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為何選擇農業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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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中國歷史，農業一直是歷代王朝的立國之本，面對這樣的歷史，一個問題呈現在我們面前——為什么中國歷史選擇了農業立國？
　　從歷代王朝的治國政策來看，推動中國走向農業立國之路，戰國時期執掌秦國軍政大權的商鞅發揮過重要作用。進入秦國后的商鞅，向秦孝公提出強國之策——重農抑商?！芭d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 ；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是商鞅論點的核心。農是實現強國的物質保證，戰是邁向強國的克敵措施。依照商鞅鼓勵農、戰的政策，商業受到嚴重的壓抑。
　　商鞅認為，國家一旦有難，由于農民的土地是不動產，既不可以移動，也不可能變換，為了保家，必定會與國家共生死 ；商人就不同了，由于商人的經營行為以流動性為主，并非固定在一地，且商業盈利獲得的多為金銀細軟，一旦國家面臨危機，包裹細軟即可逃離戰火是非，于國于民均無利。站在戰國時期秦國的國家利益上，農為本，商為末，崇本抑末的思想即已形成。
　　事實上，崇本抑末并非中國古人一貫的思想。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治理齊國的管仲，就與商鞅有著不同的治國思想，即重農而不抑末。管仲將國家的經濟之本投放在糧食生產的同時，也提倡農、林、牧、副、漁五業并舉，并強調“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的重農不抑商思想。在管仲的輔佐下，齊國邁向了霸主的地位，不但擁有了強大的國力，且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如果說秦代開啟了重農抑商的治國道路，那么最終的強化則完成于西漢時期。漢武帝時期的各種制度多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其中董仲舒主張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桑弘羊提出的鹽鐵官營，在思想與政策兩方面強化了“崇本抑末”，并成為后世之本。
　　“崇本抑末”的真正效力在于政策和法律措施給予的保障。朝廷對官員政績考察的主要內容在于“農”而不在于“商”，比如耕地的拓展、人口的增殖和其他與農業相關的指標。但事實上，對商業發展造成更大影響的，要數桑弘羊提出的鹽鐵官營制度。在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特點下，衣食之需幾乎完全可以依靠農業生產自身而獲得，因此商人經營獲利在于鹽、鐵、礬等農業不能生產之物。但后來，朝廷實施鹽鐵官營制度，將那些非農業所產，又是民生不可缺少的物品實行官營，目的就是將這些利潤率最高的物品掌控在朝廷手中，并通過國家壟斷，阻斷商人的利潤。實行鹽鐵官營制度之后，商人能夠經銷的物品，除日常針頭線等小商品之外，就是面對社會上層需求的奢侈品，而所有這一切均不足以將商業推到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樣的情況延續到明代，長城沿線蒙古人的南下，成為商人崛起的機會。在面對蒙古騎兵屢屢南下的危機時，朝廷為了保障軍糧的需求，實行了“開中法”，即要求商人將糧食運送至長城地帶，依據運糧數額發放販鹽通行證。正是利用“開中法”，后世盛極一時的晉商、徽商等商幫獲取了第一桶金，并在此基礎上崛起，成為明清時期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
　　盡管如此，“農為本”的思想也沒有被削弱。農業始終是中國古代的支柱性產業，依托農業而誕生的文化也植根在這片土壤之上。它不僅養活了我們，還造就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輝煌歷史。深厚的黃土與土地上生產的糧食，既孕育了中華文明之光，也讓中華民族在年復一年、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事活動中，形成一種平和求安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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