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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投資不是唯一選擇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 陸 德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投資型拉動”。在改革初期,我國基礎設施差,投資拉動是必要的,但是否就長此以往,思路永不改呢?它對經濟的持續發展有沒有負作用?
  
  近期,一些理論家提出:“高投資是(中國)現階段平衡高儲蓄的唯一選擇”,提出了“唯一性”。據說,此觀點“也是國家‘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重要理論依據”。就在近日召開的“全球智庫峰會”上,我國的一些權威也言:“擴大消費很難⋯⋯當前的選擇是維持和擴大投資”。受此影響,當前在一些地方和政府的經濟刺激規劃中,不少規劃是把投資要素作為發展本地經濟的主要推動力,而對其它要素,對消費要素,對結構調整,對促進民生,對提高就業,對調整分配機制,對提高社會保障等,提得較少,或放在了次要地位。
  
  高投資未必能平衡高儲蓄
  
  按一般經濟理論,勞動的收入基本用于消費,而資本性收入基本上轉化為投資。政府和企業的收益,最終是做投資和形成產能,而不是形成消費。政府主導型經濟,是投資的經濟,但若不關注消費要素的增長,此種投資經濟最終將造成產能過剩而自我消化不了,只會走向出口導向型經濟,必然又陷進“高儲蓄→高投資→高儲蓄”的怪圈。
  我國當前提出的經濟提振計劃,仍舊是在刺激投資。如若投資思路不改,仍像1997―1998年及2000―2001年那兩次“危機”中的投資拉動模式,那這次能否取得良好效果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因為今后一段時間內,外需也是疲弱的。
  我國當前的矛盾,是消費與投資的矛盾,是內需與外需的矛盾。這是兩對主要矛盾。
  所以,我們要解決中國經濟結構不均衡的問題,首要是解決“過度投資與消費疲軟”和“過高儲蓄與消費疲軟”的不均衡問題。
  故此,在這輪經濟提振過程中,我們不僅要考慮投資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慮消費因素。同時,我們不僅要考慮消費,還要對傳統的投資拉動方式進行反省和糾正。
  上述已分析,傳統投資型經濟使政府和資本的收益增大,而勞動報酬持續下降,它不利于提高居民的最終消費水平。這是由經濟體的投資模式和增長方式決定的。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的消費率從59%下降至48.8%;居民的消費率從改革初的68%下降至2007年的36%,遠遠低于發達國家(70%―60%)甚至發展中國家(印度55%)的水平。這就要求轉變傳統的投資方式和經濟模式,由投資重化和資本密集型向投資第三產業轉換。
  第三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是資本密集型。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抬高勞動報酬占比,提高收入,并可以更大力度地緩解我國當前日益嚴重的就業問題。這種投資轉換,都有利于刺激消費,也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轉型。
  
  應該轉換投資理念
  
  所以,就投資而論,它也有個投資理念的轉換問題。
  增加投資,未必就能增加GDP。我國2004年GDP為10.1%,但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占GDP的3.05個百分點,兩者一減,故EDP僅為7點多,算什么“高速度”?現全球20個污染嚴重城市,中國占了16個;國內120個工業區,有110個超標。我們注重GDP的增長,但沒有計算為此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它是以資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為代價的。我們總以“廉價商品”“廉價勞動力”來作為我們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但就連2008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克魯格曼都不認同這種“中國比較優勢”論。比較優勢不是說產品的“直接成本”比別人低,而是“機會成本”要低于別人。我國勞力、原材料價格低(且不說它市場價格的合理性),構成這些機會成本低,但是,土地及資源并不便宜,而環境污染代價更大,故綜合計算起來,我們的機會成本遠高于其商品的價格,特別是出口價格。多年來,我們的要素價格和勞動力成本是嚴重“透支”的局面。故我們的投資,怎么能只考慮GDP增長而不考慮機會成本的大小呢?投資“不賺錢”,搞什么投資。一個國家的富裕,是靠利潤,而不是靠高GDP的增長。
  增加投資,未必能增加就業。投資當然可以創造就業,這是經濟規律。但不同的投資模式,創造出的就業效益是大不相同的。同樣一筆投資,投向勞動密集型和投向資本密集型,解決的就業是3:1―5:1的差距。
  增加投資,未必能促進消費。是指在“充分就業”和“均衡發展”狀態下。中國多年的“投資拉動”,不是不僅沒有使投資與消費達到30:70的均衡比例,反而使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倒置”,使消費成為了當前轉型中最大的一個瓶頸嗎。前已述,我國的消費2007年已跌至48.8%,雖從統計表上看,我國2008年直至2009年現今的消費總額在不斷增長,但“社會消費總額”并不能代表居民的真正消費,因它還包含了政府消費和企業消費。如果扣除這兩部分,從“人均消費性支出”等參數觀察,中國居民消費從2008年上半年已開始放緩。
  
   警惕經濟復蘇軌跡成“W型”
  
  當前從國內看,所謂經濟“回暖”跡象,主要是靠中央大型項目的財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資金推動,而不是消費拉動的“內生型”增長。
  此次世界金融危機,是全球“同步”經濟下滑,其真正的挑戰是“產能過?!睂嶓w經濟的影響。在全球需求疲弱,各國全力“擠泡沫”、“去杠桿化”和我國當前工業總體“產能利用率”僅達60%左右(即現有生產能力僅有60%開工)的狀態下,又急于強調“高投資是唯一選擇”,是否合時宜?高投資的確可以“保八”,但結構調整呢?過剩產能呢?GDP上去了,消化不掉,最后又會再掉下來。
  中央提出“轉型”任務,不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而是早在“九五”期間就提出來了,但十多年來見效甚微,為什麼?只是到這次金融危機,經濟由13%一下跌到9%,才方顯得格外突出,急需要解決“內需”問題。
  內需是包括“投資”和“消費”兩大部分。如果我們的干部沒有轉變觀念,仍把“投資”當作是“唯一選擇”,仍采用“投資拉動”的老模式,不斷加大投資的貢獻率而不重視消費,那麼我們GDP雖快速被拉起來了,但又走回到30年發展的老路。所以,對投資觀念的轉換,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緊迫的。
  去年10―11月間,我就提出:中國經濟由于“地區差異”和“瀑布效應”,只要大量投資就能把GDP拉上來。但是,若中國的提振計劃不能真正去拉動消費,大量投資形成的產能過剩若不能被消費吃掉、消化掉,資金不能回籠形成二次投入,則我國的GDP上去了還要再掉下來,其復蘇軌跡將可能會呈現“W型”,而不是“V型”。
  “W型”觀點,后來被德意志銀行、中國社科院、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厲以寧等機構和學者相繼論述,都指出中國經濟轉型的根本是“最終消費”的問題,如不關注此問題,中國經濟的復蘇可能會“二次探底”。
  美國經濟專家羅奇和國外機構(如中國歐盟商會)近期也認為,由于“中國增長模式的缺陷”,過量的“刺激措施將加劇產能過剩”,“中國今年的經濟強勢將透支明年的潛在增長”。
  這些問題和分析,都是我們在執行工作中和理論研究中值得警覺的。
  中國的經濟復蘇,只要加大投資就能反彈,形成“V”字型是沒有問題的。但從國家“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目標來看,復蘇軌跡呈“U”字型可能才是最好的選擇。不要急于大幅反彈,“V”型搞不好,會變成“W”型,造成二次衰退。選擇“U”字型,給調整結構和經濟轉型留出充足的時間和空間,隨世界經濟復蘇的軌跡“同步”趨升,在消費被逐步拉升(雖不可能一步登天就成為主力)的同時,借“內外”的“合力”來拉動中國經濟。這樣,我們付出的復蘇成本和代價將是最低,而后期的軌跡發展又最堅實。在經濟學中,這就是一種“誰先眨眼睛”的博弈選擇。
  危機始于失衡,復蘇之路在于恢復平衡。世界各經濟體都在大幅調整,中國失衡不要因偏執的投資拉動而進一步惡化。
  (注:本文在《小康•財智》記者陳建華對作者采訪的基礎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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