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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興邊”:興邊富民行動的另類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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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世紀之交開啟的興邊富民行動,對于我國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改革開放以及邊民生活條件的改善等,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由于受到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此項工程的推進也面臨一些現實問題。事實證明,在地理條件復雜、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多樣性突出的邊境地區,單純依靠經濟手段難以真正實現興邊富民的目標。超越狹隘的經濟發展視野,充分認識民族文化對于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為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創造有利條件,大力發展富有特色的文化產業,以民族文化的繁榮帶動邊境地區的發展,是歷史賦予興邊富民行動的時代使命。
  【關鍵詞】文化興邊;興邊富民;民族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8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9)01-0115-006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為了促進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縮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中國政府啟動了旨在富民、興邊、強國、睦鄰的“興邊富民行動”。經過近20年的努力,邊境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基礎設施建設進展順利,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民族團結和穩固邊防的社會基礎日趨牢固,“興邊富民行動”——這個邊境建設工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然而,由于受到地理環境、經濟發展基礎、邊民知識技能以及市場意識等諸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的局面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如何立足地方實際,客觀看待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些現實問題,及時調整發展思路,以更好地實現興邊富民行動的目標任務,乃是擺在各級政府和各族民眾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本文研究試圖從民族文化發展的角度,對興邊富民行動的策略調整問題進行探討。
  一、作為邊境建設工程的“興邊富民行動”
  現代國家制度建立以前,在以“天子”自居的中原王朝統治者眼中,有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說。只不過,王朝統治者對于邊疆地區的治理,大多采取“因其故俗治之”的策略。盡管歷代王朝的邊疆治理方略不盡相同,但無論是早期“羈縻”制度的實施,還是后來土司制度的推行,其治理思想都沒有超越這個范疇。從表面上看,這或許是一種“因地制宜”的地方治理策略,但實質上卻潛藏著某種“聽之任之”、放任自流的統治心態。由于中原王朝經略甚少,邊疆(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長期處于“自然”狀態之中,其與中原地區以及其他經濟發達地區的差距由來已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新生的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支持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以改善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條件,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然而,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原因,邊境地區的地方經濟發展依然較為滯后,邊民貧困現象大量存在。這種狀況甚至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也沒有能夠得到實質性的改變。1998年,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率先倡導推動興邊富民工作,并于1999年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財政部等部門發起“興邊富民行動”。此項邊境建設工程的最初設想,是以政府扶持為主,全社會積極參與,依靠各民族自我發展,改善邊境地區基礎設施條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鞏固和發展民族關系,實現邊境地區的長治久安和繁榮進步。[1 ]2000年2月,中央政府正式啟動“興邊富民行動”,并使之成為邊境地區落實“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載體。
  我國陸地與14個國家接壤,有陸地邊境線長2.2萬公里(其中1.9萬公里分布在邊疆少數民族聚居或雜居地區),邊境地區國土面積197萬平方公里,人口2300多萬,30多個民族群體與周邊國家的相關民族毗鄰而居。目前,納入《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劃》實施的地區,共有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云南、西藏、甘肅、新疆等9個省區的140個陸地邊境縣(市、區、旗)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58個邊境團場,另有海南省的6個民族自治縣享受興邊富民行動相關政策。[2 ]自實施“興邊富民行動”以來,中央政府先后制定了《興邊富民行動“十一五”規劃》《興邊富民行動“十二五”規劃》《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劃》等綱領性文件。與此同時,圍繞著“興邊富民行動”的總體目標,中央及地方政府實施了包括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培育經濟發展能力、推動沿邊開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內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許多階段性的成效。
  “興邊富民行動”以加快邊境地區經濟建設為主要著眼點,試圖通過政府主導、社會廣泛參與支持、邊境地區各族民眾共同奮斗,達到富民、興邊、強國、睦鄰的目的。此項宏大的邊境建設工程,亦因之被認為是一個“實實在在地促進生產力、真正使邊疆各民族群眾得到實惠的富民強國的行動”。[3 ]28或許可以這樣說,“興邊富民行動”的實施,是促進邊境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其之于富民、興邊、強國、睦鄰,鞏固祖國的萬里邊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近20年的實踐表明,“興邊富民行動”已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器”和“催化劑”。[4 ]
  二、“興邊富民行動”的時代困境
  “興邊富民行動”規劃實施以來,我國邊境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不斷健全,邊民生產生活條件大幅改善,對外開放水平持續提高,民族團結和邊防鞏固效果突出,各族群眾凝聚力和向心力顯著增強,為邊境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2 ]然而,由于歷史與現實的諸多原因,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導向之下推行的“興邊富民行動”,仍然面臨一些發展中的問題。
  1.復雜的地理條件,使邊境經濟發展的總體格局受到嚴重限制。盡管制約邊境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原因很多,但地理環境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從地理上看,我國邊疆的9個省區,除廣西、云南部分地區之外,均處在所謂“胡煥庸線”之西北,幅員遼闊、地形地貌復雜,高原山地多、平原盆地少,阻礙地方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大量存在。雖然從表面上看,邊境地區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與周邊國家(地區)開展經貿合作的某些便利條件,但由于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這些“有利因素”實際上很難轉化成現實的經濟實力,邊境經濟發展也因之只能在水平相對較低的層面上展開。   2.地廣人稀的人口分布格局,不利于產業集群的聚集以及產業規模的擴大,市場經濟發展先天不足。從總體上看,邊境地區的人口分布密度約為12人/平方公里,遠低于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邊境地區固然擁有地域空間上的某些優勢,但相對偏低的人口密度,對于邊境地區的投資和消費市場而言,卻是一種不利因素。事實上,由于人口分布上的這種特點,我國邊境地區的產業聚集度相對較低,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較為薄弱。此外,由于受到傳統生計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影響,一些邊民的知識技能以及市場意識還不能很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邊境地區市場經濟發展“先天不足”的問題十分突出。
  3.長期滯后的基礎設施建設,抑制了產業經濟的健康發展。由于缺乏投資資金,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產業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與此同時,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復雜的地形條件,也使得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難度大、效率低,不能對產業經濟的發展形成強有力支撐。由此所造成的社會后果,就是邊境地區的工業基礎薄弱、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地方經濟發展只能依賴于并不發達的第一產業。由于產業結構得不到優化,難以形成協同發展的產業集群,邊境地區的產業經濟發展舉步維艱。
  4.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存在,削減了民族優惠政策實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邊境地區是我國最為重要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或雜居區之一,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象較為明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旨在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優惠政策,并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效。然而,由于在地理環境、生計方式、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上的差異,邊境地區各地、各民族群體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往往參差不齊,而地區之間、民族群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仍然有待進一步提高。此等情狀的現實存在,使得國家實施的民族優惠政策有時難以真實惠及所有地區及各民族人口,其針對性和有效性在實施過程中往往被不同程度地消減。盡管這種狀況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有所改善,但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仍有相當程度的存在。
  5.全球經濟一體進程的快速推進,使邊境地區的“邊緣化”態勢日趨嚴重。長久以來,由于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較為緩慢,邊境地區往往處于經濟發展的“邊緣地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隨著“冷戰”的結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自此時起,曾經獨處一隅的邊境地區,開始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當中。然而,經濟全球化在使邊境地區——尤其是邊境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機遇的同時,也使其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由于核心競爭力的缺乏,邊境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傳統的邊緣地位被進一步固化。
  作為一項宏大的社會工程,“興邊富民行動”固然需要政府大量的資金投入以及社會各界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但如果只是照搬照抄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經驗”而不能制定契合邊境地區社會發展特點的策略,那么這項工程之于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會受到嚴重影響。事實上,“興邊富民行動”實施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局,是難以通過“常規經驗”加以解決的,只有立足地方實際,正視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象以及民族文化多樣性存在的社會事實,才有可能找到適合地方社會發展的有效途徑。
  三、“文化興邊”的實存意義
  文化是關于人與自然的意義秩序。[5 ]4而由生計方式、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所建構起來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則傳達了文化持有者對于自然、人類社會的所有認知。在此意義上,所謂“經濟”以及人類社會生活的其他內容,都不過是文化的一種“副產品”而已。通過對邊境地區各民族群體尤其是少數民族群體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保護和傳承,以及對地方性知識的挖掘、創新,擴大邊境地區的文化影響,增進地方經濟的軟實力,促進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繁榮發展,提高各族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自信,這是本文所謂之“文化興邊”的基本內涵。
  雖然文化被認為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具影響力的“軟實力”,但以之作為興邊富民的途徑,對于已然習慣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代中國社會而言,仍然顯得有些另類。然而,這種基于文化多樣性特點之上的“另類選擇”,對于化解興邊富民行動面臨的種種困境,在現階段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興邊富民行動采取了眾多被寄予極高期待的舉措,涵蓋了“政策興邊”“經濟興邊”“教育興邊”等方面,但從當地人的角度來看,這些政策措施的實際成效,與決策者所設定的目標尚有一定距離。我們固然不能否定那些試圖依托政策、經濟、教育的“發展”,以追求實現興邊富民目的的策略所具有的現實意義,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策略對于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往往是短暫的、表面的,有些甚至是難以持續的。
  筆者以為,把“文化興邊”作為興邊富民行動的戰略選擇,對于現階段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蛟S可以這樣說,“文化興邊”的價值,不僅體現在邊境地區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重大促進作用之上,其之于民族文化發展和社會生態保護,亦具有深遠意義。
  1.政治意義。邊境地區多為少數民族聚居或散居地區,生活環境各異,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價值觀念亦不盡一致。一些由政府主導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惠民工程,雖然也會帶來某些普惠性的社會效果,但并不總是能夠滿足所有人的要求,有時甚至還會觸及某些社會群體的現實利益,進而引發某些社會矛盾,導致一些人對工程實施效果的種種質疑。而以繁榮發展民族傳統文化為己任的“文化興邊”,則可以透過一些更親和、更少爭議的方式,實現邊境地區各民族群體的利益訴求,從而達到進一步穩定邊境地區的社會秩序,穩固并加強國家邊防的目的。
  2.經濟意義。通過加大投資力度,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促進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改善當地民眾的生活水平,這種“以經濟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在當前以及今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限制,這種發展方式的邊際效用正在逐步消減。實際上,1949年以來,國家通過多種方式和渠道,為邊境地區的建設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物力。但這些投資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并不理想。以民族文化的保護、傳承、發展為導向的文化興邊,可以通過盤活民族文化遺產的“存量”并使之成為一種現實的經濟資源,進而推動文化產業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產業的發展。我們認為,“文化興邊”策略的運用,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邊境地區經濟發展的投資壓力,同時也可以使當地民眾成為經濟發展的積極參與者和直接受益者。   3.文化意義。經濟發展與民族傳統文化保護,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對矛盾體。如何在發展地方經濟的過程中,實現民族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展,是一項艱巨的時代任務。保護文化的多樣性,使之免受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沖擊,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已迅速成為世界性的共識?!拔幕d邊”的目標指向,正是基于這種文化發展理念而采取的一種應對措施。以民族文化產業為先導,大力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不斷超越邊境地區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各種瓶頸,有效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為民族文化的傳承創造更加寬松的社會環境,這是“文化興邊”所肩負的歷史使命?;蛟S可以這樣說,在文化同質化現象日趨嚴重的全球化時代,“文化興邊”所具有的時代價值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4.生態意義。邊境地區各族民眾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是當地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并發展起來的。這些文化表現形式,既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總結和所謂“智慧的結晶”,更是自然與人性的一種表達。這些表達或許是樸素的、簡單的,但卻蘊含了邊境地區各民族群體“原生”色彩濃厚的生存智慧。對自然的崇拜,對人性的呵護,往往成為這些“表達”的重要價值取向。“文化興邊”的提出,無論是對當地人的社會生活而言,還是對于為追求經濟效益而擱置生態代價的現代人來說,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雖然不乏經濟層面的訴求,但“興邊富民”絕不應是純粹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目標。① “興邊富民行動”是一項綜合性的邊境建設工程,不僅有著宏觀的發展規劃目標,更與邊境地區各族民眾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這項工程的實施,需要超越傳統的經濟發展理念,進一步改變并拓展邊境地區的社會發展思路。作為“興邊富民行動”的一種另類選擇,“文化興邊”不僅是一種發展策略的調整,更是地方文化傳承和發展的現實需要,對于邊境地區經濟的發展以及當地人社會生活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深遠的。
  四、“文化興邊”的路徑選擇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下,通過加強民族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展,帶動邊境地區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實現“文化興邊”,這是興邊富民行動的一種新選擇、新進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超越物質主義的思想桎梏,適度調整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加強民族傳統文化保護,改善投資環境,發展文化產業,實現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的有機融合,對于邊境地區的發展至關重要。
  1.調整發展理念,確立民族文化在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文化興則民族興,文化強則國家強。“興邊富民行動”的實施,需要更新發展理念,克服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中GDP至上的發展思路。要充分認識“文化興邊”在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意義,把文化發展納入到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當中,納入到“興邊富民行動”之中。只有結合邊境地區文化傳承和發展的特點,把“文化興邊”作為“興邊富民行動”的重要補充和根本指向,才有可能真正實現“興邊”的目的。
  2.科學制定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調整與民族文化發展的有機融合。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結合民族文化發展的特點,科學制定邊境地區發展規劃,是“興邊富民行動”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邊境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要充分考慮到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特殊性以及邊境地區各族民眾的現實需求,而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與之相關的經濟社會發展,也要結合邊境地區的地理環境、交通條件以及地方經濟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進行總體規劃。
  3.挖掘、保護、傳承邊境地區的民族文化資源,改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外來投資。豐富多樣的民族文化表現形式,是邊境地區彌足珍貴的社會財富,同時也是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資源。然而,由于城市化的發展以及邊境地區各族民眾生計方式的深刻轉變,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傳承和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一些民族文化資源甚至瀕臨消失的邊緣。只有采取有效措施,保護和發展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夯實文化興邊的社會基礎,進一步豐富民族文化資源,營造更好的投資環境,才能吸引更多優質外來投資,優化民族地區的產業結構,推動地方經濟協調發展。
  4.培育和大力發展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增強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實現跨越式發展,這是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決策者們所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在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市場經濟發展先天不足的條件之下,依照傳統的發展思路,利用政策、項目、技術、人才等手段發展地方經濟,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若要實現所謂的“彎道超車”,則似乎是不現實的。筆者以為,只有充分利用邊境地區豐富多樣的民族文化資源,培育具有地區特點、民族特點的特色產業,同時讓邊境地區各族民眾適應并更好地參與市場經濟發展,才能不斷壯大民族文化產業,增強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真正實現興邊富民的目標。
  5.適度發展旅游產業,增進民族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文化交流,提升邊境地區的文化活力。對于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來說,民族富裕與邊疆興旺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相對而言,解決各族邊民的溫飽問題并最終實現“富民”似乎要容易一些,而要達到“興邊”的目標,則要困難得多。這樣,在不對當地自然環境和文化保護形成更多負性影響的前提之下,適度發展邊境地區的旅游業,在發展地方經濟的同時不斷增進邊境地區各民族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文化交流,增強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認識和了解,進一步提升邊境地區的文化活力,無疑是“興旺邊疆”的一條重要進路。
  6.增強邊境地區各族民眾的文化自信,促進民族團結,以文化的力量穩固國防。“興邊富民行動”的任務,不只在于“富民”“興邊”,同時還要實現“強國”“睦鄰”的戰略目標。文化自信是邊境地區各族民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由于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相對滯后,邊境地區各族民眾的文化自信心長期得不到增強,從而極大地影響了邊民參與經濟建設、建設美好家園的積極性。增強邊民的文化自信,彰顯民族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促進邊境地區各民族群體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不僅可以為地方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更是穩固邊防、實現“強國”“睦鄰”目標的重要途徑。   以民族文化的繁榮,促進地方社會的全面發展,既是我國邊疆建設的歷史經驗,也是全球化時代欠發達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把“文化興邊”作為新時期“興邊富民行動”的一種路徑選擇,不僅關系到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更關乎國家邊防的穩固,關乎廣大邊民的福祉和邊疆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拔幕d邊”同時也是保持民族文化多樣性存在的重要方式,對于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亦將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五、 結束語
  “興邊富民行動”是一項促進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偉大工程,同時也是改善邊民生產生活條件、繁榮民族文化的重要舉措。經過近20年的努力,我國邊境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基礎設施建設步伐逐漸加快,各族民眾的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改善,民族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亦因之得到更為有效的保護和傳承,“興邊富民行動”的社會效果已初步顯現。然而,在欣喜于這些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由于受到某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興邊富民行動”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事實證明,在地理條件復雜、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多樣性突出的邊境地區,過度依賴經濟上的投入,甚至視之為興邊富民的唯一手段,難以實現興邊富民行動的目標。
  “興邊富民行動”對于我國邊境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于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興邊富民行動”的實施,應當更好地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重新審視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并進行必要的戰略調整。筆者以為,“文化興邊”應當成為新時代我國邊境地區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目標指向。只有超越狹隘的物質主義視野,更新經濟發展理念,充分認識民族文化對于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為民族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保護和傳承創造有利條件,大力發展富有特色的文化產業,以民族文化的繁榮帶動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富民”“興邊”“強國”“睦鄰”的戰略目標,確保邊疆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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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TALIXING BORDRE AREAS”: THE ALTERNATIVE CHOICE FOR THE PROGRAM OF REVITALIZING BORDER AREAS AND ENRICH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Lv Junbiao,Zhao Ye
  Abstract: Initiated in the crossing-point from the last century into the new century, the program of revitalizing border areas and enrich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plays positive role of promotion to the infrastructural constructi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industrie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conditions of border residents in border areas of our country. However, the advancement of this program also faces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due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any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elements. In fact, it is found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revitalizing the border areas and enrich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truly through the mere economic solution. To transcend the narrow scop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to fully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ethnic cultur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border areas. The epoch mission of the program of revitalizing border areas and enrich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endowed by history demands to create beneficial condi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minority culture and to promote forcefully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ies so as to mot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areas through the flourishing minority cultures.
  Keywords: revitalizing border areas by means of culture; revitalizing border areas and enrich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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