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貴州解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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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貴州建省晚，開科尤晚，故而其明代解元數量少于他省。從其時間分布看，萬歷朝解元的科舉成績相對優異;從空間分布看，多集中于滇黔主干道所涉府縣，宣慰司、思南、清平、普安為最優者。地理交通因素、地方文教因素、家族文化因素均是解元產生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貴州;解元;進士;交通
中圖分類號：G5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19）03-0028-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3.005
Abstract：Guizhou was built late as a province and began to host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even later， therefore having fewer top winner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Jieyuan） than other provinces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its time distributi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sults of Jieyuans in the Wanli Dynasty were relatively excellent and from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Jieyuans were more concentrated in Yunnan Province involved counties and pacifications along the main roads， such as Sinan， Pingqing and Pu’an with geographic communication， local literacy education and clan culture as the major causes for this to happen.
Key words：Guizhou; Jieyuan; Jinshi; traffic
解元是對鄉試第一名的通稱，《明史·選舉志二》：“而士大夫又通以鄉試第一為解元?！苯庠橇私庖皇∴l試的重要角度之一，由于每省每科鄉試必然產生第一名，因此各省解元數量理當沒有差別，但由于文教水平不一，各省解元的后續發展之路又各不相同。明代貴州被視為經濟、文化小省，其解元既與他省有相似之處，又有特定地域的文化烙印。本文擬對明代貴州解元的整體情況進行分析。
一、明代貴州解元數少于他省的原因
諸國史、方志中所列明代貴州鄉試解元共36人，遠低于明代鄉試開科數，為各省最低者，原因何在？一是因為建省晚。貴州是新設省份，于永樂十一年（1413）方才設置行省，鄉試的舉行是以省級行政區劃為單位，建省之前自然不可能具備鄉試舉行資格。二是因為納入科舉版圖晚。貴州考生可參加鄉試的最早記錄是明仁宗洪熙元年，“先是，仁宗皇帝以為近年科舉太濫，命禮部翰林院定議額數。至是，議奏凡鄉試取士……貴州所屬有愿試者于湖廣就試?！盵1]此科并無任何貴州士子中舉的信息，是否有人赴試亦不可知。兩年后的宣德二年，朝廷決定貴州生徒改試云南?！百F州布政司言：……本司所轄州郡生徒堪應舉者，許于湖廣布政司就試，緣去湖廣路遠，于云南為近，宜就近為便。”上命就試云南[2]。自此拉開了長達百年的云貴合闈序幕，直到嘉靖十六年貴州開科為止。三是合闈時期成績不如云南。合闈時期云貴兩省統一錄取但各有解額，云貴之比約為1.8∶1，合闈時期云南中舉936人，貴州531人，人數上云南明顯占優，云南舉人中進士者100人，貴州29人，絕對數量與舉人中進士比例亦有較大差距。此間貴州是否有解元未見明
確記載，但從貴州方志也無一語提及此事的信息來看，很可能并無解元，因為方志對本地文教的記載多采取“寧信其有”的策略。另一方面，從現存的弘治十四年、正德二年、嘉靖元年、嘉靖四年、嘉靖十年、嘉靖十三年等六科鄉試錄來看，貴州考生最好成績僅為第3名，此六科前五名中貴州僅6人，可大致佐證貴州無解元的結論。諸種原因造成在開科前貴州并無解元的事實，故其數量的統計應自開科始，上述36的數字也正是明代貴州舉行鄉試的次數。
二、明代貴州解元中式及仕宦情況
解元的中式及仕宦情況一般均可見于各類方志中，茲列表如1。
三、明代貴州解元的時空分布
因為每科鄉試必然產生解元，所以比較其時間分布幾乎沒有必要。但我們可以比較解元進士的時間分布以作參考。明代貴州共產生解元進士9名，分別是孫應鰲、許一德、蕭重望、丘禾實、喻政、張應吾、潘潤民、楊廷詔、胡允恭。除孫應鰲、許一德分屬嘉靖、隆慶時期外，其余七位均在萬歷年間出現，可知貴州解元會試、殿試成績最優的時期是萬歷年間。
四、影響解元產生的區域因素
1.地理交通因素
交通的便捷程度是影響士子成績的因素之一。貴州多山的地形造成了道路交通的不便，赴試之難往往令士子畏懼，貴州附試云南時期士子赴試之行幾可謂悲慘，“盛夏難行，山路險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試，其苦最極。中間有貧寒而無資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盵3]即便在獨立開科后，部分地區赴省會亦非易事，清代劉書年曾記由鎮遠到貴陽的行路狀況，“由鎮遠至省，跬步皆山，終日行程不過數十里，而輿夫擔夫皆勞頓不可支，無平原曠野得以稍舒筯力也?！盵4]鎮遠為由湘入黔第一站，到省會貴陽有驛路可通，已屬赴省會較便利的地區，尚且艱難若此，其他地方的情況可想而知。
以貴陽為界分全省為東西兩大區域，其解元分布情況如下：
東部22：思南5 清平3 新添2 都勻2 平溪2 銅仁2 鎮遠2 程番1 黎平1 石阡1 興隆1 西部11：清平3 普安3 烏撒1 安莊1 普定1 永寧1 平壩1
東西部的數量差距比較明顯，東部明顯強于西部。值得注意的是在附試云南時期，西部的成績則明顯優于東部，有學者曾統計開科前的123年間中舉數在2人以上地區的情況：在貴陽以西（含貴陽）者有：“宣慰司131人 貴州衛5人 貴州前衛5人 普定74人 永寧71人 普安41人 赤水33人 烏撒22人 畢節16人 安莊13人 程番6人 安南4人 安順3人”;在貴陽以東者有：“思南22人 清平21人 平越12人 都勻10人 鎮遠9人 興隆7人 銅仁3人 務川2人?！盵5]而據前列舉人籍貫表數據考查整個明代的東西部舉人數，則已體現不出西強東弱的特點，其中地理交通因素的影響不可忽視。附試時期考試地點為云南省會昆明，貴州西部考生相對便利、而開科后考點改為本省省會貴陽，各府縣與考點之間的距離差距遠遠小于附試時期，而且西部地區入貴陽的道路更加艱險，交通優勢已偏移向東部地區，這也是形勢逆轉的原因之一。
明之前貴州未入職方，原因頗多，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區位優勢未為朝廷所重均是重要原因，元朝殘余勢力逃入云南后，“入滇必經”的地理位置令明朝皇帝另眼視之，并因此而設行省，幾任皇帝皆廣派軍士，設置多處軍屯，并大力開辟驛道，在貴州形成了滇黔、湘黔、黔桂、黔川幾條交通線，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由滇黔和湘黔線銜接而成的滇黔湘主干道，因為由此線入湘后便可北上越湖北、河南等地而入京。此條線路上明代貴州所設驛站自西向東有亦資孔驛、湘滿驛、新興驛、尾灑驛、查城驛、關嶺驛、安莊驛、普利驛、平壩驛、威清驛、貴州驛、龍里驛、新添驛、平越驛、清平驛、興隆站、東坡站、偏橋驛、鎮遠驛、清浪驛、平溪驛等，在產生1名以上解元的地區中，位于滇黔主干道上的便有宣慰司、清平、普安、新添、平溪、鎮遠、安莊、普定、興隆、貴陽、永寧、平壩等處，涉及23位解元，占全省的63.9%，可算是地理交通影響科舉成績的一個佐證。
2.文教因素
為考察一地文教水平對解元產生的影響，我們以學校、書院的數量和設置時間為角度進行對比。
明政府規定“科舉必由學校”，雖然其時仍有其他官員選拔的方式作補充，但不可否認科舉是選官的主要方式，而學校是培育科舉力量的最重要場所。貴州學校稀少，一般一府州衛司設一所學校（詳見表4）。因此，一地擁有的數量相同，沒有比較的意義。但設學早晚對文教的開發有重要的影響，多年之積累常成為文教領先的前提條件。洪武年間便已設學的宣慰司與普安州無論是舉人還是解元數量都居全省前列，是符合教育規律的一種表現。
3.家族因素
具體到個人而言，家庭的文化背景是文化人物產生的重要因素，科舉成績優異者多有讀書的家族傳統。從解元進士的情況來看，孫應鰲之父孫衣、許一德之父許奇均為嘉靖十年舉人，潘潤民之祖潘維岳于嘉靖十六年中舉，丘禾實之父丘東昌則是隆慶元年舉人。其家庭皆能保持良好讀書傳統，其他家庭成員中舉人進士者較多，如潘潤民弟潘際時為萬歷二十八年舉人，丘禾實弟丘禾嘉萬歷四十一年中舉，《明史》有傳，禾實二子懋素、懋樸也分別于崇禎三年、六年中舉，胡允恭弟允敬則是天啟四年舉人、崇禎十年進士。此類家族數量的積累也對地方文化人物數量產生積極影響。
我們再通過對幾個優勢地區的分析來看諸因素的影響：
貴陽：以地域劃分，宣慰司、新添、程番、貴陽、平壩均在貴陽市100公里范圍內，產生解元10名，約占全省1/3，是當之無愧的首善之地。作為一省政治經濟中心，其文化往往也居領導地位，不獨貴州，各省皆然。便利的交通條件是其優勢的一大基礎，貴陽府位于滇黔驛道的中點，也是本省的中心位置，不僅出省入都方便，與省內各府州縣間的交通也相對便利，入貢院參加鄉試更是免除了跋涉之苦，占得地利之便。另外，貴陽周邊機構繁多，計有貴陽軍民府、貴州宣慰司、貴州前衛、貴州中衛、貴州后衛等多個機構，又兼省治在此，其人口多于他處，據萬歷《貴州通志》記載，萬歷二十五年時全省人口總數為512 289，而貴陽地區即達83 653人（其中貴陽府38 746、貴州衛5 397、貴州前衛8 477、宣慰司31 033），占全省1/6左右，人口密度高于其他地區。再次，貴陽地區的師資力量明顯強于省內其他地方，所設立的學校書院數量最多，外來學者也多先被延請至貴陽講學，其文教條件代表全省最高水平。
思南：思南離滇黔主干道之遠居全省之首，考生赴鄉試需經過若干州縣，頗為不便。但其位于烏江下游水道，又鄰近四川的酉陽、彭水等地，距湖南靖州也不太遠，烏江自思南流出貴州，進入彭水，經武隆、涪州匯入長江，因此思南水路便利，商貿發達，為黔中富郡，經濟基礎相對較好。而其受川湘文化影響，中原文化傳入較早，“思南之地漸被華風，飲食言語素所服習，椎髻之俗、悍勁之性縻然易矣。漢民尚樸，婚娶禮義服食體制與中州多同?！盵6]而從多種貴州方志的記載看，建于宋代的思南鑾塘書院很可能就是貴州史上第一座書院，也是影響思南文教的重要推動力量。
清平衛：一是位于主干道，二則其移民多江南人，“衛人皆江南遷謫，故其語言平順，敦尚禮義，詞訟亦寡”[6]，知名解元孫應鰲即江南人后裔。
普安：普安在貴州最西南位置，與云南相鄰，在云貴合試時期是貴州入滇最方便的區域，“郡城軍民多自中州遷戍，風俗可觀，士事詩書農勤稼穡”[6]。這一階段產生舉人41人（占7.5%），居全省第4，這一成績的激勵延續到了開科之后，3名解元的成績應是前期文化積累效應的體現。
五、知名解元事功
諸解元各有其長，博學能文者如丘禾實，其《循陔園集》名載《明史·藝文志》，喻政則以愛民如子與處世謙和坦易為子民、鄉人所愛?？傮w而言，知名者集中于解元、進士中，9名解元進士無人進入國史之傳，從地方志的傳記資料來看，9人皆列名民國《貴州通志·人物志》，其中孫應鰲、潘潤民2人入“總部”，其余7人入“分部”，可知孫、潘2人最為優秀。茲將2人事功簡介如下： 孫應鰲是明代貴州解元中成就最高、聲名最彰者。其祖籍江蘇如皋，先世任職清平衛，后世遂成清平人，其父孫衣曾任云南府同知。他自幼聰慧，可日誦千言，優秀的天賦加上良好的家庭教育為其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19歲參加嘉靖丙午科鄉試，被學政徐樾預言必奪魁首，而他果然不負眾望。嘉靖癸丑年，26歲的他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后改戶科給事中，出補江西僉事，后屢任四川右參政、鄖陽巡撫、戶部右侍郎、國子監祭酒、刑部右侍郎、南工部尚書等職。其功業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化育人才，二是辨明學術，三是治理地方。他長于經子學說，著作頗豐，“其著述見明史志者，《淮海易潭》四卷，《律呂分解發明》四卷、《論學會編》八卷、《莊義要刪》十卷、《學孔精舍匯稿》十六卷;《四庫》著錄、已少《論學》《莊義》二種。其見于《理學傳》及毛在《遺稿序》、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者，復有《春秋節要》《四書近語》《左粹題評》《教秦語錄》《雍諭》《學孔精舍績稿》《道林先生粹言》。其見于《溫純恭毅集》者，又有《教秦總錄》《歸來漫興》?！盵7]任陜西學政時，“實意作人，身先為范”，所撰《教秦緒言》以其16項“頗具時代性、實用性、新穎性”[8]的條示而為世稱頌。掌國子監祭酒時“嚴監規，勤考課，命著為令”，當時“舉人率同回籍自便，以入監卒業為恥”，他上疏請求“悉征天下舉人入監”，強調“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勛胄恩蔭不入，祭酒司業為朝廷作人于內，提學為朝廷作人于外，必在內樹風教，而后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為生員不才者之逋遜藪與？”[7]對整飭學風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為其卓越的經學造詣，萬歷丙子年八月萬歷帝曾聽其講授《虞書·無逸》并大加贊賞，“命坐、賜茶”，同時他又并非僅知空談的腐儒，處理具體事務的決斷力與執行力亦令人稱道，江西僉事任上有流賊群起，他指揮得當，防御有方，很快平定了亂勢。九江有300人被以賊黨坐獄，他“一言出之”，避免了冤案發生。卓著成就使其成為明代貴州文人的最優秀代表，清代貴州巡撫、著名學者田雯贊其為明代貴州以理學文章氣節著者之最，主編《黔詩紀略》的貴州文人莫友芝更褒揚其“以儒術經世，為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即以詞章論，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9]。
潘潤民則代表了一種清廉恤民的官員形象，他于萬歷癸卯中貴州鄉試解元，丁未科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歷任儀部主事、祠部員外郎、客部郎中、廣東督糧道副使、四川參政、河南參政、廣東廉憲、云南右布政、云南左布政。他為官清節自守，并嚴律下屬，任廣東督糧道時為防猾胥豪右作奸，悉心制成《賦役全書》以規范，民間因有“潘副使潤民不潤己”之謂。云南左布政任上時，滇中有兩大患，一是不產金而貢金，二是鼓鑄之息過重，“歲額貢金二千兩，實不產金，加派閭左，市以入貢，加派窮，而逋欠者六千金。先是鼓鑄議行，始事者迫欲見績，歲報息二萬兩，比錢值日輕，子不償母，遂議停鑄，而二萬之息無所出，反縮之兵餉以充數，餉詘而逋欠者又四萬金。”[7]潘潤民要求有司務必向朝廷據實入告，“當事怵于公令，旋報罷”，終為百姓省卻許多負累。不僅本人恪守忠孝之道，且家訓明肅：“凡子孫仕于滇者，咸著政績焉。” [7]
六、結論
貴州科舉起步較晚，考生競爭力并不高，作為一省考生最優秀代表的貴州解元們成為全國優秀人物的比例也不及文教發達地區，但其整體表現依然為貴州贏得了贊譽，有助于貴州正面形象的建構。同時，其科舉探索也為貴州考生積累了經驗，為清代貴州科舉成績的進步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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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黔詩紀略：卷五[z].同治十二年遵義唐氏夢研齋金陵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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