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口浪尖上的新聞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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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糜曉燕
一提到“新聞發言人”，人們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不久前離職的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23”動車事故的新聞發布會現場，在鐵道部宣傳部工作了8年的王勇平，被媒體表述為用了不到8分鐘時間就“名揚全國”。在這場猝不及防的重大事故面前，王勇平的個性化語言和慣有的職業性微笑，都成了人們口誅筆伐的對象?！岸嗾f多錯”，新聞發言人也因此被不少人士稱為“高危職業”。
另一則引發關注的事件，是在新聞發布制度上一直處于領跑地位的外交部，近日打破了1995年以來形成的每周兩次新聞發布的慣例，從2011年9月1日起實行一周五次。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指出此舉是為了滿足記者的采訪需求，也是為了更好更快地給大家提供信息。
架起溝通橋梁
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3年4月23日，中國記協首次向中外記者介紹國務院各部委和人民團體的新聞發言人，正式宣布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學界普遍認為，2003年是新聞發言人制度迎來標志性發展的一年。據報道，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后，從那年4月初到6月24日的短短兩個多月里，衛生部連續舉辦了67次新聞發布會，是國家部委舉辦新聞發布會最密集的時期。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了首批新聞發言人名單。
不少學者指出，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發展，契合了政府信息公開的發展要求，是大勢所趨。長期以來，政府部門多給人神秘的感覺。而保障公眾知情權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監督公共權力的有效手段。作為政府部門，如何主動作為滿足公眾知情權？除了日常可以接觸到的部門公告、領導講話、門戶網站等，新聞發言人借助媒介平臺與公眾溝通，可以以較短的時間、較快的速度和較有效的方式，向廣大公眾傳達政府的信息。
“新聞發言人制度提供的是人與人直接面對面的溝通，更能及時進行官民互動，實現充分交流?！痹谟浾卟稍L過程中，不少普通市民對這項制度予以肯定。
事實上，在公眾中塑造良好形象，獲取公眾的參與和支持，新聞發言人制度已成為現代高效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此外，該制度還能夠促進政府的形象建設，提高政府在公眾中的美譽度和公信力。
2007年，國務院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其中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及時、準確地公開政府信息。行政機關發現影響或者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擾亂社會管理秩序的虛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應當在其職責范圍內發布準確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而作為公開披露政府信息的規范化程序，新聞發言人制度在全國范圍內的進一步“升溫”，被認為是新一輪政府“透明工程”的開始。
遭遇“七年之癢”
有學者認為，從整體上看，我國的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已經基本建立，2010年我國僅中央和省級政府新聞發布會就達到1700多場。同時，人們對新聞發布會的態度，也從漠不關心到現在一遇到公共事件就主動呼吁政府出來說清楚。這其中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但與此同時，制度在實踐中也暴露出諸多問題。
“新聞發言人都是背稿子，講的東西缺乏實質性的內容。只講既定性的內容，不接地氣?！?
“很多地方把新聞發言人當成了為某一方利益服務的‘辯護律師’，而不是向公眾提供事實真相和公共信息的‘人民公仆’?！?
…………
近日，有媒體專門對新聞發言人的不同形態表現作了詳細的歸類：無可奉告型、照本宣科型、報喜不報憂型、惱羞成怒型……不一而足。還有些地方，新聞發布異化成了形象工程，發言人名單和電話公布后再無后續，甚至將新聞發言人當成拒絕媒體采訪的盾牌。
有媒體這樣評論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現狀：“可以預見，將不斷有與政府相關的部門和機構卷入公共危機中，它們在輿論面前的笨拙將不斷顯現。這些笨拙將給中國的大形象抹黑，并將一點點損耗中國的政治資源。因此這個問題應當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視?！?
衛生部新聞宣傳中心主任、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說是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但是“各家各戶到底怎么去弄，沒有統一的要求，國家只給了原則性的方針，比如說信息發布要及時、全面、準確。但具體的細致方案還得看各部委自己的安排。”
由于缺乏系統的培訓與實踐，新聞發言人大多如履薄冰。而王勇平的調任，更是讓不少人感嘆新聞發言人不好當。
“7?23”動車事故新聞發布會后，與王勇平同是“后非典時代”第一批部委發言人的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在博客上發表了《寫給勇平兄的一封信》。其中提到頗多作為新聞發言人應當注意的問題，譬如“發言人在擁有許許多多技術手段的同時，應當也是有豐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真誠、善良和美好的人”、“新聞發布會應該在充分準備、并能給記者準確翔實和鮮活的一手資料及結論的情況下召開”、“無論什么時候說話，怎么說話，還是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本著實話實說的態度，這聽起來是個常識，然而不少發言人的發言都有悖于這個常識”……
此外，我國目前的新聞發言人是職務化的，兼任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的人本身在機關都是官員，有自己的級別和其他職務，“不說肯定能進步，說好了可能進步，說壞了肯定受影響”。加上絕大多數新聞發言人不具有媒體從業經驗，與媒體、民眾的互動較少，使得他們在面對記者的疑問時常會手忙腳亂。
“新聞發言人應當善于領悟和發掘社會的關注點，能夠在政府發布的信息與公眾關注的信息之間找到結合點，并且始終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本哂胸S富媒體工作經驗的浙江省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副主任宋建勛告訴記者。
應對網絡挑戰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狀是，網絡的飛速發展，對新聞發言人提出了更為嚴苛的要求。
據統計，我國目前有網民近5億，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變得即時化、多樣化、便捷化、國際化。在幾乎每個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事件當事人、目擊者、受害者及其家屬、利益沖突方、民間組織等等，都是天然的民間發言人。
而民間表達的意愿在網絡平臺上持續爆發，更是讓不少新聞發言人措手不及。網絡中的意見慣于質疑，渴望權威解釋又對權威不屑一顧，經常熱鬧圍觀，最關鍵的是他們熱衷于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是輿論事件越來越頻繁的原因之一。
不少學者擔心，危機事件發生，如果人們從正式渠道得到的信息不足以解除心理上的緊張和壓力，就很容易造成謠言的迅速傳播。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史安斌指出，這樣的傳播存在“極化”的因素：觀點是極端的，信息是極端的，態度是極端的。而這樣的傳播生態被認為是多年以來信息公開體制積弊爆發的結果。
更讓人擔心的是，一些新聞發言人由于各種原因，掌握不了核心信息，知道的甚至還不如網民多。例如在“7?23”動車事故的新聞發布會現場，針對獲救的小女孩和掩埋車頭的情況，王勇平掌握的信息“還不如記者多”。
“新聞發言人背后的團隊應當給予新聞發言人足夠的信息支撐，最終給公眾更翔實的信息?！笔钒脖笤诮邮苊襟w采訪時說。
“此外，新聞發言人不應只講官話，要講人話，與人民站在同一水平線上，更容易被接受。高高在上的，沒有人要聽。”一位資深媒體人告訴記者。
“網絡對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全媒體時代的到來，迫使政府官員隨時準備應對外界的提問。但新聞發言人也是社會人，需要研究和掌握網絡傳播的特點。”宋建勛說，“網絡中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聲音，對此，更需要新聞發言人持有客觀、公正、理性的態度，及時、準確、全面地回應輿情，與公眾形成良好的互動機制?！?
2009年7月以來，云南、貴州、廣東、江蘇等省份部分地區已建立“網絡發言人”制度，以更好更快地回應民眾。不少政府部門還開設了官方微博，第一時間發布信息，與網民進行溝通，這其中，外交部的“外交小靈通”深受贊譽。此外，加強新聞發言人培訓也是較好的手段。據了解，浙江省自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以來，每年都對新聞發言人進行培訓，以期全面提高新聞發言人隊伍的素質，更好地實現黨務公開、政務公開。
2011年8月3日，中央印發了《關于深化政務公開加強政務服務的意見》，強調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問題。同月，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教育中心主辦的第八期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在北京開班。如何保證新聞發布的權威性、時效性、準確性和接受性，如何提高同媒體打交道能力、新聞發布能力、輿論引導能力，引起熱議的“郭美美事件”和動車事故等都成為了這次培訓的樣本。
如果說2003年“非典”危機是中國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建設的起點，那么2011年應成為中國政府新聞制度建設的重要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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