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可持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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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醫療技術不斷進步，人口平均壽命也在相應地延長。與此同時我國老齡化同步加速，養老保險基金的短缺與人口老齡化的增長密切相關。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長增加了養老基金的支出。另一方面，不斷減少的年輕人口限制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入。如果繼續將退休年齡設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極有可能會引發養老金危機，未來幾年基金會出現入不敷出的境況?；诖?，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研究延遲退休政策對于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以及養老保險基金的可持續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養老保險基金;可持續發展;延遲退休
一、引 言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末，60歲及以上人口為24949萬人，占17.9%，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6658萬人，占11.9%。與2017年末相比，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470萬人，比重下降0.6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增加859萬人，比重上升0.6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增加827萬人，比重上升0.5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程度繼續加深。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負擔，給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帶來挑戰，尤其是對養老保險基金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威脅，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了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目前，社會各界人士對延遲退休這個方案給予極高的關注度。本文綜合國外學者的各項研究，以期對改革養老保險制度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國內外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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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遲退休年齡的必要性分析
近年來，我國的養老金支出規模不斷擴大，呈連年上升趨勢。清華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一個超級老齡化社會，一個社會保障退休人員平均將由兩名工人供養。為了解決養老基金的短缺，該提案認為有必要延長退休年齡。一些學者從制度可持續性角度解釋：（Samwick A，1998）養老金覆蓋率的增加導致了多數人提前退休，這是勞動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其將導致未來養老福利價值下降，當基金耗盡時，約20%的福利被削減。為恢復該計劃的償付能力，保持制度的可持續性，其提出了需要延遲退休年齡。（Ilmakunnas P，Ilmakunnas S，2006）也認為，為了維持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性，應對一些國家養老金替代利率較高的情況，從事經濟活動的壽命必須適應更長的時間。還有一部分學者從人口老齡化的視角分析，證明延遲退休年齡的必要性：（Zou T，Ye H，2015）認為中國自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其人口結構轉變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快得多，成為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日益老齡化的人口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帶來了上行的支付壓力。為了避免養老金危機的惡化，有必要調整退休年齡。（Wang，Huan;Huang，Jianyuan;Yang，Qi，2019）。
2延遲退休年齡的可行性研究
人們普遍認為，稅收制度，福利計劃和退休計劃等政府計劃必須根據價格通脹進行調整，以解釋固定金額的貨幣可以從一個時間段到下一個時間段購買不同價值的物品，然而很少有人會提出“真實年齡”，而不是自出生以來的“名義年齡”。對此，有學者從實際年齡的角度著手，闡述了延遲退休方案的可行性：（Shoven J B，Goda G S，2010）基于死亡率和預期壽命，利用社會保險對未來死亡率的中間估計，預測到2050年將名義年齡調整為實際年齡，對延遲退休年齡的可行性進行了有力的論證;也有學者認為今天的實際退休年齡遠遠低于所謂的正常退休年齡，因此支持延遲退休年齡（Cremer H，Pestieau P，2003;Lacomba J A，Lagos F，2010）;而Zou T，Ye H（2015）提出，與歐洲和美國的退休年齡（通常在65歲至67歲之間）相比，中國的退休年齡——男性60歲，女性50歲，明顯處于較低水平。由于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在過去10年從71歲延長到76歲，因此提高退休年齡的可行性也得到了提升。還有學者從結構性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視角出發，分析論證了延退方案的可行之處：在歐盟27國中，老年撫養比率將會上升，特別是在2020年到2040年之間。預計的熟練勞動力短缺已經波及技術行業。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投資于老齡化勞動力。因此德國雇主協會聯合會（BDA）希望延長老年工人的工作時間（Jürgen Bauknecht，2015）。
3延遲退休可能出現的問題研究
延遲退休并不一定意味著有更好的結果。從上述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延遲退休對緩解養老保險基金的給付有一定的影響，但同時它也面臨著就業機會被擠占等問題。以下學者的觀點值得思考：Weller（2002）認為提高退休年齡并不會遏制養老金缺口的擴大，反而會降低低收入人群的養老金。這一結果將與消除老齡人口貧困、縮小貧富差距等社會保障的主要目標背道而馳;而Martins等人（2009）認為延遲退休并沒有產生研究所顯示的那么多好處?？紤]到工資剛性和就業保護法，延長退休年齡將對就業產生擠出效應。如果從整體上進行延遲退休，企業在考慮到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和利潤損失后，將不得不削減新員工的數量，這樣延遲退休的員工就可以繼續擔任原來的職位。這將導致失業率上升;Zou T，Ye H（2015）也認為如果采取“一刀切”延長退休年齡的做法，將使得沒有競爭力的低技能得勞動力處于不利地位，隨著失業率的上升和工資率的下降，養老金的來源將變得更加有限，這將嚴重影響延遲退休對縮小養老金赤字缺口的效果。
4延退方案的選擇
現行的退休政策在我國已延續了七十年，已經被普遍大眾所熟知與認同。在沒有酌情、合理制定好具體延退政策的情況下，如果貿然執行延遲退休年齡，很可能引起社會成員（尤其是在職勞動者和未就業勞動者）的強烈反抗。這也是國家遲遲不出臺相應政策文件的原因之一。由此縱觀世界各國，存在以下幾種選擇。 ?。?）可采取差異化的延退策略：（Zou T，Ye H，2015）延遲退休對縮小養老金缺口的效果取決于被保險人的情況和人力資本的積累?；诓煌娜肆Y本和生產力，并結合勞動力分配的效率和就業壓力，采取差異化的延退策略;Lei等人（2010）也認為，盡管延遲退休應該盡快實施，但不應該鼓勵千篇一律的做法。應該允許人們對自己的退休年齡有更多的選擇。例如，愿意工作更長時間的人可以允許延遲退休。它不僅將減少公共養老金成本的上升，而且還將解決與人口老齡化相關的迫在眉睫的勞動力短缺問題（Van Dalen et al. 2010）
?。?）兼職養老金。以芬蘭為例，兼職養老金是實現這種首選狀態的一種方式。它的動機是使工作到退休平穩的過渡，并在退休決策中為個人情況留出更多的空間。因此它也被認為是一個使工作承諾滿足勞動力市場后期減少工作能力的方案。其被視為推遲退休年齡和制定養老金制度可持續的重要工具（]Ilmakunnas P，Ilmakunnas S，2006）。
3提高制度的再分配程度。從法定退休年齡與養老保險制度再分配性質之間的關系Lacomba（2010）指出，政府若想試圖推遲退休年齡，應提高養老保險制度的再分配程度，使具生產力的勞動者在一定程度上獲益，這樣改革更容易實現。
（二）國內文獻綜述
1養老保險基金未來收支不平衡問題
目前已有大量學者就養老保險基金的未來累計支付缺口問題進行了研究，國內學者薛惠元，鄧大松（2015），李慶平等（2017）認為伴隨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當期收支缺口越來越大，其基金支出增加會給財政帶來巨大壓力;田勇，薛惠元等（2017）的測算顯示，在基金運作較好的情況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將先后于 2053年和 2060 年出現當期結余和累計結余赤字;薛惠元、郭文堯（2017）通過匯總2010-2016全國以及各省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情況，得出結論：養老保險基金現行面臨較大的壓力，由于人口老齡化導致制度贍養率快速上升，擴面工作越來越大，統籌基金壓力大等更是加劇了基金收支缺口。王增文等（2018）從動態化的視角出發，利用模型構建預測出未來十年中國養老保險基金的供需缺口情況，并在此基礎之上，預測在經濟發展、人口老齡化等因素作用下養老保險基金未來的赤字和缺口情況;高建偉等（2018）構建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缺口精算模型，測算了 2018—2048 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缺口規模，其顯示在現行養老保險制度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從2033年開始出現缺口并逐年擴大，而女性2029年出現基金缺口;男性2039年出現缺口。
2延遲退休年齡對養老保險基金的影響效果
袁磊（2014）通過對 72 種假設下三種延遲退休年齡方案進行模擬，發現延遲退休可以緩解養老保險資金缺口規模，但不能解決資金缺口問題;于洪、曾益（2015）運用系統精算模型對四種情況下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運行狀況進行動態模擬，研究了在適時延遲退休年齡的情況下，引入單獨二孩等生育政策的調整可以消化人口老齡化對中國養老保險體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景鵬等（2016）運用一般均衡模型測算了 5 種生育情景下不同退休年齡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最優社會統籌繳費率，發現最優社會統籌繳費率隨退休年齡延長而下降，隨人口增長率的上升而提高;王增文（2017）通過敏感性分析結果顯示，延遲退休年齡短期內不能對“長壽差”起到補益效應，提高繳費率或記賬利率等對策會促進個人賬戶積累額的遞增，而對緩解個人賬戶遠期的支付能力無顯著的實效性;高建偉等（2018）構建了延遲退休對縮減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的貢獻率模型，測算了三種延遲退休政策對縮減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的貢獻率。結果表明：遲退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緩解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問題，減輕基金支付壓力約在2033年延遲退休政策對基金缺口的貢獻率達到最大值;男性延遲退休對縮減基金缺口的貢獻率低于女性貢獻率。
三、文獻評述
推遲退休年齡有利于從增加收入供給，減少支出需求兩方面共同緩解基礎養老金的收支壓力，是快速緩解養老金收支失衡問題的有效舉措，也是配合其他政策解決養老金缺口的必要措施，同時延遲退休年齡也是經濟社會逐步適應人口老齡化的必然選擇。學者們在探索如何延遲退休年齡上做了諸多努力，分別從客觀因素，如勞動力的參與率、實際年齡與名義年齡區別、人力資本的異質性以及結構性勞動市場的需求等角度進行了分析，也從主觀因素，如延退后個人工作意愿與健康等做出了解釋。國內外學者們對延遲退休年齡的研究為本文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其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分析延遲退休方案時只從空間上研究了勞動力的分配及個體人力資本之間的差異性，但忽略了時間跨度因素，如何延退？延退到什么年齡？不同群體的延退時間是否應該區別對待？針對我國目前的情況，國外的延退經驗是否適用？在制度還未實施以前，這一系列問題都有待我們去深入挖掘、去研究探討，在宏觀上綜合分析國內外延退模式，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微觀上考慮到不同群體的人力資本和時間成本，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延退方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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