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中國文化觀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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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羅素是20世紀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之一，《中國問題》集中反映了他對20世紀初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和判斷，呈現了他的中國文化觀，他在中西文化的對比中研究和解讀中國文化，比較客觀地分析和評述了中國文化，并對中國文化發展提出了富有啟發性的建議。
關鍵詞：羅素;中國問題;文化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9）03-0051-05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無疑是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上方面的事件，它不但對傳統文化展開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而且引起了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它促進了思想啟蒙，揭開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序幕。然而，隨著西方思想文化的廣泛輸人與傳播，人們也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分析與思考，經過批判、反思甚至是懷疑之后，一些人仍舊堅守傳統文化，竭力作傳統文化的捍衛者，另一些人以西方的視野來批評傳統文化，甚至發出了“全盤西化”的呼聲，還有一些人則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傳統文化，堅持汲取精華，去除糟粕。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初，不少國外學者以及思想家也對中國文化問題進行了思考，形成了獨特的中國文化觀，羅素（BertrandRussell）就是他們當中的杰出代表。
羅素是20世紀英國最重要的公眾人物之一，這位出生于貴族家庭的學者，從小就受到自由主義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并逐漸展露出了從事哲學探討的某種天賦。羅素擁有多重“頭銜”，可以說，既是20世紀英國最著名的數學家、邏輯學家、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之一，又是分析哲學最主要的開創者之一，還是最重要的哲學史家之一。在羅素一生的學術追求中，知識的確定性問題是他關注的重點問題，因而他先后涉獵數學、邏輯學等領域。在羅素的早期研究中，數理邏輯占據了核心位置，以這一研究為基礎，他將數理邏輯研究成果運用到了語言分析當中，試圖來解決哲學問題，為當代西方分析哲學的產生與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貢獻。從1914年開始，羅素逐漸受到了其學生維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思想的某些影響，提出了邏輯原子主義理論，以邏輯分析方法來解決哲學當中的本體論問題。20世紀20年代后，羅素又將哲學研究的興趣點轉到了經驗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問題，雖然這一研究并未引起很大反響，但足以表明其思想的英國經驗主義傳統。在哲學研究上，羅素思想發生過多次變化，也曾提出過許多觀點，但他本人在晚年堅持最能代表他哲學思想精華的乃是邏輯原子主義，他甚至還希望人們將其哲學稱為邏輯原子主義。當然，值得一提的是，羅素對哲學史也進行過梳理和研究，并寫作了《西方哲學史》一書，后來他還將此書精簡為通俗易懂的《西方的智慧》。因此，無論就對哲學問題本身的探討，還是就對哲學史的研究來說，羅素足以在西方哲學史上擁有一席之地。
當然，羅素并非獨居于學術象牙塔之中，用中國語言來說，他也是一位有著強烈人世情懷的學者，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有關政治、經濟、倫理、宗教的作品或回憶錄中得以印證。童年的坎坷與婚姻的不幸使得羅素對家庭生活和人生意義有著獨特的理解和詮釋，特別是對危及人類文明的種種災難和困苦的擔憂，激發了他對政治和社會活動的參與，在他的一生中，不但從事過女權運動、和平主義運動及教育改革活動，而且以很多政論性文章來表明了自己的主張，展現了一位社會活動家應有的責任和擔當。可以說，反對戰爭、反對暴力、反對核威脅既是羅素人道主義的基本理念，也是其倫理思想關注的話題。早在1916年，羅素就因為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劍橋大學取消了講師資格，甚至遭受了牢獄之苦，而在1955年他又和愛因斯坦（AlbertEinstein）聯合發表了《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以此來呼吁人類對核武器災難性后果的深思。在《我為何而活著》一文中，羅素將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不斷追求、對人類苦難的憐憫這三個要素看作是支配自己活著的理由，顯然，這也是羅素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一位和平愛好者的人生價值追求。強烈的人類情懷為羅素贏得了國際聲譽，再加上著述頗豐，特別是《西方哲學史》的學術影響，因而羅素榮獲了195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切足以奠定羅素在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羅素也是親臨過中國的西方思想大師之一，他來華時，一方面，中國社會雖然經歷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晚清帝制統治，但中國政局被北洋軍閥所把持，因而時局仍然處在動蕩不安之中，民族救亡圖存的緊迫任務仍未實現;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既推動了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反思，又為西方思潮的傳播進一步打開了大門，一時間各種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涌人中國，以思想變革來推動救亡運動成為了新的方式。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1920年10月12日羅素應邀來華講學，在大約9個月中，他到上海、北京、南京、武漢、長沙以及保定等城市，進行了多場演講。羅素的演講備受國人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歡迎，并引起了熱烈反響，北京大學的學生不僅組織了研究會，還舉辦了刊物來介紹和研究羅素的思想，真可謂名噪一時。然而，羅素在華的演講乃以哲學為主，涉及哲學問題、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數理邏輯以及社會結構等專業問題，由于當時人們的知識眼界的局限，雖然許多聽眾不能很好地理解其思想主張，但依然給人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蘇雪林曾經這樣評價過，“羅素的學說的精義，則竟非淺陋如我們者所能窺測其萬一”。對此，羅素自己也能感覺到，他曾經在信中把中國演講的事情告訴朋友，并帶有失望的情緒說道：“他們不要技術哲學，他們要的是關于社會改造的實際建議”21?？陀^地說，無論是羅素邏輯分析方法，還是社會思想都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定的影響，比如哲學家金岳霖、張岱年、洪謙等，就運用邏輯分析方法來從事哲學研究。
結束在中國的演講之后，羅素根據自己在華的親身經歷，先后在英國報紙上發表系列關于中國情況的文章，較為系統地表達了他對中國社會多個層面的見解和看法。1922年出版的《中國問題》（TheProblemofChina）一書是羅素唯一一部關于中國研究的著作，在此書中羅素通過對中國政治、歷史、文化以及國際關系等問題的研究，不但論述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獨到見解和判斷，而且初步展現了他的中國觀（特別是中國文化觀）。誠然，《中國問題》一書的主要目的在于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但羅素在分析問題中既能做到基于中國立場來談現實政治，又能做到基于西方立場來分析中國歷史、文化以及中國人的性格，可見，這樣的見解有著雙重視野。就羅素的“中國文化觀”來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充分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優點和特點。從思路上看，羅素立足于20世紀初中國社會現實，把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大致歸結為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而且更加突出文化問題的重要，他說，“我個人認為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世界，文化問題最為重要”B，只要文化問題解決了，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在對待中國文化上，羅素與當時西方學界的主流思潮不同，給予了中國文化很高的贊譽。在中國文化的延續性方面，羅素主張，作為一種古老的文明，中國文化有著自己完整而獨立的發展歷程，中國文化的這種延續性既得益于地理上的優勢，更得益于中國各民族對文化的認同，因而他把中國文化幾千年延續而沒有根本改變的這種現象稱之為“奇跡”。當然，在羅素看來，這一延續性不僅展現了該文化歷史悠久的特點，還印證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在中國文化的特征分析方面，羅素按照自己的標準選擇了表意文字、孔子倫理學以及科舉制度這三個最為主要的層面進行探討。羅素認為，一方面，中國文化歷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使用了表意文字，這種文字可以克服口語的時空局限性，因而“表意的文字自然要比表音的文字更能顯示其優越性”BP，也更能持久傳承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孔子倡導的儒家倫理道德標準取代了宗教，以至于儒家文化成為了主流，塑造了中國人強烈的現實責任感;此外，羅素還主張，“科舉制無論是好是壞，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相當深遠”，至少它營造了尊重學問的氛圍，確保了中國文化的傳承。
其次，在比較視野中分析了中國文化精神。在《中國問題》一書中，羅素將中國文化同歐洲文化、日本文化進行相關對比，試圖揭示中國文化的核心理念。第一，羅素將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折射的西方軍國主義精神與中國文化的尚和思想相對照，既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文明將給人類帶來災難性后果，又肯定了中國文化所體現的“和氣”品質，以公理而非武力解決爭端的做法。為此，他指出，“中國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襲數千年，若能夠被全世界采納，地球上肯定會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祥和”，恰恰是這種生活方式保存著工業文明所壓制甚至所失去的“生活樂趣”，因而他坦言，“生活的樂趣無所不在，這也是我要贊美中國文化的一大原因”。第二，羅素以歐洲文明為參照，指出了中國文化存在著科學精神不足的傾向，在羅素看來，西方文明的顯著長處在于科學，而中國文明的長處則在道德倫理，因為“中國有一種思想極為根深蒂固，即正確的道德品質比細致的科學知識更重要”，正如此，中國人能從歐洲文明中學習的就不是道德、不是治國箴言，而是科學與技術，雖然羅素沒有直接指出科學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的衰落，但他敏銳地看到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科技是可以增強國力的，進而能抵御西方列強的侵略。第三，羅素分析了中國人追求正義、自由和寬容的個性和美德，在他眼中，中國人崇尚正義、追求自由、持有寬容，既無宗教迫害，也沒有“原罪”觀念，更沒有支配的欲望，唯有明確的倫理制度、友愛寬容和以禮相待，溫文爾雅是他們的典型寫照，這種精神所滋養的中國文化更能維持人類和平，更能使人愜意和快樂，他將寬容的美德、深層平和的心靈、比紅寶石更寶貴的中國智慧看作是歐洲人應當從中國人身上汲取的東西。
最后，對中國文化未來發展提出了相應的建議。針對中國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情況，羅素認為中國文化正發生飛速變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容易誤人兩種歧途，那就是“全盤西化”和“保守主義”，他聲言，“中國人如能對我們的文明揚善棄惡，再結合自身的傳統文化，必將取得輝煌的成就。”在新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培養上，羅素主張這些年輕人正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因為他們受中國傳統束縛較少，容易接受西方的思想，如果這些年輕人擁有一定的經驗和智慧，避免因學習西方而染上西方人那種機械的人生觀，那么“他們一定能夠引導中國人的輿論朝著它應該走的方向邁進。”在中國文化發展方向上，羅素大膽預測，倘若中國人將新元素注人中國傳統文化，借鑒而非照搬西方文化，力戒軍國主義的苗頭，“將來所產生的新文明或許比西方曾經產生的各種文明更好。”在包括文化問題在內的所有中國問題的解決上，羅素提出“中國必須自救，而不能依靠外人”這樣的主張，此一點意味著中國人必須保持自立自強的心理和精神狀態。
總體來說，在《中國問題》中，羅素并不局限于對中國文化問題的評述，而是以文化問題為主線貫穿了歷史、政治、外交、教育以及經濟的研究過程，在問題的表述與研判中，他以理性和情感雙重角度表現了一位西方學者的人文情懷和社會關懷。
三
平心而論，由于20世紀初復雜的國際局勢和復雜的中國社會現實，羅素能以平等互鑒的文化心態來對待中國文化，實在是理智的，但作為西方學者，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畢竟還存有某些不到位、不準確的地方。我們不能苛刻地要求思想家羅素的論述和評判完美無缺，但當我們以今天的視野再次閱讀著作時，就應當有一些新的認知和判斷，據此，我們認為在《中國問題》一書中，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論述和判斷值得商榷或進一步探討：
其一，羅素在將中國與歐洲國家進行歷史文化比較時，雖然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偏重倫理道德，而缺乏科學意識的傾向，但在倫理道德問題的分析中卻認為中國的家族觀念會弱化公共精神，提出“中國人的倫理歷來不注重公共義務，而家族觀念卻很重“347”，并以此作為中國古代官吏不廉潔的重要原因。這樣的論斷顯然是不符合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觀和道德教化實踐的，從作為主流文化的儒家觀念來說，個體修身養性的最終價值指向是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無論是科舉教育的途徑還是民風民俗的教化，儒家思想都力圖推動個體道德境界的提升，這尤其體現在中國人的家國情懷上，一旦離開儒家人生價值觀的整體性，是不可能切進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核心之處。顯而易見，對羅素來說，真正理解中國傳統社會中個體、家庭、國家以及天下的關系是很難的。
其二，羅素以客觀的態度批判了西方文明的不足，可是，以西方人的視角來判斷中國問題是不可避免會產生偏差的。他認為歐洲在倫理道德與人生觀上并不比中國人高明，相反，大力呼吁西方世界要學習中國的道德觀念，這在一定層面上觸及中國文化的精神實質，因此孫中山認為，羅素是“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了歐美，才贊美中國”。在中西文化比較中，羅素不但明確指出歐洲人推崇競爭和尚武的人生觀，必然導致人類文明被毀滅的危險，而且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在世界導致弱肉強食的關系。在羅素看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沖突之解決不在于中國發展軍國主義，軍國主義既不符合中國文化傳統，也無益于世界未來，他說，“如果中國變為尚武的國家，對世界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終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社會主義在歐美取得勝利。”在這一點上，羅素似乎契合了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的基本觀點，然而，羅素卻將布爾什維主義視為“機械的人生觀”，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容易受到布爾什維主義的“蠱惑”，甚至做出布爾什維主義不適合中國、“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種信條在中國不可能有大的進展”這樣的判斷。從今天來說，羅素當時的判斷肯定是錯誤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向世人證明了：只有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才能成功指導中國革命，才能使得中華民族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就形成了促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嶄新的文化形態。
其三，雖然羅素對中國傳統文化給予很高的贊譽，希望西方世界尊重中國文化，并從20世紀初中國社會現實出發，提出了中國文化必須借鑒西方文明，注人新的文化元素，但他對孔子、對儒家思想的理解還是有局限性，他坦言自己無法欣賞孔子的價值，甚至認為儒家思想的價值是消極的，是無法滿足20世紀初中國人的精神需要?？陀^地講，在中國思想界激進反傳統的時代背景中，羅素也必定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然而，當人類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特別是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進行大力批判的視閾下，中國傳統文化中許多重要理念卻得到了高度肯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似乎成為了西方現代性治療的有用藥方，可以大膽預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將會為人類新文明的開創與發展提供更多的智慧與更大的貢獻。
其四，由于羅素對中國歷史文化知識的掌握不夠充分，在一些基本史實的判斷和論據的引證上難免犯下“張冠李戴”的錯誤，例如：在對19世紀之前的中國歷史文化的考察中，就將李斯的上書誤認為是秦始皇的敕令;在解釋秦始皇自稱為“始皇帝”的原因上，以“不愿意讓人回想起在他之前的中國歷史，因此他憎恨歷史”B3I5來解釋，顯然，這樣的觀點是缺乏文獻依據和說服力的;在論述中國人的性格時，盡管羅素更多是贊譽，但以“貪婪、怯懦、冷漠”來概括中國人的弱點似乎有些不妥，畢竟這些方面只是在極少數中國人身上體現出來，不可能成為主流，中國傳統文化滋養的中國人更多的是民族愛國心，更多的是積極進取心以及努力向善的精神境界，它塑造的是中國歷史中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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