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反殺案”的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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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當防衛制度作為一種對公民權利的救濟性制度，是正義不受非正義壓迫的重要支撐。本文擬以我國現行刑法有關正當防衛的規定為基礎，結合“昆山反殺案”就防衛權及其限度問題進行法理分析，以期有助于正確理解正當防衛制度的科學內涵和有益于相關的司法實踐。
關鍵詞：“昆山反殺案”;正當防衛;特殊防衛
近期發生的“昆山反殺案”再一次掀起了社會各界對我國正當防衛制度的熱烈討論。驚心動魄的案件情節以及關于正當防衛制度的敏感性，引起網絡媒體的熱烈關注：該案中于海明的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是否適用我國的特殊防衛制度？筆者以為，為了解決這些疑問，結合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適時地對該案進行相應的法理分析，顯得殊為重要。
一、于海明的行為定性的法理分析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實施防衛行為的前提必須存在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這里的不法侵害包括兩種，一種是普通的違法行為，另一種是犯罪行為。無論何種不法侵害，均應具有不法性、侵害性、緊迫性和現實性的特點。從時間上看，不法侵害開始的時間應當在行為著手之前。在昆山反殺案中，于海明搶先撿起砍刀對劉海龍揮砍和捅刺，劉海龍受傷奔向車邊，當時情形對于海明而言劉海龍奔向車里時極有可能是再次尋找工具進行反擊或者是打電話喊人幫忙，于海明仍然處于危險狀態，此時危險性較小。因此于海明做出反擊行為是正在受到不法侵害和危險狀態仍然存在而進行的，因此具備了防衛的前提性。那么，于海明的行為是否具備防衛的性質？筆者認為，于海明實施反擊行為是為了阻止劉海龍繼續對其進行擊打，為保障其生命權不受侵害而進行的反擊，具備防衛的性質。具體而言，這一論斷可以通過對防衛起因、防衛意圖、防衛時間、防衛對象的考察得到說明：
首先，從防衛起因來看，正當防衛的防衛起因需要滿足以下條件：1、必須有不法侵害的存在。2、不法侵害必須是違法行為。不法侵害行為并不要求達到或已經達到犯罪行為的程度，只要是不法行為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都可以進行正當防衛;3、不法侵害行為必須是客觀存在的，而不可以是主觀臆想或者推測產生的。該案中劉海龍用拳頭、砍刀擊打于海明，是客觀存在的不法侵害行為，嚴重威脅于海明的人身安全。
其次，從防衛意圖來看，即防衛人的主觀方面。 “昆山反殺案”中于海明明確認識到劉海龍正拿刀對自己擊打嚴重威脅到自己的生命，尤其是劉海龍揮刀砍向于海明的脖子，加劇了于海明內心的恐慌也激起了保護自己生命的欲望，具備防衛認識這一前提。防衛目的是行為人想通過一定的行為保護國家、公共利益、本人和他人的合法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這是防衛人的心理愿望。于海明在受到劉海龍揮刀擊打時，進行反擊是為保護其生命健康不受不法侵害。綜上于海明具備正當防衛意義的防衛意圖。
再次，在防衛時間方面，防衛人所做出的行為必須是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就是不法侵害具有緊迫性，防衛時間的適時性，不法侵害開始前進行防衛就是事前防衛，不法侵害結束之后進行的防衛是事后防衛。本案中，劉海龍對于海明拳打腳踢時不法侵害已經開始，其拿出刀揮向于海明時不法侵害升級，至于海明奪刀進行反擊，不法侵害仍然具有緊迫性，因此于海明的防衛是適時的。在于海明持刀追砍劉海龍時，仍然可能遭到劉海龍的再次反擊和進一步的報復，不法侵害產生的危險狀態仍然存在。因此于海明的行為符合正當防衛意義上的防衛時間條件。
第四，在防衛對象方面，正當防衛意義上的防衛對象就是應當對什么人進行反擊。正當防衛的對象就是不法侵害實施者。該案在防衛對象方面是劉海龍，即使在開始階段，劉海龍的朋友也參與了對于海明的拳打腳踢，但于海明感覺到生命受到威脅是從劉海龍拿砍刀對其擊打開始，劉海龍就是對于海明的生命造成威脅的不法侵害實施者。
最后，于海明的行為是否在防衛限度內？防衛限度是判斷防衛行為是否合法的關鍵，超過防衛限度即防衛過當，屬于犯罪行為。在“昆山反殺案”中，劉海龍持砍刀擊打于海明，其中一刀落在于海明的脖子上，據于海明的陳述，在劉海龍對其脖子后砍一刀之后，其感覺到自己幾乎崩潰了，明顯認識到劉海龍的行為正威脅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海明的手段是用刀捅刺和砍擊，劉海龍是揮刀砍殺，于海明防衛行為比劉海龍的侵害行為在手段和強度略重，但不能因此認定于海明防衛過當，其目的是為了制止劉海龍的行為、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當時情況若于海明不進行反擊將會有重傷或者喪失生命的危險，因此于海明的防衛行為并未超過必要的限度。
二、于海明的行為是否適用特殊防衛權規范
特殊防衛權適用于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對于一般的侵害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不適用，且如果不法侵害行為的侵害強度尚未達到嚴重侵害受侵害人的生命權、健康權、自由權、性權利和身心健康權時，只能作出一般的防衛行為，否則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仍應當負刑事責任。
關于特殊防衛行為，刑法學界存在兩種通說，一種是大陸法系國家大多通行的“客觀說”即采用法庭事后認定的標準，另一種是英美法系國家大多通行的“主觀說”即根據防衛人的即時判斷和合理相信為標準。這兩種學說各有利弊，“客觀說”是將防衛人置于第三人的地位，要求在當時情況下防衛人能夠理性分析利弊，從專業的角度選擇合適的防衛手段、強度、性質進行，在當時復雜情況下，是有很大難度的。我國司法實踐中更傾向于“客觀說”，極少人能夠面對不法侵害做出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度，我國的正當防衛制度和特殊防衛制度才會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有效的適用。筆者認為，我國司法實踐中一般采用的是法庭事后認定說，并沒有賦予防衛人自由的防衛權，是否屬于特殊防衛依靠事后司法機關的審查。這顯然是與我國的特殊防衛制度的立法意圖是不符的。在本案中，劉海龍持刀擊打于海明的行為應當認定為行兇。刑法上“行兇”，是指以暴力形式實施的嚴重危及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犯罪行為，不管行兇是否使用兇器。劉海龍持刀擊打于海明嚴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極有可能造成于海明的重傷或死亡，即使在于海明奪刀對劉海龍的反擊過程中，于海明也仍處于危險狀態，針對劉海龍的行兇行為引起于海明的反擊，最終導致劉海龍被反殺，更應確定其屬于特殊防衛行為。因此綜上而于海明的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特殊防衛原則。 三、從法理到實務論正當防衛制度的完善
近年來，隨著信息網絡的發展和人們法律意識的逐漸增強，大量的有關正當防衛的案件不斷被曝光，有關正當防衛的案件具有極強的思辨性，法理和人情在不斷的摩擦，能夠引起網民的激烈討論，例如“孫明亮案”、“鄧玉嬌故意傷害案”、“于歡故意傷害案”以及近期的“淶源反殺案”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曾發文《我們應當如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認為我國對于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仍趨保守，將本屬于正當防衛的行為認定為防衛過當，甚至認為是普通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現象，仍然客觀存在。刑法關于正當防衛制度的規定一定程度上處于“休眠”，成為僵尸條文。
刑事司法上對于防衛性質的認定總是習慣于事后“算經濟賬”，錯誤理解不法侵害，輕易認定互毆，最終大多朝著否定正當防衛的方向做出判決。這種人為壓縮正當防衛成立空間的司法異化現象之所以出現，原因極其復雜，但更多地與實務上將利益衡量原理簡單化、缺乏規范評價理念有關。正當防衛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私力救濟，是在案件緊急情況下無法獲得公力救濟時防衛人采取的救濟措施。在過去，司法實踐中對于防衛行為給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傷或死亡等嚴重后果的，法院一般認定雙方都有錯，“各打五十大板”的處理，由于不法侵害人已經重傷或死亡，但防衛人受損害較小，案件的認定更多傾向于防衛過當，最終還是由防衛人承擔刑事責任。
關于正當防衛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極易產生兩個問題，一種是重點保護防衛人的合法利益，將不法侵害人的合法利益放于次要位置，例如以上提到的關于特殊防衛制度的“主觀說”;另一種是防衛人和不法侵害人的利益同時保護，保護的方法卻又不夠成熟而導致社會上對于有關問題的爭議不斷，即使立法上問題不大，但在司法實踐中卻很難把握對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程度，也就出現了類似我國這樣關于正當防衛制度、防衛過當以及特殊防衛制度的尷尬現狀即立法目的是為了給正義一個交代而司法實踐中卻對防衛人的反擊行為嚴格控制以至于受害人不能在當時情形下及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司法實踐中，法官對于正當防衛的認定仍然是欠缺的，或者說是缺少勇氣的，也就導致我國關于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出現了正當防衛認定過嚴、防衛過當適用過寬的現象。即使存在特殊防衛制度保護防衛人的合法利益，但使他們在受到不法侵害時需要重重考慮、仔細斟酌是否要做出和如何做出受法律承認的防衛行為。筆者認為司法實踐中使正當防衛制度處于休眠而防衛過當頻繁使用，這種判決容易引起防衛人內心的崩潰以及公眾對法律的失望，從根本上違背了公平正義，不利于維護法律權威，不利于維護公共秩序和社會的穩定。
結束語
雖然我國全面實施依法治國但就整個社會而言民眾的法律意識并不高甚至偏于薄弱，民眾對于我國法律的規定不了解，對于受害人防衛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尤其不能理解。因此當于海明的案件被網絡媒體曝光時，不論是案件當時的情節發展還是案件最后的認定結果都引起了網民的熱烈討論?？梢哉f“于歡案”是中國正當防衛制度向前推進的標志，是“昆山反殺案”的基礎，“昆山反殺案”是我國正當防衛制度發展的里程碑。用黑格爾的一句話：“法律絕非一成不變， 相反地， 正如天空和海面， 因風浪而起變化一樣， 法律也因情況和時運而變化?！蔽覈P于正當防衛制度的完善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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