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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閱讀經歷及“國人導師”定位對胡適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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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胡適少年便有當“國人導師”的志向,在留學時期,“導師”意識影響著他的自我角色定位。本文從其閱讀經歷、“國人導師”定位等方面研究胡適思想的發展脈絡。
  關鍵詞:胡適;留美;閱讀;國人導師
  中圖分類號:G5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9)04-0032-04
  胡適在他的留學日記中曾寫下這么一段反思:“蓋吾返觀國勢,每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崴荒?,人其舍誰?”[1]字里行間,通露出他“國人導師”的大志,而“國人導師”的志向選擇,對其留學時期的閱讀發揮了導向作用,而這些有選擇的閱讀,同時也反作用于其“國人導師”角色定位。
  一、相關文獻綜述
  直至目前,學界對胡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這幾個方面:對其文學改良觀的批評、對其改良實踐的批評、對其作品價值的評價、對其研究方法的評論、比較研究以及對其進行綜合論述等。其中,將其閱讀史與思想相聯系作為切入點的文獻較少,主要集中研究胡適閱讀特點及對其文化觀念、文學觀以及啟蒙思想的影響。例如,胡明的《胡適留學時期的求知之路》,探討了閱讀對胡適學術思想的影響;馬仁杰的《胡適的學術成長生涯與啟示研究——以〈胡適留學日記〉為中心考察》則通過研究胡適閱讀書籍、閱讀習慣對其思想的影響,對當代青年提出建議;馬兵的《1910—1917:胡適留學日記中的文學生活》,側重研究胡適的閱讀對其詩文創作方面的影響;盧建軍的《從〈胡適留學日記〉探析胡適早期的文化啟蒙立場》,主要對胡適的閱讀史與啟蒙思想關系進行研究。
  可見,目前學界將胡適閱讀史研為切入點對其思想進行比照研究的相對較少,尚沒有發現對胡適留學時期閱讀史與其“國人導師”之理想與定位進行比照研究的。本文通過對其留學時期的閱讀范圍、特點及其“國人導師”角色定位展開研究,以期能填補此方面的空白。
  二、胡適留學時期閱讀特點及其思想研究
  對于閱讀史,喬納森·羅斯做出了如下界定:“大致來講,閱讀史就是闡釋史……是對于書籍、雜志、報紙、廣告、電影、廣播、音樂表演、學校課程和成人教育課程的闡釋。這種方法背后的原理很簡單:我們只能通過重構一個給定讀者的文化食譜,然后通過問他如何解釋那些文化經驗來理解他的心理狀態?!盵2]而韋胤宗在《閱讀史:材料與方法》中提出閱讀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是在閱讀之前所做的準備工作,包括資料的收集和整理等,第二個是閱讀這個動作本身,第三個是閱讀對閱讀者所產生的影響[3]。這三個方面,分別也對應閱讀史研究的三個方面。
  胡適在少年時代,便有當“國人導師”之志向,為導師者,需博覽群書,對于博學與精進,在他的留學日記中多有闡述。例如在1914年2月25日的日記中,他曾反省自己讀書多為涉獵而在專精方面有較多欠缺。而在同年的11月10日的日記中他寫道:“若終身守一物,雖有所成,譬之能行之書櫥,無有生趣矣。今吾國學者多蹈此弊,其學工程者,機械之外,幾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边@是他對專而不博的反思,他認為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既專又博,廣大與高深,“兩者須相輔而行”。胡適留學時期的閱讀特點,以博為主,輔之深研,閱讀的書籍主要有兼顧古今、跨越多個領域以及統一于實踐目標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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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適留學美國時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持一種接受的態度。在留美期間,他閱讀了大量古籍,如《左傳》《古詩十九首》《詩經》《說文》《水滸傳》《臨川集》《荀子》《顏習齋年譜》《老子》《墨子》《管子》《周易》《經說》《公孫龍子》《南雷詩歷》等,還閱讀了陶淵明、謝靈運、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結、王安石、歐陽修、蘇東坡、秦觀、陳亮等人的古典詩文作品。同時,他也接觸了大量的外國著作,例如哈佛校長主編之《哈佛叢書》、狄更斯的《雙城記》、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描寫俄國官吏現狀的《警察總監》以及《友誼論》《俠隱記》《石臺傳》《理想國》《哀希臘歌》《愛茂生札記》《東方未明》《織工》《獺裘》《安娜傳》《麗沙傳》《獄中七日記》,還有都德的短篇小說、莎士比亞的戲劇等,甚至還有關于基督教題材的《馬太福音》和《天路歷程》。
  廣泛的閱讀,古今文化的比照聯系,中西文明的融會貫通,使胡適獲得了豐厚的文化積淀。兩個視角,兩種思維,令他能以更冷靜客觀之眼光看待兩種文化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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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閱讀的廣博,不僅表現在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上,而且在閱讀材料類型也表現出多樣性,涵蓋文學、文獻學、政治、社會、哲學、宗教、經濟等多個門類。
  在小說方面,有中國的古典小說如《水滸傳》等,也有外國小說如《雙城記》《安娜傳》等。在戲劇方面,有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也有關注社會酗酒現象的《東方未明》、描寫被剝削者的《織工》。在詩詞方面,雖然胡適是新詩的倡導者,但他也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詩詞,如《詩經》《古詩十九首》以及唐詩宋詞元曲中的名作。除了中國古典詩詞,他也閱讀了許多國外詩歌,例如密爾頓的小詩以及拜倫的《哀希臘歌》等。在文學理論方面,他閱讀了大量古代的文學批評理論,如《經說》《與元九書》;閱讀古今文獻學理論,如阮元的《??庇洝贰㈤惾翳车摹豆盼纳袝枳C》、惠棟的《古文尚書考》、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以及章太炎的《檢論》。在政治方面,他閱讀了王安石陳言變革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等。關注國內的《國風報》《神州日報》《亞細亞報》《國民公報》,以及國外的《獨立報》《紐約時報》的新聞資訊,甚至留意《彭箕報》之類報紙所登的時事畫。他還留心國外大事,如國內各省支出、袁政府“洪憲元年”度預算,哥倫比亞大學年度預算,紐約市選舉費用,美國公共藏書樓費用。他曾在日記《自課》中寫道:“讀書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輔焉?!笨梢姡种匾曊軐W的學習,在留學期間,他閱讀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康德的《論萬物之終結》。而在宗教方面,則讀過《馬太福音》《天路歷程》《木爾門書》等宗教讀物。   多種類型的閱讀與研究,可以為他提供一個更為多維的視野;對他邦社會進行體驗,為“國人導師”的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統一于實踐目標
  胡適閱讀之中西兼容、多類并容,使國人導師的理想根植于現實。在閱讀中,他對古今中外文學進行比較,對其異同優劣進行衡量,例如他讀柏拉圖《理想國》等哲學著作,感慨中國無類于烏托邦般富于想象的構想;哲學之妙,在于引人前景,敢于夢想,反思中國現時之狀況。而在閱讀中也發現中外文學共通之處,例如他讀《獺裘》而覺其“大似《水滸傳》”,讀《安娜傳》而覺其書結構似《石頭記》。
  除了在閱讀中發現中外文學共通之處,他還將西方的一些理論與東方文學理論相結合展開研究。例如他讀了古典詞作之后,在日記中如是評道:“詞乃詩之進化?!彼麑⑽鞣降倪M化論思想與東方的文學理論相結合,提出進化的文學理論,這種得益于他的博覽中西,融匯古今。他對于校勘與考證的重視,正是出于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十分證據,說十分話”的實證之思想;對學問的較真,實則是對治學的精益求精。他將中方的校勘學與西方的實驗法相結合,形成自己獨特的、新穎的學術研究方法;“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將中方的尋找證據與西方的創造證據相結合,為歸納理論提供方法的指導。
  他曾于1914年1月25日在日記中所寫下:“今日吾國之急需……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他的閱讀恰好是對此“三術”的探索與實踐,而這些閱讀與觀點的形成,是立足于國情而進行的,是基于實踐,均是服務于祖國發展的。
  三、“國人導師”角色的定位與閱讀的關系
  在留學時期,胡適“國人導師”之角色定位影響著其閱讀的內容選擇和方法探索,而另一方面,他的閱讀,也反作用于他“國人導師”角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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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留美時期,他對古今中外書籍廣泛涉獵,使他對中國本土文化、西方先進文化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他在留學期間拜讀過羅斯的《變化的中國人》,對其中的重要觀點“中國者,歐洲之中古復見于今也”十分認同,認為兩者確有共同之處。他在拜讀厄西雷《英國歷史與經濟學導論》的《宗教法規學說》一章后,針對國內存在的“以孔教為國教”的觀點,從“中國是否需要宗教”“需要何種宗教”“何為孔教”“如何革新孔教”“如何鞏固成果”幾個方面進行闡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厄西雷《宗教法規學說》影響結果。另外,在語言學方面,他對中英文的文法進行比較,認為英文文法分明,而中國作文則不太講究文法,引起了眾多表達歧義和理解困難,提出漢語也應講究文法。
  胡適不僅反思本土文化落后的一面,還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新文化之間聯系進行了探討。他認為《孟子》是“儒家言最近民權者莫如孟子”。在讀稼軒詞之后感嘆:“吾國文本可運用自如!”大贊其表達情感的自由度。讀《管子》《周禮》,稱此二書為“本國古籍中之烏托邦”,嘆《管子》:“其政治思想何其卓越,而其經濟政策何其周密。”評《周禮》亦然,稱其為“世間最奇辟之烏托邦之一也”。他還曾將《老子》與黑格爾的學說相比較,認為《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與黑格爾“故多民之無身,乃始有國”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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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上海新式學堂讀書時,胡適便已經接觸到了嚴復的《天演論》,初步了解西方的進化論思想,但此時只是把其作為一種新觀念予以接納,并未將其與文學聯系起來。
  在留學之初,他便閱讀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闡述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思想。他在閱讀后于1915年6月6日在日記中寫道:“詞乃詩之進化……吾國詩句之長短韻之變化不出數途。又每句必頓住,故甚不能達曲折之意,傳宛轉頓挫之神?!痹~彌補了詩的短缺處,適應了人們的需要,被選擇,是詩的進化。1916年4月5日,他在日記中對中國文學進化的思想做進一步的闡釋,認為從《詩經》到《離騷》是一個進步,而從《離騷》到五言、七言古詩再到駢文、律詩再到詞、曲、劇本,是一個演變和革命的過程。
  在此期間,他與朋友梅覲莊、任叔永等談論文學革命。朋友的意見,也對其進化的文學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其后的《談活文學》一文中,對中國“活文學”范圍——宋人語錄、元人雜劇院本、章回小說和元以來之劇本、小說做了進一步界定。他所舉例的文本,無一不是通俗的、接近于白話文的作品,這與他“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的觀點是吻合的。另外,他主張的“白話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把進化論與文學相聯系起來,形成他獨特的以“進化的觀念”看待文學,以“進化的觀念”改革文學的主張,他后來提出的“文學革命八條件”,也是基于“進化的觀點”,基于他的活文學死文學的觀點。他創作白話詩的嘗試,也是對文學改革身體力行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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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末鴉片戰爭之后,林則徐、魏源、張之洞等提出教育救國的主張,并大力開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西方先進文化,雖未達到救國圖存的目的,但客觀上卻產生了很大影響。
  胡適在留美期間,他就存有教育救國思想。1914年12月12日他日記中這樣寫道:“根本之計奈何?興吾教育,開吾地藏,進吾文明,治吾內政,此對內之道也?!边@是對清末教育救國思想的繼承。留美期間,他的教育救國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主要是受他的英文教師丹亞先生、歌德和杜威思想的影響。
  他認為,要想改變國家貧窮、落后、被人欺凌的狀態,就要建立自己的大學,培養自己的人才。1915年2月20日,胡適與其英文教師丹亞先生談論中國教育,丹亞提出中國應有自己的大學,而大學應以擇良師為重。次日胡適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可見丹亞先生的話,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   他的教育救國思想另外一個方面是“執事者各司其事”。在日本侵華的背景下,面對學生們的奔走呼號,他在1915年3月3日致張亦農的書信中寫道:“吾輩遠去祖國當以鎮靜處之,庶不失大國國民風度耳?!痹凇吨聦W界公函》中宣稱:“吾輩之責任乃是學習,不可讓報上所傳之糾紛,耽誤吾輩之學業。”這種思想,既受到墨子“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為義尤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4]的影響,也有“歌德之鎮靜功夫”的思想內涵。胡適曾閱歌德傳記,知其有“每遇世界有大事震動心目,則黽勉致力于絕不關系此事之學問以收吾心”的自言。歌德的“鎮靜”,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胡適更冷靜地看待國難。
  在方法論上,他更多的是受古典??睂W的方法和杜威的實用主義及其他教育學家的影響。他讀伊利鶚教育論著《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訓練》后,摘錄一段于日記中:“要盡可能采取具體之方法——即采取實驗之方法;要讓每一個學生做大量的實驗,他們在專業教師之指導之下,通過自己之觀察,用自己之眼,用自己之手去做實驗?!辈⒏袊@:“吾國教育之大病,在于放棄官能之教練,誦讀習字之外,它無所授?!边@些見解也與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兒童中心”“從做中學”等教育觀多有契合。在胡適在哥倫比亞期間及之前,杜威的教育學重要著作如《我的教育信條》《學校和社會》《兒童與課程》《我們怎樣思維》《明日之學?!返纫呀泦柺溃m是可以接觸到的,何況他來哥倫比亞之前,已經深入閱讀過杜威的著作并欽佩有加,決定前往哥倫比亞師從杜威。
  杜威的著作涵蓋“教育與生活”“學校與社會”“經驗與課程”“知與行”“思維與教學”“教育與職業”“教育與道德”以及“兒童與教師”等八個方面內容,從而形成完整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體系。杜威的教育思想對胡適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我們怎樣思維》一文中,杜威將教學過程分為五個步驟:首先安排真實的情境,其次是在情境中設置可以引發思考的課題,接著要有可利于解決問題的資料,然后要通過活動去證驗假定,最后根據證驗成敗得出結論[5]。而胡適在新詩創作上的嘗試,何嘗不是一種實驗法的實踐,而他在校勘、文法上所做的努力,正如他在《〈詩經〉言字解》所說的:“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系統之文法,則事倍功半,自可斷言?!睆膶逃葒恼J同到方法的探索再到實踐,胡適教育救國論較之清末的教育救國論,已有很大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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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張文治.國學治要.集部,子部[M].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4.846.
  〔5〕杜威.我們怎樣思維 經驗與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37.
  (責任編輯 賽漢其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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