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我意識”的自由到現實的個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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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自由是馬克思和布魯諾·鮑威爾在人的解放問題上的共同訴求，但對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內涵及其實現方式的理解，二者卻不盡相同。面對猶太教和基督教對人的自由的壓迫和束縛，鮑威爾認為，政治上廢除了宗教就意味著宗教的完全消除，只要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放棄各自的宗教，就能作為公民獲得解放，擁有自我意識的自由。而馬克思從對市民社會的猶太精神的考察出發，看到了金錢在現實世界的統治地位，因此只有消滅宗教產生的物質基礎、廢除私有財產，人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實現現實的個人的自由。
　　[關鍵詞]自由;自我意識;宗教;私有財產
　　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研究的主題，如何使人克服異化，最終作為“現實的個人”[1]46（der wirkliche individuelle Mensch）達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貫穿了馬克思不同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探索。自由問題同樣也是馬克思曾經的師友布魯諾·鮑威爾所試圖解決的問題。①但二者不同的哲學立場使他們對自由和實現自由的方式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思考。在《論猶太人問題》第二部分《布魯諾·鮑威爾：〈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②中，馬克思針對鮑威爾③對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的比較所得出的猶太人只有摒棄猶太本質，信奉解體了的基督教[2]193（das aufgel?ste Christentum），基督徒只有將自己提高到基督徒之上，消滅基督教，才能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因為鮑威爾所謂的自由仍是虛幻的抽象的自我意識的自由，要實現真正的現實的個人①的自由，必須廢除私有財產，建立一種消除人的世俗生活和類生活矛盾的社會組織，從而消滅社會中自私自利的猶太精神，使人獲得解放。
　　一、自我意識的自由是鮑威爾的宗教批判思想的最終目標
　　形成于19世紀30年代的青年黑格爾派受德國落后的社會現狀與趕超時代的思想理論間的“時序錯誤”的影響，以理論批判的形式為解決德國資產階級的社會問題而斗爭。作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代表人物，鮑威爾的思想帶有這個派別的典型特征：啟蒙運動的批判傾向，對法國革命原則的崇拜，同時相信思想的力量，崇拜理性，“否認任何超自然啟示的可能性”[3]9。因此，批判具有排他性、超驗性和肯定性的宗教②成為鮑威爾自我意識哲學的首要任務。
　　在鮑威爾看來，自由是歷史的最終目的，也是人的本質，必須通過解放才能實現。現實中，宗教卻只是簡單地將自己抬高到“專制、特權以及一切排他的東西”之上，從表面上消滅它們，實際上又“以一種荒誕的方式（in einer abenteuerlichen Form）產生了它們”[2]190。鮑威爾從自我意識發展的角度看到了宗教的對立本性使它“否定它的意志所追求的一切事物”[2]191，比如它否定了特權，卻又以唯一者和所謂優選民族的方式再次產生特權。這是因為宗教既沒有以真實的自我意識也沒有通過勞動和實際斗爭消滅它想否定的東西，只是以想象、被給予的方式來獲得自由和平等。③但宗教激起了人類對平等的渴望，只要將之貫徹到底，就能消滅宗教，獲得“解放了的自我意識”[2]192（das befreite Selbstbewuβtsein）。
　　在《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中，鮑威爾首先對猶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能發現自己的真正本質，所以“二者之間沒有什么現有的區別”，都是“奴隸”[2]175的現實進行了說明。因此追求解放以獲得自由就成為猶太人和基督徒所普遍追尋的東西。但鮑威爾認為猶太人在獲得自由的能力上遠低于基督徒，猶太人不能作為猶太人獲得解放，理由如下。
　　第一，宗教意味著“偽善和狡猾”[2]180（Heuchelei und Jesuitismus），它把人實際上所是的東西看作“禮拜的對象”、異己的東西，并以之壓制人的人性。但基督教和猶太教的狡猾是不一樣的。猶太人的狡猾是對“歷史和人類不會產生任何后果”[2]180的目光短淺的狡猾。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猶太人在安息日本應該擺脫自然，不用為滿足需要操心，但實際上他們的需要并沒有被真正滿足，因此猶太人以各種方式支使別人去替自己滿足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比如在安息日讓家仆為他生火，就可以既不違背安息日不能生火的誡命，又使自己免受冰凍。這種只要不是自己親自做的就當假裝沒做的猶太人的偽善，是“動物的狡計”[2]181。從其本質來說，猶太教還遠遠沒有達到基督教的偽善和非人性的高度，因為猶太人仍為了某種人的利益而承擔著對家庭、民族等的各種宗教義務，猶太教所認識的人只是作為家庭、民族一員的人，而不是人的一般本質，因此猶太人遠不能獲得自由。
　　然而基督教的狡猾是“普遍的人的行為”[2]180（eine allgemein menschliche Tat），因為基督教擁有最無所不包和最全面的人性表象，它的諸如自由、平等、普遍的人類之愛等宗教戒律會讓人產生錯覺，以為這就是真正的愛和真正的自由平等，從而放松對基督教的攻擊?；酵經]有看到這種愛是被信仰所限制的愛，不是真正的愛。但在鮑威爾看來，這是有助于產生現代的自由的，因為這是爭取自由和不自由間的斗爭，反對的是“一般的不自由和最初的錯誤”[2]187，因而是自由誕生的前提?；酵街皇菍⒕竦母拍詈妥晕乙庾R顛倒掌握了。具體說來，作為不狹隘的、純粹的、充分發展的宗教，基督教中的非人性達到了最高的頂點，不自由也發展到了“包圍一切的程度”，所以會帶來啟蒙，推翻基督教，從而實現人的本質——自由。
　　由此可以認為，充分發展的基督教蘊含了最大的奴役力量，造成了真實的人性和人性的規定性的尖銳對立。當“困境達到了頂點，也就接近于解決”[4]123，因此消滅了基督教就會促成自由的誕生。而猶太人是遠低于這個位置的，因而在獲得自由的能力上也遠低于基督徒。 　　第二，人是屬于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啟蒙可以使人超越國家的界線，獲得真正人的規定。但在對啟蒙的認識上，雖然猶太教以宗教的形式表達了這種啟蒙，但卻不認可這種啟蒙。因為它使猶太民族成為高于任何國家和民族的唯一有資格存在的民族，在鮑威爾看來，這無疑是狹隘和荒誕的。雖然猶太教之類的低一級的宗教由于狹隘地理解人的本質，更容易被人察覺到它是阻礙人類發展的，進而引起啟蒙，推翻宗教。但是由于猶太人為了滿足自己狹隘的感性需要，對他們來說，“使一條戒律無效要比取消一種依賴感更為容易”[2]186，因而他們的啟蒙只是觸犯而根本沒有消除自己的戒律，更不要說闡明宗教的起源和人性的根源了，這對人類來說是沒有什么意義的。
　　在基督教中，人對宗教的幻覺“從其自身內部統治了人”[2]185，將自己的真正的本質與自己相分離，使純粹的、完全的、基于人性的發展的依賴感成為人的本質，人完全成為宗教的人，不再具有別的其他身份。當基督教徒認識到自己的真正本質，并通過啟蒙而攻擊自己這個幻想的本質時，就意味著基督教自己消滅了自己，同時也消滅了“一般的幻覺和宗教”，“它為人類的自由犧牲了自己”[2]186。
　　可以說，作為啟蒙的一種形式，宗教在控制人類的同時也會由于自身的啟蒙而反過來消滅自己，因此作為由于自身啟蒙而毀滅的猶太教所產生的基督教是領先于猶太教的。
　　第三，只有擁有自我意識的人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人。但在對人的認識和“人的普遍事務”的關注上，雖然猶太人從其啟示戒律的優點和有參加國家公共事務的權利人手，以證明其有能力成為“善良的市民”，不過鮑威爾認為這像給黑人洗白一樣是在做無用功。“他的猶太人的目光短淺的本質最終會戰勝他的人的義務和政治的義務”[2]176，因此，猶太人在國家中的生活“只會是假象或一種違背本質和準則的暫時的例外”[2]177。比如猶太教堂和拉比給了猶太人這樣的許可，即允許他們在安息日違反戒律為國家工作，由此猶太人認為他們的戒律并沒有阻礙他們同基督徒一樣為爭取自由而斗爭。但鮑威爾認為，這種許可表明猶太人和拉比“根本上是站在國家之上的”，國家得到的是“棘手的優待”[2]177（eine prek?re Vergünstigung）。猶太人以這樣的方式為國家服務源于對自己的不了解，沒有認識到這是違反良知的、不道德的。而且由于缺乏“發展了的自我意識”，只有“和感性的、自然的限制作斗爭”[2]179的受束縛的意識，猶太人只關注自己的自然需要，如灑掃、日常餐飲清洗等，不會去思考人是什么的問題，也不會對“宗教和人的普遍事務”產生興趣，他們從未反對過批判，也沒有反對過宗教和專制。
　　相比之下，為了擺脫“最危險的自欺”，基督徒曾利用批判反對宗教;為了維護基督教，狂熱的基督徒又反對批判，因為他們認為這涉及了“人類的事業”[2]178（die Sache der Menschheit）。不論是利用批判還是反對批判，基督教對涉及人類事業的問題是視為己任的，把人理解為事物的本質，從而將啟蒙發展到底，消滅了一切民族和國家關系，“宣布所有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2]190。由此無限的、自由的自我意識登場，意圖戰勝專制、特權等所有排他的東西。
　　最后鮑威爾得出結論：猶太人要求解放的問題是時代的普遍問題，這并不是因為猶太人影響了基督教的啟蒙、推動了18世紀的運動，而是因為他們被時代的普遍欲望吸引而不得不要求解放。作為“遲到者”，他們融入運動的前提就是先成為擁有反基督教教養和啟蒙精神的基督徒。
　　那什么時候自由完整的人才能出現呢？猶太人摒棄猶太本質，信奉解體了的基督教——啟蒙、批判和自由的人性（die freie Menschlichkeit）[2]193，基督徒將自己提高到基督徒之上，消滅基督教①，將人所有的力量交給人自身，再次占有自己，這時的人才是“具有創造性的、并且不再妨礙自己的最高創造”[2]186的人，才是擁有普遍自我意識的人，才是自由的人。雖然猶太人獲得自由的難度更大，但“在人面前，一切都有可能”[2]195。
　　二、現實的個人的自由是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的最終歸宿
　　針對鮑威爾從神學的角度將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進行比較并給出一系列的理由，馬克思將之概括為一句話：“它們對批判的關系是它們‘對獲得自由的能力’的關系?！盵1]47誰擁有批判的自我意識，誰就擁有獲得自由的能力，自由由此被等同于自我意識的自由。也就是說，鮑威爾所指的獲得自由的能力是意識到宗教是自我意識的異化，從而否定宗教，擺脫宗教壓迫和束縛，達到普遍自我意識的自由的能力，而不是獲得政治權利的自由或者獲得宗教信仰自由的能力。因為在鮑威爾看來，通過擺脫宗教意識的束縛而實現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解放是獲得自由的前提，沒有普遍的自我意識，即使通過政治解放獲得了政治權利，獲得了信仰自由的權利，人的意識仍是受限的，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這樣，猶太人的解放問題就被鮑威爾看作“純粹的宗教問題”[1]47，變成猶太人是否有能力從宗教中解放出來的問題。而猶太人是有局限性的，他們的啟蒙只是觸犯而根本沒有消除自己的戒律，更不要說闡明宗教的起源和人性的根源了。同樣，由于沒有“發展了的自我意識”，猶太人不會利用批判為“宗教和人的普遍事務”而戰斗。鮑威爾承認，不論猶太教還是基督教都能使人獲得一定的自由，都是一種進步形式，但這還不是真正的自由。那怎樣可以獲得真正的自由？是否定基督教，還是否定猶太教更有可能？鮑威爾給出的答案是廢除基督教，信奉自由的人性。
　　馬克思則把這種神學提法轉變成了如何在市民社會中解決猶太人的冋題，也就是“必須克服什么樣的特殊社會要素才能廢除猶太教的問題”[1]49，因為“現代猶太人獲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猶太教和現代世界解放的關系”[1]49。所以不同于鮑威爾考察安息日的猶太人，到猶太教中尋找猶太人的秘密，馬克思對日常的猶太人進行了考察，并到現實的猶太人中尋找猶太教的秘密。①政治革命后宗教被“從公法領域驅逐到私法領域中”[1]32，市民社會被分割為“個體”和“構成這些個體的生活內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1]44-45，其中宗教就是這一精神要素，所以日常的、現實的猶太人的真正身份是市民社會的成員②，猶太教就是構成日常猶太人的精神要素，這樣猶太人和猶太教的局限性就反映了市民社會本身的局限性，對猶太人和猶太教的批判也就是對市民社會的批判。 　　那猶太人和猶太教各有什么特征呢？馬克思總結說，猶太人的世俗禮拜是經商牟利，他們的世俗的神是金錢，猶太教的世俗基礎是“實際需要，自私自利”。[1]49而繼承了舊市民社會的利己的人的現代市民社會的原則也是“實際需要、利己主義”[1]52，每個成員都為了自己的需要而排斥其他成員，金錢就是把這些利己的成員結合在一起的方式。可見在現代市民社會，猶太人不僅僅是一個信仰猶太宗教的民族，更代表了所有利己主義的市民社會的成員，他們不斷地從市民社會中產生。。[1]52
　　同時猶太精神，即一種在商業活動中“表現出的唯利是圖、追逐金錢的思想和習氣”[1]50，在市民社會的完成中徹底發揮出作用。正如鮑威爾在對基督教的批判中所得出的，基督教是猶太教排他性的完成，它將猶太教只是把其他民族作為外族與猶太民族區分開來的排他性發展到取消了所有民族的界限，所有人都可以信仰基督教，而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能否得到救贖的徹底的排他性。這樣在基督教統治下，市民社會與國家生活分離，使人的世界成為“原子式的相互敵對的個人的世界”[1]54，所以在原子化的基督教世界中形成的市民社會是利己主義的①，作為市民社會精神的猶太精神也在市民社會的完成中達到頂點，徹底成為唯利是圖的精神。在猶太精神的帶動下，猶太人不僅自己掌握了金錢勢力，還把金錢變成世界勢力，使“猶太人的實際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國人民的實際精神”[1]50。猶太人也因此用金錢解放了自己，雖然還沒有獲得普遍的政治權利，但卻掌握了實際的政治權力，使政治成為金錢勢力的奴隸。[1]51②
　　可見，猶太人之所以能夠在基督教世界中一直存在，不是像鮑威爾從宗教角度所說的，是由于他們缺失歷史發展能力而產生的韌性使他們在與歷史的對立中得以維持[5]，相反，正是因為他們具有歷史發展能力，才通過歷史使他們的實際精神——猶太精神在基督教社會中得到高度發展而保持下來?！蔼q太人的真正本質在市民社會得到了普遍實現，并已普遍地世俗化”[1]55，而猶太人的宗教本質只是實際需要在觀念中的表現。③由此一來，在獲得解放的能力上，猶太人和基督徒并無區別，都需要“社會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1]55。因此必須建立一種可以消除經商牟利前提的社會組織，以消除“人的個體感性存在和類存在的矛盾”[1]55，“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系回歸于人自身”[1]46。這樣之前在市民社會中具有猶太精神的個人，不論是猶太人還是基督徒，就會不再受金錢這個曾經的神的束縛，轉而為實現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努力。這種自由將不再是虛幻的抽象的自我意識的自由，而是現實的個人的真正自由。
　　三、自我意識的自由與現實的個人的自由是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不同哲學立場的產物
　　在馬克思之前，人類對歷史的解釋都是從一定歷史時代的意識形態出發的，無論是從神還是從人出發，都是唯心主義的。對鮑威爾來說，歷史是代表世界的統一和力量的自我意識發展④的過程，因此只有通過批判⑤這個手段，使更高的形式取代已實現的形式來實現具有普遍性的自我意識，才能掃除歷史發展中的一切障礙，賦予歷史以內容和意義。宗教造成了人性的束縛和對自由的壓迫，因此必須通過自我意識哲學來批判宗教，使人獲得自由。①
　　鮑威爾宗教批判得出的結論是，只要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放棄宗教，就能作為公民獲得解放，政治上廢除了宗教就意味著宗教的消除，這完全表現出鮑威爾的思辨唯心主義特征。因為按照鮑威爾的邏輯，失去了具有排他性和特殊性特征的宗教意識的人就會獲得普遍的自我意識，在對待他人和公共事務時就不會再按照利己主義的原則，從而具備成為公民的條件。同時宗教的特權體現為政治上的特權，一旦在政治上取消了宗教的特權，讓宗教失去排他性，宗教就不復存在了。可見對鮑威爾來說，事物存在與否取決于它是否與其抽象的概念相一致。無論現實中事物還是否存在，只要在思想上把事物的本質特征抽取掉，使事物與其抽象的概念不再同一，那這個事物就不再存在了。以這種唯心主義邏輯為前提，就不難理解為何鮑威爾會認為消滅宗教只是一件與自我意識有關的事情了。
　　為了達到普遍的自我意識，鮑威爾賦予了自我意識以絕對主體的地位，而歷史就是自我意識的發展史，“宗教的關系只是自我意識的內在的自我關系”[3]62。但宗教是一種異化的、不完善的自我意識，代表了利己主義，它使人把拯救自己的靈魂抬高到任何東西之上，只關注自己的命運，這就無法去解決諸如發展科學、藝術、促進自由之類的與真正人性相關的問題。比如在宗教發展的早期，人處于對自然界和種族的依賴中，“缺乏理解自己生活狀況的理智能力”[4]107，于是將自然界看作自己的本質，把人格化的自然界的力量看作神，掩蓋了對人的關注。因此，人是不自由的，無力改變現實。猶太教就是這種自然教的延續。
　　雖然基督教使人從對自然、家庭、民族等的依附中解放出來，脫離了塵世的利益，是相對于猶太教這樣的低級宗教的進步，因為它將自我意識向前推進了一步。但基督教對超自然世界的強調，使基督徒只關注上帝和靈魂拯救，從而脫離了真正人的世界，完全喪失了人性，而被恐懼感、權威、個性的犧牲、虛無和孤立感等動物的屬性所埋沒。也就是說，這種有限的自由是非人性的自由，是“在一種權力統治下的沒有限制的奴隸制”[3]60，因為它是被賜予的禮物，人仍受制于上帝和無意識地制定的教條，人的自我意識無法自由發揮，故成為“普遍自我意識的最嚴重的障礙”[3]56。正如鮑威爾自己所描述的，基督教“是最高自由的誕生地”，“又是最大的奴役力量”[2]192，也就是說，“一種宗教意識愈是接近真理，它就愈是脫離真理”[3]59。而人之為人是有自主理性的，“必須參與人類事物，幫助人類擺脫奴役……為國家、社會、藝術和科學奮斗”，“相信人就是人”[4]114-115。因此必須“把個人同普遍的目標結合起來，把個人斗爭的目的同人類的使命協調起來”[4]96，用批判來消滅基督教，實現普遍的自我意識②，才能獲得自由。 　　可見，根據鮑威爾的自我意識哲學，只有擁有普遍自我意識的人才是自由的人，才是真正符合人的理念的人，這樣他批判宗教獲得的所謂的自由只是“自由的、創造的自我意識”[4]94，一種可以擁有絕對能動性和主體性的新的“神”。要想改變世界、獲得自由，只需改變人的意識?？梢哉f，鮑威爾消滅了一個上帝，又創造了一個新的上帝。至于現實生活中人的真正的自由，在鮑威爾的概念中是不會關注的。①
　　相對于鮑威爾所認為的通過廢除宗教來實現自我意識的自由，馬克思則轉向了唯物主義的哲學立場②，通過對日常生活中的猶太人的考察發現，表面上是政治高于金錢勢力，但猶太人在現實世界中的強大影響力表明，政治其實是金錢的奴隸，猶太精神已成為世界精神，在這個意義上猶太人已經解放了自己。所以廢除宗教并不代表人的解放，因為這只是把宗教從政治領域轉移到市民社會而已。而市民社會中利己主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為原子式的相互敵對的個人的世界”[1]54，也就是說，人與人脫離了人類社會本應呈現的人與人相結合的狀態，變得相互分離，唯一能將孤立的個人聯系起來的就是出于自然必然性的需要和自私自利，以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由此廢除宗教帶來的這種自由是異化了的原子式的自由，是不徹底的政治解放產生的、發展到頂峰的市民社會的必然產物。而且“只要市民社會完全從自身生產出政治國家，這個原則就赤裸裸地顯現出來”[1]52，金錢“這種異己的本質”統治人的現象就會永遠存在，甚至異化到除非人“使自己的產品和自己的活動處于異己本質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異己本質——金錢——的作用”，否則就無法“實際進行活動”，“實際生產出物品”。[1]54所以，在市民社會中，人的絕大多數自由完全取決于與金錢這種異己本質的關系，金錢成為人與自由之間的新的上帝，就像曾經的宗教一樣。這種啟蒙帶來的政治解放依舊不是人的解放，不是人的真正的自由的實現。
　　因此要獲得現實的個人的自由，關鍵在于消滅宗教產生的物質基礎，破除市民社會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和依賴，將“社會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1]55，由此獲得神學意義上的宗教解放，消除“人的個體感性存在和類存在的矛盾”[1]55，實現真正的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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