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彎道”上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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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今由世界金融危機導致的這次“經濟彎道”上，“彎道超車”理念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鼓舞信心的口號，而是對一種國家或地區經濟非常規發展模式的形象表述。就“彎道超車”這種非常規發展模式本身來講，它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本質要求，完全有可能實現。我國中西部要趕超沿海，沿海要趕超世界發達地區，作為決策者，必須非常重視和運用這樣一種非常規發展模式。
　　
　　2009年的春天，當國際金融危機在全球肆虐蔓延的時候，我國中部的湖南面對危機，率先提出湖南要“彎道超車”，實現跨越式發展。隨后，湖北、安徽等一些中部省份，乃至上海、廣東等沿海地區，都相繼提出“彎道超車”的發展戰略?！皬澋莱嚒边@一賽車場上的專用詞，一時之間迅速飆升為輿論和社會關注的熱門詞語，似乎成了一個口號。對此，有1人贊同，認為這是“化危為機”、搶抓機遇的高明之舉；有人反對，認為這是標新立異，起高調，不切實際；有人擔憂，認為“彎道超車”遍地開花，恐引發新一輪的“GDP大戰”、“資源消耗大戰”；……可謂見仁見智，爭論紛紜，吸引筆者深思細慮。
　　
　　認識“經濟彎道”的規律
　　
　　在賽車場上，直道上大家開同樣的速度，誰也超越不了誰。而在彎道上的競爭才是決定勝敗的關鍵，因為這時一般要減速才能順利通過，誰的技術好，膽量大，誰就能超越別人。各地提出“彎道超車”正是將賽車場上的專業術語嫁接到了地區經濟發展上。因而，解讀“彎道超車”，我們首先需要對“經濟彎道”有全面、準確的把握。按通常理解，“經濟彎道”指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產業或企業間，由于內外部因素的變化而導致的共同的經濟發展下行期。稍加分析，我們發現，導致經濟發展進入下行期的因素其實有很多。從國家或地區的角度看，這些因素有可能是宏觀經濟的低迷，如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有可能是國家政策的緊縮，如2003～2004年問緊縮“銀根”、“地根”，使很多地方經濟開發區步入停滯發展的“彎道”；也有可能是內部條件的惡化，比如河南焦作、遼寧阜新、山西大同。安徽同陵、湖南耒陽等城市，都是憑借礦產資源豐富而發展起來的，但現在這些城市普遍進入礦產資源的枯竭期，這種資源枯竭期的到來就可以看成是這些資源型城市步入了經濟發展的“彎道”；等等。因而，我們可以斷言，“經濟彎道”常常會表現出不同的形態。同時，因為導致“經濟彎道”出現的因素有很多，也就說明“經濟彎道”是經濟生活中的一種常態，是會不時出現的，如同賽車場上，在一個直道的盡頭總是連著一個彎道。
　　基于以上分析，對于致力發展地區經濟的決策者，不但要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彎道”會以不同的形態、不時地出現；而且要在領導地區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坦然面對“彎道”，不回避“彎道”，通過探尋“經濟彎道”所蘊藏的規律，搶抓機遇謀發展。
　　
　　“彎道超車”是地區經濟跨越發展的有效模式
　　
　　將競技賽車的黃金定律――“彎道超車”用于描述地區經濟發展，是個很形象的比喻。也就是說，當不同國家或地區共同步入“經濟彎道”時，相對落后國家或地區可以搶抓機遇，實現跨越發展，超越先行者或者縮短與先行者間的差距。眾所周知，欠發達國家或地區本來就存在著后發趕超的潛力，我們稱之為“后發優勢”，即可以借鑒先行者的經驗，避免不必要的彎路；可以吸收和引進先進者的技術開發成果，實現跳躍式的技術進步；可以少受已有投入形成的沉淀成本的影響，使用最新技術和形成最先進的產業；等等。這些后發優勢，當遇到“經濟彎道”來臨時，會變得尤為凸顯；相反，作為領先的國家或地區，當遇到經濟彎道來臨時，已有的先發優勢則遭到弱化。同時，影響經濟發展的新因素會因為“彎道”的到來而不斷涌現。這一切就為落后國家或地區提供了跨越趕超的機遇和可能。如此，原有的經濟格局將可能“重新洗牌”，新的經濟格局有望形成?？v觀歷史，無論是微觀層面的企業，還是宏觀視野下的國家或地區，都有無數鮮活的事例佐證了這一“彎道”后發趕超機制的存在。如，任何新技術的出現，撇開其社會價值，對于所有使用該技術的企業都意味著其原有技術、工藝、設備、生產線的放棄或改造，意味著成本的突然增加，用管理大師理查德?福斯特的話是“創造性破壞”，也可以說這就是一次“經濟彎道”。但是，正是在“數字技術”出現并取代“模擬技術”的“經濟彎道”上，諾基亞超越了摩托羅拉，一舉成為手機行業的新霸主。而國家或地區間“彎道超車”更是不乏典型。湖南省社科院最新研究成果指出，美國在發展中大約經過了十次大的“經濟彎道”，尤其是1929年遭遇的全球最大的經濟危機。在這次重大的“經濟彎道”上，美國困境圖強，奉行國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實行以改革金融、復興工業、救濟平民為主要內容的“羅斯福新政”。這系列舉措不僅使美國走出危機、走向繁榮，而且一舉成為當時全球總體經濟和高科技實力最強的國家，為以后成為世界經濟霸主奠定了基礎。除了美國外，日本也是在廢墟中崛起，“彎道超車”成強國；德國也是在險中勝出，“彎道超車”成大業。這些都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彎道超車”是實現跨越發展的有效模式。
　　在當今由世界金融危機導致的這次“經濟彎道”上，“彎道超車”理念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鼓舞信心的口號，而是對一種國家或地區經濟非常規發展模式的形象表述。就“彎道超車”這種非常規發展模式本身來講，它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本質要求。完全有可能實現。我國中西部要趕超沿海，沿海要趕超世界發達地區，作為決策者，必須非常重視和運用這樣一種非常規發展模式。
　　
　　實現“彎道超車”的條件
　　
　　當然，作為一種非常規的趕超發展模式，“彎道超車”絕不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式的蠻干冒進；而是堅持從實際出發、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為的科學態度的具體化。簡而言之，就是實現“彎道超車”必須具備一定條件。
　　一是要有敢于擔當、勇于創新的精神。步入“經濟彎道”，局面更亂，問題更復雜，雖然蘊合了更多機遇，但風險也被放大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實施趕超，地區經濟發展的決策者有可能遭遇更多的新舊困難、更多的迂回曲折、更多的一時失敗、更多的流言蜚語，這就呼喚各級各類決策者首先得有擔當責任、開拓創新的精神。這樣的精神是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到最大的保障，是“彎道超車”得以推進的軟動力。
　　二是要善于發現、運用“經濟彎道”所蘊藏的規律。對于各種不同的“經濟彎道”，除了涉及一般的經濟規律，還具有各自獨特的經濟規律和表現形式。如，當下的全球經濟危機與十年前的那次相比，盡管本質一致，但其產生的原因、爆發的地域、傳播的路徑、影響的方式、席卷的范圍卻有明顯的不同。所以，當下

要實現“彎道超車”，不僅要重視經濟危機的一般規律，而且要深刻分析、發現并運用其特有規律。
　　三是要具備基礎條件。實現地區經濟“彎道超車”，僅有一番趕超的激情是不能夠的，產業、交通、人才、資源等基礎條件是必不可少的。用一位經濟學者形象的比喻來說就是：“不是說在彎道中一腳油門踩下去有什么作用，而是在彎道之前我們積聚了能量，積聚了我們產業發展的優勢，在這個時候集中釋放出來了。”以湖南為例，全省提出“彎道超車”是有基礎條件的，如：“一化三基”戰略的實施成效，承接沿海產業轉移的已有良態，長株潭一體化所帶來的強勁聚集輻射能力，經濟總量超萬億的充足底氣等等。
　　四是要掌握一定的“彎道超車”技巧。賽車場上，“彎道超車”有彎道漂移。彎道閃避、彎道側滑等技巧，地區經濟“彎道超車”也需摸到竅門、掌握技巧，才能化危為機，險中求勝。比如，實現“彎道超車”，就必須結合本地區情況，對“超車”的方向、路徑、手段準確謀劃，做到“心中有譜”；否則東闖西試瞎搞一氣，不但“超不了車”，反而可能“撞車”、“出軌”。例如，在前文提到的眾多資源型城市中，煤都阜新現在能脫穎而出、贏得外界看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心中有譜”這一技巧的掌握。當資源枯竭期到來時，阜新率先作出轉型決策。明確“現代農業和農產品精深加工”的轉型方向、搶先成為國家“轉型試點”。這種對自我的準確估判和對未來的科學設計，就是“心中有譜”，就是“彎道超車”的一大技巧。
　　所以，在相對欠發達的地區，決策者們在面對“經濟彎道”時，跨越發展、實施趕超愿望的實現不在于一時有多太的豪情壯志，而在于形成一種持續穩定的擔當，創新支撐精神，在于對“經濟彎道”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在于多年營造起的趕超基礎，在于對跨越趕超技巧的學習和運用等一系列主客觀條件。只有條件具備，“彎道超車”才能事隨入愿；否則，相比急功冒進容易導致“翻車”、“撞車”，減速慢行是更為明智的選擇。
　　
　　警惕“彎道超車”成風
　　
　　在“經濟彎道”來臨時，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提出“彎道超車”，無疑是積極而又正確的。但是，當從一個國家的“彎道超車”分解成每個省市都在“彎道超車”時，當從一個省市的“彎道超車”分解成每個縣鄉、每個職能部門都在“彎道超車”時，當“忽如一夜春風來，‘彎道超車’遍地響”時，我們不僅會驚詫、困惑，甚至會憂心忡忡。
　　一是從方法論上看，一個省市實現了“彎道超車”，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每個縣鄉、每個部門也都實現“彎道超車”，有機體的總體不會等于局部的簡單相加。二是從事物發展的不平衡性看，十個指頭不會一樣齊，不可能每個省市、每個縣鄉、每個部門都具備了“彎道超車”的條件。若是面對金融危機寒潮，我們需要一個統一的口號來振奮民心，共渡難關，那也無可指責。然而，從目前的評價體系看，“彎道超車”的實現主要通過以GDP為主的系列指標來體現，這些指標也是評判決策者政績的主要因素。這就很可能導致那些不具備“彎道超車”條件的地區或部門，不惜犧牲長遠的利益而謀求短期的“超車”，拼命用物質的消耗、人力的投入、攤子的鋪大來達到各類經濟指標，從而贏得實現了“彎道超車”的虛假美名?？梢姡羰恰皬澋莱嚒蔽等怀娠L，最終只會發展為地區、部門之間的“GDP大戰”、“憤源消耗大戰”，結果是違背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貽害子孫后代。
　　“彎道超車”作為一種地區經濟跨越發展的模式是科學的、有效的，但也是有條件的。從計劃經濟時代出現的“大躍進”，到改革開放后80年代初期興起的“洋躍進”，到90年代前期火爆的“房地產熱”、“股票熱”，或多或少讓我們感覺出國人在體制轉軌過程中熱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情感特質。所以，當“彎道超車”提法遍地開花、有成風盛行的態勢時，我們需要的是冷靜和警惕，這也是改革攻堅時刻我們必須具備的可貴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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