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的當下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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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樂考古學在中國，有著特別深厚的文化和學術基礎，并且成果豐碩。與之相比，黑龍江音樂考古學研究就顯得十分羸弱和蒼白。音樂考古學學科、音樂考古學大師、音樂考古學研究代表性成果均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遲遲不肯露面。這與黑龍江的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因素息息相關。黑龍江音樂文物遺存豐富，但梳理研究得不夠;音樂研究者眾多，但考古學研究者匱乏;音樂研究內容廣泛，但音樂考古學研究缺失。因此，黑龍江應緊跟時代腳步、整合現有資源、加大投入力度、打造精銳團隊、加強對外合作，在各方面下功夫，力爭實現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的突破性發展。
【關鍵詞】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當下與未來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一、中國音樂考古研究概述
華夏音樂文明創造了非常豐富的音樂物質遺存，既有大量珍貴的樂器實物，又有形式多樣的音樂文物。數量和品種之多，時間跨越之長、地域分布之廣、民族特點之鮮明，是世界幾大古代文明不可比擬的，更不用說那些后成立的現代國家了。從歷史維度來看，中國音樂考古學脫胎于一般考古學，形成初期依附于一般考古學之驥尾，吸收一般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借用一般考古學的技術和手段，二者最終形成了一種不可替代的互補關系。中國音樂考古學發展過程大致歷經了四個時期。
?。ㄒ唬┽j釀期——20世紀20年代
中國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近代音樂考古學研究，肇始于20世紀20年代初期，前身可追溯到八百余年前北宋“金石學”。宋人在研究中已經涉及鐘磬古樂器，研究限于樂器的形制、銘文、年代等。薛尚功、王俅、王厚之都注意到曾侯之鐘銘文的含義，沈括發現先秦編鐘都是盒瓦形，編鐘中腔愈圓余音愈長的發音特點。宋人對古樂器的研究雖已進入音樂本體，但還是零散和有局限的。直到20世紀初，王國維以研究社會歷史的眼光來解讀商周青銅樂鐘，超越了北宋以來把音樂文物僅作為文玩鑒賞研究的傳統;提出“二重證據法”，成為中國史學領域研究方法上一次重大革命。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將收錄的511件青銅器按不同標準分類，使傳世青銅器第一次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他提出的標準器斷代法對中國青銅器研究同樣具有深遠影響。不過王國維和郭沫若的研究都與音樂藝術本身關系不大，仍難算“音樂考古”。[1]
?。ǘ┏鮿撈凇?0世紀30年代
開創中國音樂考古學開河之功要歸于20世紀30年代初的劉復，被稱為中國近代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先驅和奠基人。劉復主持的對清宮和天壇所藏大批古樂器測音研究和編纂《天壇所藏編鐘編磬音律之鑒定》一書是中國音樂考古學史上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介紹了公元6世紀希臘學者畢達哥拉斯以來的許多重要樂律學理論;首次在現代科學意義上精辟地闡述了中國明代朱載堉的劃時代偉大發明——即今天通行全世界的十二平均律的數理原理——新法密率;劉復對古樂器研究目標轉向音樂性能和音樂藝術本身;運用田野考察法，將音樂考古學研究從單一古樂器向更多方面擴展。一系列成就標志著中國音樂考古學已經脫胎于舊學，成為新舊音樂考古學區分的界碑。[2]
（三）成熟期——20世紀40年代-50年代末
新文化運動前，中國沒有系統的音樂史著作，相關研究散見在《樂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雜集中。伴隨西方田野考古的傳入，音樂史學家們認識到單純依靠文獻記載存在局限性，考古發掘的實物依據在研究中國音樂史中具有巨大的價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音樂家們開始關注考古界的發現和動態，并把取得的最新成果不斷吸收到音樂史學研究領域中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楊蔭瀏和李純一。楊蔭瀏《中國音樂史綱》《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和李純一《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等，著作都走出了音樂研究從文獻到文獻的局限，以大量考古發掘遺跡資料為依據，站在史學角度，結合考古學、地層學、聲學等多學科知識，讓考古成果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使中國音樂史研究更具真實性和科學性，促進了音樂考古學學科的建立。[3]
（四）興盛期——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
從1978年曾侯乙編鐘出土至1988年十年間，中國音樂考古學研究空前繁盛。具代表人物黃翔鵬。早在1977年他就率先提出先秦編鐘具有“一鐘二音”的特性，1978年曾乙侯編鐘出土，以更確切的實物印證了先秦“雙音鐘”這一偉大發明的存在。黃翔鵬《初探》從理論和實踐上糾正了先秦樂律學理論的不足和謬誤;《均鐘考》詳細介紹了公元前6世紀已在周王宮廷使用，在秦漢時失傳的“均鐘”（弦準），一種專用于編鐘調律的音高標準器，是中國古代的一種聲學儀器。1988年，黃翔鵬主持國家“七五”期間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項目獲批，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和國家文物局等單位聯合攻關，共同開始了中國音樂文物普查輯錄工作。1998年，“中國音樂文物大系”二期項目由王子初主持，歷史8年，至2006年已出版16本19卷，這是中國音樂史學的一個大型基礎工程，黃翔鵬、王子初把中國音樂考古學推向輝煌。[4]
二、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現狀
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作為中國音樂考古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其歷史進程，橫較于其他省份，起步晚、發展慢、水平低、成果少，被拋在了中國音樂考古研究之末，即便在黑龍江一般考古研究這一更寬泛的領域也略遜于其他省份。
?。ㄒ唬┮魳肺奈镓S富，但系統梳理不夠
黑龍江有著古老的音樂文明，早在4000多年前就生活著東胡、肅慎、扶余三大少數民族族系，經過民族遷徙、分裂和融合，至今全省共有53個少數民族，其中有10個世居少數民族，他們是滿族、朝鮮族、蒙古族、回族、錫伯族、鄂倫春、鄂溫克、赫哲族、達斡爾族、柯爾克孜族。這些少數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屬于自己的音樂文明，音樂歷史悠久、流傳廣泛、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蒙古族的三大音樂遺產呼麥、長調和馬頭琴（潮爾）、罕伯岱達斡爾族民歌、赫哲族口弦琴，金源音樂文物樂俑等。這些音樂文物一部分散見于各大博物館和歷史遺跡中，同一般考古文物一并珍藏，一部分音樂文物散落在民間被文玩愛好者收藏，還有一部分在戰爭中被運往海外，如丹麥是收藏蒙古族文物最多的國家，日本也藏有大量的東北地區的史料文物?！吨袊魳肺奈锎笙怠钒词》菥幾两褚殉霭?2卷，東三省黑吉遼未在列，實屬遺憾。作為黑龍江音樂工作者，理應擔負起歷史責任，借此良機將黑龍江音樂文物系統梳理考訂，使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邁出堅實的第一步。 ?。ǘ┮魳费芯控S富，考古研究者不足
在中國知網以“黑龍江音樂”為檢索詞進行主題跨庫模糊檢索，時間年限為2000年～2018年，共檢索到相關文章169篇，歸納整理發現黑龍江音樂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俄音樂文化交流研究、黑龍江音樂教育教學研究、黑龍江音樂文化產業研究等幾個主要方向上，關于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的學術論文未檢索到。一定程度上說明，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尚未引起黑龍江音樂家們的足夠關注，尚未真正走入音樂研究者的視野，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陷入極其匱乏的窘境。相比之下同處邊疆省份的內蒙古在音樂考古研究中成效顯著，出版了《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內蒙古卷）。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者寥寥，研究成果缺失根本在于知識架構缺失、學科交叉不足、研究視野狹窄。音樂考古研究涉獵的學科眾多，如音樂學、考古學、聲學、地質學、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既需要多學科支撐和配合，也需要研究團隊的通力合作，還需要研究領域內外知識的構建，這對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者提出了較高學術要求和哲學思辨水平，而現在的黑龍江音樂研究更多的還是某一專業領域內某一時期或形態的音樂本體研究，遠未達到音樂考古作為一門學科需要達到的水準。
?。ㄈ┮魳穬热葚S富，但考古研究貧乏
黑龍江音樂研究內容十分豐富，涵蓋音樂藝術特征、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音樂傳承與保護、傳統音樂文化、音樂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音樂文化產業、音樂藝術交流、城市音樂學、音樂賽事及演出、著名音樂家等，這其中對幾個少數民族音樂藝術研究相對比較集中，且很有代表性。例如滿族薩滿神曲、蒙古族長調民歌、說唱音樂赫哲族依瑪堪、達斡爾族烏欽、鄂倫春族摩蘇昆、渤海國音樂、金源音樂等。黑龍江音樂研究內容如此豐富，研究成果頗豐，但依然缺少濃重的一筆——考古學上的研究。今天的音樂研究者已經意識到音樂研究上僅從文獻到文獻存在的局限，研究范式上應該走出文獻的窠臼，走向更廣闊的田野，采用有真實性、科學性的實證研究方法，與史料研究方法相互關照，發揮各自優長、彌補各自不足，由此深入開展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就顯得極為重要，不但可以實現黑龍江音樂研究方法的創新，拓展黑龍江音樂研究領域范圍，或許還可能修訂或改寫黑龍江音樂史、民族史、文化史等。時至今日，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專業論文、專著等還未見報端，個別談及音樂考古也只是在一般文物考古研究中寥若晨星的點綴幾筆。音樂考古研究的落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音樂文化話語權的喪失。黑龍江特殊的地緣位置和民族歷史，導致音樂文化與鄰國、鄰省有著眾多的交叉和重合，誰搶先了音樂文化的話語權，誰就處于表演者、主導者的地位。吉林省設有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擁有《邊疆考古研究》平臺，吉林大學對夫余文化、高句麗文化、鮮卑文化以及金代歷史文化等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等關于鄂倫春、鄂溫克等少數民族文化研究已經非常領先。但對黑龍江音樂考古涉及較少，尚未發現有關音樂考古的專論。
三、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的未來
黑龍江音樂以世居少數民族音樂為根基，融合中原音樂，深受西方音樂影響，藝術風格豐富而獨特。當下黑龍江音樂的歷史與相關研究奠定了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的未來，經過多年積淀、合理建構、學術自覺等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將在文明起源、學科建設、文化功能等方面實現突破。
（一）追根溯源，尋找黑龍江音樂文明的源頭
探索人類文明起源不但是人類學、歷史學的終極目標，也是考古學、音樂學的目的所在。人類文明最有力的實證研究就是考古，考古發掘不但可以填補文字出現前的記錄空白、還能夠訂正文字史料中的記述謬誤。音樂是人類文明的載體和體現，追溯音樂的文明就是在追溯人類文明。國內外音樂考古研究日臻成熟，許多重大音樂考古成果一次次重新書寫人類文明歷史。中國曾侯乙墓編鐘的高超鑄造技術和雙音技術理論，不僅改寫了中國音樂律學歷史，音樂學理論和實踐創造遠超西方。曾侯乙編鐘音樂考古將先秦燦爛音樂文化再現世人面前，真實地反映了戰國時代中國音樂文化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還有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為完整、現在還能演奏的樂器實物，中國管樂器鼻祖賈湖骨笛，將中華音樂文明之源提前至八九千年前，比古埃及出現的笛子早了兩千年。黑龍江的文明可以追溯至8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源于四大民族（漢族、東胡、穢貊、肅慎）族系，今天黑龍江音樂的繁盛是不同族系眾多民族不斷交往融合的結果。渤海國音樂、遼（契丹）金源音樂、滿族音樂、赫哲族音樂等，早期少數民族音樂之間又有著怎么樣的傳承關系？可否通過追溯音樂的流變來探究文明的起源？因為音樂是隨著人類的產生而產生，人類文明最初的表現形式就是音樂，音樂本身是一種文化、音樂也是一種文化符號，承載文化，體現文明。對黑龍江音樂文化的追根溯源、考古研究是弘揚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的基礎，是增強民族自豪感、國家認同感的根本，所以當下黑龍江音樂研究的方向應該是考古研究，音樂考古研究勢在必行。
?。ǘW科建設，奠定黑龍江音樂考古學基礎
一門獨立學科的成立，至少應包含區別于他學科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如明確的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手段或方法）、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專家隊伍以及專業成果積累等要素。[5]劉半農對于中國音樂考古學的貢獻無疑是一個里程碑。他確定音樂考古學研究對象古代音樂遺物、明確研究目的音樂本體研究、采用音樂學和考古學方法和手段，雖研究者很少，成果寥寥，但拉開了中國近代音樂考古學的序幕。伴隨新文化運動興起，西學東漸思想導引下大批文化自覺的知識分子開始撰寫中國音樂史，突出貢獻者楊蔭瀏先生將考古學界成果吸收到音樂史學研究領域，提出考古發掘的實物依據在音樂研究中的價值是不可替代的。接下來的李純一則將考古材料研究成果和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寫出《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部分）。從此“二重證據法”作為音樂考古學研究方法得以確立和普遍應用，音樂考古學著作層出不窮，經典論述頻現。黑龍江音樂考古學在中國音樂考古學高度繁榮的今天，也在不斷地聚集力量。大量考古發現為黑龍江音樂考古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對象;在倡導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強的文化建設中，黑龍江的音樂學、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化學、地質學、人類學等學科都取得了驕人的成果，為音樂考古學研究提供了可靠保障;各學科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結合程度日益緊密;黑龍江省內有14所省屬本科院校開設音樂專業，從事音樂教學科研人員數量可觀，研究成果豐富，以哈爾濱音樂學院為龍頭，依據學院學科優勢，師資隊伍優勢，文化交流優勢，打造黑龍江音樂考古學研究基地和人才培養基地，開啟黑龍江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征程。受地緣和民族影響，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必須在更廣闊的地域開展，即東北地區開展。今天的東北地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的呼倫貝爾市、興安盟、通遼市、赤峰市之廣大地區。[6]歷史上在此活動的古代民族很多時候是超越了現今的地域范圍?，F在內蒙古、吉林、遼寧對考古發掘、民族源流、文化特色等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研究成果的共享必將加速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的進程。 ?。ㄈ┪幕δ?，黑龍江文化和區域文化發展的力量源泉
音樂不僅包含音階、調式、旋律等本體形態特征，也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審美、風俗等社會特征。音樂考古學的文化功能，不僅停留在對音樂遺物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還利用考古發現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探索古代音樂遺存的用途、作用和意義，以及反映的人類社會關系和精神文化，即透物見人，由文物到文化。黑龍江古代音樂[7]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現代音樂則體現了文化的繼承性、多元性、統一性和混溶性。黑龍江音樂文化不但是黑龍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黑龍江文化對外交流的重要載體。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是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推動力。因此，黑龍江在促進經濟發展上率先強調了文化的助推作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又帶動了龍江優秀傳統音樂文化的發展。黑龍江文化主管部門為深入挖掘音樂文化的歷史，加大對黑龍江音樂文化建設項目的資金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整合資源，聯合文博部門、科研院所、高等學校等實現資源共享，平臺共享，成果共享;設立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基地，制定研究目標和實施計劃，加強技術指導和管理監督，實現科學研究和建設項目的聯合攻關;擴大對外交流，鼓勵志愿從事音樂考古研究的人員走出黑龍江，走出國門，多學習、多交流，培養一批音樂考古學專業人才，打造一支專業音樂考古學專家隊伍。黑龍江音樂考古研究的突破無疑是黑龍江音樂文化發展的突破，是推動黑龍江文化實現再輝煌的力量。黑龍江的原住少數民族三大族系不僅涉及整個東北地區，民族分化和融合過程也牽涉到了俄羅斯、日本、蒙古和朝鮮。俄羅斯那乃族、朝鮮高句麗和百濟、日本北方漢族、蒙古在清朝滅亡前隸屬中國，先后受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等少數民族統治。歷史和地緣因素不但可以促使黑龍江文化研究國際化，還可以促進東北亞文化民族化，因此區域文化研究合作就顯得十分必要和重要，黑龍江的音樂考古研究就要站的更高、看得更廣，突破地域局限，擴大合作領域，實現成果突破。
參考文獻
[1]王子初.音樂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7-9.
[2]王子初.從濫觴到輝煌——音樂考古學在中國[J].音樂研究，2012（5）.
[3]王子初.音樂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1-12.
[4]王子初.從濫觴到輝煌——音樂考古學在中國[J].音樂研究，2012（5）.
[5]王子初.從濫觴到輝煌——音樂考古學在中國[J].音樂研究，2012（5）.
[6]魏存成.東北古代民族源流述略[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7（12）.
[7]方建軍.論音樂考古學文化[J].中國音樂學，2018（2）.
作者簡介：陸銘（1976—），女，黑龍江蘭西人，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音樂文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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