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的藝術”出發談“審美判斷”向“目的論判斷”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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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的藝術”即為“天才的藝術”，“天才”為“美的藝術”提供規則的才能，“美的藝術”因為“天才”的加持而具有獨特性與示范性。我們在進行審美判斷時，是不帶任何利害的愉悅或不悅的。然而，在鑒賞“美的藝術”之時，我們卻能夠從單純的審美判斷中得到善的啟發。王小波關于藝術與道德的討論，啟發筆者從對“美的藝術”的思考出發，探討由“審美判斷”向“目的論判斷”的過渡如何成為可能。
關鍵詞：美的藝術;天才;審美判斷;目的論判斷;道德
中圖分類號： I206.7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9）03-0088-06
王小波在世時，寫過不少有趣、生動甚至荒誕的小說。在從事寫作前，王小波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對于藝術的熱愛以及對于自己文學才能的發現，使他走上了寫作的道路。寫作是一門需要天賦的工作，一部作品是作者充分調動感官、發揮想象力而結成的果實。試圖寫就一部流芳百世的經典，作者沒有極高的審美感知能力往往是行之無效的。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不失為一部經典，語言極致大膽而不落俗套，在恣意的性描寫中，張揚出蓬勃而自由的個人生命。王小波生前發表過不少雜文，在這些雜文中，他以一個作家的身份針對文化、電影、小說、藝術以及道德問題侃侃而談，言辭犀利而論證充足。正是在閱讀他的雜文之時，筆者對康德關于“審美判斷”與“目的論判斷”的學說有了更直觀的理解，遂欲在此談上一點自己的思考。
一、“天才”
我們作為觀眾在欣賞藝術之時，是主觀的情感在發揮作用，而藝術家的創作，同樣是一次個人的主觀審美活動。一件美的藝術品，是藝術家個人的想象力與知性發生自由游戲的結果?？档抡J為，美的藝術是天才的藝術，而“天才就是：一個主體在自由運用其諸認識能力方面的稟賦的典范式的獨創性”[1]125。
“自由運用其諸認識能力”即指藝術家在創作之時，想象力和知性的高度協和一致。想象力作為生產性的認識能力，在創作的過程中表現出對超出經驗之外的東西的努力追求，它積極地運轉，以達到使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某種完整性成為現實的目的。知性則服務于想象力。當知性作用于知識之時，它以一種刻板的方式規定著事物的秩序，但當它與想象力結合之時，它卻化身成“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來主觀地鼓動認識能力，“從而使想象力在自由擺脫一切規則的引導時卻又作為在體現給予的概念上是合目的的而表現出來”[1]125。天才是大自然的寵兒，自然通過天才給藝術頒布規則，所以稱天才是自然的稟賦。美的藝術看來好像是造化于自然，這是因為藝術作品里有意的合目的性被掩蓋，而我們在觀賞藝術品時只能通過反思的判斷力去感受它的美，如同我們在領略大自然的美一樣。天才的藝術具有典范式的獨創性。因為藝術沒有特定的規則，它無法通過反復的練習而得到充分的掌握，就連藝術家也完全不能確保創造出兩件相同的作品，所以每一件藝術作品的誕生都是一次不可多得的驚喜，而獨特性便是天才的藝術的首要特性。天才具有示范性則表現為他者對美的藝術的追隨和模仿。美的藝術中蘊含的規則來自于自然的稟賦，而自然所頒布規則的獨特性又使每一個藝術作品中預設的規則是全新的，于是這些規則吸引了其他具有鑒賞判斷力的優秀頭腦的推崇甚至模仿。
王小波奉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情人》為現代小說的圭臬。他認為《情人》寫出了一種人生的韻律，“書中的性愛和生活中別的事件，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2]80，這種韻律是一種內在的感覺，與音樂的連貫性類似。王小波沒有援引康德的著述來解釋他在閱讀《情人》時獲得的快感自何而來，筆者私以為，這是因為瑪格麗特·杜拉斯創作小說時想象力和知性達到了高度一致，而王小波在閱讀小說時，也順利完成了一次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戲。被王小波贊賞的韻律正是想象力與知性最為合適的比例和搭配，韻律不是刻板的規則，而是自由的主體的本性所能產生的合目的性的結果。王小波認為《情人》的每一個段落都是精心安排的結果，感情的變化都處于精準的控制之中，“敘事沒有按時空的順序展開，但有另一種邏輯作為線索，這種邏輯我把它稱作藝術——這種寫法本身就是種無與倫比的創造”[2]60，杜拉斯對小說整體與局部、形式與內在的全面掌控成就了《情人》的高度，作者協和一致的自由游戲精神則成功感染到以王小波為代表的一眾讀者。
如果一本優秀的小說有幸得到了其他國家讀者的喜愛，那么翻譯者往往功不可沒。王小波稱，在讀過王道乾先生翻譯的《情人》與查良錚先生翻譯的《青銅騎士》之后，他懂得了一個真理——“文字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看的?？雌饋砗趬簤旱囊黄?，都是方塊字，念起來就大不相同。詩不光是押韻，還有韻律;散文也有節奏的快慢，或低沉壓抑，沉痛無比，或如黃鐘大呂，回腸蕩氣——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2]60。翻譯被稱為作品的第二次創作，在這個過程中，對語言的把控得當與否決定了作品的最終呈現效果。《情人》一開篇便體現出翻譯者對韻律和節奏的精準掌控，“我認識你，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3]3，沒有想象力的過分泛濫，詞語也很平常，但熱烈的愛與悲傷的痛都被適當地壓抑在一行行的短句中間，筆者每跟隨敘述者每讀一句，對深沉的愛的理解便更深一層，同時自然地察覺到一段帶有遺憾、布滿裂痕的愛情故事即將展開。“暗夜透過百葉窗來到了。嘈雜聲有增無減。鬧聲響亮刺耳，不是低沉的。路燈發紅的燈泡亮起來了”[3]57-58，王道乾先生精于語言形式的組織，運用詩一般的語句，在一揚一頓間勾勒出暗夜的形狀。
“天才”是想象力和知性自由組合形成的一種和諧的比例，“天才”為“美的藝術”提供規則的才能，當我們對天才是什么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有必要對“美的藝術”作進一步分析。
二、“美的藝術”
康德將美的藝術分為三類：語言的藝術、造型的藝術和感覺游戲的藝術?！罢Z言藝術就是演講術和詩藝。演講術是把知性的事務作為一種想象力的自由游戲來促進的藝術;詩藝是把想象力的自由游戲作為知性的事務來實行的藝術”[1]128。在詩的藝術中，想象力與知性相互結合，知性的法則發揮作用，使想象力不作毫無邊際的無所依附的蔓延，而是按照合目的性的形式達到與知性的和諧一致。 王小波在他的雜文中主要談論了詩的藝術。在《關于文體》一篇中，王小波強調說：“優秀文體的動人之處，在于它對韻律和節奏的控制?！盵2]81詩藝“擴展內心是通過它把想象力置于自由中，并在一個給予的概念的限制之內，在可能與此協調一致的那些形式的無限多樣性之間，呈現出一個把這概念的體現與某種觀念的豐富性聯結起來的形式”[1]132?！翱刂啤币辉~在此用得十分精當，體現出知性對想象力的合法引導。想象力是漫無邊際的，如若不在一個給予的概念的限制之內，它就會失去自己的方向，進而失去被稱作藝術品的資格。正是因為知性的合理引導使讀者在感受詩的藝術之時，通過反思覺察到其中的合目的性，進而生發出對于美的愉悅情感。王小波在這篇文章中對喧囂而浮華的文體進行了批評，他認為這類文體過分追求韻味，喜用大量典雅精美的詞句鋪陳，盡管看來洋洋灑灑一大篇，卻無法帶給人愉悅的美感。這便是想象力過于釋放，而同時又缺乏知性的引導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康德認為，美的藝術是天才和鑒賞力的結合，美的藝術是一個使概念得以普遍傳達的形式，然而這形式卻不像自然美一樣是渾然天成的，“這形式并不是仿佛某種靈感或內心能力自由激發的事，而是某種緩慢的甚至苦刑般的切磋琢磨，以便讓形式適合于觀念卻又并不損害這些能力的游戲中的自由”[1]120。藝術家想要創造出最滿意的形式，必要時候，不得不運用反思判斷力思考如何保持住形式的合目的性，就算損害想象力的自由和豐富性也在所不惜。王小波談到自己讀《情人》的體會——“第一次讀時，你會感到極大的震撼;但再帶著挑剔的眼光重讀幾遍，就會發現沒有一段的安排經不起推敲”[2]59。王小波認為，《情人》在創作的過程中一定經歷過無數次的修改，筆者十分贊同這一觀點，因為美的藝術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藝術家的判斷力在塑造作品時必然反復發生作用直至遮蔽有意的目的，使作品的理念外化為一種無目的的形式，才能最終令觀眾產生美的愉悅情感而難以察覺其隱藏著的目的。
美的藝術具有獨特性，因而它被稱為典范，且能夠吸引他者的模仿。杜拉斯的《情人》是小說藝術中的經典，王道乾先生的翻譯則為小說錦上添花，二人出眾的藝術造詣完美融合，使《情人》在中國掀起一場“杜拉斯熱”。我們當代文壇的“行吟詩人”王小波曾說：“我總覺得讀過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現代小說藝術;讀過道乾先生的譯筆，就算知道什么是現代中國的語言了?！盵2]59王小波沒有妄言，給予《情人》及其翻譯如此高的評價，是因為他確實從中受到了美的熏陶，并隨后在自己的小說創作中傳遞出與《情人》相似的美的理念。
《情人》的敘事不是單線式的平鋪直敘，在記憶與現實的重新排列組合中，杜拉斯打破常規的小說敘述模式，形成了看似隨意卻邏輯圓融的敘述結構;而王小波的小說，無論是《黃金時代》還是《紅拂夜奔》，都是在挑戰中國小說敘事的傳統，他的小說往往有兩個甚至更多的敘事層次，以“王二”為代表的小說人物既在小說中充當一個故事的敘述者，又是另一個進展中故事的主人公，敘述常在幾個故事的來回跳躍中繼續，看似復雜卻絲毫不妨礙讀者在閱讀時獲得美的享受。王道乾先生的語言有詩一般的節奏感和韻律美，王小波師承王道乾，在寫作中尤其注重語言的美感?！饵S金時代》里有一段這樣的話，“那一年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么也錘不了我”[4]250。這與《情人》的開篇有異曲同工之妙，情感深沉但有所節制，散發出獨特自在的藝術魅力，于是有學者稱他將《黃金時代》寫成了“配樂的散文”。
天才的藝術具有示范性，杜拉斯和王道乾共同完成的藝術作品啟發了王小波，讓他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并在作品中呈現出與《情人》相似的美。但我們不把這種表現出來的相似的美斥為仿造，而稱其為“模仿”，我們不把王小波的作品看作復制出來的機械藝術，而將其尊崇為自由的藝術，是因為藝術的模仿不是人工品的制造，它要求的是學習者在藝術理念上與榜樣相通，“藝術家的理念激起他的學習者的類似的理念，如果這是大自然給這個學習者配備有諸內心能力的類似的比例的話”[1]118?！澳７隆贝丝滩辉偈且环N被貶低的庸常創作手段，學習者想要模仿成功，必須具備天才，而構成天才的內心力量是按照合適比例結合起來的想象力和知性。天才并不是任何人都擁有的才能，所以“模仿”的成品也是為一種理應受到贊賞的美的藝術。我們能在欣賞中感受到《黃金時代》與《情人》類似的美，但誰也不能準確說明王小波是如何模仿了杜拉斯和王道乾的筆法，原因在于，“天才真正說來只在于沒有任何科學能夠教會也沒有任何勤奮能夠學到的那種幸運的比例，即為一個給予的概念找到各種理念，另一方面又對這些理念加以表達，通過這種表達，那由此引起的內心主觀情緒，作為一個概念的伴隨物，就可以傳達給別人”[1]124。王小波與榜樣一樣，在創作過程中想象力和知性處于協調的自由游戲狀態，他在閱讀榜樣的作品時感受到了美，隨后便利用自己具備的天才進行創造，并再次將這種美傳遞給他的觀眾。所以，王小波在《情人》中感知到的是一種內心主觀情緒，而不是一種客觀的法則，所以他的模仿是潛移默化的藝術成果，而不是粗制的手工藝品。
至此，結合王小波關于“美的藝術”的思考，我們終于理清了“天才”的內涵與“美的藝術”的實現過程，現在是時候去研究在王小波的雜文中反復出現的“道德”討論了。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總是在藝術的范圍內談論道德，這指引筆者從康德的著述中為存在于“藝術”與“道德”中的內在關系尋找依據。
三、“審美判斷”向“目的論判斷”的過渡——以“美的藝術”為中介
王小波在多篇雜文中談及評價小說的標準的問題。賈平凹的《廢都》因為含有大量的性描寫被定義為色情小說，曾被禁止發行長達十七年。王小波在雜文中反復強調自己沒有看過《廢都》，原因是怕看了以后會喜歡，而遭受性道德上的非難。我們的社會在討論問題時，常常涉及人的道德水準評判，在藝術領域的討論也不例外。審美本是無利害的，在我們的社會中，它卻常常受到理性的制約而變得不再純粹。王小波認為，“我們熱愛藝術、熱愛科學，認為它們是崇高的事業，但是不希望這些領域里的事同我為人處事的態度、我對別人的責任、我的愛憎感情發生關系，更不愿因此觸犯社會的禁忌”[5]191。的確，我們對藝術的欣賞應該是無所禁忌的，當我在閱讀一部小說或觀賞一幅油畫之時，我如果碰巧產生了美的愉悅，那么無論這部小說或這幅油畫具有多么荒誕不經、不合常規的內容，我也不會對自己的判斷產生懷疑。因為在產生美的愉悅時，我們追求的是主體的自由，而對于理性與概念的規定，我們則可以灑脫地棄置不顧，且不用擔心任何來自道德領域的譴責。 王小波在文章中寫到，“莫泊桑曾說，提筆為文，就想到了讀者。有些讀者說：請讓我笑吧。有些讀者說：請讓我哭吧。有些讀者說，請讓我感動吧……在中國，有些讀者會說，請讓我們受教育吧”[2]123，藝術家的創作常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而來自道德方面的束縛尤甚?！罢堊屛覀兪芙逃伞?，期待的是一種直接的價值引導，一種強制性的理念接受，這樣的觀眾是懶惰的，他們拒絕用自己的判斷力進行反思，這樣的觀眾是無理的，因為他們沒有權利對藝術家的創作提出要求。莫泊桑繼續說，“只有少數出類拔萃的讀者才會要求，請憑著的你的本心，寫出真正好的東西來”[2]123-124，的確，這樣的讀者才是有智慧的讀者，因為純粹的審美判斷“就把愉悅或是不喜歡直接與對于對象的單純觀賞結合在一起，而不考慮運用或某個目的”[1]61。
雖然我們厭惡期待受教育的讀者的存在，但我們并不反對如下觀點，即在欣賞“美的藝術”的過程中，我們的道德會受到熏陶與浸染。正如王小波在雜文中談到的一樣，現實生活中人的理智與情感常常相互糾葛，使我們陷入兩難境地。但理智與情感之間的鴻溝并非不可逾越，在對“美的藝術”的評判中，我們或許可以找到從情感判斷向道德判斷過渡的方法。在對康德學說的進一步解讀中，我們會發現，英國哲學家培根留下的名言——“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絕不是空穴來風，從審美的理想樣態過渡到道德的現實形態是可能的，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必然的。
在美的分析論中，康德指出，“鑒賞是通過不帶任何利害的愉悅或不悅而對一個對象或一個表象方式作評判的能力”[1]35?！安粠魏卫Φ挠鋹偦虿粣偂奔粗肝覀冊趯σ粋€對象進行評判時，不會因為這個對象的實存與否感到愉悅或惋惜，而僅僅在意存在于心中的有關對象的這一表象是不是伴隨著美的愉悅。當我們在做審美判斷時，是我們對于表象的主觀合目的性的反思令我們感受到了愉悅，所以即便客體消失也不會左右我們的結論。但當我們產生對快適和善的愉悅之時，客體卻是不容缺失的。快適的愉悅與感官的利害結合著，它以某種需要為前提，善的愉悅與理性的利害結合著，它以某種概念規定著我們的判斷，在感官和理性的限制下，快適與善的愉悅都失去了自由。只有當我們產生美的愉悅時，我們是完全自由的。沒有外在條件的束縛，而僅僅通過想象力與主體情感的聯系，我們就感知到了美。
純粹的審美判斷不涉及任何利害，我們稱之為“自然美”的事物，沒有確定的概念且普遍的令人喜歡，對于“自然美”的評判并不依賴于完善性概念。而我們稱之為“藝術美”的事物，則有一個確定的概念作為前提，在對“藝術美”進行評判時必須考慮事物的完善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自然美”與“藝術美”之間存有絕對的界限，相反，美的藝術看起來必須像是自然，呈現出的都是一種主觀的合目的性。因為在一個真正的藝術品中，既不會顯露藝術家的創作目的，也不留有任何刻板的規則印記?？档抡J為，對自然美的觀賞有利于激發內心的道德情感，因為“對自然的美懷有一種直接的興趣任何時候都是一個善良靈魂的特征，而如果這種興趣是習慣性的，當它樂意與對自然的靜觀相結合時，它就至少表明了一種有利于道德情感的內心情調”[1]108，對自然美的觀賞為純凈的內心提供了支持，且只有一個與純粹的審美判斷相關的理知的興趣，才能實現本能的感官享受向理性的道德情感的過渡。但康德并沒有因此否定美的藝術的價值。對自然美的觀賞是一種先驗的審美判斷，無關經驗與概念，對美的藝術的觀賞則與經驗關系密切。共通感表現在反思的審美判斷的普遍性中，正是共通感把我們從個人的狹隘評判中解脫出來，并將人類的情感聯系在一起，但要從共通的愉快情感上升到理性的道德情感，則不能完全依賴自然的給予，而“必須用鑒賞這種本身無利害關系的活動在實際過程中所必然涉及到的利益或興趣來說明”[1]302，而涉及這種興趣的鑒賞方式之一便是通過經驗世界內的藝術來促進人類的“社交性”?！懊赖乃囆g是這樣一種表象方式，它本身是合目的性的，并且雖然沒有目的，但卻促進著對內心能力在社交性的傳達方面的培養”[1]114。美的藝術存有一種愉快的普遍可傳達性，而這種愉快也是出于反思的享受的愉快。我們在對美的藝術進行鑒賞時，“社交性”驅使無利害的、由反思得出的美感得以普遍傳達，人作為觀眾通過對美的藝術的鑒賞緊密聯系在一起，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則通過美的共識達成和諧狀態。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審美共同體——人類從蒙昧的理想審美狀態中蘇醒，同時被激發出了道德和理性意識。
王小波成長于一個瘋狂的年代，那個年代摒棄優美、抨擊高雅，所有的藝術都在規則的禁令下畸形地生長。當時的人誤以為，讀者閱讀了不合常規的小說會變得性格乖張，觀眾欣賞了一出浪漫的戲劇便會想入非非、不務正業。其實不然，我們作為觀眾，無論是欣賞夸張狂烈的巴洛克藝術，還是挺拔肅穆的古典藝術，都不會對道德形成不良影響。美的藝術雖不是渾然天成，但它與自然一樣具有合目的性，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美的藝術是藝術家精心創造的成果，美的藝術是自由的藝術，其活動的目的本身即在自身，“自由的藝術也帶有強制性的因素，該強制性是內在的、合目的的、自律的，維持著自由藝術精神不至枯萎，自由的藝術如審美判斷一樣，是自律的、內在合目的性的”[6]145，因此，美的藝術也是一種自律的藝術。對于自然美的評判，在先天層面實現了審美普遍傳達的可能，而對于美的藝術的評判則將我們從先天的理想樣態推入現實的經驗世界，美的藝術作為一種自律的藝術，在我們對它評判的過程中又成為審美愉悅現實傳達的一種有效手段?！叭苏嬲牡赖滦跃驮谟谄渥月尚浴盵6]112，道德基于理性概念，道德法則是對人的本能的強制性的命令。但強制性的道德法則的存在，并不能使人由先天的本能樣態直接進入理性的道德樣態，所以此時我們就需要美的藝術以一種溫和的方式傳達出審美的普遍贊同，使人們在審美的過程中自覺主動地去履行一項自愿強制的溫和義務，并在包含自由意志的美的藝術中受到理性的啟發，由此喚醒內心的道德意識，從而實現由理想的本能樣態向現實的道德樣態的升華。 知性立法下的自然概念的領地與理性立法下的自由概念是完全隔離開的，但“這個先天地、置實踐于不顧地預設這條件的東西，即判斷力，通過自然的合目的性概念而提供了自然概念與自由概念之間的中介性概念，這概念使得從純粹理論的理性向純粹實踐的理性、從遵照前者的合規律性向遵照后者的終極目的之過渡成為可能”[1]25。把反思判斷力作為準繩的美的藝術，本身是合目的性的，在對美的藝術做評判時，我們必須以一個確定的概念作為基礎，并把對象的完善性考慮在內?？档绿岢觥皩徝馈迸c“道德”的區別在于——“前者不依賴于任何一種興趣而使人感到愉悅、同時先天地把這種愉悅表現為適合于一般人性的，后者出自概念做著這同一件事，……只不過前者是一種自由的興趣，后者是一種建立在客觀法則之上的興趣”[1]110，道德使命是構成我們存有的終極目的，道德意味著出自概念做一件事情，所以對道德的尋求只能在對擁有確定概念的藝術品的評判中得到。目的論判斷力是一種對于客觀合目的性的反思判斷力，而又正是由于目的論判斷力對審美判斷力的補充，使審美判斷向道德判斷，即知性向理性的過渡成為可能，所以我們終于能夠得出“藝術品就成了由審美判斷力向目的論判斷力過渡的中介”[1]305這一重要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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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孔令輝.康德的“審美無利害”說研究[D]. 揚州：揚州大學，2017.
The Transition from “Aesthetic Judgment”
to “Teleologic Judgment” on “Beautiful Art”：
Connected with Wang Xiaobo’s Essays Collection
Silent Majority and My Spiritual Homeland
SHUAI Liling
?。⊿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China）
Abstract：“Beautiful art” is “art of genius”， “genius” is the talent that gives the rules to “beautiful art”， “genius” gives “beautiful art” originality and demonstration. The satisfaction that determines the judgement of aesthetic is without any interest. However， when we are tasting “beautiful art”， we could be inspired by the good. Wang Xiaobo’s comments on art and morality have provided a method， which interpret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ransition from “aesthetic judgment” to “teleological judgment”.
Key words： beautiful art; genius; aesthetic judgment; teleological judgment;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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