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五四”與“五四”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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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5年起，社會各界就開始陸續舉行紀念百年“五四”的活動，一系列關于“五四”的學術論文在這幾年也呈現出爆發式增長。這一方面明確表示，曾經以“現代性”“反傳統”為標簽的五四新文化在走過了一百年的歷程，已經越來越歷史化和經典化，另一方面，各種紀念活動的隆重也反映了“五四”從來都沒有離我們遠去，甚至它的某些價值和意義才剛剛開始被發掘和認知。當下我們始終在尋找各種與“五四”對話的方式，“五四”依然是我們理解中國歷史和當下的一個重要資源。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各種各樣的聲音中，我們會發現很多充滿矛盾的論點共存于“五四”這個話題當中，“五四”究竟是不是反傳統？“五四”是“救亡壓倒啟蒙”還是“救亡啟蒙的雙重變奏”“五四”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等等。尤其是在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今天，“五四”與傳統的關系越來越成為學界重新審視“五四”的重要話題。
　　中國幾千年歷史表明，任何一場變革都是爆發性的，而任何一種爆發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長期累積的結果，“五四”就是這樣，它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幾年就迅速席卷全國，不僅在于它有多“新”，甚至在于它有多“舊”，因為“五四”的“新”是從傳統的母體上生長出來的。這說明沒有繼承就沒有創新，繼承越多，創新越多，“五四”的“新”是在對傳統的吸收、融合和消化基礎上達成的。從傳統的角度看“五四”，才能看到“五四”新的價值。任何一段歷史都是需要時間沉淀的，但是任何一種沉淀都是由無數個當下構成的，“傳統”就是這樣，它不是一個單向度的指稱，而是一個歷史與現實雙向互動的概念。今天我們再談“五四”與傳統，不僅是要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而是從這種關系中，重新獲得對于“五四”和“傳統”二者的理解。
　　從傳統中走來的“五四”
　　近些年來關于五四新文學新文化的起點論爭越來越多，其實紛爭越多，恰恰說明這樣一個問題：沒有一個年份是令人滿意的，因為沒有哪一個年份能承載得起巨大歷史變動的重量。歷史的瞬間變動是長期積壓的能量的一種表現形式，地震、火山爆發等自然現象早就告訴人類質變與量變的關系，不能領悟大自然給人類社會的一再啟發，是人類自身的幼稚和悲哀。“五四”初期，舊派文人嚴獨鶴去探訪一位寫白話詩的朋友，適逢朋友不在，嚴獨鶴便在房里等侯，猛然發現書桌上有一首未完稿的白話詩，題為《詠石榴花》，當中一段為：“越開越紅的石榴花，紅得不能再紅了?！迸d趣所至，提筆寫了兩句：“越做越白的白話詩，白得不能再白了。”嚴獨鶴這句話的嘲諷之意是很明顯的。特別有意思的是，過去人們普遍注意到，這是舊詩人對新詩的不滿，但忽略了一點，嚴獨鶴嘲諷白話新詩的這兩句詩，本身就是白話新詩！這難道不是更大的嘲諷嗎？更重要的是，嚴獨鶴雖然對白話詩不滿，但他畢竟沒有憤怒到視而不見、如臨大敵、憤然撕毀，而是欣然與新詩應和。這雖然不能證明舊派文人就此認可了新詩人，但它至少說明，舊派文人與新詩人可以共存。這件小事情或許可以告訴我們，新事物是如何走進舊世界的。
　　這一點在文學創作上就體現得更為明顯。拿詩歌來說，面對幾千年的詩歌傳統，新詩要怎么寫才能超越古詩？魯迅回答得直截了當：“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動手！”也就是說，如果繼續按照古詩的路子，無論怎么寫都不可能再超越古詩?！拔逅摹毙略姷陌l展，不是由“新”的原因促成的，而是“舊”的原因促成的;不是因為舊詩寫得不好，而是因為舊詩寫得太好了。但再怎么好，唐詩宋詞已然登峰造極，如何以全新的面貌開啟詩歌的新紀元，成為“五四”一代苦苦思索的問題。有意思的是，在一批“五四”新詩人中，最后翻出來的那個“齊天大圣”郭沫若卻這樣總結他的新詩創作：“新詩沒有建立出一種形式來，倒正是新詩的一個很大的成就”，“不定型正是詩歌的一種新型。”創造的結果似乎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創造本身，郭沫若用他的創作第一次告訴我們，新詩可以這樣寫！但可以這樣寫，不代表這樣寫就很好，怎么把新詩寫得更好，這或許不是郭沫若考慮的事，而是新月社。新月社在新詩的發展階段就開始反思新詩存在哪些問題，先后留學美英的新月社詩人徐志摩和聞一多對“新詩格律化”的竭力提倡，就是從新詩的形式變革重新思考新詩的體式。特別是聞一多本人創作了大量音韻嚴整、格式均齊的“新格律詩”?？陀^地說，聞一多的白話詩實踐并不成功，只不過面對幾千年的傳統，新詩人的實踐剛剛邁出第一步，我們不能要求一個事物在初創期就如何完滿如何成熟，即便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新詩的創作依然不能說已經成熟。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現代文學這么多位詩人，為何是聞一多提出了新詩的格律化和“三美”理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聞一多雖然把一生奉獻給新詩寫作，但是聞一多始終是在古典詩詞中尋找現代新詩的發展方向，他對傳統文化，對中國古老語言、韻律有著非常扎實的根基。這說明，“五四”詩人打破一切、重塑一切的精神和創造力或許是因為西方文化的感召，但當他們這種創造力需要落到筆尖時，仍然需要回到自己民族的傳統里尋找依托。
　　與具有強大傳統的詩歌不同，話劇則完全是一種外來的文學形式，這種新形式要如何走進中國的觀眾？中國觀眾喜歡看的，是故事強烈的戲劇沖突，是簡單易懂的對白。而“五四”初期最先翻譯的幾部話劇作品，演員大段的獨白和站立不動的表演方式，與中國觀眾難以產生共鳴。如《華倫夫人的職業》上演后都反響平平，觀者寥寥。直到曹禺這里，話劇才真正實現了在中國的接受?？s短話劇的對白，加強戲劇沖突，加強人物之間的關系，更貼合當時中國社會狀況和中國觀眾的接受情況。這種改良是源于曹禺對傳統戲劇特別是京劇的精通，這種精通不是在于某一個表演方法、某一個唱段的爛熟于心，而在于曹禺對中國戲曲中蘊含的民族審美精神的熟悉，這種熟悉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曹禺的創作。
　　不管是詩歌也好，戲劇也好，如果說西方是新詩、話劇得以出現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和視野，那么傳統一定是滲透彌漫到這些作品里的母體。如果說前者是“五四”一代人自覺的追求，而后者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不自覺的滲透和浸染。傳統文化與文學是他們無論如何“新”，無論如何“外”，也割舍不掉的根基。 　　“五四”建構了自己的傳統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學，先秦文章、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多少名垂千古的大家，多少傳頌千年的名作。在這樣浩瀚的優秀傳統面前，短短三十年的現代文學占據著一個什么樣的位置和分量？事實上，我們且不用說三十年的現代文學，僅僅拿白話文來說，從提倡到全國推行，只有短短三年時間！這三年的意義遠遠沒有被真正認識和理解，這三年絕不僅僅是白話文這種語言形式變動的事情，也不是談論胡適的倡導之功更大，還是周作人的推行實踐更重要的問題，這三年表明的是歷史的力量，是歷史發展的趨向，沒有歷史的動因，不能把握歷史的走向，任何人都是無所作為的。而歷史的趨向像一只潛藏在大海深處的龐然大物，只是在瞬間就會浮上水面，向世人展示它的力量，然后深潛海底，默默地潛行。但它浮出水面的那一刻，人們不僅僅看到它驚人的力量，也看到了他新的前進的方向，而這僅僅是一瞬間的事情。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改變它需要多長時間？三十年！甚至是三年！甚至是“五四”這一個點！在這一個點上，一種全新的文學形式、一批全新的作家順勢而入，一下擠進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學譜系。短篇小說方面有一出現就是高峰的魯迅，在長篇小說領域有茅盾、巴金、老舍等諸位大家，為人生寫實派的小說代表葉圣陶、許地山;鄉土小說的代表有沈從文、王魯彥等;幽默諷刺的小說代表有沙汀、張天翼、錢鍾書等;風采多姿的女作家有冰心、丁玲、蕭紅、張愛玲、蘇青等;各具特點的詩人有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等;戲劇大師有曹禺、田漢、夏衍等。
　　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出現了如此眾多的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深深痕跡乃至蜚聲世界文壇的作家和作品，這是時代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特別賜予。然而從今天看來，相比較于這些偉大的作品，“五四”的價值和意義，更體現在它建構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傳統上，這種特質使中國現代文學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準。
　　首先，“五四”一代人在創新和傳承中找到平衡。新文學體現出全新的現代社會、現代人生的精神風貌和嶄新的文學表述方式，體現了新文學新文化與傳統舊文學舊文化的裂變和根本轉折，但他們的重要和寶貴的品格，還體現在他們從未割斷歷史的聯系與發展?，F代文學的開創者和先驅們，不但是新文學的舉旗人，同樣也是國學大師，如胡適之類，剛剛忙完新文學，馬上又鉆入“故紙堆”，做起“舊學問”來。不僅胡適，還大有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強大的沖擊力蕩滌著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想當年，新文學新文化以不可阻擋之勢，批判舊文化舊文學，摧枯拉朽，開天辟地！然而，今天我們平心靜氣地看看，國學被打倒了嗎？被摧毀了嗎？新文學有《新青年》，有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語絲社，而所謂的舊文學則有《國粹學報》《國故論衡》，還有“國學保存會”“國學講習會”等。一個世紀以來，“國學”凝聚和包容了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即便是在新文學倡導之際，國學仍然保持著自身強大的發展勢頭。千萬不要以為有了“五四”新文學，人們就只喜歡看魯迅的《吶喊》《彷徨》，魯迅母親就不愛讀《吶喊》《彷徨》，而是喜歡讀張恨水的那些才子佳人作品！實際上，《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等國學經典從未退出中國的歷史舞臺。
　　其次，“五四”一代人在立本和開放中建構自我?！拔逅摹币淮?，是走出國門的一代，是走向世界的一代。今天我們在文學史上看到的這一批作家，幾乎每個人都有出國留學的經歷。他們不僅自己走出國門，并且將世界各國的文化帶回中國，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左翼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等思潮一擁而入，易卜生、杜威、蕭伯納、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廚川白村等人紛紛進入人們的視野，為中國文學的變革提供了新的藍圖。所以我們常常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的身份是多重的，他們不僅是新文學的作家，同時也是外國文學的翻譯家。本土與西方的雙重滋養，決定了很多新文學作家在創作上所達到的空前高度。
　　最后，在批判社會和批判自我中實現價值。對民族的啟蒙救亡意識的呼喚，既是“五四”新文學的起點，也是“五四”新文學追尋的目標。而由啟蒙所帶來的對民族歷史及生存現狀的清醒認識，又使拯救民族命運的憂患意識成為中國現代作家普遍的心理共識。與此同時，“五四”以來個性解放、自我發現、自我完善的這股“人”的思潮，使中國現代作家在要“立國”先“立人”的理性思考中，也不斷轉向對自我靈魂的拷問。他們在不斷發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不斷感受和意識到了自我的矛盾、局限、弱點甚至是“罪惡”。郁達夫的作品盡管大量地、赤裸裸地描寫了個人的“丑惡”與“罪孽”，但并不因此而顯得卑瑣和渺小;相反，它們獲得了一種悲壯和崇高。正因為郁達夫作品中的懺悔意識和負罪感與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有著本質的相通，所以它沒有陷入一種單純的、狹隘的自我道德完善和個人靈魂求助于上帝拯救的宗教模式。
　　應該說，中國現代文學在特定時空里出現的輝煌業績，不是隨便在任何歷史時期里都能夠出現的。人們時常聽到一些“為何還不再出現一個魯迅”的呼聲，懂得中國現代文學及魯迅是如何出現的人，都會感到這種呼聲的蒼白和脆弱。產生偉人的時代是非?？量痰模脷v史賜予的彌足珍貴，也是一種深刻、成熟的文化心態。
　　傳統是在動態中建構的
　　前面我們講傳統的“五四”和“五四”的傳統，探討的都是一種關系，這種關系背后折射的應該是當下我們對于傳統的一個全新理解。傳統文學與新文學的關系一直都是現代文學發展史上長期存在的問題。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歷程中，新文學與舊文學的比翼齊飛是不成問題的事實，甚至在實際創作中，舊體詩詞的作品數量、讀者群大大超過了新文學。但是過去我們研究新文學，講授新文學的課程，主要講郭沫若、聞一多的新詩創作，郁達夫的浪漫抒情小說，魯迅的現實批判小說，朱自清的人物記敘散文，而不會重點講郭沫若、聞一多的考古成就，不會講郁達夫的古體詩詞，不會重點講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不會重點講朱自清怎么開古代文學課程，也不會多講胡適等人的國學研究?，F在各高校的現代文學課程大幅度壓縮，情況更是如此。這是我們理解新文學、理解“五四”的一種方法，也是一種視角，是“五四”新文學之所以為“新”的基本前提。因為即便新文學與傳統文學有著顯在的聯系，即便新文學作家本身也有著舊文學的創作與研究，但這與他們的新文學創作是不同的。不僅內容不同、形式不同，而且創作心境也不同。不僅從作家個人的創作層面來看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從整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格局來看，如果把一個現當代作家的古典詩詞創作、古典文學研究都納入新文學研究的范疇，那么，現當代文學研究立足點就會受到動搖，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框架就會自行解體。所以注意到把現當代作家的新文學創作與他們的舊體詩詞創作以及其他領域的創作和研究區分開來，做一個適當的分割，是有必要的。 　　畢竟時代和社會發展了，現在是新世紀、新時代，僅僅站在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視角、方式和格局上看問題，已經遠遠不夠了。過度注重這種分割，強調這種對立，就會很容易陷入一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里，“矯枉需過正”不僅是現代文學自身發展過程中的一種話語策略，也是長期以來現代文學研究中確實存在的問題：不是傳統的就是現代的，不是現實主義的就是浪漫主義的，不是國防文學就是大眾文學，等等。社會、國家層面也是這樣，今天重視經濟建設，明天重視文化建設，這樣的思維方式導致這些社會問題的出現，而在學術研究中，則會讓研究的思路走向偏執和狹隘。近些年來的一個重要表現在于社會各界對國學的熱情高漲，以“反傳統”為特質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多少遭到了一些冷落。如今中國經濟騰飛、國力強盛，在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的發展態勢下，中國需要更多地從自己的傳統血脈、傳統文化中尋找自信，振興國學就成為應有之義。但我們要意識到的是，任何一種傳統都是由每一個當下構成的，而“五四”開始直到今天，已經有了整整100年的歷史，“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新文化早已成為國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新”與“舊”是相對而言的，昨天的“新”就是今天的“舊”，今天的“新”就是明天的“舊”。正是在這樣的新舊交替中，傳統才能不斷地積累和傳承，國學才能在時代發展中永葆精神根基的活力和凝聚力。如果過于強調傳統文化的“舊”，那么傳統文化也會變得孤立和狹隘起來，失去了傳承和發展的活力。相反，如果過于強調“五四”的“新”，那么“五四”這一起點同樣也顯得孤立化、唯一化，失去了歷史發展的土壤和根系。站在更加開闊、更加全面、更加發展的角度，同時從文學譜系學的視野來看，現當代作家與傳統文學的關系就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魯迅、郁達夫等人所寫的舊體詩詞，雖不是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點，但這是他們整個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他們文學風格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是我們完整準確地認識現當代文學的必不可少的視角。更重要的是，重新理解“五四”與傳統的關系有助于從一個新的角度豐富對現代文學作家的理解和認識。拿舊體詩詞來說，我們常常從魯迅的新文學創作中單方面地看到魯迅是一個批判國民性的社會批判式作家，而魯迅的舊體詩創作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加“自我”的魯迅。魯迅一生共創作舊體詩52題67首，其中有41題47首是在1931年及之后5年間創作的。魯迅的舊體詩創作既有個人情懷，又有社會感傷。魯迅舊體詩最大的價值就在于深刻而細膩地向我們呈現了這位現代思想先驅復雜的心靈世界?？梢哉f，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魯迅，離開他的舊體詩創作是不可能的。
　　關于“五四”的現代性已經有越來越多元的闡釋，從語言到文體，從思想到觀念。但我認為還有一點值得參考，那就是“五四”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新視角來審視、闡釋和理解傳統，這本身就是一種現代的視角。在國學熱越來越火爆的今天，當下的我們怎么去看待傳統，怎么去看待“五四”的傳統？從理解“五四”與傳統的關系開始，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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