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享社會經濟路徑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化水平與經濟預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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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城市和經濟發展對氣候變化的貢獻不容忽視。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的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s），描述了氣候變化與社會經濟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道路所面臨的氣候變化適應與減緩挑戰。本文設計5種共享社會經濟路徑下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情景，包括可持續路徑（SSPl）、中間路徑（SSP2）、區域競爭路徑（SSP3）、不均衡路徑（SSP4）和化石燃料為主的發展路徑（SSP5）.開展2020-210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化和經濟預測。研究表明：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化水平和經濟總量將呈增加趨勢，城市人口比重由2016年的48%增長至2100年的77. 9%（55%～ 92%），CDP總量由57萬億美元增長至371萬億（210萬億～611萬億）美元。②未來城市化及經濟水平在5種發展路徑下將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勢，SSP1、SSP4和SSP5路徑下“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發展迅速，未來幾乎所有國家都能達到極高城市化水平.SSP2和SSP3路徑發展相對緩慢，絕大部分國家能夠達到中度城市化水平以上。經濟水平在SSP5路徑下發展較快，大部分國家能達到當前水平的5倍以上，SSP3和SSP4路徑下發展緩慢，多數國家增幅1～4倍。③在低、中度城市化水平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對未來城市化和經濟影響顯著，到21世紀末期各路徑間城市化差距達40q%以上，經濟水平相差3倍左右;具有較高城市化水平的國家，未來城市和經濟發展均較為穩定，各路徑間城市化差異少于20%.經濟發展相差約1.5倍。
　　關鍵詞 城市化;經濟;共享社會經濟;路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中圖分類號 F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 - 2104（2019） 01 - 0021-11
　　D01：10.12062/cpre.20180905
　　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中國為輻射中心，連接亞太、歐洲兩大經濟圈，是當今世界上跨度最長、發展潛力最好的經濟大走廊。“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迅速，經濟和貿易總量大，全球變暖影響下面臨著巨大的氣候變化風險。不同發展道路的選取對沿線國家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對歐亞大陸乃至全球的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資源配置影響深遠。本文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口和經濟預測數據庫，預測并分析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s）下21世紀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狀況，以期為氣候變化影響、風險、適應和減緩研究提供基礎數據，并為相關氣候變化對策和措施的選取提供參考依據。
　　1 文獻綜述
　　城市化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科學和文化水平的重要依據，指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或農業用地向城市用地轉變;或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變的過程。其中，人口城市化作為城市化的核心和最直觀的體現被廣泛應用于城市化相關研究。經濟增長是城市化的推動因素，工業化和經濟水平的發展使得勞動生產率提高，第二、三產業的產值份額和就業需求不斷擴大，吸引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同時，城市化的外部經濟功能帶動更多的產業發展，成為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工業革命以來，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全球貿易量激增、經濟活動日益頻繁、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帶來大量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被認為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同時，城市的不斷擴張引起局地和區域尺度的氣候變化，進一步增加了氣候變化的風險。全球變暖帶來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海平面上升、農作物減產、生態系統功能破壞等問題，對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造成巨大威脅，也對未來城市和經濟的發展方向帶來深遠影響。城市化和經濟的發展與氣候變化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綜合考慮各項氣候情景和不同社會經濟發展路徑對人口的影響，有利于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政策的制定，對于國家和地區尺度科學應對氣候變化風險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全球變暖背景下未來城市和經濟的發展也成為氣候變化影響研究和風險研究的重要議題。
　　全球尺度的人口城市化預測最初通過對城鄉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遷移率的關鍵參數進行設定并開展研究。20世紀50年代初，聯合國開始定期開展全球各國家和地區的人口預測研究，并于1988年開始發布世界城市狀況報告，關注2100年前的城鄉人口變化。全球范圍的經濟預測則主要基于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持續開展經濟預測研究并發布相關結果。當前的大部分研究中未考慮或僅簡單設定人口和經濟情景。1990年以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歷次報告中逐步完善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假設。于2010年在典型濃度路徑（RCPs）的基礎上開發了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s），定量描述氣候變化與社會經濟的相互影響。SSPs能夠反映不同發展路徑的選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動態描述氣候變化影響、適應和減緩的綜合聯系，近幾年在人口、經濟、能源等方面的預測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等機構基于SSPs框架，分別開展了國別尺度的經濟和城市化預測。但對中國的預測僅基于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統計資料，與中國實際情況有所差異，且未考慮中國新的人口政策對勞動力和城市化的影響。研究團隊致力于SSPs路徑下中國社會經濟預測研究，基于中國歷次人口、經濟普查及歷年統計年鑒，結合當前國情，改進了國際上采用的人口和經濟預測模型參數，建立了2010-2100年SSPs路徑下中國分省人口經濟數據庫，并在與2011-2016年的實測數據的對比中得到了較好的驗證。
　　2 研究區、數據和方法
　　2.1 研究區及分類
　　本文選取“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經過的65個國家。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達到56.5萬億美元（2016年價格，下同），占全球GDP總量的47.0%。總人口46.3億人，占全球人口的62. 3%，其中城市人口22.3億，城市人口比重48. 3%，略低于全球54.3 010的平均水平。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量眾多，各國之間城市化水平差異較大。為分析不同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國家在未來的發展趨勢，根據2016年城市人口比重將“一帶一路”65個國家分為4類，分別為低城市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40%），中度城市化國家（40%≤城市人口比重<60%），高度城市化國家（60%≤城市人口比重<80%）和極高城市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80%）。其中，低城市化國家17個，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波黑、不丹、東帝汶、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老撾、孟加拉國、緬甸、尼泊爾、斯里蘭卡、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也門、印度、越南，多分布于中亞和南亞，工業化基礎相對薄弱，人口密集，經濟水平較低，當前人口總數20.1億人，人均GDP約6 000美元;中度城市化國家20個，包括阿爾巴尼亞、阿塞拜疆、埃及、菲律賓、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黑山、克羅地亞、羅馬尼亞、馬爾代夫、馬其頓、摩爾多瓦、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泰國、土庫曼斯坦、敘利亞、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分布于東亞、東南亞、中亞、西亞、東歐等地，工業化水平較低，但擁有充足的勞動力、豐富的資源或者較好的地緣優勢，經濟和城市化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總人口約20.2億人，人均GDP約1.5萬美元;高度城市化國家19個，包括阿曼、愛沙尼亞、巴勒斯坦、白俄羅斯、保加利亞、波蘭、俄羅斯、捷克、拉脫維亞、立陶宛、馬來西亞、蒙古國、土耳其、文萊、烏克蘭、匈牙利、亞美尼亞、伊拉克和伊朗，多位于中歐、東歐和西亞，具有較好的工業化基礎，或原本發展水平較低，但在近30年經濟、城市化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迅速，總人口約5.4億人，人均GDP約2萬美元;極高城市化國家9個，分別為阿聯酋、巴林、卡塔爾、科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和約旦，除新加坡，均位于中東地區，依靠豐富的油氣資源獲得大量資本，大多在二戰后快速發展并達到極高的城市化水平，人口僅0.8億人，人均GDP約5.2萬美元。
　　2.2 數據和情景
　　本文以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代表各國的城市化水平，以GDP衡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采用購買力平價（PPP）折算至國際美元價格，反映不同國家生活和消費水平的差異。歷史時期中國城市化和經濟數據，包括人口總數、城鎮人口數、GDP總量以及城鎮鄉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遷移率和教育水平，來自歷次人口和經濟普查以及歷年統計年鑒。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統計，包括沿線各國人口總數、城市人口數、生育率、死亡率、遷移人口、經濟總量和歷年PPP轉換因子，時間尺度為1990-2016年。
　　城市化和經濟預測基于IPCC的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s）框架。SSPs描述沒有額外政策對輻射強迫或適應能力產生影響的情況下，未來社會經濟不同的發展可能，并反映不同的發展道路時，未來世界所面臨的氣候變化適應與減緩挑戰。SSPs框架的建立基于大量的試驗和討論，并經過一系列專家組討論以確保情景的內部一致性?？蚣芸紤]了建立未來社會經濟情景的6個關鍵要素：人口、人類發展、經濟和生活方式、政策和體制、技術、環境和自然資源。提出的5種典型SSPs路徑情景中，4種路徑（SSP1、SSP3、SSP4、SSP5）設定了高或低的減緩和適應挑戰的不同組合，SSP2為一個兩方面挑戰都相對適中的路徑。在大多數情況下，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應介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路徑之間。
　?。?） SSP1（Sustainability，可持續路徑），一條綠色的道路。通過技術創新和高水平的國際合作，世界逐漸朝向更加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教育和衛生的投資加速了各國向低生育率社會的轉變，導致人口相對較少，經濟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從而犧牲了部分經濟增長速度，國際間和國家內部的貧富差異有所減小，城市化水平高?？茖W技術水平的不斷發展提高了能源和資源的利用率，對可再生能源的重視使生態環境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并帶來較低的氣候變化減緩挑戰。同時，人類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區域與國家能力的提升，帶來較低的適應挑戰。
　?。?） SSP2（Middle of the Road，中間路徑）。維持當前的社會、經濟和技術發展趨勢，一些國家取得相對較好的進展，而另一些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全球和國家機構致力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改善生活條件、提高教育和醫療衛生水平，但進展緩慢。由于人口結構完成轉型，全球人口增長在本世紀下半葉趨于平緩，但教育投資不夠高，使得低收入國家依然保持較高的生育率水平。技術發展迅速，但沒有根本性的突破。對化石燃料依然有著一定的依賴，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整體上有所減少。經濟和城市化發展較為平穩，貧富差距有一定的改善，所面臨的減緩和適應挑戰都處于中等水平。
　　（3）SSP3（Regional Rivalry，區域競爭路徑），一條崎嶇的道路。地區沖突、種族問題、區域競爭等問題頻發，政策的重點逐漸轉向國家和地區的安全問題。貿易壁壘逐漸加強，多數國家以犧牲發展速度為代價，致力于國內能源和糧食安全保障。經濟發展緩慢，教育和科技投資減少，醫療和衛生水平落后，區域間的不平等持續或有所惡化，環境問題和其它全球性問題得不到有效的協調。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率低而發展中國家人口急劇增長，對資源和化石燃料的需求增長，國際間合作和減緩技術的發展停滯，面臨高的氣候變化減緩挑戰。人類發展和經濟收入增長緩慢，以及缺乏有效的機構開展相關行動，導致同樣高的氣候變化適應挑戰。
　?。?） SSP4（Inequality，不均衡路徑），一條差異顯著的道路。高度不平等的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政治權力的日益懸殊，導致國際和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和社會分層加劇。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經濟和科技水平較高的地區和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經濟和技術發展緩慢的地區之間差異顯著。中高收入水平的國家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增長，而低收入國家經濟可能有所倒退。高收入國家生育率較低導致老齡化加劇，向城市遷移的居民減少，城市化維持中度發展，中低收入國家人口快速增加，巨大的貧富差距推動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新能源投入不足，但能通過對低碳能源的投資加以應對，同時，能力較強的國際政治和商業集團也對能源的消耗采取相應的控制，意味著較低的氣候變化緩解挑戰。但大部分低收入國家，面臨嚴重的氣候變化適應挑戰。 　?。?）SSP5（Fossil-fueled Development，化石燃料為主發展路徑），高速發展的道路。在工業化和新興經濟體的推動下，世界對市場經濟信心日益增強，科學技術和人力資本發展迅速。全球市場日益一體化，衛生和教育方面投資也有所增加，同時，化石燃料資源被大量開發以推動全球經濟和城市的快速增長。全球人口在21世紀出現峰值后下降，同時隨著收入差距的縮小，勞動力市場逐漸開放，國際范圍的人口遷移也有所增加。對化石燃料的強烈依賴以及缺乏對全球環境的關注，可能會給減排帶來巨大挑戰。人類發展目標的實現、強勁的經濟增長和完善的基礎設施，促使氣候變化的適應挑戰相對較低。
　　2.3 方法
　　2.3.1 人口預測
　　采用PDE（population -development-environment）多狀態模型，基于201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鄉人口數、生育率、死亡率、遷移人口等參數分別開展未來城市和農村人口預測，以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作為城市化指標。某一年t+l歲的人口數Pt+1和新生人口數Pn的預測公式分別為：式中，Pt為上一年t歲人口數，Dt+1為當年t+l歲人口死亡率，Mt+1為當年t+l歲遷移人口;PT為當年t歲人口數，Rt為當年t歲人口中女性比例，Ft為當年t歲人口生育率。
　　模型中的生育率、死亡率、遷移率和教育水平等參數的設定基于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開展的人口試驗。試驗對全球各國根據其生育率和經濟水平分為高生育率國家（總和生育率>2.9）、低生育率國家（總和生育率≤2.9）和OECD成員國，并對各類型國家的未來生育率、死亡率、遷移率提出高、中、低3種方案;對未來教育水平提出快速發展、全球趨勢發展、恒定入學率、恒定入學人數4種方案。每種路徑根據其社會經濟發展特征對應一組參數方案（表1）。
　　生育率依據各國歷史時期數據建立的回歸模型、在線問卷調查和專家會議，首先確定了中間方案的具體參數，并根據維也納人口研究所（VID）提出的預估方案確定了較中等方案相差±25%的高和低方案。死亡率設定基于IIASA全球收斂模型的輸出和專家組評估結果，認為中間方案下2050年前各國預期壽命每10a約增加2歲，高/低方案較中間方案每10a多/少1歲。未來遷移率的設定認為中間方案下維持當前水平，高和低方案下分別在三個五年內變化至當前水平的兩倍和降為0。教育水平的設定中，快速發展意味著各國升學率以最快速度發展至全球教育最發達國家水平，恒定入學率指保持當前的升學率，全球趨勢發展設定為介于以上兩種方案之間，恒定入學人數僅出現在SSP4路徑下的高生育率國家，教育水平和設施基本得不到發展，僅維持當前的入學人數。
　　當前IIASA所采用的人口參數中對于中國的設定與中國的實際國情有一定差異，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改進（表2）。以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作為初始數據，2010年中國人口總量為13. 33億，其中城鎮人口6.70億，鄉村人口6. 63億;總和生育率為1.18，其中城鎮人口總和生育率為0. 97，農村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44。國內外多數學者認為，普查數據對中國的生育率有一定的低估，實際總和生育率在1. 45～1.8之間，本文選取1.45作為2010年的實際值進行預測，城市和農村生育率的差異則根據普查數據進行相應計算，分別為1.19和1.77。近年來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一般認為在政策影響下，中國的生育率將在數年內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并最終保持在1.8左右。同時，由于城市居民受獨生子女政策影響顯著高于農村地區，“二孩”政策發布后，城市生育率將有較大幅度增長，農村地區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城鄉生育率的增長幅度分別能夠達到35%和7%。因此，設定中等方案下，城鄉人口生育率分別能夠在2017年達到1.61和1.89，之后，雖然各自生育率保持不變，但由于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化，總和生育率將呈現下降的趨勢，到21世紀末期約為1.61，較IIASA給出的結果有一定的增加（表2），這也接近于當前低生育率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和低方案較中等方案±25%。城鄉預期壽命根據普查數據中分年齡死亡率重新計算，未來變化基于IIASA的設定。遷移人口初始數據基于人口普查結果，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隨著經濟的增長，區域間發展差距的縮小，人口省際和鄉城遷移趨勢減緩。結合相關文獻，設定中等假設下，2030年以前凈遷移人口在初始人口基礎上每5年減少20%，此后遷移規模繼續降低，到本世紀末城鄉遷移步入尾聲。低/高等方案下，遷移人口分別相對于中等方案低/高50%。
　　2.3.2 經濟預測
　　經濟預測基于Cobb-Douglas模型，認為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資本存量和勞動力三大要素。為便于與當前水平對比，經濟預測統一以各國PPP轉換因子調整至2016年美元價格。某一年的經濟總量Y（t）為：
　　Y（t）=K（t）L（t）1-aA（O）eAt
　?。?）
　　式中，Y（t）為￡年國內生產總值（GDP），L為勞動力投入量，K為資本存量，a為資本輸出的彈性系數，A（O）為以2010年為初始年的全要素生產率，A為科技進步水平。
　　其中，勞動力投入量（L）由工作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和教育程度計算：
　　式中，q為工作年齡人口，分為15～ 64歲和65歲及以上兩組，WAP為工作年齡人口，LFPR為各年齡段勞動參與率，日為教育程度，M為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來分年齡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自本文的人口預測結果。勞動參與率采用波茲坦氣候影響研究所（PIK）依據不同SSPs經濟特征確定的結果，認為SSPl～5路徑下15～64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在100 a內分別達到0.7、0.7、0.6、0.75和0.8，65歲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在25～ 75 a內約達到0.15 。
　　資本存量指經濟社會在某一時間點的資本總量，歷史時期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計算。某一年資本存量K（t）： 　　式中，Pk為資本價格，反映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根據歷史時期特征設定為恒定值0. 12;a為資本輸出的彈性系數，反映資本的密集程度。當前資本強度較低的非洲國家的a值多低于0.2，日本等高資本強度國家則在0.5以上，參考PIK的研究結果，設定未來高度全球化的SSP5路徑下a將在250年內達到0. 45;SSP1和SSP2路徑下未來資本強度處于中等水平，根據其經濟發展速度，分別在75和150年內達到0. 35;全球化水平較低的SSP3和SSP4路徑下則分別在150和75年內達到0.3。
　　全要素生產率是產量與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即技術進步，采用索洛經濟增長模型估算。依據SSPs的假設，對未來對不同經濟水平的國家全要素生產設定不同的變化方案（見表3）?；诓煌窂较陆洕l展特征，中間方案下每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0.7%，高和低方案下分別較中間方案高/低50%。同時，高度全球化的SSP1和SSP5路徑下，設定各國將以更快的速度趨近于發達國家水平，SSP3和SSP4路徑下則呈相反趨勢。
　　3 研究結果
　　3.1 “一帶一路”國家城市化和經濟現狀
　　“一帶一路”沿線人口密集，資源豐富，近年來城市化和經濟水平都表現出了快速增長的趨勢。1990-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6%，2016年較1990年增加近1倍。農村人口變化較小，平均每年增加0.23%，2016年比1990年增加約6.2%，城市化率33.4%增長至48.3%，其中最低的斯里蘭卡僅18.4%，而最高的卡特爾、新加坡等國家則超過了99%。低城市化國家人口總量大，經濟和工業化水平低，生育率較高，大多數國家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均呈現上升趨勢，27年間城市化率增加8.5%;中度城市化國家城市發展迅速，除了歐洲的克羅地亞、羅馬尼亞等國家城市和農村人口均呈減少趨勢外，其他國家城市人口大多有所增加，而中國、印尼、泰國等國家的城市人口增加，農村人口減少，城市化率由30.1%增長至55.3%;大部分高度城市化國家經濟水平高，且人口基數小，生育率低，農村人口多呈減少趨勢，但仍有一半左右的國家城市人口增加;極高城市化國家多位于中東，生育率較高且經濟水平發達，農村和城市人口均呈增加的趨勢。高度城市化國家和極高城市化國家則始終保持著60%以上和80%以上的城市人口比重，27年間分別增長6.5%和5.2%（圖1）。
　　1990-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迅速，由8.5萬億增長至56.7萬億美元，27年間增長了5.8倍。其中，低城市化率國家經濟基礎薄弱，發展空間大，雖然城市化發展相對緩慢，但經濟取得了較為穩定的增長，增長了6.8倍;中度城市化國家人口密集，經濟總量大，27年間經歷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增長了9.4倍，2016年經濟總量達到29.3萬億美元。以中國的發展最為矚目，GDP總量由1990年的1.1萬億美元增長至21.4萬億美元，增長近20倍;高度城市化國家多位于東歐和中歐，在蘇聯解體之后經歷了數年的轉型與摸索，20世紀90年代經濟有所衰退，21世紀以后發展開始加快，經濟增長約2.5倍;位于中東的極高城市化國家憑借石油資源，經濟保持平穩的發展態勢，27年間增長約3.9倍（圖2）。
　　3.2 城市化和經濟變化趨勢
　　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路徑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化水平均有所增長（圖3上）。其中，SSP1、SSP4和SSP5路徑下，城市人口的發展趨勢基本相同，2065年以前快速增長，之后增速有所放緩，2020-2100年間每十年增長速率約4.9%，到2100年城市人口比重將達到91%左右;SSP2路徑下城市化發展速度處于中等水平，每十年增長速率約3.7%，2100年接近78%;SSP3路徑下城市化發展相對緩慢，2020-2100年每十年的增速僅1.3%，2100年城市人口比重約為55%。
　　不同城市化類型的國家呈現不同的發展態勢。SSP1、SSP4和SSP5路徑下，低和中度城市化國家的未來城市人口比重將急劇增加，每十年增長速率分別達到6.3%和4.4%，高度和極高城市化國家則僅為2.1%和1.0%，且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基本保持不變，2100年城市人口占比達到90.1%～96.7%，城市化水平差距縮小。SSP2路徑下，低和中度城市化國家未來城市發展速度低于SSP1、SSP4和SSP5路徑，分別為每十年4.6%和3.2%，高度和極高城市化國家基本和以上三種路徑相似，到2100年時各類型國家城市化率約為73.1%～96.3%。SSP3路徑下，經濟滯后，城市化發展相對緩慢，各類型國家城市化發展速度均小于每十年2.0%，未來各城市化類型的國家間依舊存在較大差距。
　　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水平將大幅提高（圖3下），2020-2100年GDP總量平均每十年增加17%～34%。經濟發展為導向的SSP5路徑下，經濟始終保持快速的發展態勢，2100年經濟總量將達到611萬億美元，為發展最緩慢的SSP3路徑的3倍，可占當時全球GDP總量的67.4%;SSP1路徑下，2070年前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之后增速有所放緩，2100年GDP總量基本與SSP2持平，達到270萬億美元;SSP4路徑下，各地區發展極不平衡，財富主要集中在少數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速度總體上慢于SSP1、SSP2和SSP5，2100年約達到246萬億美元;SSP3路徑下，沿線國家經濟總量基本保持緩慢的增長速度，最高能夠達到210萬億美元。
　　不同城市化類型國家的未來經濟發展差異更為顯著。低城市化國家發展空間較大，經濟發展迅速，5種SSP路徑下每十年增長約25%～50%，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SSP1、SSP2和SSP5路徑下，2010年經濟總量將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近一半。SSP3和SSP4路徑下發展則相對緩慢，2100年與中度城市化國家經濟總量持平;中度城市化國家在SSPl～4路徑下到21世紀中期經濟快速發展，后逐漸變緩直至基本保持不變，每十年增長幅度約為13%～20%，SSP5路徑下則持續增長，每十年增長約26%;高度和極高城市國家具有基本相似的經濟發展速度，SSP5路徑下每十年增長幅度約為29%，SSP3和SSP4路徑下每十年增長幅度約為15%-18%;SSP1和SSP2路徑下經濟發展速度介于SSP3、SSP4和SSP5之間。 　　3.3 未來城市化和經濟分布格局
　　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化格局將較當前發生較大變化（圖4a）。21世紀末期（2091-2100年），SSP1和SSP5路徑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化高度發展，所有國家城市人口比重均能達到當前極高城市化國家水平，各國城市化水平在80.7%～100%之間，平均為91.8%，有3/4的國家城市人口占比超過90%，各類型國家間城市化差異縮小;SSP2路徑城市化發展低于SSP1路徑，不同國家城市人口比重在55.7%～100%，有一半的國家超過80%;SSP3路徑城市化發展緩慢，城市人口比重平均為54.5%，各類型國家城市化水平雖然都較2016年水平有一定增加，但差異依舊顯著，城市化水平最低為24.6%，最高超過了99%。當前處于低和中度水平的國家大部分發展至中度和高度城市化水平，有1/4的國家城市人口比重小于50%，僅有14%的國家城市人口比重超過90%;SSP4路徑下城市化發展迅速，但由于發展模式不均衡，各國之間的差異高于SSP1，在77.7%～100%之間?？臻g上，南亞、西亞和中亞城市化發展迅速，SSP1、SSP4和SSP5路徑下城市人口將較2016年增長40%以上，SSP2路徑下增長20%以上。但在城市化發展緩慢的SSP3路徑下，幾乎所有國家增長率都小于20%，蒙古、土耳其、泰國等個別國家城市人口比重甚至有所下降。
　　路徑選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顯著（圖4b）。發展最為迅速的SSP5路徑下，到21世紀末期沿線國家GDP平均水平較2016年增加近10倍，大部分國家GDP超過了l萬億美元，其中經濟總量最大的中國、印度均能夠超過100萬億美元;SSP1和SSP2路徑下發展較為相似，較2016年水平增加約5倍，有約近一半的國家GDP總量超過l萬億美元，少數的5個國家GDP能夠超過10萬億美元;SSP3和SSP4路徑經濟發展緩慢，SSP3路徑下有33%的國家GDP超過l萬億美元，僅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GDP能夠超過10萬億美元;SSP4路徑下，37%的國家GDP超過l萬億美元，有3個國家GDP超過10萬億美元，一半的國家GDP小于5000億美元。各路徑下經濟水平最高和最低國家間的差距都較2016年顯著減小，低城市化和經濟水平的國家在未來GDP增長較其它類型的國家更為迅速?？臻g上，SSP1和SSP2路徑下，大部分國家21世紀末期GDP將達到2016年水平的3倍以上，其中南亞、東南亞和西亞經濟發展最為迅速，達到2016年的5倍以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家更是超過10倍，中國仍為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GDP達到127萬億美元;SSP3和SSP4路徑下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東歐、中亞的國家增長不足2倍，但南亞和西亞保持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多數國家超過2016年水平的5倍;SSP5路徑下，幾乎所有國家的GDP較2016年增長5倍以上，僅在東歐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相對緩慢?？偟膩碚f，SSPl～SSP5下，南亞和西亞經濟將呈快速的增長態勢，而中歐和東歐地區增長則相對緩慢。
　　4 結論與討論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倡議連接歐亞大陸，沿線國家城市和經濟狀況差異顯著，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對各國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本文設定IPCC的可持續路徑、中間路徑、區域競爭路徑、不均衡路徑和傳統化石燃料為主發展路徑5種共享社會經濟路徑情景，結合國際相關機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情景的研究和中國城市、農村人口和經濟預測，分析2020-210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化和經濟發展趨勢與分布特征，得到以下結論：
　?。?） 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城市人口比重48.3%，GDP總量約56.5萬億美元。地域分布差異顯著，中歐、東歐和西亞地區經濟相對發達，人口稀疏，城市化水平較高，城市人口比重高于60%;東亞、南亞、東南亞、中亞的大部分國家經濟水平較低，人口密集，城市人口比重小于50%。1990-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人口增長迅速，增幅14.9%，農村人口基本保持不變;GDP總量增加了5.8倍。以中國為主的中度城市化國家資源豐富，勞動力密集，城市和經濟發展最為迅速，分別增長了25.2%和9.4倍。
　?。?） 2020-2100年，不同發展路徑下沿線國家城市化水平和經濟都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中間路徑下到2100年城市化水平達到77.9%，最低和最高路徑分別為55.2%和91.9%，平均每十年增長1.3%～5.0%。GDP在中間路徑下能夠達到371萬億美元，最低和最高路徑分別為210萬億和611萬億美元，平均每十年增長約17%～34%。可持續的SSP1和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SSP5路徑下城市化和經濟發展迅速;維持當前趨勢的SSP2城市化和經濟發展處于中等水平;不均衡發展的SSP4路徑下經濟發展較慢，但城市化發展迅速;區域競爭的SSP3路徑下經濟和城市化發展均較為緩慢。
　　（3）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城市化和經濟水平差距將縮小。SSP1、SSP4、SSP5路徑下，低、中度城市化國家城市進程迅速，到21世紀末期多數國家城市化較其2016年水平增加20%以上，沿線所有國家都能夠達到當前極高城市化國家水平，各國城市人口占比在77.7%～100%之間;SSP3路徑下各類型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有一定增加，但差異依舊顯著，僅略低于當前，各國城市化率在24.6%～100%。SSP1、SSP2和SSP5路徑下，低城市化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其他三種類型國家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在SSP3和SSP4路徑下，雖然沿線各國整體發展緩慢，但低城市化國家依然保持著較高的發展速度，GDP最高和最低國家間的比值僅為2016年的一半。
　?。?）低、中度城市化水平的國家，當前社會經濟水平較低，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未來城市化和經濟能夠獲得較大幅度的增長，但不同社會經濟路徑的選取對城市化和經濟發展影響重大，不同路徑間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高和極高城市化水平的國家，經濟和城市化發展較為平穩，不同路徑的選取對未來經濟的增長有一定影響，但已不再是城市化進程的最主要推動因素，21世紀末期經濟高度發展時城市化水平基本保持不變。
　　本文采用5種標準SSPs路徑作為預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依據，分析了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演變規律。結果表明不同的發展道路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未來城市化和經濟發展將呈現顯著差異，并在城市化發展到較高水平時，經濟增長對城市化進程的作用逐漸降低。城市化與經濟的演變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文章期望通過不同發展道路的設定，給出未來“一帶一路”沿線社會經濟發展的多種可能，但對于突發性事件如災害、戰爭、地緣政治、資源能源等對未來的影響尚無法準確預測。同時，在城市化研究中，除了考慮城鄉人口外，土地利用、三產比重等也是衡量城市發展的重要標準。未來有必要深入開展“一帶一路”沿線人口結構、產業結構以及城鄉用地的預測和對比研究，進一步探討“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化演變和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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