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茲的生態學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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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兆翔,王俊
摘要：高茲認為，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源于利潤動機，而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歸屬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所以他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展開了猛烈的批判，試圖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是其生態危機的根源。同時，高茲又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是其生態危機的原因之一，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是和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緊密相連的，他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造成一切異化，尤其是人的異化，故他也對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進行批判。高茲在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和勞動分工進行批判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對于這兩者進行改造的設想，即建設以生態理性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和進行自由自決的生產方式。
關鍵詞：高茲；經濟理性；生態理性；勞動分工；自由自決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1-0008-03
一、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釀成生態危機
高茲認為，在前工業社會中，人們的勞動和生產等行為都是遵循著一種“夠了就好”的基本原則，人們能夠用自己所生產出來的適量的東西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不需要更多的東西。“在前資本主義的傳統社會中，當人們可自由地決定其各種需求和工作程度時，經濟理性并不適用。那時人們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就自發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認為滿意時為止，而這種滿意就是自認為生產的東西已足夠了，‘足夠’調節著滿意度與勞動量之間的平衡，‘足夠’并不是一個經濟范疇，而是一個文化范疇?！盵1]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出現讓情況變得大不相同，人們的生產行為從滿足自己的消費轉為迎合市場，人們開始學會計算與核算，經濟理性就發端于此。
在高茲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追求利潤、經濟效率以及資本增值的最大化，而這種增值往往需要消費和需求也達到最大化，想要達到這種最大化又需要增大勞動、資本和自然資源的投入，這樣的發展最終會導致人的異化、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浪費。“資本主義的管理者注重怎樣使最小的成本生產出最大的交換價值，而不是重視如何在生產過程中實現其與自然的相互平衡、生產活動與人的生活的相互協調、力爭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產品以及努力使勞動成為一種快樂的事情。”[2] 高茲還提醒我們，盡管一些資本主義企業也在重視環境保護工作，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他們進行環保工作的不得已和有限度以及有利可圖，他們只是轉換方式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理性擴大化，使其資本變相增值，最終實現利潤最大化。
綜上，在高茲看來，經濟理性的產生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是同步的，經濟理性屬于工具理性；其基礎是計算和核算；其特征是計算；其原則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其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其危害是造成人的社會關系的畸形化和物化以及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以生態合理性為中心的社會主義
高茲要求限制經濟理性的作用范圍，使經濟理性服從于生態理性。高茲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二者的統一。所以，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生態學》一書中就提到：保護生態環境的最好選擇就是建立先進的以生態合理性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皬囊婚_始，社會主義運動就限定其目標為限制經濟合理性，并且使經濟合理性從屬于更高合理性。”[3] 這里的更高合理性在高茲看來就是生態合理性。
高茲認為，“生態理性是以盡可能少的勞動、資本和資源投入，來取得盡可能好的生產方式和手段，盡可能提高產品的使用價值和耐用性來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1] 其動機是保護生態環境，追求生態效益的最大化；其主張勞動是人與自然得以實現和諧的橋梁；其反對非理性而沒有限度地追求高消費和消費的越多得到的幸福感越大的傳統觀念；其要求人們注重物質生活的同時更要重視精神生活，在自主性、創造性的勞動中獲得更大的幸福感。生態理性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人們在其中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勞動和消費得更少的社會。高茲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是相互矛盾的。高茲認為要實現以生態合理性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就要使經濟理性服從于生態理性，就要進行生態重建。
高茲所說的生態重建是要對工業社會體系進行整體變革，“具體包括從產品的設計（產品必須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復的）到消費再到物質循環，包括生產和能源改造的一切形式，并要在化學工業、運輸和農業方面進行生態重建?！盵3]
高茲認為生態重建有兩種方向：一種是資本主義方向的生態重建，另一種是社會主義方向的生態重建。在高茲看來，資本主義方向的生態重建一方面要滿足其利潤最大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盡可能合理地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使生態效益最大化，這兩者是根本不相容的，不可能在一種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理性中進行生態理性為主的生態重建，故資本主義方向的生態重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重建，這種方向的生態重建必然會走向失敗。而社會主義方向的生態重建是以生態必要性為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在社會主義方向的生態重建中人們的技術、社會關系、生產消費方式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都與資本主義存在很大不同，牽涉到了范式的轉換，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合理性真正從屬于了追求非定量的社會、文化以及人的發展的生態合理性。因此，高茲主張人們應該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進行生態重建。
高茲在闡述生態重建的同時也說明了其與環境主義和“非工業”烏托邦的區別。
高茲認為，他所說的生態重建不同于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環境主義。在他看來，環境主義只是一種局限于體制內的環境保護的要求，“它是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合理性施加束縛和壓制。但這些束縛和壓制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變不起任何作用，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使其經濟理性的作用領域進一步擴張?！盵4] 環境主義與生態重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后者要改變前者的對經濟理性適用范圍的擴大，它要實現環境主義所不能達到的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改造。
高茲還闡述了他所說的生態重建也不同于綠黨的“非工業”的烏托邦。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徹底否定工業文明的烏托邦，它認為社會體制應該單一化、簡單化，它設想的社會秩序應該是全盤拋棄工業技術、功能專業化、勞動再分化和商品交換的，只需要少數人組成小團體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術來維持自己生存的穩定秩序。而生態重建相對于“非工業”的烏托邦的反對工業文明則是在其基礎上進行一種范式轉換，而且生態重建不否定技術，而是希望技術的改革和創新應該為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生態重建服務。顯然，“非工業”的烏托邦與生態重建存在本質的區別。
三、資本主義勞動分工造成人的異化
高茲看到了資本主義科學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弊端――使勞動和人發生異化。在他看來，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自動化生產水平的提高，最大多數的手工勞動正在被消除，勞動在不斷被技術化和自動化的同時逐漸走向消亡。高茲認為，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形勢下，不僅勞動發生異化，更值得重視的是勞動者也處于異化狀態。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所有異化的根源所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就是對人進行控制的一種手段。相對于傳統社會工人工作狀況發生很大變化：其一，工人被分為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即所謂的科技工作者“在設定生產程序時，其實就是變相幫助統治者維持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科技工作者對體力工人進行領導和控制……事實上科技工作者和體力工人之間的等級關系已經形成”[5] 。其二，由于某些工作任務被機器所取代，勞動生產原本作為勞動者的自主性行為，卻由于科技發展變成了一種受外界支配的行為。工人發現自己的勞動失去意義，勞動熱情退去，勞動受到壓抑。并且，“在一些發達工業中，技術工人別無選擇地被那些枯燥無味的工作所束縛，他們只能遵從于那些機器的指令，進行著沒有自主性的勞作，即使機器是在他們的監視或者指導之下進行運轉的。腦力勞動者在失業、挫敗以及工作技能的弱化中體會到他們自己相對于體力勞動者的更加嚴重的異化”[2]。其三，勞動分工使得一個工廠往往只生產一個或幾個部件，原來的一個獨立的生產單位變成由幾個相距甚遠的多個生產單位組成，造成生產專業化和決策的集權化，使工人進一步分化，使工人自治自決成為泡影。
因此，高茲重視馬克思的把勞動分工視為由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所決定的觀點，贊同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勞動分工“把勞動者變成了畸形物”，把工人“變為一個局部的工人”，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迫使它為資本服務”的觀點[6] 。而且，高茲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個重要前提已經妥協于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其一，工人的勞動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言。正因為他們是對社會行動沒有力量的階級，沒有掌握權力的手段，所以更加意識不到需要這樣做。其二，勞動再也不是工人自己的主觀上的行為。不管是在工廠還是在辦公室等等場合地點，勞動已經成為一種早已被設置的行動，它要從屬于機械的運作而進行，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無處發揮?！盵7]可見，資本主義的勞動是遵循著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和經濟理性而強行壓迫給勞動者的，人的勞動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即科學技術的掌控和奴役。人的能動性喪失了，人的個性不能全面發展，勞動的真正意義被抹去，人們在這種壓制性的勞動分工中變得異化。
四、自由自決的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勞動分工一方面使得工人失去勞動自主性，造成其本身及勞動發生異化；另一方面又摧毀了工人的階級意識，使其失去革命戰斗力。技術的發展和勞動分工的專門化使得一些工人被驅趕出生產部門，成為潛在的或現實的失業者，他們的生活處于雇傭狀態，沒有穩定的工作場所，勞動變得隨機和間斷，長此以往，這些雇傭者的勞動延伸到社會各個階層，使其原有的階級意識淡化，但又沒有被現實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同化，他們長期沒有主導性的階級意識，這樣，他們逐漸成為“后工業的新無產階級”（the post-industrial neo-proletariat）。隨著后工業社會的發展，他們又衍變為“非工人的非階級”（non-class of non-workers）。同時，高茲指出：“社會分工下產生的非階級不應被理解為沒有任何社會關系和社會組織，而是應該指被用來排除經濟理性和外部強制的實現個人自主活動的階級?！盵8] 在高茲看來，“非工人的非階級”的出現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勞動分工的否定，并認為它將成為工人進行自由自決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的歷史主體。
高茲認為，工人應該采取自下而上的勞工戰略來實現自由自決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勞動場所應該成為革命的發源地，因為只有在生產的地方工人才是最直接地經受資產階級專政、被其統治和分化，只有在那里，工人才會作為一個具有向心力的自決的集體而存在。不僅如此，高茲強調要重視工會作用，工會應該掌控勞動場所和生產過程，維護工人的工資要求、勞動條件要求等等，使工人可以對企業甚至社會做出決定，使得企業的勞動生產、分工、收入等方面朝著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方向發展。通過這樣，工人通過合法的斗爭，逐步地參與到了生產過程的管理和控制，工人的自由自決也順應得到實現，自治的社會主義才得以建成。
高茲希望未來自由自決的社會主義能夠靠勞工戰略來實現，而且他指出這一愿望的實現還應該以如下工作為前提：公平地分配勞動崗位。面對勞動崗位緊缺的現狀，高茲提出兩種解決方案：一是將減少掉的崗位交給一部分職業精英，而讓他們去雇傭被驅趕出去的工人，職業精英以廉價即可獲得較好的勞動力，被驅趕的工人也可以獲得被雇傭和重新獲得勞動的機會；二是將現有的勞動時間縮短，減少到每天兩個小時，這樣，盡管勞動崗位少了，但也能夠保證每個人都有從事勞動的機會。不僅如此，高茲還對未來的生產方式做了這樣的描述：“工人將自由地以下述方式安排自己：在某個時期，任何人可以在同樣的企業多多少少地勞動標準的二十四小時，他們也可以自由地具有二至三個非全時工作，例如，春天從事建筑業，而到夏末從事農業，也就是說，可以學習不同的技能和從事不同職業?！盵9]
綜上，高茲設想“非工人的非階級”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體，主張以勞動場所為爭取社會主義勞工戰略的開始，強調公平分配勞動崗位和人們自由安排勞動時間的重要性，最終達到克服人及勞動異化的目的，建立工人自由自決的生產方式。
五、簡評
高茲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和勞動分工的批判既有合理之處也有值得商討的地方。
高茲的生態理性的論述體相對于一些單純從生態危機表面進行分析的研究，是從生態危機的深處尋求根源。并且他詳細闡述了生態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以生態和理性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的必要性，闡明保護生態環境的最佳選擇就是建立具有生態理性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見地深刻，具有說服力。他的生態理性的論述提醒人們跳出經濟理性這個不公正的理性旋渦，進入和正義、自由和人性相聯系的生態理性，讓人們更好地理解和運用理性，充分體現了啟蒙理性的深刻含義。
高茲對資本主義勞動分工的批判具有明顯的人本主義特點。他在面對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問題時過度強調人的異化，只看到了人們的勞動開始依賴于機器，看到了資本主義勞動分工是其用來控制人們對生產過程和生產內容的手段，過多關注人的全面發展和勞動分工及社會分層日益細致之間的矛盾，夸大勞動分工帶來的社會等級制關系，而沒有較好地處理好勞動分工與政治和社會的關系，沒有正視勞動分工帶來的生產專業化和生產效率提高等好處。高茲在對資本主義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太多單純以人為出發點，偏重從人本主義和倫理價值的角度出發批判問題，而沒有把人放入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中進行分析。因此，他得出的種種結論也不免會有偏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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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嬌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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