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環境學框架下的語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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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將語言置于媒介環境學框架下，將語言視為一種帶有偏向的媒介技術，簡要梳理了它的發展脈絡及未來發展方向，并通過研究語言與人和社會的關系，重塑我們以往對于語言的刻板印象，我們必須知道，語言“并非一般工具那樣，效用不好即可棄之如敝屐”，我們不自覺的被它鎖定在某個思路之上，不在駕馭之內。語言源于并反作用于人腦抽象思維的能力，并且變得越來越不可割裂，即人難以生存在非語言環境。
關鍵詞：語言;言語;電子媒介;超文本;媒體環境學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6-0153-04
被廣泛認可的語言的定義是“由詞匯按一定的語法所構成的復雜的符號系統，它包括語音系統、詞匯系統和語法系統。語言就廣義而言，是采用一套擁有共同處理規則來進行表達的溝通指令，指令會以視像、聲像或觸覺方式來傳遞?！背⑵涓爬樗膫€關鍵詞，分別為“符號”“系統”“任意的”和“口語的”[1]。雖然這種廣義的概念承認了語言的符號性并指出了它的表達方式，用于日常語言學的解釋是足夠的。但是，林文剛提到“‘語言’媒介是一種技術、一種媒介和一種環境的論述系統”[2]。那么，將常規的“語言”置于媒介環境學框架中，這個定義是站不住腳的。
一、語言的起源
洛根曾說“在每一種語言出現時，都處在一個新的層級，都是回應信息超載混沌的結果，而信息超載的出現是在使用較早的那些語言的過程中孕育發生的”[3]。那么，語言的起源是什么？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先厘清傳播的發展脈絡，麥克盧漢和伊尼斯在做媒介研究時，將人類傳播時代劃分為三個階段：口語傳播時代、書面傳播時代和電力傳播時代。我們非常清楚，人類在產生口語之前已有數萬年的歷史，傳播始終伴隨著人類活動，在口語傳播時代之前語言應該已產生。然而他們的研究囿于時代局限，思想自然需要不斷進行補足。在他們所處的時代，語言學家和認知科學家尚未就語言的起源提出新的見地，有關類人猿前言語的模擬式傳播模式更鮮為人知。舉例來說，最早在1951年，美國心理學家海斯開始進行類人猿語言研究，他教黑猩猩說人類口語，但由于黑猩猩的發音器官與人類不同，不能發出人類語言的許多音節，進而宣告猿類不能說人話，研究便戛然而止。洛根看到了這部分脈絡的缺失，便在已有的三個傳播時代前加上前言語的模擬式傳播時代，這便是對語言起源的補足。
為何談及語言的起源，需要提及前言語的模擬式傳播時代，語言與言語又是什么關系？索緒爾在區分語言和言語時提到，語言是系統和文化制度，言語是個人的語言實踐。他認為，“語言的固有屬性是集體的、共享的交流系統”[4]。由此可見，言語是人類傳播活動中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外化的行為活動，先哲蘇格拉底也早在《裴多篇》中提及，任何言語都必須要有自己的有機形態，就像一個生命體，必須要有中間的軀干和四肢[5]。而語言則是社會成員共有的，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不受個人意志支配和擺布。那么，導致其他語言相繼興起的第一種語言即言語究竟為什么會產生呢？洛根給出了一個基本前提，即繼后的新語言是為了應對與信息超載相聯系的混亂而興起的[6]。詹姆士·伯尼特也認為語言與社會有著密切的關系，人類社會在語言之前早已出現，那么語言的出現必須以社會的存在為先決條件[7]。有鑒于此，言語的起源也是為了應對某種形式的信息超載。綜合來看，言語作為一種行為活動，在應對某一特定時期的信息超載中，產生了新的延伸，而這種延伸帶來了新的語言，進而形成一種體系，人類生活在各自的語言體系中，使用、批判和改造它。
那么，是什么樣的信息超載促使言語在模擬式傳播時代作出轉變，產生語言，進而促成了前人類向人類的過渡呢？不得不承認的是類人猿時代是感知豐富的時代，而如今人類的感知或多或少發生了一些退化。詹姆士·哈里斯認為人類的說話能力與其抽象思維的能力關系密切，并且語言與使用者所在的社會以及與其生活密切相關。在類人猿學習使用工具、控制用火、整個族群在復雜社會環境下生活、大規模狩獵和采集時，它們要依靠模擬性交流，即言語。起初，這樣的復雜性可以靠追加的感知來應對，但到了某一時刻，復雜程度大幅提高，光靠感知已不能提供充分的抽象思維去應對日益復雜的生存環境。由此便造成了信息超載，帶來了言語濫觴，進而促成了感知性思維向概念性思維的逆轉，口語詞和抽象概念思維允許彼時的類人猿將許多感知經驗整合進單詞里。語言和概念性思維自我催化，是一個能動的認知系統，相互聯系的組成部分，整個語言系統就是延伸的心靈。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是與具體的形式糾纏在一起的，但類人猿語言研究結果顯示，猿類用詞只有很低的概括性，組成的句子也談不上具有語法規則。而人類語言中的兩個最基本因素即是詞的概括性和組成句子的語法規則。柏格森認為，“作為人各種感覺的同時延伸或吐露，語言一向被認為是人最豐富的人為技藝形式，這一技藝形式把人和動物界區別開來”[8]。麥克盧漢對他的觀點作了生動的比喻，“語言之于智能猶如輪子之于腳和人體，輪子使人的肢體更輕盈、快速地在事物之間移動”[9]。由此可見，語言使人的大腦得以延伸，這個過渡期是完全意義上的智人的界定性特征完成的時刻。
二、語言的演化
語言在接下來的人類活動中又是如何演化的呢？語言自形成以來便不是一個穩定的系統，根據阿什比的必要多樣性定律來看，只有多樣性才能解決多樣性，由于外在信息環境的多樣性，語言演化必然符合媒介四元律，才能時刻保持著多樣性。丹尼斯·施曼特發現了文字和數字符號的起源，它們是記錄商業交易的符號系統的一部分。以漢字為例，考古研究發現了一系列較甲骨文更早的刻畫符號，大部分是刻畫在陶器、玉器和石器上，以方便部落之間進行交換。根據經典語言學的標準，凡具有獨特的語義和句法都可成為合格的語言。洛根便在言語、文字和數學（數字）構成的語言進化鏈加上科學、計算技術和互聯網。科學是一種有組織的知識形式，是文字和數學匯集發展的衍生?？茖W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了信息的高速增長，要求計算技術的配套。而計算產生的龐大信息需要分享，不然就失去了它的價值，于是互聯網產生了。這么看來，至今為止共形成六種語言，而這第六種語言——互聯網，也正是洛根對麥克盧漢和伊尼斯的又一個補充，即互動式數字時代。因為伊尼斯的研究在電腦來臨之前結束，而麥克盧漢的研究在互聯網來臨之前結束，所以他們未曾對互動式數字媒介產生前瞻的預見，這就導致了他們在研究電子媒介時僅將其視作一種全球式擴散的電子符號，電子媒介的使用者僅僅只是被動的信息消費者。而數字媒介的使用者與其存取的信息產生積極的互動，并能夠重新組合、再度混合并創造新的知識形式，這也是“信息化”和“數字化”的分野。 任何媒介的內容都是另一種媒介，六種語言中的后五種均是在言語的基礎上演化而來，那么言語的內容是什么？麥克盧漢關于“言語”的大概論斷是：言語的內容便是實際的思維過程，這一過程本身又是非言語現象。而文字在時空兩方面使言語延伸，將其轉化為便攜式的、持久的媒介，如此一來，語言進化鏈便顯得通暢無阻。洛根對言語與思想關系的觀念是，抽象的符號思維需要言語，言語的抽象是符號思維所需的媒介。由此看來，他認為言語的內容是思想，思想的內容又是媒介，二者互為延伸，互相催化。相比來看，麥克盧漢卻忽略了思想內容的符號性。傳統的媒介內容的二分法似乎并不牢靠，因為這種類似于哲學經典的心腦二分法，只是呆板的將媒介內容切開。舒曼認為語言“既不是大腦本身，也不存在于大腦中”“以文化制品或技術的形式存在，成長于人們的大腦與大腦之間”。因此他在原有二分法的基礎上提出新的二分法，他認為媒介的物質或技術一面屬于物質域，符號的概念化、解釋和使用是由頭腦控制的，屬于符號域。研究媒介內容，既要考慮符號內容，也要考慮物質機制。因此，語言便不能單單劃歸符號域或者物質域。
三、語言的未來
既然厘清了語言的前世今生，那它的未來又指向何方？萊文森認為“在媒介技術的進化過程中每一種新媒介總是把一種舊媒介作為自己的內容，作為最古老媒介的語言幾乎存在于一切新媒介中”[10]，即語言是一切媒介的存在，那么它便有綿延不絕的進化鏈條。洛根提出了一個半真半偽的預測，他認為谷歌是第七種語言，將加入言語、文字、數學、科學、計算技術和互聯網的大家庭[3]。他預測的根據在于谷歌的搜索引擎及其通達的一切文件和媒介構成了一種新的認知環境，這種環境有它自己的句法和語義學。《麥克盧漢精粹》一書中說到語言這種工具，“使人能夠用一種形態來積累經驗和知識，這就使信息的傳輸和最大限度的利用成為可能”[11]，而這正是以谷歌為代表的搜索引擎正在實現的目標。谷歌用自己的搜索引擎幫助用戶在互聯網和新聞組里去尋找信息，不僅如此，它還聚合并分析信息，提供專門化服務，幫助各種各樣的用戶。除此之外，谷歌正在試圖打造凡尼瓦·布什設想的“麥麥克斯存儲器”（一種模擬式計算機），谷歌和圖書館的組合將逆轉為一個包羅古今世界一切文本的文件，搜索引擎將成為其索引和目錄。在《聰明的文字：文本的電子解放》中，萊文森認為互聯網時代之前的索引“只能夠提供不完全的、扭曲的理解途徑”[12]。他對未來進行了設想，即超媒體的實現。讀者可以點擊文本里的一個字，得到相關的聲像和視像資料。超文本的媒介形態契合了人類思考問題的方式，進而從根本上改變了線性和因果邏輯性的知識體系的現狀，突出了知識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特征，影響和改變著人類的思維方式和思維習慣。在未來的超文本環境里，讀者不是脆弱的，不是默默接受作者或超文本程序員安排的順序，他們能夠創造自己永恒、半永恒或短暫的超文本鏈接，積極地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興趣來創造文本。我便正在從事對他人的文本進行超文本的重新安排，當翻開手邊的《理解媒介》時，我很難準確找到“內爆”在書中出現的位置，但打開電腦輸入要查找的關鍵詞，便會輕松獲得相關信息。
除此之外，常見的類似于超文本語言的還有C、C+、Python、Java、VB等計算機語言，電腦每做一次動作，一個步驟，都是按照已經用計算機語言編好的程序來執行，而程序全部都是用我們所掌握的語言來編寫的。為了使計算機完成各項工作，就需要有一套用以編輯計算機程序的字符和語法規則，進而構成計算機各種指令和語句，這些就是計算機能接受的語言。從機器語言到匯編語言再到高級語言，我們從一開始只能通過寫出一串串由“0”和“1”組成的指令序列交由計算機執行，到后來用一些簡潔的英文字母、符號串來替代一個特定指令的二進制串，再到現在將許多相關的機器指令合成為單條指令，去掉與具體操作有關但與完成工作無關的細節。可以預見計算機語言的未來會是更易表達現實世界，更易為人編寫，更加成為“人性化”的媒介。而我們也將在計算機語言所引進的新的尺度衡量的環境中延伸感官。我們將各種媒介視為感官的輔助，用上這些輔助感官之后，便獲得了神的力量，然而這些感官并沒有長在身上，還可能制造出許多麻煩，要經過艱苦漫長的進化，讓我們的身體去適應新媒介的輔助器官。信息技術時代，人不會完全主宰技術，技術更不會反過來統治人類，而會是人與機器共存的賽博空間?！百惒┛臻g也許會被看做是歷史、地理和政治的終結，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賽博空間則是數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構的結果”[13]，技術是以人為主體創造的神話，但我們不會將其置于神壇供奉，而是懷有敬仰，建立技術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溝通機制。
四、語言的意義
個體并非是賦予意義的上帝，大多數情況下是作為意義的“收容所”，如果意義在個人經驗之外或者個人控制意義的能力減弱，語言便有可能脫離社會關系，進而導致“在最可怕的情況下，可能墮落為暴力的工具，強加在我們個人獨特的經驗之上;在最好的情況下，孤立的語言也只能夠是理解自己的笨拙的工具”[14]。所幸，“人是社會性的動物”，語言意義的賦予常常是共同參與的。此外，語言一旦獲得了書面形態或稱文本形態，它的抽象詞語和專業用語就顯著增加。出現在書面或者文本語言里的新詞匯和新表達最終會進入口語，網絡熱詞就是一個例子。語言作為文化系統甚至形成了一個環境，如何使用語言，使用什么語言，對人的思維方式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波茲曼在《作為顛覆活動的教學》一書中也延伸了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認為“語言為我們對現實的感知提供結構”，以西方線性的和中國邏輯性的語言表達方式作例。麥克盧漢認為“反應在各種語言中的人的感知模式，與衣服款式、藝術風格一樣豐富多樣。每一種母語以完全獨特的方式教它的使用者如何看待世界，感知世界，在世上行事”[9]。語言使人延伸和拓展的同時，又使人的官能割裂。人的集體意識或思維，由于語言這種意識的技術延伸而被削弱了。因此我們在防止文化滲透的層次上，不僅要防止文化制品裹藏的價值觀的輸入，還要注意語言的滲透，雖然互聯網的去中心化幫助許多語言存活，但我們誰又能否認英語對我們本身語言表達系統正規性、禮貌性、率直性、情感表達和態度表達等帶來的潛移默化的改變，繼而外化為書面詞、服裝、廣告、游戲、郵件等方面的變化。萊文森在《技術是宇宙演化的利器》中認為，“我們人類對生命技術和思維技術的控制在不斷減少”[12]。技術是人的意圖和計劃的產物，但有一些技術是偶然的產物。迄今為止的技術只包含非生命物質的屬性，在未來，技術將會向生命領域和思維領域發起挑戰，技術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差異只是暫時的，鴻溝并非不可逾越。大腦半球的主導作用中，左腦的主導特征是線性和序列性，是“視覺的”半腦;右腦的主導特征是同步性、整體性和綜合性，是“聽覺的”半腦。從口語文化向書面文化的遷移，大腦半球的主導從右腦遷移到了左腦，而在電子技術的沖擊下，語言會對大腦半球產生新的刺激延伸或是麻醉按摩是未可知的，畢竟語言不單單只是作為一種工具，它也存在著自己的偏向。 蘇格拉底還表達了這樣的憧憬，“我說的是一種聰明的文字，能夠保護自己的文字，它知道什么時候說出聲，什么時候保持沉默”[5]。深受德國傳統哲學影響的本雅明也曾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所有的語言都“表達其自身”，精神就在語言中，而不是通過語言表達?，F如今，我們更加傾向于認為語言只是作為一種工具，用于日常交流溝通或是計算機程序設計再簡單不過了，“被語言影響”顯得是多么滑天下之大稽，我們總是對與生俱來的能動性抱有極大的信心，恰如戴維森在《傳播的第三人效果》中所說，我們更傾向于認為“媒介對其他人的影響大，對自己的影響小”。語言從不像一塊柔軟的泥巴任人揉捻，經過千萬年的變遷，它早已孕育出一種環境，我們身處其中卻不常懷有敬仰。我們使用語言，浸潤在語言環境中，它比柴米油鹽更為迫切需要，卻正因為它的普世，一直以來都嚴重“低估”了它。未來讓我們重新審視語言，實現蘇格拉底的憧憬，開創賽博空間“偉大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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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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