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多核”聯動的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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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區現已具備打造創新生態系統的現實基礎。依托灣區城市群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打造多核聯動的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將加快催生“城市群+產業群+網絡群”的疊加效應和創新能力。
　　灣區經濟因具有沿海、灣區和城市群三種要素而成為開放經濟中的重要形態。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國際灣區的崛起，離不開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以及龐大的經濟體量和強大的產業集群效應。粵港澳地區有多元化的社會制度與經濟形態，類似于“簡單版”的全球市場。我國當前面臨進一步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新局面，設立的粵港澳大灣區正是探索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試驗田”。
　　國際灣區強大的產業集聚效應
　　灣區是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增長極。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分析，世界500強企業、創新公司、研發資源和專利大多集聚在灣區。事實證明，這種疊加效應在帶來巨大經濟效應的同時，也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區域創新能力，這也是灣區經濟具有較強創新能力的根本原因。灣區經濟的形成機理是“擁海抱灣，合群通陸”：“擁?！毙纬闪藝覍ν忾_放的新引領，“抱灣”促進了各種生產要素的集聚，“合群”產生了“城市群+產業群+網絡群”的疊加效應和創新能力，“通陸”則促使灣區城市拓展腹地。
　　灣區經濟的崛起充分體現了經濟競爭全球化的軌跡。二戰前，紐約灣依靠大西洋貿易通道的繁榮，順利晉級全球首個灣區;二戰后，太平洋航線上國際貿易興起，美國西海岸舊金山灣區崛起;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全球制造業開始往亞洲轉移，東京灣憑借科技制造實力升級為第三個全球性灣區。
　　綜觀國際灣區發展歷程，不難看出，灣區經濟的形成必須具備經濟競爭“全球化”中所需的七大要素，即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廣闊的經濟腹地、發達的交通網絡、創新的領軍人才、開放的經濟體系。
　　三大國際灣區已成為全球產業集群的高級發展形態。灣區經濟因具有沿海、灣區和城市群三種要素而成為開放經濟中的最高形態。依托灣區城市群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當今世界城市、經濟及科技融合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客觀趨勢，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舊金山灣區是谷歌、蘋果、英特爾、Facebook、Tesla、Nvidia、Gilead、Uber等科技巨頭企業全球總部的所在地，匯聚高科技人員約200多萬，是世界各地科技精英的聚集地。紐約灣區則是世界金融重地，擁有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交易所，經濟總量約占到美國的8%，全美最大的500家公司，1/3以上的總部設在紐約灣區。日本的東京灣區是日本最大的工業城市群和國際金融中心、交通中心、貿易中心和消費中心，聚集了日本1/3的人口、2/3的經濟總量、3/4的工業產值，逐步形成了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地帶，鋼鐵、石油化工、現代物流、裝備制造和游戲動漫、高新技術等產業十分發達，三菱、豐田、索尼等一大批世界500強企業總部都設于此地。
　　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一定的競爭實力
　　從城市群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與美國舊金山灣、紐約灣、日本東京灣處于一個量級范疇。在城市原有的區位優勢和產業基礎上，遵從城市間協作的客觀規律、合理的頂層設計和規劃，實現灣區城市群的錯位發展，能夠有效避免灣區城市間的同質化競爭，既發揮科技主導優勢，又能使企業根據市場需求優化組合。
　　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總體經濟規模已達11.7萬億元人民幣。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已超過舊金山灣區，接近紐約灣區水平，進出口貿易額約是東京灣區的 3倍以上，區域港口集裝箱吞吐量約是世界三大灣區總和的4.5倍?；浉郯拇鬄硡^總體經濟增速依然在7%以上，預計到2020年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灣區經濟體。但也要認識到，粵港澳大灣區與國際三大灣區相比，人均產出、地均產出、區域的創新能力以及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等方面，仍面臨著“大而不強”的挑戰，仍需解決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等核心問題。數據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密度只有三大灣區的46%，人均GDP比紐約、東京灣區少一半以上，不及舊金山灣區的20%。
　　從產業群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有望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全球策源地之一。生態環境優越、科研支撐強大，催生了灣區經濟強大的產業集聚效應;產業布局合理，區域分工協同化，使得灣區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產生了“雁陣效應”。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的發展，都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密切相關。東京灣區形成了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地帶，鋼鐵、石油化工、現代物流、裝備制造和高新技術等產業十分發達;紐約灣區金融、文化、機械制造、軍工、石油、制藥和食品加工等產業實力雄厚，是全球金融重地和制造中心;舊金山灣區在第三次技術革命中抓住了以硅谷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區，從而奠定了成為世界級灣區的基礎，一直引領著全球信息技術創新潮流。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制造業門類最全、產業鏈最完整、市場最活躍的地區，已初步具備引領全球科技革命的產業資源、科技資源、市場空間及企業主體，有望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全球策源地之一。
　　從網絡群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的輻射影響力在逐步加強。在信息經濟時代，一個灣區城市群的競爭力更多地取決于其在全球城市網絡中的優勢地位，而不僅是其所在區域中的據點優勢、制度基礎和地方生產聯系網絡。因此，一個完整的灣區構成不僅包括中心城市、發展腹地，更要建設強大的灣區網絡體系，架構起包括市場網絡、交通網絡、信息網絡、技術網絡和人才網絡等在內的龐大網絡群，從而有力支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群所需人流、物流的大進大出。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在科創、貿易物流、金融和服務領域各具優勢的深圳、廣州、香港三個增長極，并包括制造業基礎雄厚的珠三角地區其他城市。尤其是擁有全球吞吐量排名第三的深圳港、排名第五的香港港和排名第七的廣州港等世界級港口。從基礎設施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建設成國際一流灣區的基礎條件。 　　如何打造“多核”聯動的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體系
　　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多核聯動的創新走廊。舊金山灣區的科技創新走廊硅谷，依托大學等科技創新機構知識外溢形成;美國波士頓地區，與城區的大學有一定的距離，由功能獨立、等級明確的園區組成;東京—橫濱—筑波創新帶，以主力型科研機構為主題，承擔著區域科技創新的主題功能。
　　對標以上這些創新經濟帶，積極吸引和對接全球創新資源，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開放創新和協同創新，促使創新資源匯聚、創新活動組織的國際化，以及創新規則與國際接軌、創新能力全球輻射。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除了香港和澳門，廣東省九個城市的國際人才比例較低，國際科研活動不夠多。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就要建立一套有利于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就業、發展的系統制度安排。
　　布局粵港澳大灣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布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是突破科技前沿技術、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重大科技問題的物質基礎，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有所突破，大科學工程體系逐步健全，中國（東莞）散裂中子源、中微子實驗室（江門）、加速器驅動澶變系統研究裝置（惠州）和強流重離子加速器裝置（惠州）等重大基礎設施將陸續投入使用。但與三大國際灣區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密度和系統性還有待加強。
　　著眼于國際科技競爭需要，粵港澳大灣區需聚焦前沿科技產業創新。建議在現有大裝置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布局若干國家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夯實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物質技術基礎支撐。
　　建立起能鏈接全球、影響全球的跨國研發與創新機構。世界級的大灣區應具備全球科技創新資源配置的實力與能力，要建立起能鏈接全球、影響全球的跨國研發與創新機構，成為全球科技浪潮的重要策源地。與三大國際灣區相比，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科研人才數量、質量等都還存在一定差距。
　　國際灣區是世界范圍內制度創新的引領者和定義者，更是全球優秀人才的向往之地，文化包容、生態優美、創業便利、市場開放，擁有一流的創新生態和創新治理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應把握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定位，加快完善人才發展的政策體系，形成更加精準、更具競爭力的人才政策優勢，在全球范圍內遴選和發掘前沿領域的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新型企業家及一大批高質量科技人才。
　　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鏈空間支持系統。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二區九市”中，作為科技產業創新載體的有深圳、珠海、肇慶和惠州;作為先進制造業基地的有東莞和中山;作為樞紐及門戶城市的有江門、佛山和肇慶。澳門的發展重點在于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以及商貿文化合作平臺。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經濟聯系與合作應突破行政區劃，建立多樣化的協作分工體系，形成產業鏈、技術擴散鏈和市場分工鏈，使城市群產業的成長與發展空間得到不斷拓展。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因產業鏈和市場鏈的作用在功能上已形成一個關聯度極高的經濟體。從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趨勢來看，應當尋求經濟發展的統一規劃與配合，鼓勵企業跨區域地有序合作與競爭，共同提高產業銜接和配套水平，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形成城市群經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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