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有支“魯家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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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趙月斌
山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源地，向來文脈昌盛、人才輩出，堪稱文學大省。眾多開宗立派、影響深遠的大思想家、文學家共同構成了齊魯文化的壯麗圖景，亦為近現代的文化發展提供了豐厚滋養。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山東的文學事業一直薪火相傳。前有王統照、王思玷、李廣田、臧克家等文學名家，后又有劉知俠、馮德英、李心田等紅色經典作家。尤其是新時期以來，山東的文學創作更以強勁的勢頭和豐碩的成就，一度成為中國文學的前鋒，被文學界稱道為“魯軍”。
“魯軍”的黃金時代
1980年代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神話時代。隨著“十年內亂”的結束，原已熄滅的“五四”新文學傳統重新復燃，各種思潮、主義、觀念風起云涌，文學的興奮點和創作手法也瞬息萬變，中國文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期，先后出現了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新寫實文學、朦朧詩、先鋒文學、女性寫作、個人立場、民間立場等等不同的寫作流派或文學現象，也出現了《班主任》、《棋王》、《人生》、《受戒》、《沉重的翅膀》等一大批影響廣泛的文學作品。與此同時，齊魯大地也誕生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群體。這批青年作家發軔于改革開放初期。他們關注社會現實，多具批判意識和人文情懷，以“道德理想主義”著稱，發表了一大批倍受關注的作品，“文學魯軍”由此得名并迅速崛起，經過30多年的發展壯大，現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梯次承繼且能優勢互補的創作隊伍。據不完全統計，自改革開放以來，已有38位山東作家的49件作品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文學作品獎等全國重要文學獎項。“文學魯軍”的雄厚實力和上乘之作，為山東文學界贏來了廣泛贊譽。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張煒、左建明、矯健、劉玉堂、尹世林等十數位青年作家較為全面地展示了山東文學的新生力量。他們的年齡基本在30歲左右，正是勢頭大好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創作發表了擲地有聲的作品。王潤滋、張煒、矯健、李貫通、李存葆、苗長水等人多次獲得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使得“魯軍”聲威大振。其中，年紀稍長的王潤滋堪稱領軍人物，他以《賣蟹》(1980)、《內當家》(1981)連續兩年蟬連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3年發表的中篇小說《魯班的子孫》更是引起了激烈爭論。王潤滋曾說：“只要中國還有一個農民在受苦，我就要為他寫作?！彼麖氖聞撟鞯母词堑讓用癖?，所以他對民間美德的執守也最樸素、最真切，其作品就以弘揚傳統美德、阻擊道德滑坡為重，表現出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被評論界稱為“王潤滋現象”。
軍旅作家李存葆也表現不俗，以《高山下的花環》和《山中，那十九座墳塋》蟬連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陡呱较碌幕ōh》發表于1982年，旋即改編為電影、電視劇，一時轟動全國。作品中的梁三喜、靳開來、趙蒙生、梁大娘、韓玉秀等人物形象，無論是光彩照人的戰斗英雄，還是普普通通的后方群眾，最終都體現出舍生忘死、先人后己、大公無私的家國情懷和奉獻精神。這對初露端倪的信仰失落、理想淪喪、價值坍塌等社會癥候無疑是一種強有力的反撥。它以特殊的時事背景，借助高調的族群大義，足可以把人們感染得熱血沸騰一40《高山下的花環》有其革命英雄主義氣質，更有其蒼涼悲壯的生活底色，它沒有虛浮地塑造崇高、偉大，而是從平凡顯現出真純的質地，以及愈發稀缺的浩然正氣。
再如張煒的《秋天的憤怒》、《一潭清水》，矯健的《老霜的苦悶》、《老人倉》，左建明的《陰影》、《黃河故道的娘兒們》等作品，也是與所謂時代潮流相頡頏，不僅勇擔道義、敢于“保守”，而且頗具文化自覺意識――尤其是在倫理顛覆、浮躁縱欲的今天，回頭去看當年的“魯軍”，更可體會到，他們才是早醒的先行者。在人們狂熱地“先富起來”時，他們一直冷靜地洞察世道人心，并且不識時務地堅守著道德與理想的“底線”。如果說這批青年作家拘囿于“道德理想主義”，倒不如說他們抓住了不可拋棄的根脈，正因心中有所敬畏，靈魂有所依托，才能涵養不竭的創造力，寫出更為成熟的作品。最具說服力、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非張煒莫屬。這位從“蘆青河”走來的作家，于1986年發表出版了長篇小說《古船》。這部作品不僅是作家本人的重大突破，也是新時期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作家通過書寫貍洼鎮近40年的“鎮史”，正面描寫了中國農民所經受的苦難歷程，塑造了情抱樸、四爺趙炳等多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以沉痛的反思、批判顛覆思維的慣性，以傳統敘事模式融會現代小說手法，在總體的現實風格中嵌入象征的內核，從而使這部小說既有多向度的思想蘊含，又有極強藝術感染力。5年后，張煒的第二部長篇力作《九月寓言》問世，再次大受好評。這部作品寫了發生在一個叫做“挺鲅”的村子里的故事，作者以“寓言”的方式書寫“野地精神”，表達“融入野地”的渴念，既有質樸的拷問，又有詩性的自救。因其野味十足，意境圓融，這部小說多被讀者視為張煒的巔峰之作。此后十數年間，張煒又相繼出版了《家族》、《柏慧》、《我的田園》、《外省書》、《能不憶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多部長篇小說――最引入矚目的是2010年出版的《你在高原》(10部，450萬字)。這是一部歷時20余年創作完成的“長河小說”，它像一條寬廣的大河，長而不疏、盈而不溢、沉而不悶，既有其宏闊、雄渾的身姿，又有其豐美、細膩的肌理，一舉斬獲茅盾文學獎。
不容忽視的是，崛起于1980年代的這批山東作家大都卓有建樹，他們多數至今乃是“文學魯軍”的中堅力量。矯健的《河魂》、尤鳳偉的《中國1957》、劉玉堂的《鄉村溫柔》、左建明的《歡樂時光》、趙德發的《繾綣與決絕》、馬瑞芳的《藍眼睛?黑眼睛》等長篇小說，都曾在1990年代的全國文壇產生影響。進入新世紀后，趙德發的《雙手合十》、陳占敏的《黃金四書》、楊志軍的《藏獒》等長篇小說也都擁有很好的口碑。
還有，作為“魯軍”的重要一部，孫國章、劉燁園、李延國、王光明等詩人、散文家、報告文學作家也值得敬重。他們的作品為山東文學帶來了更為豐富的內容。
“新魯軍”成長的煩惱
近20年來，在全國文學界素有影響的“魯軍”創作陣營涌現了一大批引入矚目的“新生代”青年作家。他們生于1960至1990年代，如今有的已經成長為筆鋒精勁的實力作家，如于艾香、盧金地、劉照如、李登健、王黎明、周蓬樺、凌可新、李莊、雪松、李輝、魏然森、楊文學……；有的屬于勢頭正猛的少壯派，如劉玉棟、耿立、張銳強、瓦當、華愛丁、宗利華、東紫、王宗坤、范瑋、王夫剛、韓宗寶、邰筐、簡默、王月鵬、張曉楠……；還有的則是鋒芒乍現的新銳作家，如楊襲、祝紅蕾、喬洪濤、徐穎、徐永、葛輝、盛文強、王焱、高克芳……
他們在小說、詩歌、散文、兒童文學、文學批評等各個文學領域爭奇斗妍，為文學“魯軍”增添了更多炫動的色彩。他們充滿了生氣和活力，以其各具風致的表達形式，創作了大量長勢奇崛、內蘊瑰麗的雋才異品，為或顯沉滯的“魯軍”開辟了一片嶄新的天地。
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的十卷本“文學魯軍新銳叢書”(第一輯)，可以說是山東“新生代”青年作家的一次隆重出場。這套叢書分為小說、散文、詩歌、電視文學劇本和文學評論六個門類，從不同層面整體地展示了劉玉棟、老虎、凌可新、張繼、路也、王方晨、陳原、王黎明、吳義勤、張宏森等十位山東青年作家的成就與風采。總體而言，以“60后”、“70后”為主力的“新魯軍”與前輩作家有著顯著的“語境”差異，他們大都在世紀交替之際走上文壇，歷史的重負和時代的召喚似乎都與他們無甚相關，表現在作品上也就少有那種作繭自縛式的壓抑感和窒息感，反而透露出若許輕逸、飛揚的品格。
以凌可新、張繼為代表的這一批“新魯軍”多有剪不斷的鄉土情結，他們的作品或多或少總與鄉村有著理還亂的關系。吳義勤為此評價說：“鄉村記憶和鄉村現實的交織、鄉村生命和鄉村情感的呈現是山東新生代小說最基本的景觀。樸素而不張揚的敘述風格、凝重扎實而不浮泛輕佻的文本面貌、誠實而不矯情的寫作姿態則是山東新生代小說的基本藝術風格?！彼晕覀兛吹?，凌可新、張繼、王方晨最擅長講述鄉村故事，他們的代表作品《老白的槍》、《村長的玉米》、《鄉村火焰》既跳動著鄉間的智慧，又映襯著鄉間的惆悵。不過，閱讀此類，小說――尤其是以“村長”為招牌的小說，你可能會忍俊不禁，但又會覺得它們的格調太過一致，甚至敘事的套路也極其相似，這種依靠苦心挖坑、巧設機關獲取的成功可能風行一時，卻無法為作品注入長久的生命力。
再來看劉玉棟。他的《我們分到了土地》、《葬馬頭》、《為馬蘭姑姑押車》等作品也未脫離鄉土世界，但是這些小說不是處心積慮地“說事”，而是踏踏實實地“寫人”，以獨特的童性化視角帶你走到人物的心靈深處。因此，讀過他的作品，也許會忽略它的故事，卻能記住死在地頭上的爺爺、與滾蹄子馬同命相連的劉長貴、在押車的路上睡著的少年紅兵。劉玉棟用“記憶”還原了真實的鄉村，也創造了一個廣闊的活人的世界。2010年，劉玉棟的長篇小說《年日如草》在《十月》雜志全文發表，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后又被《長篇小說選刊》轉載。這標志著他的創作躍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也是首部出自山東“新生代”青年作家之手的產生較大影響的重要作品。小說通過曹太屯這個主要人物的個人經歷，大致勾畫出了70年代生人跨度三四十年的成長史、生活史，從而折射出幾十年來的社會形態、價值觀念乃至人性的搖擺變化――尤其是那種埋藏在人的內心深處的不經意的改變。
于此同時，山東青年作家在詩歌、散文領域取得了很高成就，像李登健、韓青、陳原、周蓬樺、江非、邰筐等，不僅可與“魯軍”前輩比肩，放到全國也當仁不讓據于前列。特別是王開嶺、耿立的思辨性散文隨筆，既以深刻的思想性見長，又包含著真摯的情感，加之語言極具感染力，在讀書界大受歡迎。李莊、王夫剛、韓宗寶、邰筐、尤克利、路也、寒煙、阿華、徐穎等人的詩歌，也在全國詩界占有重要地位。
另類“先鋒”的攻與守
一段時期以來，山東新生代作家似乎總被一種偏見困擾，常有評價認為，山東的青年作家過分拘泥于純寫實的圈限，不夠靈動，缺少想象力云云。但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齊魯文學更為廣闊的腹地，投向更多不為主流文壇關注、少有評論家留意的“編外”作家、“業余”作者，或許就會發現，山東文學的新生代創作力量并非那種簡單的“寫實主義”、“保守風格”，實際上，我們的文學景觀遠不是那樣死板、單調，而是繁盛著許許多多鮮活、特出的另類文本。
事實上，即是早期成名的“魯軍新銳”，也有幾位出手不凡的“先鋒”作家。比如劉照如，就是其中最具先鋒意味的寫作者，“他的《目擊者》、《路上》、《闖入者》等小說所體現出的出眾的敘述駕馭能力和結構控制能力，都使人毫不猶豫地把他歸入中國先鋒作家的行列?！痹偃缫浴抖返刂鳌仿劽谋R金地，也曾在“先鋒”的路上一意孤行，寫出了《拒絕》、《走來走去》、《某》、《復述》、《行為藝術》等一系列玄虛、超驗的作品。還有老虎的《潘西的把戲》、《昨晚在面具酒吧》、《寒冬夜行人》、《潘渡》等小說，也在試圖在對敘事的控制過程中演繹荒誕、迷幻的現實，表明他對小說形式進行的刻意探求。
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各路先鋒小說家紛紛改弦更張，“新魯軍”中的先鋒因素也漸次消彌，終致銷聲匿跡。然而，即便如此，也還是擋不住有人偏要選擇一條無跡可循的冒險之路，他們不喜歡老調重彈，而是吃力不討好地一意孤行，以異樣的手法寫著異質的小說。
比如范瑋，他說：“好的作家都是野心勃勃的物種?！贝搜圆惶摚睹洗宓谋荣悺肪捅┞读怂囊靶?。這篇小說的語言詼諧生動，敘事頗為講究，通過視角的轉換、彌合，“我”父親蘇有的養豬故事――更是一個人自我博弈的故事――在虛虛實實中顯得意味深長?？梢?，范瑋是在與自己比賽，在這里，他已不滿足于制造一個臃腫或出奇的故事，而是讓真實的生命體驗說話，在略顯滑稽的敘述中，人們的養豬比賽成了窺察心靈隱秘的考場，執著與癡迷，作弊與逃避，理智與情感，都被范瑋收攏到他的孟村一一夢一般的村莊，夢一般的人物，夢一般的故事，及其別有用心的講述方式，由此盡可展示一名小說家出色的表現能力和奇崛的文學風格。
再如王一，也是藏有敘事野心的人。他的小說多具實驗性和操作性，作者的主導作用進一步加強，他不僅打破了時間的樊籠，讓你分不清去歲今朝，還打亂了正常的敘事模式，讓你閱讀起來總是相隔關山萬千重。這些小說大概起于《不在狀態》、《一天四夜》，繼之于《關于一條魚的命題》、《行走的門》，最后以中篇小說《守墓人》達到極致。通過演練這些小說，王一像是耍起了高深莫測的“無影飛刀”，你只能聽到刀鋒劃破空氣發出的呼呼風聲，卻看不到他手里拿了什么兵器，更拿捏不準他要指向哪兒打向哪兒，你所見到的只是一個用刀光構筑的迷宮。他把小說寫得越來越不像小說，把故事削成了光怪陸離的碎片。他正是依靠種種近乎絕望的探索，找到了一條自我救贖的“通道”，在內心的左沖右突中，在與“另一個我”的瘋狂痛苦搏殺中，小說家王一才獲得重生，獲得了更為自足的話語空間。
當然，在山東，像范瑋、王一這般不愛走老路的小說家并不為少，僅就有限的了解，應該還有華愛丁、馬枋、楊襲、流馬、馬金剛、邵云飛、葛輝、徐永、盛興、高玉寶、曹寅蓬等一大批自守一隅的寫作者。他們的作品發表后大多湮沒無
聞，甚至只能呆在自己的抽屜里。在他們的部分作品中，可能會或多或少地顯露出山東作家普遍欠缺的先鋒性。雖然他們寫出的盡是個^化、小眾化的小說，但是，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特異、他們的勇氣與追求。更要緊的是，在他們的作品中，蘊藏著不可低估的力量。
異軍突起“娘子軍”
新時期的“魯軍”似與女作家無緣，現今女性作家群體卻幾乎成了“新魯軍”的主力。尤其是最近幾年，山東的青年女作家后來居上，比如東紫、艾瑪、常芳、王秀梅、趙冬苓、方如、簡墨、高克芳等，其迅猛的勢頭、廣泛地影響著實讓人驚訝。
東紫的小說產量雖然不高，但多數都寫得認真、精到，《春茶》、《白貓》等作品更是被頻頻轉載、評介，并曾先后獲得《人民文學》獎、《中國作家》新人獎等多種獎項。東紫的所謂現實作品，其實還是暗藏著一些先鋒意味，就是在寫實中也摻雜著一些極端的情節，并且其中的人物也有極端的一面。所以她的寫實之作，能夠和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品，如寫底層或者寫生活的作品有一定的區別。這也是東紫和一般現實主義作家最大的不同之處。至于她的《我被大鳥綁架》和《饑荒年間的肉》，則是不折不扣的先鋒風格。
艾瑪剛一出道就大爆冷門，短篇小說《浮生記》被多家刊物、選本轉載，并入圍魯迅文學獎?！陡∩洝穼懥诉@樣一個情節：學做屠夫的新米頭一回殺豬，單薄的新米在“手起刀落、神情專注”地行使屠夫的本分時，還顧惜到了“躺在條凳上的豬無助地將頭后仰，它嗷嗷叫著，雙眼潮濕而驚恐”，所以，他未忘騰出一只手來，把豬的雙眼――合上。這個不起眼的小動作讓老屠夫感動得潸然淚下，也讓他對死去的結拜兄弟――新米的父親――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在六七千字的篇幅中，艾瑪迂回綴合了兩代人的故事：他們或靠做活謀生，或為謀生而死，在生生死死恩怨交割之中各有各的情理因由，但不管生存條件如何冷酷，“剛強”的人們總能釋放出可以相濡以沫的“溫和”，最終攢下合適的溫度，從而達成和解。從處女作《米線店》，到《浮生記》、《開滿鮮花的土地》、《小民還鄉》、《萬金尋師》等一系列以涔水鎮為背景的作品，艾瑪在敘事上有著一貫的從容淡定、不溫不火的自信與自覺，因此，她的小說素材雖然多為不起眼的凡俗瑣事，但是講出的故事卻能別有一番滋味。
常芳近年先后發表了《告訴我哪兒是北》、《一個人站在高高的云端》、《紙環》、《你在土星上有多重》等多部中短篇小說，并著有《愛情史》、《桃花流水》兩部長篇小說，其作品多次被轉載或推介，創作勢頭頗為引人注目，尤其是中篇小說《一日三餐》，發表后曾被多家選刊轉載，榮獲《上海文學》獎。雖然常芳也是從尋常的“底層題材”入手，但是她能突破扶貧救苦式的溫情敘事，在看似寡淡的故事中，寄寓了區區“小民”的精神訴求，為多受蒙蔽的“底層”打開了一扇醒目、明心的窗口。中篇小說《拐個彎就到》可以看作《一日三餐》的續篇，它延伸了唐光榮、留香等人的日常故事，并進一步點燃了閃耀在他們心頭的人性之光。
王秀梅年近30方開始嘗試寫作，卻是十足的高產作家，只用了不到10年就出版了10余部長篇，小說或作品集。她的小說大多是背著現實的褡褳，裝著夢想和奇跡。短篇小說《去槐花洲》當是最能體現其個人風格的作品。在這個精致的故事中，作者將現實和夢境混為一談，將人的理智與情感蒸餾又凝集，以不經意的越位和復原，寫出了蕓蕓眾生都或曾有的“去槐花洲”的沖動，同時又不忘給這“沖動”澆上一瓢冷水。所謂“槐花洲”亦如陶淵明的“桃花源”一樣，是作者造出的“太虛幻境”。再如短篇小說《成人世界》，寫失蹤，寫尋找，寫失而復得，迷者自迷：一個被拋棄的孩子，被收容，又被丟失，后又陰差陽錯地被送回，但是，他的胎記已經消失，他已完完全全成了另外一個人。
近年比較活躍的山東青年女作家還有很多，她們在小說、詩歌、散文、兒童文學等各領域都有突出表現。蔚為大觀的山東女作家群體將來能否成器，就要看個人的修為和作為了。
編輯 杜啟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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