動長三角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更是打造世界級創新型城市群的必由之路。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帶來的經濟價值，科技創新自然也離不開經濟的支撐。因此，本文研究這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揭示背后的影響因素，為長三角城市群走具有自身科技創新特色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提出切實可行的策略措施，意義十分重大。
1文獻綜述
通過梳理2015年以來的相關文獻可知，對于區域經濟與科技創新兩系統的關系，我國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按照時間順序來看：
首先，針對兩系統的關系，盧志濱等[1]運用系統耦合理論，從科技創新視角分析了區域物流系統與區域經濟系統之間的關系，并以雙螺旋的耦合方式及耦合要素為主導，構建了系統耦合度指數來衡量兩者之間的耦合發展程度，指出達到高度耦合的話，兩系統之間可以形成交互作用、協調一致的有序發展局面，充分發揮出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進而，肖田野等[2]和于世海[3]分別基于廣東省和桂、滇、黔的歷年數據，定量分析區域經濟發展質量與科技創新的耦合關系，揭示了各區域兩者間差異化變化的發展規律和基本特征。
其次，針對科技創新，王智新等[4]通過建立評價模型，對河北省B市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發展效率進行實證分析，據此提出相應的激勵政策。辜勝阻等[5]通過研究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之間的關系，認為科技創新以及與之相關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李祥等[6]運用灰色關聯度法，對安徽省各縣域的科技創新和經濟創新能力進行了評價，并提出相應的改進建議。在此基礎上，蔡冰冰等[7]運用線性加權法及耦合協調模型，針對中國區域創新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空間格局及影響因素展開分析，發現我國大部分省域的經濟與創新綜合水平呈現上升的趨勢，但彼此的差距卻是在不斷擴大。
再次，針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華堅等[8]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要求，離不開科技創新的推動，并通過灰色關聯分析，構建協調度評價模型，對我國30個省級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之間的耦合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最后提出兩者總體上已初步實現良好的協調發展，但與優質的協調發展存在一定差距，特別是中西部的差異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最后，針對影響因素，張旭等[9]通過具體數據對縣域科技創新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展開實證分析，得出各縣域的科技創新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而經濟高質量發展表現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態勢，兩者的協調發展處于較低水平。趙蕊等[10]基于長三角區域26個中心城市數據，構建回歸模型，分析了金融發展、技術創新對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發現金融發展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空間正相關關系，技術創新及基礎設施也具有明顯的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盡管國內外相關研究甚多，研究方法也趨于成熟，但大多數文獻都是從量的角度來探討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的關系，從質的角度來深度剖析其內在聯系的文獻相對較少[11-19]。并且，盡管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之間存在明顯的耦合關系，但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二者的單向影響、子系統的協同效應2個方面，對于探究兩系統耦合協調關系背后的影響因素鮮有涉及?；诖耍疚囊晕覈L三角區域為研究對象，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選取區域經濟系統的創新型發展、協調型發展、穩健型發展、共享型發展和綠色型發展5個維度指標來研究跨省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之間的交互作用關系，尋求兩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規律特征，為長三角區域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策略參考；進而通過空間計量模型，探索、分析耦合協調的影響因素，為長三角區域在兩系統之間形成更好的耦合協調度提出針對性較強的對策建議。因此本研究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不僅有利于促進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質量與科技創新的共同進步，更將給后疫情時代我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新模式的創建提供有益的啟示。
2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這兩個復雜系統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耦合關系。不僅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著科技創新的投入、產出和環境，它同時也被科技創新推動和促進著。基于此，本文在“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指引下，充分考慮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現實情況，認為在后疫情時代經濟穩健發展是前提，一切工作必須著重考慮經濟的穩健性，因此選擇從經濟創新、協調、穩健、共享和綠色發展5個方面來構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相互作用機理，從而形成長三角兩系統耦合關系的理框架模型，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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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兩系統的交互作用機理，結合長三角區域的實際情況，本文選擇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兩方面作為目標層來衡量2個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在構建這兩大系統的具體評價指標體系時，首先依據經濟增長速度，并結合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及“五大發展理念”，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層劃分為經濟發展創新性、協調性、穩健性、共享性和綠色性5個準則層;其次通過對相關文獻資料的借鑒，將科技創新這一目標層劃分為科技創新投入、產出及環境3個準則層；再次根據可查閱的數據情況及重要程度，進一步將科技創新準則層細分為10個指標層，將經濟高質量發展準則層細分為15個指標層；最后在此基礎上，形成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與科技創新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3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3.1熵值法
在設計好評價指標體系后，就需要選擇合適的評價方法對長三角區域三省一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系統進行綜合的評價。為了更加客觀準確地評價耦合協調問題，摸清主要影響因素，本文采用熵值法和線性加權和法來評價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與科技創新能力。
首先根據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兩大系統，分別選取一定指標，設定xij（i=1，2…，m;j=1，2，…，n）為第i個系統的第j個指標的數值，即序參量。為避免原始數據對結果帶來不利影響，采取極值法對相關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標準化值Xij的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xij=xij-min（xij）max（xij）-min（xij），（正向指標）（1）
xij=max（xij）-xijmax（xij）-min（xij）（負向指標）。（2）
然后，運用熵值法來計算各指標的相應權重λij，具體過程如下：
計算系統的特征比重：
Pij=Xij/∑mi=1Xij，（3）
再計算其信息熵：
Ej=-∑mi=1PijlnPij/ln（m），（4）
則
λj=（1-Ej）/（n-∑nj=1Ej）。（5）
其中：m為樣本個數;n為指標個數。
最后，由于這兩大系統是相互作用的，它們的影響指標也各不相同，故此通過線性加權和法來分別計算出兩系統的綜合指數，具體的ui（i=1，2）計算參見下列公式：
ui=∑nj=1λij×Xij，λij≥0，∑nj=1λij=1。j=1，2，…，n，i=1，2（6）
其中，ui為系統的綜合指數，即綜合序參量。
3.2耦合協調模型
系統耦合度的計算公式如下：
C=n×u1×u2，…，un∏（ui+uj）1n。（7）
該函數反映了多系統間的彼此影響程度。由于本文中只需構建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的綜合指數u1和科技創新系統的綜合指數u2，故可將該函數簡化成：
C=2u1×u2（u1+u2）2。（8）
其中：C是指長三角區域兩系統間的耦合度，其范圍介于0～1之間，C越大表示兩系統間的交互發展越加有序。本文主要借用文獻［1］的觀點，同時結合長三角區域的實際情況，將兩系統間的耦合度劃分為五大階段，如表2所示。
由于長三角區域兩系統的評價指標不同，故而只計算耦合度來描述兩系統的功效和作用會有一定偏差，達不到精準分析這兩系統之間交互關系的要求，因此在求出兩系統的耦合度之后，需計算其協調度D，公式如下：
D=C×T，T=αu1+βu2。（9）
其中：T是長三角區域兩系統間的綜合協調指數，α、β為其相應的系數。本文在分析長三角區域兩系統關系時，設定其處于同等重要程度，即選取α=β=0.5。
在參考以往文獻劃分標準的基礎上，本文結合長三角發展的實際情況，對系統協調度的類型進行劃分，如表3所示。
3.3空間計量模型
為了進一步分析長三角區域兩系統之間耦合協調的影響因素，本文繼續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對其進行檢測研究。
1）Moran’l指數。為測度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的耦合協調度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程度，可先運用Moran’I指數進行空間測度。計算公式：
I=∑ni=1∑nj=1Wij（xi-x）（xj-x）S2∑ni=1∑nj=1Wij。（10）
其中：I為Moran’I指數；n表示測度區域的個數，xi和xj分別表示區域i和j在地理單元上的屬性值；x為各區域屬性值的平均數；S2為各區域屬性值的方差；Wij是定義區域i和j之間空間關系的權重矩陣，表示區域i和j的鄰近關系。
2）空間杜賓模型?？臻g杜賓模型（SDM）即是將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加入模型后，對其進行回歸分析以考察二者的空間相關性。計算公式如下：
Yit=ρ∑nj=1WijYjt+βXit+θ∑nj=1WijXjt+μi+νt+εit。（11）
其中：Yit和Yjt分別表示i、j地區在時間t年的耦合協調度，Xit、Xjt分別表示i、j地區在時間t年的影響因素變量；Wij表示空間權重矩陣；ρ和θ分別表示因變量和自變量的空間滯后項系數，β為自變量的待估常回歸系數；μi表示個體空間固定效應，ν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殘差。
最后，結合相關參考資料，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之間耦合協調的影響因素劃分，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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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數據來源
本文以長三角區域的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三省一市為調研對象，具體選取2010―2020年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長三角各地的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上海市統計局、江蘇省統計局、浙江省統計局和安徽省統計局等官方網站，以及相關文獻資料。
4實證分析
4.1長三角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綜合指數分析
根據表1的評價指標體系，本文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先對2010―2020年長三角區域三省一市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利用客觀的熵值法確定各指標的具體權重，最后計算出長三角整體及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u1和科技創新綜合指數u2，具體結果如表5、表6所示。
為了直觀對比分析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綜合指數水平的變化情況，特繪制長三角整體及各區域的綜合指數變化趨勢圖，如圖2所示。
1）結合表5、表6及圖2的綜合指數變化趨勢圖可以看出，長三角區域三省一市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綜合指數整體呈遞增上升的趨勢，但2020年由于疫情沖擊略有下降。其中，浙江省綜合指數的整體水平普遍高于其他省份；江蘇省的增長幅度遠遠大于其他地區；上海市整體呈現出平穩增長的情況，波動幅度最?。话不帐t因為相關政策實施較晚，綜合指數偏低?？梢哉f，在長三角區域整體的發展過程中，江蘇、浙江、上海起的作用最大；或者說，江浙滬對長三角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最為顯著。
2）從長三角地區整體綜合指數在2010―2020年間的曲線變化形態及各區域綜合指數值的變化情況來看，三省一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指數基本上都趨于穩定，沒有較大的起伏波動，表明近11年來長三角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體系和科技創新體系正處于逐步完善之中。
3）從長三角各區域兩系統綜合指數的變化關系來看，上海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在前10年間大于科技創新綜合指數，表明上海的經濟發展先于科技創新，但2020年上?？萍紕撔戮C合指數超越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說明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開始顯現；而浙江、江蘇兩省的科技創新綜合指數基本上大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安徽也是后來逐漸居上，說明這三省的科技創新能夠較好地帶動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4.2長三角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耦合度和協調度分析
根據耦合度和協調度的計算公式，本文計算出長三角整體及三省一市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兩系統間的耦合度及協調度，具體結果如表7、表8所示。
為了更好地分析兩系統的耦合協調關系，根據表7、表8繪制長三角整體及三省一市各區域的耦合度及協調度變化趨勢圖，如圖3、圖4所示。
由圖3、圖4可知，近11年來長三角整體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兩系統間的耦合度和協調度的波動較小，且能夠保持在較高水平，尤其是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的耦合度在2010年至2020年間一直處于高度耦合狀態。其中，江蘇省的耦合度和協調度的變化趨勢與長三角地區的整體變化幾乎保持一致；浙江省持續增進，變化趨勢逐漸與長三角整體走向趨同；上海市整體來說呈現出較為穩定的狀態；而安徽省則相對落后，耦合度和協調度皆排在末尾。
4.3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兩系統耦合協調綜合評價
1）長三角區域三省一市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整體能夠保持高度耦合和優質協調狀態。這主要是歸因于我國一直在積極推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戰略政策和系列舉措，而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這兩方面更是我國近幾年的重點發展戰略，再加上長三角各區域憑借國家出臺的相關優惠政策推進的春風，也都利用各自獨特的優勢在不同程度上有所進步。尤其是科技創新，已經成為當前世界各國增強綜合國力的關鍵，而長三角地區從“十三五”開始，為了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便開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此類產業對于企業創新水平的要求較高，因此在國家政策的扶持和激勵下，長三角地區綜合科技創新水平穩步增長。但由于當前我國創新工程尚處于起步階段，所以長三角區域科技創新增長較為緩慢。
2）從圖3的耦合度變化趨勢圖中可以明顯看出，除了浙江、安徽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大一點外，長三角整體及各個區域都能夠保持高度耦合狀態，說明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兩系統一直保持穩定的相互促進作用關系，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戰略成效正逐漸顯現。
3）長三角各區域依靠自然地理優勢和社會經濟條件，能夠保持經濟的活躍增長和足夠的開放程度，加之政策紅利的不斷釋放，吸納了大量的技術人才，配上本身已有的教育文化基礎，其科技創新便能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到相輔相成。
4）由圖4可知，江蘇省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兩系統的協調度與L三角地區整體協調度幾乎相同，其他省市兩系統的協調度也能夠保持上升趨勢。其中，上海市在2010―2020年間一直保持著良好協調，如果單從上海的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水平來看，全部位于國內前列，但二者的協調度卻不如近幾年的江蘇和浙江，說明上海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與科技創新之間還不能完美匹配，“急先鋒”角色的示范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尚未充分展現出來；浙江雖在早幾年處于中級協調階段，但之后協調度持續增長，于2019年達到優質協調并保持下來；安徽省在長三角地區一直忝居末位，但是能夠積極利用科教資源和自身區位優勢，近幾年不斷提升實力和科技創新水平，在2018年達到良好協調并持續保持此狀態。
5）長三角整體及三省一市兩系統的耦合度和協調度雖然都能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但是增速較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長三角地區內的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一體化體系也尚未真正建立起來。同時從變化趨勢圖中可以看出，長三角地區內各省市的發展還存在較大的差距，說明一是長三角的資源配置并不均衡，二是先進省市并沒有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來驅動長三角地區內其他省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的同步提升，長三角整個區域的協調發展水平也并未發生躍遷，進入真正的一體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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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空間計量結果分析
1）空間相關性分析。本文采用基于空間距離矩陣的全局Moran’s I對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耦合協調水平的空間相關性進行檢驗，結果如表9所示。
耦合協調水平的Moran's I在樣本考察期內均顯著為正，說明在綜合考慮后，長三角兩系統耦合協調水平存在較為明顯的正向空間自相關關系，即耦合協調度高的城市傾向于往其他同樣具有高耦合協調度的城市靠近，而耦合協調度低的城市則傾向于向同樣耦合協調度低的城市靠近，呈現“高―高，低―低”的集聚態勢，說明空間計量模型確實適用于本文的分析。
2）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與結果分析。為了更好地探究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之間耦合系統的影響因素，需要判斷使用隨機效應模型還是固定效應模型來分析空間自相關。對此，本文進行Hausman檢驗，檢驗的最終結果為0.000，表明原有的隨機效應假設被強烈拒絕，因此應選擇固定效應下的空間計量模型，以滿足實證分析科學性與合理性的原則。隨后，本文在空間杜賓模型的條件下進行Wald和LR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本文采用空間杜賓模型是可行的，且不能退化為空間誤差模型及空間滯后模型；再加上，空間杜賓模型同時考慮了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相關性，顯然更符合本文的實際情況。此外，經過空間固定效應模型以及時間固定效應的LR檢驗證明原假設不成立，故而本文將模型設定為雙固定效應模型。綜合以上分析，本文選擇雙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作為計量分析模型，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
由表10可知，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的耦合協調水平受到其財政政策、工業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以及企業內部研發、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具體來看，財政政策對耦合協調度的影響較大，從各個省市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可以看出不同地方政府對科研、教育等知識創新活動的重視程度，這種重視無疑能夠加快當地的科技創新能力，提高生產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水平反映出各個地區的經濟結構，這個因素能夠加快地區的產業選擇和技術革新，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能力有著顯著的正向作用；而信息化水平為一個地區帶來信息互通、資源共享等優勢，能夠給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注入新的活力；企業內部研發水平則可衡量出一個企業的創新能力，這種能力不僅能夠帶動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還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對科技創新更是有著較大的推動作用；經濟發展無疑會促使地區從政府到企業重視對科技要素的投入與創新能力的提升，從而為科技進步提供強有力的動力和后盾，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最終呈現出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相互促進的高水平耦合協調狀態。
此外，ν飪放程度雖然其本身并不顯著，但它在空間上是顯著的，說明一地的對外開放程度對周邊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也能夠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至于城市化水平與教育水平在檢驗中與耦合協調度的相關性不大，但不能忽略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其中，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地區城市化發展程度的指標，教育水平則能從側面反映出一個地區的整體認知程度和創新能力，兩者能為長三角區域的未來發展提供方向指南。
最后，空間溢出項顯著，說明有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即一個地區的耦合協調度能夠影響周邊地區的耦合協調度，耦合協調度高的地區會帶動周邊地區的耦合協調度提升，產生正向促進的作用。
4.5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驗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1）替換空間矩陣。本文通過引入不同的空間權重矩陣來檢驗結果的敏感性，比如在前部分分析過程中，把地理距離矩陣作為空間權重矩陣引入分析之中；而為了檢驗本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又引入反距離矩陣的平方矩陣和經濟距離矩陣，分別對基準模型進行重新估計。在此基礎上觀察統計結果，發現與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有著較高的相似性，因此驗證本文的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2）調整樣本的時間范圍。本文對2010―2015年以及2016―2020年2個時間段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回歸系數在2個時間段內都顯著為正值，主要解釋變量與基準回歸的情況基本相同。
5結論與決策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的耦合關系模型，設計評價指標體系，針對長三角區域三省一市2010―2020年的耦合協調度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結論如下：長三角區域內的良性耦合協調機制初步形成，總體協調度較高，但發展不太均衡，各省市耦合協調度的差距仍然明顯且增速較為緩慢。其中，江蘇省、浙江省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之間的耦合協調明顯優于其他省市，上海市的耦合度和協調度位于中上水平，安徽省則排在末尾。而通過影響因素分析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工業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企業內部研發、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對長三角區域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均會產生不同程度的積極影響。對此，本文提出以下5點建議作為決策參考：
1）上海市具有高水平的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實力，應該充分發揮戰略引領作用，既要繼續增加科技創新方面的投入，通過投資渠道的多樣化來滿足自身發展資金方面的需求；又要多加鼓勵科技創新主體進行適當的轉移，以促進長三角總體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從而提升區域整體的耦合協調水平，但上海市要始終保持自身獨特的國際化優勢，加大投資與科技創新投入，使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保持高水平協調。
2）安徽省作為長三角區域內耦合協調較為滯后的省份，應該積極響應國家科技創新驅動型發展戰略，尤其是要注重人才和項目的引進與培育，以此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與資源聚集。具體策略包括：一是學習浙江省，通過加大稅收優惠、優化投資環境等方式來吸引高技術企業和優質項目的入駐；二是完善獎勵機制和股權分配機制，促進企業增加科技創新的資金投入，調動科技人才的創新熱情。
3）江蘇和浙江省的市場經濟發達，已處于我國領先的地位，但是它們的科技創新依然相對不足，投資回報率有待加強。因此，這兩個省份應該持續推進技術供給側結構改革，以破解“卡脖子”技術為突破口，不斷提高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的耦合協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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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理配置長三角各省市資源并依靠市場力量，搭建長三角區域的經濟與科技服務平臺，促進經濟一體化發展，實現長三角區域兩系統的優質協調。具體策略：一是注重協調各區域的經濟協作與發展，加強市場拓展與監管，完善公共服務平臺，實現區域間的互利共贏；二是各省市要依據各自的優勢，整合戰略資源，推動自身經濟與科技的協調發展；三是充分發揮國家政策的引導作用，督促各省市政府之間密切交流與合作，共同改善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的內外環境，提高產品、技術、產權、資本、人力資源等要素的跨區域流動性，最終促進長三角兩系統之間耦合協調關系的高水平發展。
5）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總會出現發展水平較高的大都市圈，成為城市群的增長極，進而對周邊地區產生明顯的帶動輻射作用。但長三角地區南京、杭州和上海三大都市圈的引領作用和溢出效應并未充分體現出來。因此，在充滿不確定性風險的后疫情時代，亟待提升各個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和科技創新條件，加大各區域間的聯盟合作及經濟開放程度，藉此增強溢出效應，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與科技的真正一體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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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2-10-13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青年基金項目（72204127）;南通大學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國家級項目（202210304066Z）
作者簡介： 謝泗薪（1966―），男，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
張穎（1999―），女，碩士研究生；
樊舒琪（2000―），女，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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