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促進消費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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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挺明白，機會平等比結果平等更加重要，而收入本身就是結果，所以，強調收入平等實際是強調結果平等。當然，在現實中，由于收入是顯性的、看得見的東西，比機會更加具體，人們似乎更愿意集中談論收入分配，以收入分配判斷社會是否公平、公正。孫挺問，對于社會來說，是否有比收入分配結構更加重要、更值得關注的指標呢？在他看來，財富也好，收入也好，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能夠解決吃住溫飽就行了。
1986年我剛到美國時，感觸最深的事情是：在美國，你真的很難從人們吃什么穿什么，去判斷他們收入高低、財富多少，因為不管窮人還是富人，都能買到類似的生活用品。沃爾瑪的衣服當然不是名牌，但樣子、做工也還不錯。后來想一想，也是，沒有人因為自己是億萬富翁而每天吃一百頓飯，那樣還要減肥；也不會因為自己有錢了而大夏天穿上20層衣服。
這樣看之后，你就知道，其實消費分配結構才是更值得關注的，而不是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結構。決定生活與幸福水平的最根本要素還是消費。只要每個人都有基本的消費，都能體面地活著，只要消費分配不是太離譜，其他的問題就不是那么致命了。一般而言，在任何社會里，財富差距會最大，其次是收入差距，而最小的應該是消費差距，尤其是，即使收入差距很大，只要金融產品足夠豐富發達，人們之間的消費差距照樣可以比較小。
那么，相對于收入分配而言，消費差距如何呢？在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里，金融又是如何縮短消費差距的呢？
美國的消費差距
就這些問題，我們先看看芝加哥大學兩位教授Meyer和Sullivan在2013年的研究。他們把美國人根據收入水平分成10等份組，并計算出每一組的平均收入。結果發現，在2000年時，最高組的人均收入是最窮組的5.3倍，到2011年這個比值上升到6.4倍，也就是收入差距惡化了19%。這的確跟很多專家指出的一致，有錢的更有錢了。
可是，如果算一下消費差距的變化，那么，在2000年，收入最高組的平均消費為最低組的4.2倍，但是，到2011年，這個比值下降到3.9倍。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兩個內容，一是消費差距的確低于收入差距，二是在同期間雖然收入差距惡化了，但消費差距反而縮小了。所以，收入差距的變化并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消費分配在如何變化。
你可能會說，正常情況下是這樣，但金融危機是否會過多打擊窮人，變相幫助富人呢？2007年底到2011年的四年算是最近一輪金融危機的高峰期，期間，收入最高組的收入從最窮組的5.8倍上升到6.3倍，收入差距惡化了，但兩者的消費比從4.3倍下降到3.9倍。從細節看，相對于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富人和窮人的消費都因危機沖擊而下降，但富人消費的下降幅度更大。
為什么會這樣呢？
實際上，在原始社會時期，消費波動跟收入波動幾乎是100%相關的，兩者之間沒有緩沖器，有收入了你就有東西消費，沒收入了你就餓肚子。后來，隨著人類不斷發明應對收入風險的手段，在收入波動和消費波動之間增加很多緩沖器，到今天的很多社會里，收入可以波動，但消費照樣可以相對平穩，這也使人與人之間的消費差距低于收入差距。
比如，我們之前談到的儒家家族，姓氏、宗祠、“三綱五?！泵值燃壷刃虻冗@些組建家族的要件原來都是沒有的。經過兩千多年把這些都建好之后，即使發生天災人禍、金融危機或者失業使收入大跌，你也不一定餓死，因為可以依賴族內成員的救濟支持。其次，今天的美國政府有一些失業保障、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特別是金融危機期間奧巴馬政府給低收入家庭提供了補貼。再就是金融市場提供的各種事前保險、事后借貸的工具，這些金融工具非常豐富，讓你可以在事前、也可以在事后做跨期收入配置。
這些不同的現代工具和體制安排都是消費和收入之間的緩沖器，使你的消費生活不再赤裸裸地受到收入波動的沖擊。
消費機會差距
當然，前面介紹的兩位教授的研究還是停留在消費金額層面，沒有涉及到普通人“不可及”的奢侈品，就是我一開始講的在美國總體上很難根據穿著判斷一個人是否很有錢的話題。對此，你可能會講，有的奢侈品比如私人飛機、游艇等就是草根沒機會碰的，就是專屬富人的，那怎么會有“消費機會平等”呢？
其實，在美國，這些東西并不是只有富人才有的。私人飛機最便宜的是十萬美元左右，游艇的價格還要低一點，等等。關鍵是這些東西不是生活必需品。如果你實在喜歡開自己的飛機或游艇，即使你沒有太多存款，只要你的月收入足夠高（不需要很高），那么，你就可以通過銀行按揭貸款買私人飛機、游艇。我就認識好幾位不富的美國人這樣做，關鍵是要有足夠多成本低的金融支持，幫你跨期安排收入和消費的搭配關系。金融幫助降低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消費機會差距。
利用金融拉近富人與普通人之間的消費距離的歷史又是怎么開始的呢？啟動這個歷史的第一種商品是縫紉機。一直到19世紀中期之前，工業革命的重點是在制造業和運輸技術上，也就是圍繞著提高生產力上，但還沒有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美國人家里只有木質家具、藝術品、金屬餐具等。在1850年左右，縫紉機出現了，這算是第一個進入美國家庭的工業革命“大件”。原來手工做襯衣需要一天半時間，但有了縫紉機，不到兩小時就能做好！好處是明顯的。
可是，縫紉機太昂貴，一開始是奢侈品，只是富有家庭才買得起，而中低收入家庭望而卻步。當時，一臺縫紉機定價在80到150美元，而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500美元左右，一臺縫紉機相當于普通家庭兩個月的收入。由于那時候妻子一般不在外工作，所以在丈夫看來，花這個錢幫妻子節省做衣服的時間，并不能給家庭帶來額外收益，那花這個錢干啥呢？可想而知，丈夫不情愿花這個錢。于是，家里有沒有縫紉機成為判斷家庭收入高低的標桿。
到1856年，勝家（I.M.Singer）縫紉機公司感到銷售增長乏力。有一天，它的市場營銷總監愛德華·克拉克（Edward Clark）突然眼睛一亮：“我們為什么不讓美國家庭先用上縫紉機，然后分期付款呢？”他出的“先買后付”招法是：首付款5美元，然后每周再付1美元，付完為止。
克拉克的金融創新在今天看當然很簡單，但在當時是非常巧妙的設計，因為他的分期付款安排把支付壓力平攤到了各個周，降低購買壓力。他的主意被執行之后，勝家公司一舉變成縫紉機行業的龍頭公司。到1876年為止，共銷售了26萬多臺縫紉機，遠超過其他所有縫紉機公司的總和！到1890年代，整個縫紉機行業的營銷策略都變成了“首付一美元，每周一美元”（“dollar down，dollar a week”），這讓縫紉機不再是富人的專屬。金融創新拉平了縫紉機的消費機會。
后來，鋼琴制造公司也按照分期付款的金融手段促銷，讓本來只有富家子女才能享受的鋼琴進入中等收入家庭，他們的子女也能從小學會鋼琴。到19世紀末期，吸塵器、電冰箱這些新的工業革命“大件”也通過分期付款紛紛進入美國家庭。就這樣，金融降低了高收入跟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費差別，富人可以很有錢，但是，他們的優勢不是通過這些消費品表現出來。
對于今天的中國，金融降低消費差距的意義更大。尤其是在“無房不嫁”時代，房子的意義遠超縫紉機對當年美國人的意義，是決定終身大事的東西！這個條件挑戰草根男、鳳凰男的婚戀機會。但是，有了消費金融之后，草根男在婚戀市場上的機會大為改觀。只要你大學畢業有工作，雖然目前收入不高，但收入前景可期，那么，通過住房按揭，你還是能買到房子、汽車，丈母娘的要求就不是那么不可逾越了。換句話說，金融有助于縮小婚戀市場上的機會差距。
你再次看到，金融其實對普通人的意義更大。一般而言，財富差距大于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又大于消費差距。雖然沒人喜歡財富和收入差距，但更應該關注的是消費差距。其次，過去多年里的美國，雖然收入差距在拉大，但消費差距卻在縮小。主要原因在于，有了現代金融和政府福利之后，在收入波動和消費波動之間有了很多緩沖器，消費受收入波動的干擾不再像過去那么高。最后，金融縮短富人和草根之間的消費機會差距。只要收入預期足夠穩定，即使你不屬于高收入群體，你也能通過金融買到看似“奢侈”的消費品。很多朋友強調，“無房不嫁”指的是“非住房”和“非按揭房”，而是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買的房。對于白手起家的鳳凰男，金融能幫他逾越“無房不嫁”的鴻溝嗎？怎么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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