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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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喬納森·弗蘭岑在《強震》中探討了自由市場環境下的商業倫理問題。他揭露部分企業肆意排污，破壞環境的做法，提出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并將希望寄托于個人倫理意識的覺醒。他的創作回應了現實問題，同時延續了社會小說的批評傳統，為當代美國小說的現實主義轉向做出了積極貢獻。
　　關鍵詞：喬納森·弗蘭岑;《強震》;商業倫理;生態危機;社會責任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2095-7394（2019）01-0028-06
　　“商業倫理”（Business Ethics），又稱“經濟倫理”，指“商業環境中影響個人行為的（倫理）準則和標準”[1]。20世紀80年代以來，商業倫理研究逐漸成為應用倫理學的重要分支，為人文學科的倫理轉向做出了重要貢獻，并間接推動文學倫理學研究的發展。幾乎在同一時期，美國小說出現了明顯的現實主義轉向。以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為代表的一批小說家，對商業倫理表現出濃厚興趣，試圖通過文學創作喚醒公眾的社會責任意識。他們的作品繼承了19世紀社會小說的批評傳統，又融合后現代小說的敘事技巧，以“直面現實”、“嚴肅化”和“多元化”為特色，因此，又稱為“新現實主義小說”[2]。
　　《強震》（Strong Motion，1992）是弗蘭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也是態度最為激進的作品。用他本人的話來說，《強震》就像是他扔出的“瓶裝汽油彈”[3]。遺憾的是，此前的研究者往往以欠缺藝術性為由，貶低其成就，進而對其中的社會問題一筆帶過。這樣的看法顯然有失公允，故本文擬從商業倫理視角切入，從生態危機、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個人的社會責任三方面剖析弗蘭岑的創作意圖與倫理立場，對這部作品做出更為客觀的評價。
　　一、生態危機
　　《強震》的故事背景設在波士頓，圍繞兩條敘事線索展開情節。一是女主角勒妮·賽切克對地震原因的調查，二是男主角路易斯·霍蘭德的家庭矛盾及其本人的精神危機。兩條線索匯聚在一起，矛頭指向化工企業斯威廷-艾爾德倫公司。后者將有毒廢液直接排入地下，導致當地頻繁出現強震，最終引發工廠大火，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
　　《強震》中的生態危機并非憑空捏造，其原型是著名的“拉夫運河”（Love Canal）事件。“拉夫運河”是位于紐約州的一個住宅小區，原先是準備為尼亞加拉河分流開挖的一條溝渠，后來成為化工企業處理廢棄物的場所，胡克化學品公司（Hooker Chemical）在此傾倒了數千噸劇毒化學廢料。之后這一地塊被出售給當地的教育委員會，后者在此建立學校，并開發住宅小區。此后的二十余年，當地頻繁發生惡性疾病，且女性流產率遠高于美國平均值。70年代末，在真相被揭開后，當地居民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抗議活動，要求政府清除土地中的危險化學品，并提出“生態正義”的口號。
　　借助媒體和輿論的力量，“拉夫運河”事件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美國出現了遍及全國的“反對有毒化學品運動”，數千家地方性社區組織共同構成一個龐大的全國性網絡。同時，這一事件也為一些作家提供了創作靈感。比如，唐·德里羅（Don DeLillo）《白噪音》（White Noise，1985）、簡·斯邁利（Jane Smiley）《一千英畝》（A Thousand Acres，1991）和理查德·鮑爾斯（Richard Powers）《收獲》（Gain，1998）都涉及化學品污染問題。
　　和上述作品相比，《強震》的特點在于直面現實，以類似新聞調查的敘事方式展開情節，喚起讀者的相關記憶。美國環保運動先驅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指出，化學污染泛濫的源頭在“生產具有殺蟲特性的人造化工業的突然崛起和迅猛擴張”[4]。在《強震》中，斯威廷-艾爾德倫公司的發展軌跡驗證了這一論斷。20世紀50年代起，這家公司開始生產殺蟲劑，并為參加越戰的美軍提供脫葉劑，從中獲得豐厚利潤。然而，在成為經濟支柱的同時，這家公司也給當地帶來嚴重的污染。為保持低廉的成本，并在市場競爭中壓倒對手，該公司采取非法手段，將劇毒廢液直接排入地下深井。多年來，這一做法無人察覺。直到長期滲水引起地層結構變化，導致波士頓地區頻繁發生地震，真相才得以揭開。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指出，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人類已擁有了足以毀滅自然的力量。如果繼續濫用這股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自身也將因生物圈的破壞而遭到毀滅。[5]《強震》中的地震描寫印證了這一點。當一次小規模的地震發生時，自然的力量就像一只憤怒的手，“把天花板上的石膏抓下來，甩到桌子上”，還“把家具的門都拉開，把東西都打翻，地板上到處是瓷器的碎片。起居室里掛的畫被猛拽了一下，門栓壞了，墻壁和天花板都開裂了”。[6]82
　　小說結尾的另一次強震破壞力更為驚人，在波士頓范圍內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還引起化工廠的連環爆炸，當地“像下雨一樣灑下硝酸、鹽酸和有機試劑，現場的高溫、酸性環境就像金星的表面，但是毒性更嚴重”[6]472。此后，各種有毒物質又開始重新結合，變成一團四處飄蕩的霧氣，最終導致大面積的生態污染。
　　上述情節雖屬虛構，然而“拉夫運河事件”以及類似的新聞報道表明，弗蘭岑的擔憂并非無稽之談。此外，他選擇波士頓作為故事的發生地，具有特殊寓意。自建國之日起，波士頓一直是美國的文化中心，尤其在19世紀中期，這里更是文學重鎮。愛默生、梭羅、霍桑等人的創作為當時的美國文藝復興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弗蘭岑筆下的波士頓卻顛覆傳統形象，變成了一座污染之城，這里有“糟糕的天氣”、“攀升的癌癥發病率”和“堆積著下水道污物的海港”[6]120。更嚴重的是，這里的“全部土地都已發生改變”[6]191，水源遭到污染，基礎設施散發著難聞的氣息，生態危機迫在眉睫。波士頓的形象轉變突顯出這部作品的商業倫理寓意：現代企業擁有強大的技術力量，在帶來巨額利潤的同時，迫切需要監管和引導，由此所衍生的社會責任問題，更需公眾的廣泛關注。 　　二、企業的社會責任
　　企業的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商業倫理研究的核心問題，其淵源與環保運動有密切聯系。20世紀60年代，伴隨民權運動的蓬勃發展，美國公眾開始注意到企業排污造成的生態問題，不少人抨擊這些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意識，一味追求利潤。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美國的一些商學院開始設立“社會問題”研究，討論企業及經營者的社會責任。[7]1880年代中期，在新一輪環保運動的推動下，這一話題迅速成為當時學界和媒體討論的熱點。
　　《強震》顯然受到當時社會氛圍的影響，弗蘭岑在描寫生態危機的同時，反復提出責任問題。這部作品也因此有別于一般的生態文學，呈現出鮮明的商業倫理特色。借助相關情節，弗蘭岑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觀點提出質疑。早在1962年，弗里德曼就聲稱，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在遵守游戲規則的前提下，使用自己的資源，采取行動增加盈利”[8]。1970年，他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再次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就在于增加盈利”。具體而言，他認為“在奉行自由經營、私有產權的體系中，企業管理者……他的責任就是按照雇主的意愿經營企業，通常這一意愿就是在遵循基本社會規則（包括法律和倫理慣例）的情況下，盡可能多掙錢”[9]。他還強調，環境保護是政府的職責，企業只需按法律規定行事。如果企業的管理者減少污染排放的量超過企業的最佳利益，那么他就不是合格的雇員，因為他等于是拿著雇主的錢為公益事業做貢獻。
　　隨著生態倫理和商業倫理研究的興起，弗里德曼的觀點遭到倫理學者的強烈質疑。喬·戴斯·賈丁斯（Joe DesJardins）批評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模式，認為后者實質上否認了企業的生態責任。在他看來，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需遵守現有法律和慣例，且“有義務確保生態系統不會因此發生惡化”[10]?；魻柲匪埂ち_爾斯頓（Holmes Rolston Ⅲ）也指出，企業應具有環境倫理意識，考慮股東的利益，還要考慮整體生態環境，要有面向未來的長遠考慮。[11]
　　弗蘭岑的立場和上述兩位學者類似，但他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敘事策略，既圍繞化學品污染事故引出責任問題，又借助反諷和夸張等修辭手段，對環保署負責人和企業管理者進行“問責”。
　　弗蘭岑首先指出環保署的監管失職。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危險廢棄物與固體廢棄物修正案》，規定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應聯合行動，在危險廢棄物的運輸、存儲和處理過程中，保護人體健康和自然環境。其中，環保署的職責是，建立廢棄物處理技術，并為所有的廢棄物運輸、存儲和處理設備頒發許可。同時，環保署應永久禁止使用土地掩埋的辦法來處理某些危險廢棄物。從理論上講，環保署具有監管化工企業的職責。但在現實中，由于里根政府的政策變化，環保署在財力和人力方面都遭到削弱，無法做到嚴密監管，這也為部分企業的違規排放制造了條件。
　　在小說中，女主角勒妮·賽切克與當地環保署主管蘇珊·卡弗的一段對話反映出環保監管的窘境。勒妮是哈佛大學的地震研究專家。她憑借專業知識，判斷發生在波士頓地區的地震屬誘發性地震活動，并推斷原因很可能是斯威廷-艾爾德倫公司的違法行為。她希望環保署能介入調查，但蘇珊并未重視她的舉報，反而一再強調分身乏術，因有些企業“每小時向河口傾倒半噸鎘和水銀”;有的企業“收到含有大量多氯聯苯、甲苯和氯乙烯的油料”，然后把這些油料“埋在廢棄的加油站地底下”;有的垃圾填埋場“即將破壞地下水，涉及到差不多整個州的土地”;也有個別企業“不在乎法庭判決，最終他們破產了，留下幾百畝遭到永久污染的土地”[6]253。蘇珊的答復表明環保署的工作難度，也揭示出生態污染的嚴重程度。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相當數量的企業經營者唯利是圖，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在小說中，弗蘭岑以反諷方式，對這類人的不道德行為提出強烈批評。約翰·克納漢是斯威廷-艾爾德倫公司的副總裁，正是他決定挖掘深井，把污染物排入地下。當下屬表示質疑時，克納漢不動聲色地回答，“據我所知，沒有哪條法規對此構成妨礙”[6]397?？思{漢說這話的時間是60年代末，正是環保運動興起之時，但他毫不在意，心里計算的只有成本和利潤。
　　小艾爾德倫是地震發生時公司的實際負責人。當他得知繼續排放廢液可能造成嚴重后果時，他的第一反應是公司將因此失去成本優勢。在他看來，繼續保持低成本是斯威廷-艾爾德倫公司在化工行業的激烈競爭中取得領先的關鍵。其他公司有的把廢液直接排入海里，有的用船把廢液運往非洲掩埋。要和這樣的對手競爭，他的公司絕對不能提高廢棄物的處理成本。
　　同樣諷刺的還有公司的新聞發言人里奇利·霍爾班，這是一個善于睜眼說瞎話的人物。當地一位居民聲稱她的家人死于白血病，附近的化工企業是罪魁禍首。對此，霍爾班堅決予以否認。他聲稱公司具有“本行業最好的環保記錄”，致力于“回收，而不是排放有毒廢棄物”[6]91。他還強調，在出現化學品泄漏的地區，該公司“已經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沒有排放過任何工業廢棄物”[6]92?；魻柊嗔x正辭嚴的態度和公司的實際行徑構成了鮮明反差，愈發突出此中的反諷意味。
　　弗蘭岑塑造的這些人物形象反映出當時美國民眾的普遍看法。據調查，絕大多數人認為，企業管理者的道德水準明顯低于普通人，許多災害都和他們有著密切關系[7]23。因此，在尋求生態危機的解決辦法時，很難指望這些人有所作為。
　　三、個人的社會責任
　　面臨嚴峻的生態危機和難以信賴的企業管理者，弗蘭岑最終將希望寄托在普通民眾身上，期盼個人倫理意識的覺醒能推動周邊社區的轉變。這一立場源自其父親，后者受到傳統新教思想熏陶，擔心年輕一代耽溺享樂，忽視了必要的“良知和責任”[12]，因此，在弗蘭岑的成長過程中始終堅持灌輸個人責任的重要性。最終，弗蘭岑也將這樣的人生態度帶入創作。
　　在《強震》中，弗蘭岑塑造了三位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正面人物。首先是男主角路易斯的父親鮑伯。他是60年代民權運動和環保運動的親歷者，后來成為左翼知識分子。到80年代末，他雖感慨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已難以實現，卻依然盡其所能，實踐他本人的生態理念。他在自家前院種了一排白松，每逢周末他都要照看這些樹木，用一桿長靶子把風吹來的垃圾從樹頂取下，“那些松樹搖動的樣子就像毛發蓬松的大狗安靜地享受梳理”[6]355。他還拿著軟管對著樹干澆水，清洗掉表面粘附的空氣污染物。在后院，鮑伯“讓自家的土地故意退化，和伊利諾斯州的草原融為一體”。他總對家人強調，草原的歷史要比歐洲移民更悠久，這片幸存的草原躲過了“歐洲人帶有浪費性和破壞性的農業經營”[6]355。 因此，他寧愿讓這片草原保持原有的生態平衡，讓各種野生動物繼續在那里生活。鮑伯的努力雖只是個人保護行為，但其中傳遞的信念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真正能行之有效的環境倫理，必然包含對所有其他生命體的尊重。在人類有權利追求自身利益和生活方式的情況下，也應允許其他生物種群以各自的方式繁衍生息。[13] 　　另一位熱心環保事業的人物是女主角勒妮。她深切關愛周圍的生物，曾救助一只野生浣熊，幫它療傷直至回歸山林。和鮑伯相比，勒妮的態度更加積極。在明知危險的情況下，勒妮堅持對地震原因展開調查，因她認為自己有能力阻止而不去做，她就會“感到良心不安”[6]163。
　　此外，弗蘭岑用大量筆墨描寫男主角路易斯的轉變，借此向讀者傳遞重要的倫理信息。有論者指出，路易斯的身份具有象征性。他的父親是左翼知識分子，曾參與民權運動;母親卻是拜金主義者，剛繼承了一大筆遺產，且這筆錢源自污染企業。因此，在路易斯身上呈現出兩種對立的生活態度：一是60年代激進政治的思想遺產，一是80年代占據主導地位的自由市場理念。[14]小說開篇，路易斯處于人生的迷茫階段。他剛從大學畢業，不知該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受左翼思想的影響，他痛恨商業社會的欺詐本質，卻又迫于生計，不得不接受雇傭工作。這樣的異化生存導致他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在第一次波士頓之行中，路易斯眼中的商業區毫無生機。人行道上的幾個老年婦女“就像莫名停滯的昆蟲”[6]18。商業街的窗戶顏色暗淡，千篇一律，“新的磚墻、新的水泥路和新的窗戶”看起來很不真實，“似乎是靠著膠水的力量才把這些墻壁和街道黏在一起，免得坍塌”[6]19。在著名的旅游景點法納爾廳，面對物質豐盛的消費世界，路易斯反而覺得更加迷茫，他望著山下的市區，感覺“整座黑漆漆的城市就像是內心孤獨的外在投射”[6]19。
　　路易斯的轉變源自勒妮和鮑伯的幫助。他在勒妮身上體會到什么是責任感，這原本是他最缺乏的精神特質。當勒妮告訴他，必盡快查明地震真相時，路易斯大吃一驚：“你真的相信這些東西？為全人類服務之類的話？”[6]163 在明知調查具有相當危險的情況下，勒妮堅持追尋真相，即便受傷也不肯放棄，這種勇擔責任的行為促使路易斯深刻反省自己。同時，父親也對他進行開導，最終他突然醒悟，“就好像他大腦里有個特定的器官，在極端刺激下產生愛的感覺……一個人有可能發現自己愛上敵人或者無家可歸的乞丐或者荒唐的父母……對于這些人，如果在某個情感虛弱的時刻，他愛上了他們，那么他就將從此擔負起永久的責任” [6]367。
　　路易斯的成長表明，弗蘭岑的創作方式“正在發生轉變”[15]。他著力塑造的不再是后現代小說那種類型化的角色，而是有血有肉的現實人物。在路易斯身上，弗蘭岑寄托了他的期望。與其父一樣，弗蘭岑推崇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并堅信在某個特殊的時刻，個人的倫理意識將徹底覺醒。正如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所言，倫理意識需要召喚，“喚醒和自我都是雙向的道路”，因此“整個生命中，道德都是脆弱的。在成為道德的方面沒什么事必需的。成為道德的是一個機會”[16]。當自我被喚醒，并決定為他者而存在，這就意味著道德自我的誕生。
　　德國哲學家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認為，既然人類有能力改變外部環境，那么也要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轉變觀念，以新的方式“認識自然以及我們在自然中所處的位置”[17]。經歷過地震現場的刺激，經歷過勒妮受傷的影響，路易斯最終體會到“責任感”的存在，并堅信自己對勒妮以及對波士頓這座城市都“負有責任”[6]490。這種責任感帶給他最明顯的變化是，他不再與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在新的工作環境中，他深受同事的喜愛，成為所有人的朋友。
　　小說結尾，弗蘭岑讓讀者看到未來的希望。路易斯和勒妮來到一座拱橋上。走過拱橋的中間位置后，路易斯對勒妮說：“來吧，和我一起走吧。我們一直走下去?！惫皹蝻@然象征路易斯的轉變，他告別了迷茫狀態，即將開啟新的人生之路。同時，路易斯的召喚不僅針對勒妮，也是在向讀者發出邀請。按韋恩·布斯（Wayne Booth）說法，文學作品“就像是我們在真實生活中將要結交的朋友”[18]。作為朋友，作品總是邀請隱含讀者參與其中，對相應的價值觀進行分析和解讀?，斏づ辊U姆（Martha C. Nussbaum）也指出，小說這一體裁促使讀者在具體語境中觀察小說人物，并想象他們的生活狀況。尤其是現實主義作品，有助于培養讀者“移情想象的文學態度”[19]，這對公共生活具有重要意義。
　　四、結語
　　作為社會小說的當代繼承人，弗蘭岑堅持通過文學創作來表達他“對當今美國社會現實的密切關注”[20]。就主題而言，《強震》充分展現出弗蘭岑的商業倫理思想。在他看來，缺乏社會責任感是許多企業管理者的通病，而市場自由化加劇了這一問題，由此所引發的生態危機已成為困擾美國社會的頑疾。因此，他反駁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唯盈利論”，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必要性，并將希望寄托于普通民眾，期盼個人倫理意識的覺醒能由點帶面，形成環保運動的新格局。在“后金融危機”的當下，弗蘭岑的商業倫理思想依然具有積極意義，而《強震》這部作品也依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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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logical Crisi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siness Ethics in Jonathan Franzen’s Strong Motion
　　LU Yun
　?。⊿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In Strong Motion Jonathan Franzen discusses business ethics in a free market environment. He exposes the unscrupulous practices of some companies to discharge pollution and damage the environment， rais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ins his hopes on the awakening of individual ethical awareness. His views about business ethics not only provide answer to real problems， but also renew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f social novel， making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realist tur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Key words： Jonathan Franzen; Strong Motion; business ethics; ecological crisis;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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