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判別分析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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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據綜合現代化指數，我們可以將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粗略劃分為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有明確的劃分，但近些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尤其是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許多專家認為中國已經步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但也有不少人反對這一觀點，認為這并不符合中國的真實發展狀況。因此，判斷我國經濟所處階段顯得愈加重要，因為這關系我國在國際中所承擔的義務與責任。GDP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但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局限。因此本文選取了6個適當的經濟指標，建立線性判別函數對中國的發展水平進行判斷。
[關鍵詞]經濟發展水平；判別分析；距離判別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19.23.015
1 引 言
如今的21世紀，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下，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其經濟或多或少都與其他國家或經濟體產生聯系。發達國家帶動和促進世界生產力的發展，但同時也會與發展中國家產生不可避免的沖突與摩擦。
作為發展中國家，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享受國際事務中的優惠政策，最重要的是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具有后發優勢，因此能夠減少發展過程中的錯誤，減少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發展階段，實現跨越式發展。但是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會受到發達國家的打壓與壓迫。
若發展中國家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增強了自己的國際地位與話語權，可以獲得更多優質的資源促進自己的發展、鞏固自己的強國地位；另一方面，可以增強民族自豪感與榮譽感，使國家更加穩定團結。但是作為發達國家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的責任與義務，如承擔全球環境保護的主要責任與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義務。
無論作為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有其優勢和劣勢，但最重要的是認清自己國家所處的地位。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常常被歐美等發達國家稱為發達國家，其目的就是挑撥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和剝奪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享受的優惠政策。因此，認清自身地位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如此，才能承擔合理的國際義務，維持自身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GDP成為各國政府其他機構首要關注的經濟總量指標。通過GDP可以了解一個國家的貧富狀況與發展水平，因此GDP也是各國政府制定經濟政策與經濟戰略的重要依據。盡管GDP十分重要，但它并不是萬能的，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有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差異、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和不能反映非市場化的志愿活動等缺陷。由此看來，中國雖然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不能武斷地斷定中國已經脫離發展中國家躋身世界發達國家之列，必須采取科學的方法對中國的發展水平進行客觀的判斷。
因此本文選取14個發展水平劃分明確的國家，建立判別函數并對發展水平劃分較為明確的14個國家進行回判，檢驗判別函數的回判正確率，最后對中國的發展水平進行判斷。
2 判別分析簡介
判別分析是一種多元統計分析方法，一般用于研究對象分類確定并且獲得一定數量的已知樣本的觀測數據的情況下，建立判別函數，根據特定研究對象的特征對其進行分類。[1]
常見的判別分析方法有距離判別法、Fisher判別法、Bayes判別法以及逐步判別法等，本文采用最基礎的距離判別法并且假設協差陣相等。
3 實證分析
3.1 數據準備
本文從世界銀行數據庫獲取了一些典型的發達國家（I）、中等發達國家（II）和發展中國家（III）2014年度的數據，建立判別函數并對這些國家的類型進行回判，檢驗判別函數的回判正確率，最后對中國的發展水平進行判斷，為政府機構制定正確的經濟戰略和政策提供有力依據。在眾多衡量經濟水平的指標中我們分別從健康、城市發展、基礎設施、教育、氣候變化以及經濟與增長方面選取了6個最具代表性的指標，分別是人口預期壽命（年）、城鎮人口比重（%）、人均GDP（美元）、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噸）、耗電量（人均千瓦時）、高等院校入學率（%）。
3.2 判別分析
首先用建立3個判別函數，即計算各個樣本分別到3個群體的馬氏距離，然后按照馬氏距離最小準則進行回判，回判正確率為100%，證明判別函數有較高的可信度。將中國2014年的6項指標代入3個判別函數，結果顯示中國屬于第二類，即中等發達國家。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運用發展水平劃分較為明確的14個國家的2014年的84個截面數據建立判別函數，進行回判檢驗函數的可信度為100%，最后對中國的發展水平進行判別，結果為中等發達國家。筆者認為中國仍然處于發展中國家的階段[2]，只有部分沿海發達的省、市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可能是由于選取的國家、指標過少等原因造成。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并不僅僅是達到數字統計要求這一硬性規定即可，它還包括許多軟要素，如文化實力、環境治理和國民福利等。
但從中國的第二個判別函數與第三個判別函數的結果十分相近可以看出，中國近些年的發展迅速，已經處于發展中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的過渡期，可見中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階段，因此黨和國家的每一步決策都至關重要，因此筆者提出以下三條建議。
第一，積極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首先，在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國家必須大力鼓勵創新、發展高新技術企業，從而掌握高新技術的核心技術，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否則中國在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的過程中，中國便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促進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此外，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考慮社會公平與社會發展，通過適當的經常性轉移縮小在初次分配階段過大貧富差距，來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3]
第三，建立完善的市場制度。最后，中國還應通過規范市場主體、維護有序競爭的制度和強化法制作用等手段來完善自己的市場制度，不再依賴國外市場，以此降低受到外部經濟波動沖擊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趙國彥，劉建，周健.基于不同判別準則的硬巖礦柱狀態識別模型[J].中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8，49（11）：2813-2820.
[2]張久琴.對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的再認識[J].國際經濟合作，2018（11）：11-15.
[3]楊陳.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財稅政策研究[D].廈門：集美大學，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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