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治理轉型背景下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關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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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邊疆作為國家主權和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在利益邊疆、文化邊疆、軟邊疆等概念逐漸延伸的背景下，國家對于邊疆的戰略定位有了新的轉變，推動邊疆治理的轉型已成必然。因此，主要通過分析邊疆治理的轉型內容，探究轉型過程中可能引發的具體民族國家認同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從而推動國家在提升邊疆治理能力的同時增強國家認同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邊疆治理;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邊疆治理轉型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1.085
邊疆作為國家主權以及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地位以及重要性正呈現日益提升之態勢。因此，在強調推動國家治理體系以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今天，尤其是在利益邊疆、文化邊疆、軟邊疆等概念逐漸延伸的背景下，推動邊疆治理的轉型已經成為維護國家利益、推動社會發展、提升國家整體實力的必然要求。
隨著邊疆治理新模式的實施，國家對于邊疆治理關注的重點從由民族問題轉向區域問題，這一過程中所引發的認同沖突與協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本文旨在通過分析邊疆治理的轉型內容，探究轉型過程中可能具體引發的民族國家認同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與思考，從而促進國家在提升邊疆治理能力的同時增強國家認同目標的實現。
1 邊疆治理方式的轉型
1.1 陸疆與海疆并重
受古代王朝時期邊疆治理經驗的影響，西北陸地邊疆治理的重要性歷來優于對于東南沿海邊疆的治理。例如，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著重對西北內陸邊疆的發展歷史、區位特點及生產方式等均作了詳細的闡述，但對于東南海疆的關注甚是匱乏。直到近代時期的內憂外患之際，始有龔自珍、魏源等人開啟對于東南沿海邊疆的關注與分析，奠定了東南沿海邊疆治理的基礎。由此可知，從古代到近代時期，西北邊疆對于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優于東南邊疆，這一方面是由于西北內陸邊疆的地緣政治態勢更為復雜;另一方面則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發展需求及能力來說，陸疆的發展更為重要。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以及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中國對于東南沿海邊疆的發展需求以及發展能力日益增強，維護國家海疆權益的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視。因此，確保東南沿海邊疆的安全與穩定，推動內陸邊疆與沿海邊疆的協同發展也應當成為新時代的新要求。
1.2 一元到多元協同
從古代中國到近代時期，中央王朝在邊疆治理中向來居于主要地位，邊疆怎樣治理、如何發展都取決于中央，專政與獨權、官僚與機械是導致這一時期邊疆治理成效不佳的重要因素。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國家治理強調多元協同與公民參與，在推動邊疆治理的過程中，不僅強調主要制度的建設與實施，更是強調求同存異，即允許多元發聲以及保留民族特色。由此，邊疆治理的方式已經從政府獨大的一元治理方式轉變為中央政府主導、地方政府協調以及社會組織參與的多元治理方式，從中央治理到地方治理再到民眾自治的多維度治理體系在推動邊疆治理實現多元治理、科學治理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1.3 “族際”向“區域”轉變
邊疆地區民族成分復雜、民族問題突出。因此，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對于邊疆民族地區向來采取“族際主義”的治理模式，族際治理模式強調將邊疆地區視作“民族地區”，著重解決邊疆地區內的族際沖突與矛盾。國家希望通過對族際問題進行集中、適度的解決以降低國家在邊疆民族地區治理中的阻礙，從而能夠確保推動邊疆民族地區的穩進發展。然而，隨著邊疆地區發展過程的新問題與新矛盾突出，以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指引下，平衡邊疆各地區的發展狀況，推動邊疆地區的整體協調發展成為推動邊疆發展過程中的新要求。由此，針對邊疆治理的模式逐漸由“族際主義”轉向“區域主義”，區域治理模式強調將邊疆視作國家疆域的邊緣性區域，著重解決特殊區域中的區域性問題，并將族際問題帶入到區域治理的整體謀劃之中。這種發展模式的轉變對于促進邊疆的穩固與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也是符合新時代下共同發展的時代要求。
2 邊疆治理轉型中的認同問題
2.1 認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
在“認同”一詞的含義以及運用上，不同的領域對于認同的定義以及適用范圍均存在細微區別。 “認同”一詞最初來源于拉丁文idem，意為“相同”或“同一”，隨著社會的變遷以及發展，“認同”一詞逐漸普及開來。在社會學以及政治學領域，學者通常把“認同”作為“原因”或者“動力”以解釋群體的特征、感情和行為等社會政治現象。而心理學研究則表明“認同”是人類的基本特性之一，具有深刻、持久的特點，相比于其他易變的特性，“認同”具有穩定性。
對于國家認同以及民族認同的定義上，“民族認同”通常是指各少數民族對于自身所屬民族的認同，具體體現為對于民族的歸屬情感依賴以及責任意識等，是在民族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客觀現象。而“國家認同”是指公民對其所屬共同政治體的主動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凝聚力和愿意為共同體效力的意愿，是維系國家統一和發展的重要紐帶。通常情況下，“國家認同”被認為是“民族認同”得以形成和延續的前提。
2.2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沖突
民族認同多強調對于本民族共同記憶、共同血緣以及共同文化的認同，往往是與生俱來的，在各民族地區具有深厚的認同基礎。而國家認同是在民族國家的構建與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往往會受到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宗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是對于維護國家的整體性以及穩定性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邊疆治理模式從族際治理轉向區域治理的過程中，國家對于邊疆地區民族問題的關注重心逐漸向關注區域發展轉變，由此可能引發個別少數民族地區對自身文化維護意愿的激化。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以及對外開放進程加速的影響之下，邊疆地區往往會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和沖擊，一些民族文化由于基礎的不牢固性以及缺乏傳播、延續的具體條件導致文化消失、弱化的后果。因此，邊疆地區民族為加強對于自身民族文化的保護可能自發強調民族認同，從而造成民族認同凌駕于國家認同之上，導致國家在邊疆治理的過程中政策流于表面以及為一些國內外分裂勢力造成可乘之機，從而影響到邊疆的穩定以及國家的團結統一。 2.3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協調
在推動邊疆治理進程穩步前進、促進邊疆發展順利進行的過程中，國家針對邊疆地區的政治管理、經濟發展、生態保護、文化提升等方面均采取了相關的積極發展方案，在推動邊疆的協調發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在這一過程中，邊疆民族地區接受國家優惠政策，享受國家福利待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升。除此之外，國家在推動邊疆治理模式轉型的過程中，鼓勵地方政府以及社會組織積極參與、鼓勵公民加強自我管理，實現基層群眾自治管理，有利于滿足公民在政治權利、社會發展、自我實現中的需求。由此，邊疆地區人民的國家認同以及幸福感有了相應的提升，這對于推動邊疆地區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協調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3 協調邊疆治理轉型中認同問題的路徑
3.1 明確國家認同的優先性
在推動邊疆治理轉型的過程中，對于邊疆地區的民族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問題的關系處理上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但是，我們應當明確一個觀點即“國家認同是民族認同得以延續的前提”，國家認同應當高于民族認同，沒有國家對于民族的保護，何來民族認同的建立？因此，無論在推動邊疆治理的轉型中，對邊疆地區的文化、經濟、政治產生怎樣的影響，邊疆地區的人民還是應當堅持國家認同高于民族認同的意識，不要割裂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更不要盲目跟風，受到極端言論或者思想的影響，過于強調民族認同，從而影響邊疆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3.2 加強國家認同的宣傳和教育
教育是影響個人認同的重要平臺與場所，認同的建立來自于周邊環境對個人心理以及意識的影響。在邊疆地區加強國家認同的宣傳和教育、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邊疆地區的傳播、提高邊疆地區各民族的思想素質水平，是提高邊疆地區民族國家認同水平的重要途徑。除此之外，在各民族地區的學校教育中，加強對于中華文化的教育與傳播，強調文化自信，培養國家整體意識。這對于平衡邊疆地區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問題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3.3 確保實施政策的科學性
首先，根據邊疆實際情況，制定邊疆治理政策，并確保政策科學有效的實施，提升政策實施的效益，是加強邊疆地區國家認同的重要影響因素。其次，在國家制定政策的過程中，要鼓勵當地專家積極參與、鼓勵民眾積極獻言獻策。再次，讓民眾更多的參與到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去，了解政策制定的過程以及實施的原因，暢通溝通渠道，并減少政策實施中的矛盾與誤解。把阻礙降到最低，實現治理效益最大化，從而有利于提升邊疆地區人民的國家認同感。
4 總結
在高邊疆、文化邊疆、軟邊疆等多種邊疆形態對外延伸的趨勢下，推動邊疆治理的轉型已經成為維護國家利益、推動社會發展、提升國家整體實力的必然要求。但是在推動邊疆治理轉型的過程中，尤其是在針對邊疆治理方式以及指導思想的轉變下，復雜的邊疆民族地區可能會圍繞民族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問題產生不必要的矛盾以及沖突。在這個過程中既要維護可能提高國家認同的措施，又要通過制定實施積極的政策降低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從而推動國家在提升邊疆治理能力的同時增強國家認同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1]Philip Gleason.Identifying Identity：A Semantic History[J].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69，No.4（March 1983），pp.910-931.
[2]周愛保，劉顯翠.國內族群認同研究：現狀與反思[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8，39（03）：220-226.
[3]陳昱巋.學校教育場域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共生——云南彝族阿細中學生的個案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7，28（04）：121-129.
[4]周平.民族國家認同構建的邏輯[J].政治學研究，2017，（02）：2-13+125.
[5]李艷霞，曹婭.國家認同的內涵、測量與來源：一個文獻綜述[J].教學與研究，2016，（12）：49-58.
[6]孫嬙.鄉村維吾爾族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關系研究——基于新疆莎車縣T鄉的實地調查[J].西北民族研究，2016，（03）：72-80.
[7]傅才武，嚴星柔.論建設21世紀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55（05）：63-74.
[8]劉永剛.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認同問題與邊疆治理析論[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6，18（01）：49-56.
[9]楊鹍飛.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少數民族身份認同變遷的實證研究——基于甘肅、青海、新疆三地的調查分析[J].廣西民族研究，2015，（04）：20-33.
[10]周平.陸疆治理：從“族際主義”轉向“區域主義”[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06）：22-28.
[11]金太軍，姚虎.國家認同：全球化視野下的結構性分析[J].中國社會學，2014，（06）：4-23+206.
[12]錢雪梅.從認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J].民族研究，2006，（06）：16-25+106-107.
[13]江宜樺，李強.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M].中國臺北：商周出版社，20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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