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貿易理論的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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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洪聯英 羅能生
摘要：中間產品貿易已成為國際貿易增長的重要方式，但它與主流貿易理論發生了偏離。這促使以H－K為主要框架的新貿易理論對現代企業理論的吸納。該文梳理了相關文獻，對從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激勵機制理論和控制權授權理論來拓展國際貿易理論的新成果，進行了歸納和評述，說明了當前該領域的研究動態。這一研究成果表明：人們思考國際貿易的方法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為國際貿易中企業行為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對新貿易理論進行了有力補充和完善；為全球化新條件下我國國際貿易和企業國際化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借鑒和現實啟示。
關鍵詞：中間產品貿易；新貿易理論；現代企業理論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6)06－0006－06
一、中間產品貿易對新貿易理論的偏離
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與生產非一體化的迅猛發展，貿易模式更多地轉向以中間產品為載體的公司內貿易或公司間外包貿易，中間產品貿易已成為一種新的經濟現象。
Feenstra & Hanson(1998)使用投入產出表推測了美國的中間產品進口量，發現美國中間產品進口占總進口的比例從1972年的5．7％增至1990年的13 9％，Campa & Goldberg(1997)對加拿大、英國(但日本例外)的研究也發現了相似的結論。Hum－mels，Ishii，Yi(2001)與Yeats(2001)的研究都表明，國際貿易中零部件貿易比最終產品貿易的增長要快得多。在這些中間產品貿易中，美國商務部門(The Business Press)強調了與跨國公司內部相關的國際外包貿易增長的壯觀事實；Hanson，Mataloni，Slaughter(2003)記載了同樣引人注目的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增長情況。Grossman & Helpman(2004)認為垂直專業化之所以會發生，就在于它背后快速增長的中間投入品、零部件和專業化生產服務的中間產品貿易。Spencer(2005)則以1986～2003年中國制造業為例，說明其出口從1988年的390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980億美元中，加工貿易的出口比例從1988年的35％增加到2003年的57％，其中至少有25％的比例是股權式公司內貿易，其余約22％的出口貿易是屬于公司間外包貿易。
這些事實表明，中間產品貿易已經成為國際貿易增長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這種貿易是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相融合的直接結果，它既可以發生在要素稟賦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也可以發生在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和地區，還可以發生在要素稟賦完全一致的國家和地區。換言之，中間產品貿易與主流貿易理論發生了偏離。在以H－K為主要框架的新貿易理論框架中，雖然它并不像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那樣，把中間產品貿易作為國內的生產結構問題來處理，但它只是合理解釋了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型產業內貿易，而對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的完美解釋則顯力不從心。實際上，中間產品貿易主要發生在垂直型專業化貿易范圍內，而不是水平型產業內貿易中。具體來說，中間產品貿易對新貿易理論的偏離主要表現在：
其一，國際貿易的生產性與交易性。由于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高度一致性，中間產品貿易實際上就是以零部件、配件、組件及中間投入品等為載體的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或者說是這些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直接流動，它既體現了商品的生產屬性，也體現了商品的交易特性。但在以H－K模型為主要框架的新貿易理論中，生產要素是不可以流動的，沒有中間產品的投入，生產技術不僅在每個部門內的各個品種間相同，而且在各部門間也相同，國際貿易活動只是最終產品的交易，因而商品的生產特性被忽視了。這從Krugman模型(1979，1980)、Helpman模型(1981)以及Helpman－Krugman模型(1985)的假設中就可以看出。盡管在Either(1982)模型中，出現了中間投入品的生產，但他采用的是單要素假定，其生產函數類似于Krugman所使用的――只不過他用投入品M代替了勞動。而在后來的新貿易理論進展研究中，盡管也吸納和擴展了Either的方法，將中間產品的投入置于模型假設之中，但都是采用了過于簡化的假定條件，即以一體化世界經濟作為參照物，并且都只是從產業層面上來考察貿易的原因、模式及其對福利分配的影響，企業只是作為一道簡化的裝置出現，企業內部組織方式、策略行為等都被簡化了。因此，現存的H－K貿易理論框架無法對國際貿易的生產性特征給予合理解釋。
其二，契約的不完備性與不完全市場結構。中間產品貿易是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必然結果，準市場的交易環節加劇了交易過程的復雜性。在國際外包方式下，由于信息不完全、當事人的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傾向，契約條款描述的完備性、履約方式及違約處理等各方面難以做到事前明確，契約只能考慮到數量有限的變量，或者是與契約直接相關的變量，或者是那些“法庭”容易驗證的變量，最終產品商和中間供應商之間很難簽訂一個完備的外包契約。即使在國際FDI形式下，最終產品商和中間制造商之間也同樣面臨著雇傭契約和激勵契約等，這些契約也是難以對未來的偶然事件及其責任、權利做出明細規定，因而契約也是不完備的。然而，在現有的H－K貿易理論框架中，雖然突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強調不完全市場結構、規模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使理論進一步逼近現實。但是，在H－K模型中，不完全市場結構是用廠商數目、產品差異化及價格變化來體現的，對于信息不完全這一條件卻被簡化了，更沒有涉及到微觀企業內部行為問題。因此，H－K貿易理論沒有考慮到中間產品貿易中契約的不完備性。
其三，貿易模式的網絡性、內部性與外部性。隨著國際生產的全球化發展，貿易活動越來越圍繞跨國公司而展開。在母公司的控制下，最終產品商既可通過獨資、控股、參股等股權式的一體化形式，也可借助于品牌、協議、分包、許可證等非股權控制的非一體化形式，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垂直一體化生產”(vertical integrated production)或“零散化生產”(fragmented production)。相應地，大量的原材料類中間投入品、零部組件類中間產品，將頻繁地流轉于各子公司、分公司或外包企業網絡之間，從而產生了大量的中間產品貿易。顯然，發生在“垂直一體化生產”方式下的中間產品貿易是典型的公司內貿易模式，體現了貿易模式的內部性；而在“零散化生產”方式下發生的中間產品貿易則是公司間外包貿易模式，體現了貿易模式的網絡性，即貿易各方之間都承擔了關系專用性投資(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是介于企業與市場之間的中間形態，用Spencer的觀點來看，這種外包模式最好描述為合資
關系(a joint venture)而不是市場關系(an arm’slength relationship)(Spencer，2005)。這兩種貿易模式都不能簡單地以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來區分。但在H－K貿易理論框架中，國際貿易是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模式，體現了與產業間貿易模式的外部性相比較的內部性質。因此，中間產品貿易模式的網絡性和內部性與H－K貿易理論中貿易模式的性質發生了偏離。
二、新貿易理論對現代企業理論的吸納
中間產品貿易與新貿易理論之間的偏離，客觀上促進了新貿易理論不斷改進理論假設，增強理論解釋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表現在對跨國公司的研究上。近些年來，新貿易理論學者們嘗試將跨國公司的行為分析納入其分析框架之中，承認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中，跨國公司行為會對貿易模式、貿易量、貿易結構以及社會福利都產生重要影響，并且依據產業組織理論和寡頭壟斷競爭理論提供了分析跨國公司為何出現的基礎。尤其是隨著大量中間產品貿易現象的不斷凸顯，Mclaren(2000)開始將現代企業理論融入國際貿易模型之中，利用要素稟賦差異和現代企業理論，解釋了契約不完備條件下企業內貿易行為及中間產品貿易現象。此后，西方學者從不同視角對這一研究進行了探索，為新貿易理論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從整體上看，這些研究主要是從以下四個視角展開：
1．交易成本分析。Mclaren(2000)首先使用了一個簡單的交易成本模型(USF－DSF Pairs)，將企業組織理論融入國際貿易模型之中，分析了國際開放對垂直一體化的影響及其所產生的福利效應。在模型中，他放棄了新貿易理論中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的假設，引入了“市場厚度”(thickness of the market)的概念。他認為，最終產品商獲得專業化的中間投入品，既可以通過叫價機制從市場上獲得，也可以通過合并供應商從一體化內部獲得，企業通過對市場貿易的敲竹杠問題(hold－up)與垂直一體化貿易的治理成本問題進行權衡。他強調這種權衡主要與市場厚度相關，即投入品市場厚度決定了企業組織方式和貿易模式的選擇，從而影響貿易利得和貿易效率。盡管Mclaren將交易成本理論與市場厚度概念結合起來，但這一模型抽象掉了對最終產成品的影響，也忽視了一般均衡貿易模型中的要素稟賦差異特征。
Grossman & Helpman(2002)在Mclaren(2000)的基礎上，把對垂直一體化與外包之間的組織方式選擇發展到一般均衡、壟斷競爭框架中，并考慮了最終產品行業的產品差異程度。不過，在他們的模型中，網絡性市場貿易是通過不完全契約而不是叫價機制來進行。這樣，專業化零部件的生產成本是在討價還價(bargaining)之前就是沉沒的，通過利潤分享形式，零部件的購買可在零邊際成本上進行，最終產成品通過中間生產商選擇供應的零部件數量受到限制。然而，由于這一模型是假定在封閉經濟環境中進行，這就妨礙了對國際FDI與國際外包活動的全面考察。
不過，Grossman & Helpman(2005)將這一模型引入到一個兩個國家、兩個企(產)業的一般均衡的生產和貿易模型中，以市場厚度的外部性為特征，運用要素稟賦差異假設和交易成本方法，分析了在全球化經濟中，最終產品生產商必須為企業外包出一些必要的服務或零部件，以及企業進行外包決策時必須要考慮的區位選擇問題。并利用這一模型檢驗了國家規模(用勞動力參數來表示)、外包技術(用定制模具樣品的費用參數來表示)、搜尋技術、契約環境對外包行為及國際貿易模式、貿易增長的影響，從而說明垂直生產網絡下企業通過國際外包方式獲取專業化中間投入品的必然性。
評論：通過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以H－K為主要框架的新貿易理論建立了一個不完全契約條件下的一般均衡生產和貿易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間產品的生產行為和貿易性質。但是，這一方法沒有考慮生產組織的權力配置影響，因而對中間產品貿易的企業內部行為考察是很有限的。
2．產權理論分析。Antras(2003)首先將GHM財產所有權理論嵌入到一般均衡壟斷競爭貿易模型中，根據所有權結構、要素密度和壟斷競爭條件來解釋國際貿易。在解釋美國23個跨部門的制造業行業貿易模式特征時，Antras遵循了Grossman & Hart(1986)的核心思想，認為專業化投入品的生產成本是非契約性的，最終產品生產商通過借助資本的前向性投資，能夠消除貿易中的敲竹杠問題，解釋了資本密集型商品多公司內貿易，而勞動密集型商品卻多發生在市場交易中。在解釋美國28個跨部門的國家貿易模式特征時，他將局部均衡框架嵌入H－K(1985)模型中，將企業邊界同國際生產選址結合起來，解釋了美國與資本富裕國家傾向于公司內貿易，而與資本稀缺國家傾向于外包貿易，而且資本一勞動比率越高，美國與其附屬企業之間的進口占美國總進口的比率也越高。不過，在這一模型中，最終商品是被假設為非貿易品，世界貿易都是中間投入品貿易。
在Antras(2003)的基礎上，Antras & Helpman(2004)把Melitz(2003)的產業內異質性模型融入Hart & Moore(1990)財產權模型中，建立了一個北一南國際貿易模型，根據企業生產能力水平選擇所有權結構和供應商的區位，從而決定了中間投入品的貿易模式。他們認為，最終產品商與零部件供應商之間是關系專用性投資(relationship specificinvestment)，并通過不完全契約來治理。在對供應商的區位選擇時，最終產品商要在南方的較低可變成本收益與北方較低固定成本收益之間進行權衡；在選擇貿易模式時，最終產品商要在垂直一體化所有權優勢的收益與獨立供應商的高能力激勵的收益之間進行權衡。這樣，均衡模式取決于要素稟賦差異、所有權優勢、事后納什討價還價能力和總部密度技術。因此，高生產能力企業在外國一體化或外包獲得中間投入品，低生產能力企業在母國外包。
Feentra & Hanson(2003)將GHM財產所有權模型應用到對中國外包貿易實踐中，對產權理論分析方法進行了經驗性應用。模型根據1997～1999年中國加工出口的1位數SITC產品數據和企業類別的詳細數據進行經驗檢驗，發現在中國從事加工貿易出口的跨國企業，最普遍的企業組織形式是外國企業至少擁有部分所有權，中方控制投入品采購權，這一結論支持了GHM所有權分析方法。
評述：由于考慮到企業內部的權力配置問題，通過產權理論方法建立起來的一般均衡壟斷競爭貿易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間產品生產性質、貿易模式和企業組織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然而，在全球生產網絡下，如何考慮非物質權力對企業間貿易模
式和貿易行為的影響，對這一方法來說，無疑是個挑戰。
3．激勵機制分析。Grossman & Helpman(2004)首先將Holstrom & Milgrom(1991)多重委托一代理模型與Grossman & Helpman(2002)的企業組織研究相結合，納入北一南國際貿易模型中，研究了在垂直一體化方式和國際外包方式之間獲取中間產品的權衡問題。認為委托人為了生產出異質性的最終商品，需要獲取中間投入品，但投入品必須由擁有專有技術(know how)的代理人生產，這個代理人可以是雇傭經理，或者是獨立的供應商。但無論哪種情形，代理人交付恰當投入品的能力都是不確定的，并與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密切相關。如果委托人雇傭了代理人作雇員，他能監督到代理人部分多重任務中的努力水平，如果他雇傭了一個獨立的供應商作為代理人，監督是不可能的。因此，垂直一體化方式的較好監督性與外包方式的高能力激勵之間就存在一種權衡。激勵機制分析表明，委托人偏好垂直一體化而不是市場契約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供應商能夠承擔一些初始投入成本和生產不成功時的爛呆帳成本，同時引誘高水平努力所需要的必要激勵成本要比雇傭經理小，因而委托人也會偏好外包方式。這樣，模型較好地解釋了垂直生產網絡下存在著中間投入品、零部件和專業化生產服務的快速增長現象。
Feentra & Hanson(2003)在將GHM財產所有權模型應用到中國加工貿易的經驗性檢驗工作的同時，也對比應用了Holstrom & Milgrom(1991)的激勵機制分析方法。認為在價值增殖較低或人力資本專業化投資水平較高時，在投入品搜尋比在加工過程中的激勵問題更為敏感，因此，如果經營者報酬與所監督到的能力相稱，工廠的所有權和投入品采購的控制權安排給同一方是有效率的。否則，應該分配給不同的兩方。通過對人力資本專業化投資參數、外國企業納什談判權重參數以及合同不能實施概率參數的實證檢驗，其結果也證實了這一理論。
評述：盡管激勵機制方法也是從財產所有權理論出發，但由于它考慮到外部選擇的影響，因而在解釋國際貿易中企業行為對中間產品貿易性質和模式的影響方面，激勵機制分析方法為新貿易理論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視角，成為產權理論分析方法的一種有力補充。
4．控制權授權理論分析。Marin & Verdier(2002)在一個解釋扁平化層級制度(a flatter hierar－chy)的授權模型中，首先將Aghion & Tirole(1997)控制權模型進行擴展，認為在不同生產方法反映到特定的競爭項目上，企業存在三種組織方式：即委托人集權控制(P組織或一體化)，授權給代理人(A組織或外包)，以及無內部等級制度的單體企業(O組織)。然后將這一授權模型嵌入到Dixit－Stiglitz的壟斷競爭模型中，在一般均衡框架內考察了企業內部權力的動態性和組織形式的變化。認為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沒有發生貿易的兩個相似國家可能有不同的企業組織方式(A形式或P形式)。由于趨同性的影響，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能夠導致外包浪潮(由P→A)或者并購浪潮(由A→P)，但由于市場規模本質上對控制權形式沒有影響，因而增大規模的一體化企業數量會越來越少，而降低規模的外包企業數量會越來越多。Marin& Verdier(2005)進一步研究了企業等級制度與國際貿易的關系，表明在非常大或非常小的國家，將有一體化企業組織方式，而在中、高規模國家將實行外包，激烈的市場競爭最終會導致外包。
Marin & Verdier(2003)將上述分析擴展到了一個兩部門、兩要素、北一南兩國模型中，考察了企業選址決策行為會造成熟練與不熟練勞動力比率的變化，從而對企業組織方式產生影響。當熟練與不熟練勞動力比率增大時，企業組織方式傾向于從O→A→P；在技術先進的北方國，企業會選擇P組織，而在技術差的南方國，企業在貿易開放之前，會選擇O組織方式，然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導致的外包浪潮下，企業會轉向中等的A組織方式，這就涉及到了權力授權問題。
評論：通過控制權授權分析方法，新貿易理論建立了一個企業組織與壟斷競爭關系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企業之間市場力量競爭與企業內部行為之間的互動影響。但是，由于權力的觀點也是來源于所有權，因而它對國際貿易中企業組織行為的考察是不全面的。
三、簡要評析
綜上所述，以H－K為主要框架的新貿易理論，通過吸納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激勵機制和控制權授權理論等現代企業理論觀點，解釋了現有貿易理論不能解釋的中間產品貿易現象，突破了現存薪貿易理論中規模經濟、收益遞增的局限性。盡管這些研究成果都只是初期性的，但卻為貿易理論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對新貿易理論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首先，人們思考國際貿易的方法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將現代企業理論融入H－K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世界貿易就是小麥模式+福特(一體化)模式+耐克(外包)模式的貿易，而不再僅是小麥模式或小麥模式+飛機模式的貿易了。貿易的對象也從最終產品貿易轉向了最終產品貿易+中間產品貿易，要素流動已成為國際貿易的必然組成部分。這些變化，意味著人們思考國際貿易的方法已經從單純技術性因素轉向了與非技術性因素相結合，由單純的經濟學方法轉向了經濟學方法與企業管理學方法的融合，這種分析方法的根本性變革，正在逐步彌補新貿易理論與現實偏離的缺陷。
其次，為國際貿易中企業行為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國際貿易是各國的企業所為，企業行為對貿易模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然而，長期以來，貿易理論關注市場和流通性，卻忽視了企業和生產性，企業行為被大大地簡化了。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和國際生產非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中間產品貿易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貿易的生產性、契約的不完全性、貿易模式的網絡性與內部性，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的新特性，對這些特性的了解和把握，顯然是離不開對企業內部行為的研究，尤其是要考察企業組織形式、企業決策等行為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將現代企業理論引入貿易理論的研究，克服了壟斷競爭貿易模型中簡化企業行為的缺陷，為國際貿易中企業行為的研究開拓了道路。
最后，對新貿易理論進行了有力補充和完善。在新貿易理論的三大發展主線中，應對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的挑戰而備受關注的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并很可能成為新貿易理論發展的新臺階。但這一研究還是初期的和嘗試性的，缺乏一個系統的分析體系來合理解釋全球貿易、投資和跨國公司的行為。將現代企業理論融入H－K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以企業作為研究主體，為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理論的融合建立起共同的微觀基石，尤其是在契約不完全條件下，以要素稟賦差異、壟斷競爭和產品差異化構建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使得新貿易理論擁有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這樣，既避免了不完全競爭市場模型的處理問題，又彌補了新貿易理論框架中缺失微觀理論的局面。
總之，西方學者在這一領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內容、研究方法，以及從企業內部來研究中間產品貿易行為的分析視角，為全球化新條件下我國國際貿易和企業國際化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借鑒和現實啟示。但值得指出的是，他們的研究都是從發達國家的立場和分工體系出發，論證和揭示發達國家的企業外包和一體化策略行為，很少或基本上不關注對欠發達國家的代工者及其行為，忽略了對承接外包訂單的欠發達國家的企業組織行為和決策行為的研究，因而揭示出來的中間產品生產與貿易的行為關系也是不全面的。因此，在借鑒與吸收西方學者現有研究成果時，我們要從自身所處的國際分工環節和中間產品生產、貿易特點出發，結合本國的文化傳統和體制結構，進行有針對性的探索，這是擺在我們前面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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