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麻袋“內閣檔案”流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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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庫書樓記》一文中寫到，近代中國在史料發現上有四大收獲，分別為殷墟甲骨、漢晉簡牘、六朝及唐卷軸，以及為內閣大庫所藏元明及清代文書檔案，也稱“大內檔案”。所謂大內，是指皇帝宮殿或宮內庫房。“大內檔案”便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1670年）起開始存放于紫禁城里內閣大庫內的檔案，故又稱“內閣檔案”。這些檔案包括皇帝詔令、臣僚進呈并經皇帝批閱過的奏章、朱諭;皇帝起居注、官修實錄、圣訓、會典、歷科殿試的卷子等。存放檔案的內閣大庫共有六大間，圍繞這批重要檔案，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演繹了一波三折、令人扼腕而嘆的“傷心劇”… …
　　差點被銷毀的重要檔案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內閣大庫因年久失修，出現嚴重滲漏，為維修內閣大庫，便將殘缺和雨淋蟲蝕者運出焚化，計毀朱批紅本4500捆約30萬件。不料隨著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其險惡大大超過滲漏對于內閣大庫的威脅。此情此景下，修繕內閣大庫已排不上議事日程。這一擱幾近十年，直到清宣統元年（1909年），內閣大庫突然崩塌一個角，發出庫房危險的警告。修繕內閣大庫，這一年終于被付諸實施。
　　修繕之前得先遷移檔案。清政府便將年代近一些的檔案遷至內閣大庫對面的文華殿，其他不及遷移的檔案暫時仍集中存放庫內。事有湊巧，其間攝政王載灃要查閱清初攝政典禮檔案，手下人遍尋之下，就是查找不到他所要的檔案。載灃不悅道，要找的檔案沒有，礙眼的竟是些沒用的，還不如銷毀了。
　　于是大量所謂“無用”的檔案，被挑揀出來堆在一邊，等待銷毀。其中僅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五朝的紅本朱批檔案就有100余萬件。這時候有兩個關鍵人物無意間走近了這批珍檔，從而使它們暫時免遭被銷毀的命運。這二人一是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兼學部大臣張之洞，另一人是學部參事羅振玉。直接走近這批待銷毀檔案的是后者，但他卻是奉前者命令行事。張之洞是為打算成立“京師圖書館”，派羅振玉到內閣大庫挑揀一批書籍典冊。那天羅振玉走近內閣大庫，一眼看到捆扎在一起堆得高高的待銷毀檔案。羅順手抽出兩卷翻閱，頓時就愣住了。原來他順手抽出的兩卷待銷毀檔案，一份是乾隆年間漕運總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內寫給朝廷的奏折;另一份為乾隆年間軍機大臣阿文成出征金川時的奏折。如此重要的檔案史料，何以就要銷毀呢？羅振玉趕緊將此情況向張之洞匯報。張遂緊急上奏請求保存這批待銷毀檔案。經過他的努力周旋，這些重要檔案終于逃過一劫，并獲準將它們交由學部圖書館管理。不久，放置于文華殿的檔案遷移至國子監敬一亭，內閣大庫中的檔案仍放原處。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打算建立歷史博物館，遂在國子監成立了籌備處，內閣大庫檔案成了它的基本珍藏。
　　1916年，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遷往端門辦公，檔案也隨之搬到端門等處。此時原先的學部已改稱教育部，教育部盡管接管了內閣大庫檔案，但并沒有認真保管，當時數十名整理者馬虎地將挑出的部分檔案放置于門樓，剩余大批檔案被裝進大量麻袋，堆放在端門門洞中。
　　紙商們的“生意經”
　　畢竟是重要檔案史料，有人冷落它們，也有人“青睞”它們，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著名的版本學家傅增湘即屬后者。知道有這樣一批寶貝，傅增湘當即派了兩個人去麻袋里“尋寶”，其中一人便是當時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魯迅因了這次經歷，后來寫出雜文《談所謂“大內檔案”》。文章講述道：“這回是F先生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么謠言，以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繡鞋和什么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了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試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貝，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說好是也可以說好的……”。
　　民國十一年（1922年）前后，適值北洋軍閥曹錕賄選時期，政府財政空虛，教育部工資也發不出。教育部所屬歷史博物館無奈之下，經向教育部請示批準，將放置于故宮的檔案分兩次出賣。第一次被當作廢紙出賣的是朝房東側存放的明永樂至萬歷年間的檔案共十幾萬斤，經過一些紙商競價后，被十幾個白紙坊商人合股以三千多元的標價購買到手。僅僅再將這批檔案當廢紙轉一下手賣出去，這些紙商便足足賺了兩倍利潤。錢是賺了，但這批珍貴的明朝檔案卻從此流失。第二批出賣的是存放在午門內外兩側朝房和端門門洞內的明朝崇禎和清朝順治至宣統時的檔案史料，計有十四萬八千余斤。這次競標者一下子冒出四家。當時歷史博物館有個姓傅的庶務常到西單牌樓朝西舊門牌150號同懋增南紙文具店購買辦公用品，這天他在同懋增對經理程運增說，這筆生意不做，你會后悔的。
　　程運增禁不住游說，盡管資金尚有缺口，仍以月息一分二厘向天興銀號經理李云舫貸款五千，講定半年內償還。后來同懋增用四千零五十元銀圓買下這批被裝入八千只麻袋的檔案。這些檔案同懋增放不下，于是除了在店里放一部分，另外還租了善果寺各大殿和配殿當臨時倉庫。拉貨那天，同懋增共派出50輛馬拉大車，一路浩浩蕩蕩，無數路人駐足觀看。這支隊伍由同懋增兩位年屆五十、富有經驗的伙計李華甫、張玉峰率領十幾人負責押運，拉運了十幾天，才把這批貨運完。
　　同懋增多少還識貨，他們只是將部分檔案揀出，當作廢紙送工廠作再生紙原料，大部分指派李華甫、張玉峰在善果寺就地零售。短短幾天，便賣出一千斤。一天，有人到同懋增找經理程運增，說有人愿出價八千銀圓，將這些麻袋里的東西全買下，問他干不干？有這等好事，程經理自然樂了。正在這時，琉璃廠悅古齋古玩字畫店經理韓益軒又找來了，他對程說，我幫你以一萬五千元出手這批貨物，事成后給我一成介紹費。韓益軒前腳剛走，后腳琉璃廠古籍書商韓自元又來了，他讓程將他先前揀出來的一百五十斤舊書論斤賣給他，一元銀圓一斤。付款前，韓另外又裝了幾袋奏折，共付了二百銀圓。
　　不一日，韓益軒又來到同懋增，而且還帶來前清遺老金梁和寶熙。韓益軒對程運增說，此二老愿意全部購下那些東西。程和店里各執事研究后，以二萬二千元（另有一萬二千元之說）和買主成交。隔一日，為簽合同，這批貨的真正買主終于出場，他便是羅振玉。 　　羅振玉怎么會成為這筆大宗買賣買主的呢？原來當這批內閣檔案經由善果寺“零售窗口”流散民間時，有個認識金梁的人知道金梁識貨，便手持幾份買來的朱批諭旨檔案向他高價兜售。金梁一見之下就看出這些都是大內檔案。與此同時，他的朋友羅振玉也無意間在市攤上發現有人出賣“洪承疇揭貼”以及“高麗王進貢表”等大內檔案。追尋之下，終于得知早先被“搶救”下來的大內檔案，如今都已被同懋增悉數收購，于是羅振玉就決定將它們全部買下。具體商談過程他沒有出面，在洽購時才帶著支票來找同懋增。雙方當即簽訂了如下合同——
　　立此合同人程林坡，今有字紙折奏雜爛書本廢紙一宗，約數在十二三萬斤上下，經中人韓益軒說合，全數賣與金息侯名下自用，言明每百斤價現大洋十元，言定兩造并無反悔，以過斤秤為付價準數，期至不過三五日為度，當交定洋五百元，言明不準不賣，不能不要，言定價各無增減，兩相情愿，各無異說，空口無憑，立此合同兩張為據… …
　　程林坡即程運增，金息侯即金梁。同懋增收到支票后，即交給了天興銀號，存入同增懋賬號。
　　這時候，羅振玉向程經理提出一個要求，能不能同善果寺方丈商量一下，這些檔案暫且仍寄放在寺內，容日后覓得合適的地方再搬走。此事很快也就辦妥。羅振玉接著選派十幾個人對這些大內檔案進行整理和編目，這批檔案中有滿蒙文的遼、金、元事例，都屬機密史料，除皇帝和軍機大臣外，他人絕難一見。其中還有明朝的題本行稿，是關于邊務戰事的第一手軍事資料，后來，羅振玉即利用這些檔案史料，編印了《史料叢刊初編》。
　　如果以為這些大內檔案有了自己的歸屬，從此可以安定那就錯了。殊不知這批檔案經過整理后，也成了羅振玉、金梁等人賺錢的資本。先是相當部分大內檔案被羅振玉以高價賣給了清朝另一遺老李盛鐸。后者作為“文物檔案販子”早有前科，當年民國政府曾指派新疆巡撫何彥升將留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劫后余存的經卷，用大車拉回北京。當大車到達北京打磨廠時，何巡撫居然將大車先拉回到了自己家，前來迎接他的有他兒子何震彝以及兒子的岳父，也是何巡撫的親家，此人即是李盛鐸。就是這一干人，侵吞了大量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經卷。李盛鐸嘗過甜頭，此番既有機會，他豈會甘心錯過。據知李盛鐸將到手的大內檔案挑了一部分留在手邊待價而沽外，其余六萬斤運往了天津，后來這些大內檔案又運往大連。尤有甚者，羅振玉還將大內檔案出賣給了日本人松崎。1928年以后，李盛鐸又將部分大內檔案高價賣給了當時的北京歷史語言研究所。如果說這多少總算是賣給“自己人”，那么將內閣大庫檔案與日本人換錢，其性質顯然就不是那么簡單了，就國人的感情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不幸之中的萬幸
　　內閣大庫檔案一經流出，自是風雨飄搖，命運難料。所幸歷史博物館當時放在故宮的一些內閣大庫檔案總算沒有成為“商品”，被人倒來倒去換取錢財。
　　1922年，舊北京大學經北洋政府教育部同意，將這部分檔案移至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部門代為保管和整理。數量計有62箱，1502袋。其中尤以清代早期檔案居多。北大為此組織史學系、國文系教職工、學生進行整理，并成立了一個“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負責此事。
　　到了1925年10月，亦即溥儀被驅逐出宮的次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內設古物、圖書、文獻三個館。歷史檔案歸屬文獻館。文獻館先將內廷皇宮中的機關檔案集中起來進行整理，隨后打算將內閣大庫中殘存的檔案也一并統一保管。
　　但內閣大庫地處外朝陽區域，辛亥革命后溥儀將外朝宮殿如文華殿、武英殿等交給北洋政府，他本人則仍在內廷居住。外朝宮殿則歸北洋政府內務部管理，內務部將熱河（即承德）避暑山莊和沈陽故宮陳設的文物在外朝成立了一個古物陳列所。他們對歸屬自己管轄的庫藏檔案不聞不問，但又不肯移交給故宮博物院。后來在后者和古物陳列所、內務部的一再交涉下，直到1930年，才同意將這批遭逢塵封蟲嚙的檔案讓故宮博物院接管。
　　在此前，社會上圍繞大內檔案的流失，輿論早已傳得沸沸揚揚，尤其是羅振玉將40余箱大內檔案出賣給日本人松崎后，此事傳出，國人頓時議論紛紛。偏偏此時，《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號（1927年11月出版）發表了蔣彝潛《論檔案的售出》一文，為之辯解，還說國立圖書館“五六年來一直到此刻，每次戰爭的勝利來去總得糟蹋掉很多”。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憤慨之下的魯迅提筆撰寫了雜文《談所謂“大內檔案”》。魯迅在文末寫道：“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并不單是對于書籍或古董?！?
　　內閣大庫檔案今歸何處
　　談及內閣大庫檔案的最終歸宿，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結合前文所述，在此略做交代。
　　1909年內閣大庫修繕時，一部分檔案得以留存庫內，另一部分則被移至文華殿。得以留存庫內的檔案，后存于故宮文獻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移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被移交至文華殿的檔案，則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尚算得到穩妥保存的那一部分，主要有幾個去向：一部分由歷史博物館（1912年籌建）繼續保管，1949年后存于中國國家博物館;一部分在1922年移至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1952年左右移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有一部分在1930年移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6年該所遷址南京，攜部分檔案移至新址（1948年至1949年被遷往臺灣），留存北京的檔案暫存端門（后于1954年正式移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命運多舛的那“八千麻袋”內閣大庫檔案，自打隸屬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歷史博物館將其作為廢紙流出，便有了令人唏噓的境遇。在同懋增等紙商的經手下，被化為紙漿比較多，而且主要是明代檔案。被免于化為紙漿而幸存的那些檔案，一部分由羅振玉移至奉天圖書館，1947年時被運至北平，1958年移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ū疚男薷暮蛨D片提供得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專家團隊幫助，特此鳴謝）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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