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本土化、國際化的困境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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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土化與國際化是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學科建設中始終無法回避的一個議題，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家對于本土化和國際化都曾有過熱烈的探討。本文在解讀不同時期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本土化和國際化主張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本土化和國際化的學科內外的困境，強調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學科建設的局限主要歸因于對學科本體缺乏應有的共識。鑒于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本土化和國際化從來就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我們認為要實現徹底的本土化和國際化，必然依賴真正意義上的、充分的、平等的文化交流。
[關鍵詞]中國人類學;學科建設;本土化;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C9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391（2019）03-0001-04
20世紀90年代，鑒于學科邊緣化的危機，民族學人類學的本土化討論曾一度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學術熱點，其中不僅有國內眾多學者積極的參與，也有部分外國人類學家的密切關注?；蛟S，這姑且可以視為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從本土化到國際化的一個契機。①
在討論中，多數中國學者認為，批判性地學習和利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結合本土的材料，進行理論的創新，貢獻給國際民族學人類學界，從而使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在國際學術陣營中從邊緣走向中心。這種較為折中的主張，最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以來吳文藻和孫本文等人的學科建設的思想中。20世紀80年代學科重建時，林耀華、梁釗韜等也有類似的提法。不過，他們均未使用“本土化”的概念，更多時候，是希望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學、民族學和人類學，人類學民族學或者是中國特色的民族學和人類學。
一、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本土化主張的解讀與反思
結合時空背景來看，20世紀30年代社會學人類學中國化的思路，是西方學術移植到中國土壤中開始走向實踐之初的一種無法回避的選擇，因為當時國內流行的學科內部的著作確實沒有關于中國本土的內容，甚至在語言使用上，也基本以英語為主。而被視為改造中國社會，塑造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社會學人類學應當更多關注中國本土的研究。至于20世紀80年代強調建立中國自己的民族學人類學，則可以理解為學科重建時期，突破認識上的阻力，將民族學人類學從此前的困境中解救出來的唯一途徑。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家們并不滿足在西方學術的背后亦步亦趨，而是希望本學科對中國本土的研究能實現經世致用，利用厚生的價值，希望能夠在國際學術界贏得自己的尊嚴和地位。這不僅折射出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激情，也體現了明清以來經世致用的中國學術傳統的影響。不管在何種歷史場景中，這均使我們深深體會到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家學科建設的熱忱和激情。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剛剛歸國的吳文藻不滿英語教學采用漢語授課，吊詭的是，今天較好的外語功底則成為了和國外學者進行對話的必要條件。
相對于中國學者的論述，國外學者的反思顯得較為冷靜，而批判則甚為尖刻。在論及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本土化時，荷蘭學者彭珂說：“中國人類學家，還沒有像其他國家人類學家那樣關注如何提出觀點、看法、概念和論點，而只是提出了一些資料。中國人類學要想成為世界人類學大家庭中平等一員，中國人類學應該提出一些引起其它國家人類學家共同關注的論點，而不是只是提供翔實的資料和優秀的學生?！盵1]英國人類學家王斯福指出，“中國人類學要想獲得世界的認可，應該由本土的人類學從本土研究中生產出國際人類學界共同使用的學術概念、理論或方法?？墒?，至今好像這種情形還沒有出現，也許中國人類學不是還沒有中國化，而是中國化過頭了。不過，他們的確承認中國民族學人類學也已經有了一定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總體上，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家只能被視為二流的學者，因為他們還沒生產出可以供國際學術界共同使用的工具，甚至沒有提出國際學術界共同關注的話題。”[2]不過，他們也沒有失望，而是對中國人類學的未來抱著拭目以待的態度。
討論過去十年后，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學術界，中國民族學人類學邊緣化地位似乎并沒有改變。對此，筆者以為，在學科重建十多年后，應該還不具備掀起學科本土化討論的學術基礎。鑒于學科發展的曲折艱難，不論20世紀30年代，還是80年代的學科建設的思路，很多依然停留在紙上。如加強對世界民族的研究，一直是中國民族學界的一個弱項，海外的田野工作幾乎可以說沒有進展。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的討論中，我們還是能夠見到既往吳文藻、孫本文、林耀華、梁釗韜等人學科建設的思路，這種重述式的討論，足以說明學科發展的不足。
我們以為，學科本土化的討論應當結合中國本土的材料，就學科的建設進行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民族志文本和學科形態等討論。這種反思性的討論除了要尋求出該學科的中國特色外，更重要的是要對本土研究的認識論、方法論以及文化撰寫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與批判，在批判中結合本土資源嘗試進行理論創新。如果說人類社會實實在在的多樣性，為民族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腳蹬，那么面對中國本土社會文化的多樣性，也為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家提供了發展的基礎，主要就看能不能把握機會去實現自己的目標。
二、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國際化策略的困境
與本土化并置的概念就是國際化，而20世紀90年代的本土化討論中，兩者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也很少有學者從學科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來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
而要將這兩個概念并置來討論，有兩對概念不能混淆。首先、本土化并非中國化。因為社會科學本土化是二戰后開始逐漸興起的一種學術趨勢。當人們用產生于西方的理論模式研究第三世界國家時，呈現了許多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特征，這使西方的理論、模式、范疇時常發生“解釋不通”的情況。于是許多社會科學家，尤其第三世界的學者開始結合不同民族的文化、歷史背景，對起源于西方的社會學理論提出批判、修正或重建，在不同國家的社會科學中形成了本土化的發展趨向。也就是說，本土化研究趨勢并不是在于建構以國家為容器的社會科學，而是為了促進國際學術的共同發展。而中國化有的時候會受一些因素的影響，可能會被視為自立門戶的學術發展，甚至會加速自我邊緣化。 第二，國際化不是西方化。有的學者以為本土化是為了防止西方化，并將西方化等同于國際化，從而視國際化為本土化的對立面，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學科的國際化要么是學科內部國際性規范的形成;要么是本土化趨勢下，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和通用的學術工具的生產、推廣和應用。而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看來，能使本土研究融入到國際學術陣營中，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就是一種國際化的策略。對此，很多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學者深有同感。
不過，很多學者并沒有意識到，二戰以后，隨著西方社會科學舊傳統的解構，以及學術界內部的分化，以及第三世界地區本土化趨勢的發展，如何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社會科學也是西方學界難以回避的問題。這種背景無疑給第三世界地區學術的國際化帶來了新的困境。
僅就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看，有人以為本土化就要反對西方化，這認識忽視了西方民族學人類學陣營內部的差異性和復雜性，錯誤地將西方人類學界想象為一個同質化的統一學科。其實，在歐洲部分國家，學者們有時也會感受到西方主流學術的壓力。同時，在西方世界，不同國家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形態，也存在理論構建和概念工具使用上的差異。如關于“文化”和“社會”的概念，在美國和在歐洲學界也是有很大差異的。可見，學科的國際化困境本來也存在于西方學界。
同時，不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民族學人類學都是以各自的形態發展，經歷了各不相同的發展過程，積累各具特色的發展經驗，形成了區域性的學術傳統。正如列維·施特勞斯所言，人類學是一個年輕的學科，至今在全世界也還沒有形成為一個統一的學科。例如，20世紀50-60年代，關于人類學屬于人文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的問題引起了十分激烈的爭辯，即使在美國人類學界，社會生物學派也很難和人文主義傾向的學者達成共識，因此，在追求國際化的道路上，我們很難抉擇究竟什么學術標準是國際化的參照。加上，后現代主義的東方學對西方學術認識論的解構，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國際化似乎陷入了“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兩難困境中。
因此，國際化并非是向一個統一的西方學術趨同。學科史已經證明，進化論、傳播論、功能主義和歷史特殊主義都曾出現在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中，也就是國際化可能是對西方學界多元的接納、運用和批判，而不是將西方學術拒之門外。結合上述不同時期學科本土化建設的主張，我們認為國際化從來不是本土化的對立面，而是相得益彰，互為補充的。國際化的方向其實就是熟練運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真真切切地立足于中國本土社會和文化的現實，依憑本學科既有的共同規范進行學術實踐。正如吳文藻所言：“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把理論和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后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根植于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土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才，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盵3]這里，本土化和國際化被同時揉進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學術實踐中，因此，在討論本土化時，國際化肯定是不能回避的議題。同時，也應該意識到，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本土化和國際化從來就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所以，文化交流可以視為學科本土化和國際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
三、文化交流：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途徑
國內很多學者都曾經強調，要想實現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本土化和國際化，就必須加強國際間的學術和文化的交流，但多數觀點只強調了外部政治和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很少有人關注學科內部因素的限制。而這種限制的一個重要根源在于對學科本體缺乏應有的共識。這里，我們不得不重申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斯特勞斯對學科本體的認識，借此以闡明民族學人類學的屬性、特點和目標等。
在他看來，民族學，或者人類學，主要以曾經存在或有可能存在的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及其變化為研究對象，力圖從人類文化多樣性中追求統一性和特殊性的平衡和協調。它是當前唯一一門具有社會“間離效果” （estrangement effect）的學科，其獨特之處在于，始終關注每個時代給人類提出的前沿問題，期望以此全景觀式的整體方法來將人類的認識引向最遙遠的邊緣。[4]
他還認為，人類學家是各門社會科學的天文工作者，他們的任務是從文化星空中位形（configuration）的規模和距離當中找出某種各不相同意義。因此，它反對把人類學限制在遠距離的小型社區研究上，完全可以讓他們（跟其他方面的專家一道）參與研究他們自己的社會內部的那些帶有同一“間離效果”的特征的現象。這顯然暗示出中國學者研究本土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也可以告訴我們，發展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并不僅僅是學科內部的目標，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前提。
鑒于二戰以來很多現代國家面臨著某些社會基本功能的喪失，并因此造成十分嚴重的困境，進而導致了誤解和偏見。對此，列維-斯特勞斯認為，作為當前唯一一門具有社會間離效果的學科，人類學是一部富有理論和實踐的機器，能夠也必須生產出隨時參與承擔前沿問題研究的實用性人才。這與晚年費孝通的學科建設思想有不謀而合之處，費先生指出，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的喪失以及社會道德的失序，似乎正在經歷著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歷程。這就要求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家不能只是停留在本土“后花園”中的少數民族研究上，而帶著“文化自覺”的意識，積極置身于當代社會文化發展的前沿中，為構建一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和諧社會，貢獻自己的智慧。
與列維-斯特勞斯一樣，費先生也認為人類學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場對話。費先生主張不僅要有學術的“席明納”（研討會seminar的音譯），也應該有不同文化間的“席明納”，讓不同的文化在對話和溝通中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種文化能和平相處，各抒短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在論述如何重建社會科學時，華勒斯坦同樣的強調了充分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說，如果研究者不可能是“中立的”，如果時間和空間構成了分析的一些內部變量的話，那么重建社會科學的任務就必須是通過來自一切不同的地區、持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并且還要考慮到不同的性別、種族、階級和語言文化）的學者之間的互動而提出。而且這種世界范圍的互動還必須是真正意義上的互動，而不是那種彬彬有禮地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他人的走過場。 可喜的是，兼有學術和文化兩種特征的“席明納”，第十六屆國際人類學民族學大會在我國的成功舉辦，使我國民族學人類學家與世界近100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建立了深厚友誼，標志著國際人類學民族學界的交流與合作邁上了一個新臺階，為我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在國際學術舞臺上享有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為未來我國舉辦國際交流與合作提供了更多契機。
總之，要實現徹底本土化和國際化必然依賴真正意義上的、充分的、平等的文化交流。而要實現這一目的，我們也不能忽視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規范。一如懷特海所說：“無論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的學者，還是自然科學家，都面臨著一項對雙方來說極其重要的共同事業，那就是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必須建構一個融貫的、邏輯的和必然的一般觀念系統，以使我們經驗中的一個要素都能夠據此得到解釋?！盵5]假如中國學者能在本土的研究中，達到這個目標，那么馬林諾夫斯基和弗里德曼曾經預言的“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代”將會不期而至。[6]
注釋：
①榮仕星、徐杰舜主編《人類學本土化在中國》，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8。該書的出版是中國人類學發展史上的一件很有紀念意義的事。集中收錄了七十多位專家自1995年至1998年陸續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的75篇與人類學中國化或本土化問題有關的論文。其中不僅有費孝通、李亦園、喬健、宋蜀華、容觀復、張有雋、陳國強等學術界久負盛名的資深學者的大作或高見，而且亦有周星、王銘銘、莊孔韶、何星亮、周大鳴等一大批當時嶄露頭角的中青年學者的論述和主張。
參考文獻：
[1][荷蘭]彭軻.本土化：中國人類學追求新的關聯與平等策略[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9（4）.
[2][英]史迪芬·王斯福.中國人類學：自我批評，起而迎接挑戰[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2（1）.
[3]吳文藻.社會學叢刊總序//林耀華.涼山夷家[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4][法]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I[M].張祖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2006：400.
[5][美]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M].劉峰，譯.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1997：85.
[6]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M].上海：三聯書店 ， 19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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