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非對稱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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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基于我國2001-2017年進出口數據量化處理對外開放政策，并構建灰色關聯模型實證檢驗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非對稱效應，并得出相關結論。
關鍵詞：跨境電商 對外開放 非對稱效應 灰色關聯
我國改革開放的漸進式貿易開放通過巨大的經濟增長引致性需求實現了外貿經濟的快速增長。自金融危機以來，面對國際市場的消費萎縮和國內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斷上漲等不利因素，外貿紅利的降低導致外貿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拉動日趨乏力（胡秋華，2017）。與外貿經濟結構性減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跨境電商經濟的迅速崛起（趙麗，2018）。根據中國海關和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我國對外貿易經濟進出口總額在2015年和2016年持續性下滑，較上年度分別下降了7.0%和 1.0%，而同期跨境電商交易總額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動力，2016年的交易規模更是達到了6.7萬億元人民幣，近五年的復合增長率高達33.6%?？梢钥闯?，跨境電商借助于互聯網全球化的自然稟賦，在完善的供應鏈與配套物流支持下已經成為外貿經濟增長轉型的新動力來源。
跨境電商經濟的快速崛起與我國漸進式的對外開放政策有著必然的聯系。自2013年7月商務部頒布的《關于促進進出口穩增長、調結構的若干意見》到2017年11月商務部等14部門頒布的《關于復制推廣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成熟經驗做法的函》等一系列擴大貿易開放的連續性政策對跨境電商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宋凱鈺，2018）。此外，在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建設上，2016年國務院在全國12個城市開展示范建設，并強調以企業出口產品海外倉建設為主體的跨境電商發展是電子商務發展的模式創新，截止到2017年底全國已經有超過5000家跨境電商平臺和超過20萬家的跨境電商企業，跨境電商經濟在義烏、永康、張家港及膠州等地區成熟發展的案例已經蘊含了區域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本文以此為契機，對我國2001-2017年漸進式的對外開放政策進行量化，通過構建灰色關聯模型實證檢驗跨境電商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非對稱性，為二者之間的相關性研究提供客觀依據。
灰色關聯模型構建與指標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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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電商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之間的關聯性檢驗問題實質上是基于變量之間的行為特征值進行動態的變換預測，可以認定為一定范圍內的、與時間序列有關的、對外開放與跨境電商經濟之間的、包含若干已知或未知信息的灰色預測?；疑P聯模型在變量耦合關系中可以對時間序列的變量通過一階線性微分方程的求解進行數列預測，優點在于處理隨機原始時間序列上的準確度高，基于此構建灰色關聯模型進行協調性檢驗（趙傳松等，2018）。
假設預測變量的非負單調原始數據列為X（0），對預測變量進行一次累加（I-AGO）生成一次累加序列：
X（1）={X（1）（k），k=1，2，…，n} （1）
對公式（1）進行微分方程的白化處理后的結果：
?。?）
對微分方程（2）求解表示為：
（3）
其中時間序列用k表示;對微分方程解進行累減生成（I-AGO）后的結果為：
（4）
基于灰色關聯模型的公式（4），本文認為跨境電商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之間的相互關聯程度及對稱性應進一步通過耦合性來進行解釋，當不同系統之間的內部生產要素能夠有效配合實現良性循環，稱為對稱性較高，當不同系統之間的內部生產要素不能夠實現互惠互利，稱為非對稱性。構建跨境電商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之間的耦合模型，設定耦合度模型如下：
基于兩個系統變量，因此n=2，跨境電商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耦合度模型為：
其中，對外開放政策指標中的因子數為m，跨境電商經濟發展系統因子數為n，貿易開放標準化特征值為x`i，跨境電商經濟發展標準特征值為y`i，αi和βi為指標的權重。
?。ǘν忾_放政策的量化與權重處理
指標的量化處理。對外開放度指標主要用于反映對外開放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也可以稱為對外依存度?；趯W術界對對外依存度的普遍計算方法，本文參考包群、許和連和賴明勇等學者的測算模型，對本文實證的貿易開放變量選擇實際關稅率、修正的外貿依存度及Dollars指數等指標進行計算（胡文駿，2017），具體的對外開放表示為：
其中i、t分別表示地區和年份，IM和EX分別表示對外進口總額與對外出口總額，GDP表示對外經濟的產值。以此類推，地區加工對外的開放度表示為，一般對外的開放度表示為。
在數據來源上，對外進出口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地方政府統計局網站，量化后的2001-2017年各類對外開放制度供給指標結果如表1所示。
指標的權重處理。對外開放政策與跨境電商發展協調性的指標體系選取采用同熵值賦權法。具體方法如下：假設總評價對象為m，總評價指標為n，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矩陣為X=（xij）m×n，對第j項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后確定最優指標（vij）的最大化和最小化兩類標準，其中，最大化的最優指標歸一化處理為：
最小化的最優指標歸一化處理為：
對指標的權重設置為，指標體系的信息熵值為，其中ej越大反映系統的有序程度越好。在此基礎上，根據指標體系的信息熵值對指標進行權重計算，處理方法是gi=1-ej，其中gi表示指標的離異系數，根據離異系數來判斷第j指標的權重，即： 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非對稱性實證分析
從跨境電商的發展階段看，阿里巴巴最早在2000年初實現了中國供應商與海外買家之間的連接（跨境電商的雛形），發展至今天的成熟全產業鏈服務模式共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因此本文實證中的跨境電商數據分為三個部分：2001-2004年選取阿里巴巴的線上跨境交易規模;2005-2012年選取阿里巴巴、敦煌網、環球易購及蘭亭集勢等跨境平臺的綜合交易規模;2013-2017年選取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對外開放政策的數據來源于表1的測算。通過對對外開放政策與跨境電商發展等數據變量標準化處理后，運用MATLAB軟件測算的關聯度指數與關聯發展指數如表2所示。
?。ㄒ唬╆P聯指數分析
通過表1可以看出，2001-2017年間我國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之間存在明顯的階段非對稱特征。其中，2001-2007年的關聯指數較為平穩，維持在0.52-0.59區間波動;2008-2011年的關聯指數下降明顯;2012-2017年的關聯指數處于穩步提升階段。根據非對稱效應的階段特征，2001-2010年一直處于跨境電商交易滯后階段，2011-2017年屬于對外開放政策滯后階段。2008-2011年間的非對稱效應十分顯著，其原因是金融危機發生前后的對外開放進出口數據等均出現了各項指標的下滑現象，金融危機對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沖擊導致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存在較差的關聯性現象。2011年之后的非對稱效應逐漸改善，其原因是2011年開始跨境電商平臺實現了在線交易功能，使得上下游的供應鏈被打通，在B2B及B2C兩種新型交易模式引導下跨境電商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形成了與對外開放政策關聯性逐漸改善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盡管2013-2017年間是我國跨境電商支持政策出臺的密集期，但與跨境電商年均30%以上的復合增長率相比仍處于對外開放政策滯后階段。
?。ǘ╆P聯發展指數分析
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關聯發展在2001-2017年間保持了穩定增長的趨勢，從2001年的0.1871增長到2017年的0.9225。從發展階段看，2001-2008年的關聯發展指數低于0.5，屬于過渡發展階段，2009-2017年的關聯發展指數高于0.5，屬于協調發展階段。根據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關聯發展指數發展階段性特征看，二者之間的階段性協同發展趨勢十分明顯。具體來看，關聯發展指數的過渡階段基本是我國在跨境電商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的調整時間節點，是阿里巴巴、敦煌網、環球易購及蘭亭集勢等首批跨境B2B和B2C平臺的上線發展初期;自2010年開始，跨境電子商務試點城市和跨境電商綜合試點區的成立極大激發了跨境電商的發展潛力，在這個階段，跨境電商交易中的大額外貿訂單比重不斷提升，尤其是跨境出口交易規模年均增長超過40%。與此同時，跨境電商交易中的移動終端客戶數量大幅提升，導致跨境電商交易的產業鏈和服務鏈不斷縱向延伸。值得注意的是，關聯發展指數在2014-2017年間出現了跨越式的快速增長，其原因是跨境電商交易的內部模式發生了轉移，以跨境B2B模式交易為主體的市場結構逐漸向跨境零售B2C和C2C模式傾斜，B2B交易規模在跨境總交易額中占比從2014年的95%降至2017年的82.6%，跨境 B2C模式占比從3.9%增長至13.2%，而B2C和C2C較B2B模式具有更為龐大的個體交易主體，碎片化、高頻次的交易數據極大促進了關聯發展指數的提升?？梢钥闯?，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關聯發展指數在B2C模式交易比例不斷提升下有望保持快速增長態勢，且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跨境電商上下游制造商的影響，傳統的代工生產正不斷向品牌創造創新發展，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關聯發展具有更廣闊的前景。
結論
我國漸進式對外開放下的跨境電商發展在外貿經濟結構性減速新常態下成為其轉型升級的關鍵領域。本文基于我國2001-2017年對外開放進出口數據，對漸進式對外開放政策進行量化，在此基礎上構建灰色關聯模型實證檢驗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非對稱效應。通過非對稱效應中的關聯指數分析發現，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之間存在明顯的階段非對稱效應，2001-2007年對稱指數保持平穩，2008-2011年非對稱效應明顯，2012-2017年對稱效應逐漸提升;從非對稱效應的階段特征看，2001-2010年屬于跨境電商交易滯后階段，2011-2017年屬于對外開放政策滯后階段。通過非對稱效應中的關聯發展指數分析發現，跨境電商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關聯發展從2001年的0.1871穩步增長到2017年的0.9225;從階段發展看，2001-2008年的關聯發展指數屬于過渡發展階段，2009-2017年屬于協調發展階段;過渡階段是跨境電商發展初期階段的調整時間節點，是阿里巴巴等首批跨境B2B和B2C平臺的上線發展初期;協調階段是跨境電商試點城市和綜合試點區的快速發展階段，是跨境電商交易在對外開放政策引導下不斷縱向延伸產業鏈和服務鏈階段。
參考文獻：
1.胡秋華.跨境電商發展對經濟新常態下中國傳統國際貿易的影響[J].商業經濟研究，2017（20）
2.趙麗.中國跨境電商經營模式的轉型升級—外貿產業應對多元化全球經濟的發展路徑選擇[J].商業經濟，2018（9）
3.宋凱鈺.我國跨境電商發展中的管理制度、問題與對策[J].商業經濟研究，2018（18）
4.趙傳松，任建蘭，陳延斌，劉凱.中國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耦合協調及時空分異研究[J].地理科學，2018，38（2）
5.胡文駿.財政支出、貿易開放與收入分配[J].財貿經濟，2017，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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