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地位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 王　慶

　　正在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有一個共同點：發生危機的經濟體，沒有做好應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政策制度準備
　　
　　一場始于美國住房次級貸款的信用危機，已經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全球金融系統的動蕩，必將對全球實體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中國雖不是本次金融海嘯的中心，但作為全球化過程中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國經濟不可能免受嚴重的波及。不久前公布的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已明顯下滑。越來越多的人為之擔心。
　　這場危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當前主要的國際經濟體，還沒有對“以中國經濟崛起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做好制度上的準備。
　　當前的討論中，很多人把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歸咎于格林斯潘時代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由于美聯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把利率降得太低，才導致了三個“過度”：美國老百姓的“過度舉債”；金融機構的“過度杠桿化”；以及資本市場的“過度證券化”。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正是這三個“過度”的集中體現。
　　次貸危機，的確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以及美國有關監管機構的失察有關。但筆者認為，這并不完全是格林斯潘的過錯。問題的關鍵在于，美聯儲為什么能在較長時間內把美國利率維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而不用擔心其通常的負面后果，即通貨膨脹？
　　筆者認為，這與格林斯潘作為一名央行行長的個人能力沒有多大關系，而應歸因于“全球化紅利”的集中釋放。其具體表現為，全球化使得中國、印度及前蘇東國家的大量低成本勞動力，進入全球勞動力市場，從而使全球勞動力供給在短時期內得以迅速增加。
　　由于經濟快速擴張的原始推動力來自勞動力的外生性增加，格林斯潘便得以“從容地”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而不必擔心其通貨膨脹后果。
　　問題實際上出在美聯儲對貨幣政策目標的設計上。
　　如果中央銀行的惟一目標是控制通貨膨脹（如歐洲央行），或是在通脹和經濟增長中尋求一個平衡（如美聯儲），那么，當全球通脹因“全球化紅利”的集中釋放而出現結構性下降時，央行行長們自然會傾向于維持低利率來支持經濟增長。
　　顯然，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很多中央銀行，都低估了全球化對經濟和金融市場帶來的深遠影響，沒有做好政策制度上的準備。
　　事后看來，美聯儲的通脹目標應該設在一個更保守的區間（如0-1％，而不是2％-3％）；或者在其目標體系中應包括資產價格，而不僅僅關注消費者價格。如果有了這樣的制度安排，利率就不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維持在過低的水平，三個“過度”也就可能不會產生了。
　　同樣，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出，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在政策制度上，沒有做好應對中國經濟在本地區迅速崛起的準備。1994年，在中國完成人民幣匯率并軌改革的過程中，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一次性完成了近50％的貶值，從而使中國對外競爭力大幅提升，出口飛速增長。
　　然而，面對來自中國的強有力競爭，亞洲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并沒有及時作出政策反應。尤其是在其外貿競爭力已經明顯下降、匯率明顯被高估的情形下，許多國家仍堅守固定匯率制度。再加上他們不合時宜地放松了資本賬戶管制，就為1997年-1998年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
　　總之，中國經濟的崛起，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之一，這一點恐怕無人質疑。正在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在形式和內容上看似有很大不同；然而，筆者認為，這兩次危機有一個共同點：發生危機的經濟體，沒有做好應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政策制度準備。
　　而中國經濟的崛起，終將改變本地區及全球經濟版圖。如果其他經濟體沒有做好應對的準備，這種國際經濟中相對實力的此消彼長，就可能以金融危機這樣一種破壞力巨大的方式實現。
　　危機的爆發暴露了制度上的缺陷。而修補這一缺陷，在短期內可能限制經濟的內在根本驅動力的釋放，卻不會改變其長期趨勢。此長期趨勢的核心，就是中國經濟的崛起。
　　面對這場危機，持“中國經濟崩潰論”的人士，恐怕是太多關注了危機在短期內所造成的破壞性，而忽視了其背后深層的“中國因素”。
　　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在短期內給中國經濟帶來了一定沖擊。然而，恰恰是在這場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從根本上確立了在亞洲的領導地位。筆者相信，十年后，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將比現在更突出；而且，我們得出的結論將是，中國經濟的這一新地位，正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確立的。■
　　作者為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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