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絕少女性史家原因微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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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國歷史自有文字以來便延綿不絕，史家自漢代便開始發展為一個獨立的群體，為中國歷史添色加墨，但史家之中以男性居多，而絕少女性史家，何也？本文從中國宗法制、傳統思想、科舉史官制度、史學自身因素及中國古代對于男女的教育不同等方面闡述中國歷史上絕少女性史家的原因。
　　關鍵詞：歷史;女性史家;禁錮
　　中國歷史悠久，盡管曾有戰亂紛爭，改朝換代，但歷史線索從未斷絕，成就這一碩果的原因，除了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的本身特性之外，還歸功于各時代史家，但除了東漢班昭外，絕少女性史家。縱觀中國歷史，筆者以為中國歷史上絕少女性史家是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等方面對女性的禁錮。
　　一、宗法制與漢代后中國正統思想及社會對女性的禁錮與限制
　　中國有史記載自商朝開始，商人尚鬼，此時歷史的記載多局限于占卜、祭祀之事等。到了西周時期，甲骨文較商代更為成熟，史學初具雛形。西周建國之后，以宗法制與分封制維系政治，確保政治長久。宗法制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嫡長子繼承制為內容的特點也開啟了中國女性的地位與男性地位的差別史，中國社會形態也從母系社會轉變為父系社會。
　　自此，中國古代女性的地位便開始低于男性，成為男性的附庸，女性開始退居幕后，扮演起賢妻良母的角色，在識字、學習等教育方面失去了與男性的同等地位，女性識字不多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普遍現象，這使得女性失去了成為史家的先決條件——讀書識字明理，這便是中國歷史上絕少女性史家的最初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秦朝獨推法家，漢代開始獨尊儒術，以董仲舒修飾改裝過的儒家思想為正統，建立社會的秩序，從而第一次在官方角度建立了對女性的桎梏和牢籠。武帝時期，董仲舒從“陽尊陰卑”的核心點出發，在倫理規范方面確立了“夫尊婦卑”的秩序，基于此，首次提出“夫為妻綱”的道德準則，并在這一準則的指導下，董氏又繼承了劉向對“三從”的解釋，將原本屬于禮制規范的“三從”，擴大為女性的行為規范準則，釋為“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此時，封建社會對于女性的行為規范準則，在西周宗法制的基礎之上更為具體，對女性的思想活躍度的圈禁也更為嚴格，任何事情以父、夫、子為大，這使得中國古代女性失去了作為史家的思想因素。
　　盡管如此，漢代還是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出名的女性史家——班昭。筆者以為，這是時代意外的產物。東漢班昭出生史學史家，這為她成為史家創造了先天的優勢條件。班昭雖是女性，但她卻在為女性“打造牢籠”上出力不少。班昭在認可女性“卑弱”身份的前提下，強調男尊女卑思想和順從，詳細闡釋了《周禮·天官》中的“四德”，釋為“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使之成為禁錮女性行為的枷鎖。另外，班昭傳世作品中最為出名的便是《女誡》，《女誡》作為“女四書”之一，極大地禁錮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影響了中國歷史一千多年。第二，筆者以為，班昭的成就更偏向于文學家。班昭的七大傳世之作中，最有名的便是《東征賦》與《女誡》，其名氣遠遠大于她為哥哥班固續寫的《漢書》。
　　自漢開始，整個古代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均在一定程度上禁錮著女性的思想自由，女性并沒有具備成為史家的條件。雖說到了唐代，社會風氣開放，但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放女性的思想，宋明之后，反而更為嚴格。縱觀中國歷史，漢前有《禮記》、《儀禮》，漢朝劉向的《列女傳》、班昭的《女誡》，宋朝著名的程朱理學，元明清《閨范》、《溫世母訓》等，上文提及，女性在受教育條件上遠遠遜于男性，考慮到女子識字水平低下這一原因，這些書文字淺顯，并且配有插圖。但這些書只有一個宗旨，嚴格規定女子的生活標準為：母儀、賢明、貞順，以男子為天，三從四德。
　　二、中國科舉史官制及史學本身對女性成為史家的限制
　　中國有一句古話“女子識字多誨淫”，就是大家閨秀雖曾讀書識字，也只要她識些姓名，記些賬目。明人陳繼儒之語：“女子通文識字，而能明大義者，固為賢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說，挑動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無丑事，反不如不識字，守拙安分之為愈也。陳眉公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芍^至言?！标惱^儒這番記錄長輩所言的話語，著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女子被禁錮的狀況，女子無權應科舉，求名譽。
　　中國古代女子無權參加科舉，除宮廷女官之外，在朝堂之上似乎難以見到女性的身影（武則天時期例外）。而中國古代修史經歷了從私修到官修的過渡，唐代以后多以官方記史為主，史家多為當時史官。《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史記》等雖然是私人修史，但司馬遷也是史官史家，有成為史家的條件。且，隋唐后，史學對政治的作用愈來愈大，修史與取鑒、資治更緊密而有機地結合，“正史”的修撰逐漸官府化和制度化，史家官制漸漸納入官僚體系。這樣看來，中國古代的官制又對女性成為史家有了限制。
　　其次，史學與其他學問不同。史學的作用，一是記錄史事，二是以古鑒今，就傳統中國社會而言，女性不具備參與史學的文化條件和社會地位，女性無法承擔起這一重責。從另一個方面看，中國女性長期處于男性的壓制之下，封建社會的禁錮之下，難以形成古今歷史、教訓、借鑒的遠見。雖說中國歷史上不乏女性文人，漢代卓文君、晉代謝道韞、宋代李清照、明清江南才女等，但這也僅僅局限于文人，女性沒有真正走到史學領域。
　　三、中國古代男女教育內容不同對女性難以成為史家的影響
　　同樣是接受教育，因男女性別的差異，男女各自在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成長階段，其接受的知識教育大不相同。例如，唐代男子“六歲教之方名……十一歲專習兩經”;而女子則“七歲教以女儀，讀《孝經》、《論語》，習行步容止之節”;宋代的教育內容和知識結構較唐代變化較大①。所以，就男女在少兒時期所接受的教育內容而言，女子主要是遵循“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自此女性又失去了成為史家的文化、教育條件。
　　四、結語
　　綜上，筆者以為中國歷史上絕少女性歷史學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始于宗法制對女性的禁錮與限制，在家族和社會地位上對女性進行了第一次限制。第二，漢代及之后中國正統思想對女性的禁錮，成為了社會對女性成為史家的限制工具。第三，中國科舉制度與史官制對女性成為史家的制度驅逐，直接將女性排除在史家行列之外。第四，史學本身對于女性成為史家的限制，在中國古代社會形勢之下，女性很難具備史家的深遠眼光。加之，中國古代男女教育內容不同對女性難以成為史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女性能識字，有文化在中國古代已經是不易了，而女性的學習、教育內容則是對于女性難以成為史家的最后一層桎梏。
　　[注釋]
　　①陶宗儀：《說郛》卷七一《涑水家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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