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道德本體論及道德革命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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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圍繞著救亡圖強、啟蒙民眾的現實需求，梁啟超提出了許多富有深刻意義的關于“道德”的思考。從本體論的角度，梁啟超對“道德”設定了諸多含義，確立了道德利群和群己相諧的目的性，并從道德的特征上指出公德和私德兩方面的內涵和道德“行非言”的本質。與此同時，梁啟超將理論與現實進行有機結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一方面，進化論的思想為道德革命觀點奠定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改造近代國民劣根性的需求為道德革命提供了現實依據。梁啟超所提出的道德本體論和道德革命的思想是近代借道德人心治理國家思想的重要縮影，對近代國民道德改造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梁啟超;道德本體論;道德革命
中圖分類號：B82-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448（ 2019）01-0044-08
作為近代歷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梁啟超的思想一直備受學術界關注，其對于近代國民性問題的探索，形成了他所獨有的思考視域。從某種意義上說，梁啟超的思想可看作是近代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縮影。臺灣學者張朋園評價認為：“對近六十年來的中國，無論政治、經濟、財政、社會、學術，其深遠處，幾無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談，都將殘缺不整。”[1]（P1）由此足見梁啟超思想影響之大。在梁啟超的眾多思想中，關于道德理論與道德革命的思想是其較為重要的一個觀點，構成他實踐哲學的主要內容。
迄今為止，學界對于梁啟超的道德思想不乏研究，特別是結合梁啟超的《新民說》其以改造國民性為目的的道德運思成為學界一個研究的熱點。馮契在《中國近代哲學史》中指出：“梁啟超‘新民’說中這些抨擊舊倫理道德、提倡‘道德革命’的言論，在那個時候確是驚世駭俗的，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盵2]（ P307）李澤厚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一書中也認為：“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更大，卻主要還是戊戌政變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撰寫了一系列介紹、鼓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緣故?！盵3]（P386）梁啟超的這些道德思想對當時的學人起到了振聾發聵、動人心弦的重要啟蒙作用。總的看來，目前學界關于梁啟超道德思想的研究較為充分，均主要圍繞著“新民說”的道德思想維度進行了相關論述，但相比于道德思想，關于梁啟超道德革命思想的研究則比較缺乏，其中學者馬兵的《士人倫理的嬗變與道德革命的艱難》一文以梁啟超對“道德革命”的態度轉變為切入點，通過對《新民說》倫理思想的整體把握，提出梁啟超思想的變化正“體現了近代士人倫理嬗變的艱辛”[4]（P73-75）。學者陳文則認為，梁啟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帶有強烈的現代性特征，對推動社會個體“人”的現代化富有一定的啟發意義[5]（P104-106）。這些關于梁啟超道德革命思想的研究多為某一側重點的思考，缺乏相應的思想深度解讀和關于道德思想與道德革命相關性的延展表述?；诖耍疚膶⒃诂F有研究的基礎上，以梁啟超道德思想作為切入點，通過對其本體論和實踐論向度的分析，進一步探究梁啟超關于道德本身及其道德革命思想的意蘊，以彰顯出梁啟超道德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梁啟超的道德本體論思想
從嚴格意義上講，梁啟超在其一生中，并未撰寫專門的著作論述道德問題，其關于道德問題的思考大都是出于救亡圖強、啟蒙民眾的現實需要，帶有明顯的實用意義。但從梁啟超的一些相關著述中，仍舊可以探尋出他關于“道德”方面的些許思考，展現出梁啟超自己獨到的見解。綜合看來，梁啟超的道德思想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含義：
1.道德產生和確立的作用：“利群”
梁啟超指出：“德之所由起，起于人與人之有交涉。而對于少數之交涉與對于多數之交涉，對于私人之交涉與對于公人之交涉，其客體雖異，其主體則同。故無論泰東泰西之所謂道德，皆謂其有贊于公安公益者云爾，其所謂不德，皆謂其有戕于公安公益者云爾?！盵6] （P118）他認為，道德的產生源于人的社會交往需要，是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產生的。人是一種善群的動物，作為社會關系中的人，必然會與他人發生各種關系，在維系社會關系的過程中，道德隨之產生。產生于群體生活需要的道德，其作用即在于“利群”。梁啟超指出：“德之本原，……固亙萬古而無變者也，……本原惟何？亦日利群而已?！盵6]（ P15）“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者為歸。”[6]（ P15）梁啟超認為，群學的準則一定是內在強固才能與外競爭，一社會與他社會競爭，一國民與他國民競爭，均在于自身的強大，如果本身機體不健全，不強固，則必然會遇敵而先自敗。因此，必先要“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以團結、強固社會有機體，達致內固而外強的目的，在這一過程中，道德對固群和利群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對此，梁啟超感嘆說：“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機體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將奚以哉！將奚以哉！”[6]（P135）
2.道德的目的：群己相諧
基于道德“利群、固群、善群”的社會功效，梁啟超認為，在道德的應用上，應使道德大眾化，深入到每個社會成員的心中。他說：“所謂道德者，須人人竭誠信奉，可以反求諸己，施諸他人，此心泰然，所向無阻，否則難免良心之責備，為社會所不容。如此，道德的權威方能存在?！盵7]（ P31）在梁啟超看來，道德并不是一種憑空的論說，它要求每個想獲得道德的人與現實生活相聯系，把道德體驗到現實中去，誠于信守，在自己和他人的交往之間達成一條無間的道路，使心之泰然。道德的最終目的在于既要做到個人道德的完善，又要達成群體道德的升華，從而實現個人與群體的和諧一致，這也是道德目標的根本所在。因此，梁啟超指出：“道德的目的不外下述二者：（一）發展個性，（二）發展群性。凡是一個人不能發展他的個性，便是自暴自棄?！松谑澜缟纤阅軌蛏妫还馐鞘阎鴤€人，尤貴在人與人的關系，這就是群。我們家庭至小的單位是夫婦，大之有父子兄弟，在鄰里有鄉黨，在校有同學，在工廠有同事，在國家有國人。所以，一方面我們要發展個性，他一方面又要發展群性，能夠如此，才算是有了高尚的道德。”[7]（P32-33） 在梁啟超看來，道德“利群”作用的發揮離不開個體道德的成熟，不切實際地只空談道德“利群”的性質難以達到理想效果，對于道德目的而言，既要注重個體道德的培養，即盡其性，充分發揚個體的獨特性，同時還要把個體與群體結合起來，增進群性，并最終從最根本上塑造高尚道德?？梢哉J為，“群己相諧”的道德創設是梁啟超理想的道德模式，其在其一生中所經常提到的獨立與合群、利己與利群、公德與私德、權利與義務、自由與服從等諸多道德范疇基本上都沒有超出這個理解范圍。梁啟超所希望的是形成“有合群之獨立”“有義務之權利”“有制裁之自由”和“有愛他之利己”的群己合一境界的新道德[8]（P6），這才是道德建設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3.道德有其自身的特征
為了進一步強化對于道德的認識，梁啟超對道德的特性進行了諸方面的探討，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道德可分為公德與私德。
梁啟超指出，按照道德的本體而言，道德本無公私之分，但一旦道德發表于外并作用于不同的客體，道德的公私之名便會隨之產生。他說：“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盵6]（P12）公德意涵個人與公共群體交涉的道德，而私德則意為個人與個人之交涉的道德，二者主體相同，但客體存有異處，因此，產生出不同的道德之名。
梁啟超指出：“所謂公德云者，就其本體言之，謂一團體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構成此本體之作用言之，謂個人對于本團體公共觀念所發之德性也?！盵6]（P119）具體說來，公德指的是一種公共觀念，是個人面對社會、群體、國家所產生的一種道德思想，表現的是一個人所盡的道德義務。公德最大的特點在于“善群”“利群”，并以此作為公德論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梁啟超指出：“人而不群，禽獸奚擇，而非空言高論日群之群之，而遂解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后群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盵6]（P14）一個人是否具有“公德”主要在于是否“利群”，“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6]（P15）?？梢?，梁啟超把“利群”看作是“一種新道德”，衡量公德好壞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凡“有益于群者為善，無益于群者為惡”[6]（P15）。
關于私德，梁啟超指出：“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一私人之對于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6]（P14）私德包含兩方面的含義，既可指“人人獨善其身”的自處之道，也可指“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之道義”[6]（P14）。具體地說，私德就是指個人的道德修養，以及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倫理準則。這是中國儒家自古就推行的一種修身治世的道德學說，因此，中國人最擅長的乃是養私德一事。合理個人主義觀念“獨善其身”（德）和“利己”（利）服務于群、服務于國家的思想，是梁啟超在介紹公德之后又強調私德重要性的一個原因，把其看作是發展公德，維護群體和國家利益的一個捷徑。他希望“通過把個人切身利益與國家、群體相聯系，使每個人能從保護所有人的合理權益出發而投身于公共原則的建構與維護”[9] （P157）。
在公德與私德的重要性上，梁啟超認為二者并沒有高低之別：“公德私德，為近世言德育者分類之名詞。雖然，此分類亦自節目事變方面觀察之，日某種屬于公之范圍，某種屬于私之范圍耳。若語其本原，則私德虧缺者，安能襲取公德之微名，而僅修飾私德而弁髦公德者，則其所謂德已非德，何以故？以德之定義與公之定義常有密切不能想離之關系故?！盵10]（P2）公德與私德的區別僅在于所屬公私范圍應用的差別，一個缺乏私德的人其公德必然不能具備，反之亦然。因此，對于人而言，公德與私德“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是“為國”所不缺的兩個方面，二者是“并行不?！钡?。
其二，道德的本質在于“行”。
梁啟超指出：“茍欲言道德也，則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無不同一?！盵6]（P131）他認為，如果只談論道德本身，道德都是個人出于良心自由，與人真誠交涉而產生的，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什么區別，且也無新舊可言，這是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意義。在這里，梁啟超已經認識劍道德認知所具有的普遍價值。在梁啟超看來，道德認知是人人所同具，每個人都能具備的一種純自于良心的認識，是人們形成道德行為的重要前提。道德認知一旦上升為人們的一種自覺認知，就會成為人們行動的思想引導。但是，梁啟超也看到，每個人具備了道德認知并不表明就此就已經達到了道德境界，只有當人把道德認知轉化為正確的道德信念并付諸行動時，才可說明他是一個真正有道德品格的人。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梁啟超認為，道德的本質在于“行”：“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盵6]（P131）
此外，梁啟超突出強調道德“行非言”的目的還在于表明道德的社會性。道德是與本國社會發展程度相匹配的，有著牢固的社會基礎，一旦道德具體落實到行動中，就會與現實的社會產生關聯，不一樣的社會發展程度，會需要不同的道德水平與之相適應。當國家社會發展程度相對較低時，其社會的道德水平相對也會較低，社會對道德行為的要求較為簡單、單一，且多半是個人道德的要求居多，社會公共道德要求較少。正是出于這種認知，針對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梁啟超認為，近代中國社會青黃不接之傾，欲以“泰西新道德易國民，是所謂磨磚為鏡吹沙求飯”[6]（P131），因而以中國固有的舊道德為基礎改造國民性是較為恰當的。
4.道德應具有公準
為了避免道德陷入虛無的境地，梁啟超認為需要為道德設定一套公準，用來作為辨別是非善惡的行為準則，以此判斷社會道德發展的程度。
公準，“就是公共的標準”[7]（P29），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客觀準則。梁啟超認為，作為“道德公準”必須同時滿足三個要求：“（一）道德是要永久的，無所謂適于古者不適于今，合于今者不合于后的，好像犧牲長子獻給上帝，在古時是道德，在現在是不道德。（二）道德是要周遍的，能容涵許多道德條目，并不相互發生沖突。（三）道德是對等的，沒有長幼貴賤男女之分，只要凡是人類，都要遵守，依照他去做便是道德，不然便不是道德?！盵7]（P31）所謂“永久”，是要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具有永適性;所謂“周遍”，是要滿足各種內涵和形式，以此具備足夠的涵蓋性;所謂“對等”，是要具有平等性和符合大眾的客觀普遍性。這三個標準實際上表明梁啟超所追求的是建立一個統涵社會、普遍平等的道德準則，如此道德的權威才能夠確立。 依此條件，梁啟超選擇了一套他認為古今中外都適用的道德公準，即同情、誠實、勤勞、剛強，這一套公準是對傳統儒家道德德目的發揮?！巴椤奔词侨寮宜麚P的“仁”的道德，即孟子所謂的“惻隱之心”;“誠實”即是真誠、不自欺，不欺他人，是《大學》的八條目之一;“勤勞”“剛強”則是中國自古以來就宣揚的兩種美德。梁啟超指出，此四個公準相互容納、地位平等，同樣重要，任何一個都不可以舍棄。個人如果能夠把這四個準則體味得透徹，每天的言行都能按照這個標準的要求去做，那么做事就會合乎要求，行為也是一種道德的行為。
總之，梁啟超運用一種方式，把傳統的德性概念轉化為一套道德規則，使作為傳統范式的德性概念取得了現代意義的道德規范形式，表現了他對于傳統道德現代意義的價值性追求。
二、梁啟超的道德實踐論思想——道德革命
梁啟超對道德有一種全新的認識，不僅僅在于他對于道德起源和本質的深度思考，更重要的還在于他能夠根據理論和實際的需要，對道德進行創造性的革新，以此來觀照現實。為此，在對道德進行本體論思考的同時，梁啟超還將目光對準了實踐領域，提出“道德革命”的思想，這是從理論到實踐維度的一種思想拓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道德與革命聯系在一起的必然性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公開明確提出“道德革命”口號的第一人，其矛頭直指束縛國人千百年之久的舊禮教，對當時社會的倫理綱常進行徹底批判，為近代國民奴性的解放掃清了觀念障礙，提供了鮮明的精神動力。
道德為何與革命聯系在一起是面對觀念陳舊的中國最需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必須為此找到思想的突破口，才會得出道德變革的必然性。這一時期，西方以達爾文為代表的進化論思想以及日本學界進化思想的合理內核經過融合已經占據了梁啟超思想的主要地位，成為其思想觀念的重要理論來源，梁啟超已經完全接受并開始信奉這一理論，并把其應用到尋找和探求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各個方面，成為進化論的最忠實擁護者。梁啟超指出：“所謂天然淘汰優勝劣敗之理，實普行于一切邦國、種族、宗教、學術、人事之中，無大無小，而一皆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圍，不優則劣，不存則亡，其機間不容發?！盵11]（P18）他認為，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規則是百世不可逃避的公理，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凡是適應生存環境的就會存在，凡是不適應的則滅亡，這一存一滅就叫“淘汰”。對于“淘汰”，梁啟超進一步解釋說：“淘汰復有二種：日‘天然淘汰’，日‘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終不適之故，為外風潮所旋擊，自澌自斃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適焉者，從而易之使底于適，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義也，外境界無時而不變，故人事淘汰無時而可停?！盵12]（P41）“革”即是人事的淘汰，是根據現實的需要自覺做出的淘汰，這樣的淘汰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始終以自存為依歸，因此，“革”是萬物欲以圖存、欲以圖強的不二法門。對于事物而言，“欲倡其不適者以底于適，非從根柢處而翻之，廓清而辭辟之”[12]（P41）。唯有能接受變革，擁護變革，事物才會改變現狀，獲得新的發展，因此，梁啟超說：“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大變革始?！盵12]（P42）
基于進化論的觀念立場，梁啟超把其引入到道德范圍，確立了他進化論的道德觀。在梁啟超看來，道德的產生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那些認為道德是“萬古不變，百世皆行”的觀念是落后錯誤的想法，并不是愛國、愛道德的真體現。社會是進步發展的，道德也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有所發展，過去社會生活的人不可能制定符合今天的道德。因此，順應社會需要和道德發展的必然趨勢，改革舊有道德以確立新的道德，才是最正確、最合理的做法。梁啟超大膽地指出：“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立一定格式以范圍天下萬世者也。”[6]（P15）“道德之為物，由于天然者半，由于人事者半，有發達有進步，一循天演之大例?！盵6]（P15）生于新時代的人，應該縱觀世界發展的大勢，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以發明一種新道德，鞏固、改善和促進社會的發展。由此，道德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彰顯出來，即革除舊有道德，發明新道德，并以新道德來代替舊道德。正所謂：“夫淘汰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譯名言之，則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12]（P42）這就為道德革命思想找到了依據和動力。
2.道德革命思想的現實需要
在多難的近代中國現實面前，梁啟超已看清中國當時的道德狀況已不足以承載改造國民性的重要使命，中國的舊道德“雖然適應了幾千年大一統天下格局下的王朝國家統治和民眾精神需要，但是卻無助于在列國并立、萬國競爭的世界格局下的民族國家生存和發達的需要”[13]（P126）。因此，必須對舊有的道德進行變革，樹立一種新的道德觀，以對癥下藥教化民眾，使國民懂得“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進而變落后民族為一“新民”，以適應時代發展之需。
梁啟超指出，在封建三綱五常思想的長期統治下，中國人養成無數的性格弱點，如自私、奴性、愚昧、怯懦、虛偽等等，如果這些性格劣性不除，中國便難以擺脫危亡的命運。因此，為了挽救中國，必須要“新民德”，而要“新民德”則必須進行“道德革命”。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一文中，梁啟超深刻而又具體地揭露了中國人的種種劣性，并把其作為道德革命的現實基礎，此后的新民思想和國民改造論的述論都是在矯正這些國民劣性的基礎上完成的。他認為，國民劣根的病癥表現在六個方面：第一，奴性深厚。這是中國國民性格的最大弱點，這種奴性不僅在于他人視之為奴隸，更重要的在于自己常常以奴隸自居，全國上下從上流社會之人直至尋常百姓都具有很深的奴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第二，愚昧無知?！皣X者何？則國民之智慧是已?！盵14]（P21）一國的發展程度并不取決于該國中有多少一等智慧的人，最根本的還在于國民全體的智慧程度，這才是一國國力水平之高低最深刻的原因。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最大根源即在于國民的民智程度太低，國人無腦筋、無知識、無學問，已成為當時中國的真實寫照。第三，自私為我。中國國民最大的問題在于只關注為己，只看到個人利益，以致導致對“群”觀念的忽視，對國家命運的無視，進而造成有多少人便有多少國。第四，好偽不實。中國人之間的交往皆奉行一“偽”字，以致親屬之間，朋友之間都偽而不實，虛偽相接，這種人性狀況導致的后果就是官有職如無職，社會有律如無律，從個人到國家皆成為一虛幻的泡影。第五，怯懦不武?！岸卜蛑袊褡逯晃湟病！盵6]（P111）中國文化自傳統以來很少有尚武的思想，以冒險為大戒，以柔弱為善人，進而國人失去了勇敢的武士精神，變得懦弱不堪。第六，好靜無動。與怯弱不武相伴隨而生的是好靜無動的國民性格，“污吏壓制之也而不動，虐政殘害之也而不動，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動，萬國富強之成效，燦然陳于目前也而不動，列強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動”[14]（P26）。守著這樣深厚的好靜無動的性格，造成中國發展步履維艱。 在梁啟超看來，以上六大國民劣根性遞相為因，遞相為果?！捌渖罡痰僖?，經歷夫數千余年，年年之漸漬，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傳染蔓延也，盤踞夫四百兆人，人人之腦筋?！盵14]（P27）此種國民劣根性是造成中國危亡和墮落的根源，已成為阻礙中國進步富強最大的障礙，只有揭示這些國民劣根性并戮力改造之，中國擺脫民族危機才有希望，與世界其他國家競爭才變為可能，這也是梁啟超力倡道德革命最內在的現實原因。在理論和現實的雙重感召下，梁啟超提出了道德革命的主張，其目標對準的就是那些固守陳舊的道德和時人“不敢言新道德”的狀況，并指出這些狀況都是由于人們固有的奴性未去，愛國愛真理心不誠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必須從根本上對國民的劣根性加以肅清和改造，建設一個新道德、一個新國家。
在具體方式上，梁啟超提倡建立一套嶄新的參照西方道德思想并對中國傳統道德觀念進行改造進而重新審視其價值的道德體系，并最終按照這一道德體系對國民劣根性進行改造。為此，梁啟超結合中國優秀傳統道德觀念，倡導一種公德私德兼具，以自由、權利、獨立、合群為主要價值內容的新道德結構，以正確解決個人與國家、群與己的關系問題，使國民擺脫自私、愚昧、懦弱等性格弱點，樹立愛國主義的品質。他說：“新之義有二：一日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6]（P5）一方面，梁啟超強調要對中華優秀傳統道德中有價值的觀點進行有分析的“淬厲”，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使之成為改造國民性的重要思想來源;另一方面，梁啟超主張參照、借鑒和吸納西方的道德思想，以開放的姿態來評估和采納西方先進道德，并以此為參照標準去改造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以實現對近代中國國人的改造。在采納西方思想方面，梁啟超還特別強調此種做法：“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篾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盵6]（P5）以此表明其所提倡的建設新道德的觀點是與那些完全崇洋媚外的西化派和守舊落后的頑固派是截然不同的。
梁啟超把道德與革命聯系在一起并對道德進行變革性的論證，無疑對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的封建主義道德進行了猛烈沖擊，表現了他對新道德向往的強烈愿望，梁啟超深知實行道德革命主張所具有的困難，必為舉國所詬病。但是，他仍然堅定地表示：“若夫與一世之流俗人挑戰，吾所不懼，吾所不辭，世有以熱誠之心愛群、愛國、愛真理者乎？吾愿為之執鞭以研究此問題也?！盵6]（P15）足以表明其確立新道德的信心與決心。
三 梁啟超道德思想的近代意義
近代中國最大的現實問題是中國正處于列強侵略的民族危機中。在逃往日本之后的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從“競爭的世界性范圍”這一角度把“近代中國”界定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15] （P12）?！笆澜缰袊弊鳛橹袊鴼v史圖式中的一個新階段，與其說是近代中國的狀態，不如說是梁啟超的一種強烈期望。事實上，這種期望反映了中國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在由新生強勢帝國宰制的新的世界體系中，‘世界之中國’一方面意味著傳統中國之世界體系的逐漸瓦解，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中國必須在新的世界體系中用一種超常的方式和途徑重新確立自己的國家身份和國際關系?！盵16]（ P368）為此，近代知識分子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嘗試著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改變近代中國的命運現實，其中，對國民素質進行反思和批判，通過道德上的改造來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增強挽救社會和民族危機的責任感成為近代有識之士普遍的心理，這既可以看作是民族自覺、自省、自策的表現，同時也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借道德人心治理國家思想的思想慣性。在眾多知識分子中，嚴復曾就近代國民素質這一問題提出過自己的看法。198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原強》一文指出：“及今而圖自強，非標本并治焉，固不可也?！瓨苏吆?？收大權、練軍實，如俄國所為是已。至于其本，則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開，民力日畜，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17]（P19）在嚴復看來，要想改變中國貧困落后、危機深重的局面，最重要的是改變國民素質的狀況，通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使國民的身體、智識和道德水平都得到徹底的改造和提升。而其他近代一些思想家，如譚嗣同、章太炎等，也都圍繞著如何改造人心進行了諸方面的探索?？梢哉f，以改造國民素質為核心，進而改造落后的國家成為近代知識分子的共識。
梁啟超一直追求從國民精神面貌的重塑以及個人道德的修養上來尋求解決救亡圖存的問題，他的一整套道德思想都可看作是這一思想的展開。在他的心目中，改造國民性、突出道德的作用是文明救國的唯一出路，因此也必須借由道德這一渠道來變革中國的現狀。他曾說：“今日有志救世者，正不可不研究此（道德）學。斟酌中外，發明出一完全之倫理學以為國民倡也?！盵18]（P86）表現出了他對于道德救國的推崇。梁啟超解剖和試圖改造國民性的努力，本質上反映了他希望以改造國民品質來重鑄民族文化的心理和推動中國較早實現近代化的強烈愿望。這種愿望并不在于對每一個國民的微觀開發，而是以宏觀視角為前提、以國家生存作為出發點的嘗試，是站在國族競存立場上所進行的一次理想國民的塑造探索。梁啟超看到中國近代社會道德風尚的墮落，從而認為正是中國人文明素質的低下，才造成社會政治的黑暗和國家的落后，以致會在近代遭受到西方列強的凌辱，而政治上的連連敗績，更加促使他認定“國民心理”或“國民人格”對國家命運的決定作用。正是出于這樣一種心理，梁啟超把新民的道德培養擺放在了突出地位，“在梁啟超的精神世界中，‘新民’才是他一生極力追求的旨趣所在”[19]（P105），進而使其一生都在沿著這一思想路徑去實踐。而近代由于梁啟超在鼓吹改造國民素質、造就一代新民的努力下，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只有改造國民性，國家才有復興之望。也正是由于此，重視國民道德的思想在當時廣泛的被人們認可和接受。所以，有學者認為：“對自己過渡時代之人物的地位有清醒意識的梁啟超，完好地向我們傳遞了包孕在本世紀初期而影響及于世紀末的文化訊息，以覺世始而以傳世終，這便是梁氏在20世紀中國學術界保有的形象及其歷史定位。”[20]（P14） 總而言之，近代中國的思想界一直呈現的是新舊并存、中西交融的蕪雜局面，從最保守到最激進的理論，都在力爭自己的論戰領地，皆欲“執思想界之牛耳”[21]（P133），梁啟超可謂其中的佼佼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22]（P65）。梁啟超用他精于傳統又博于海外的新學知識，除舊革新，取歐美之所長補中國之所短，建立起一套中西相合的“道德”論。他所倡言進行的“道德革命”主張，在當時也是石破天驚，“破壞力確不小”，他以他敏銳的觀察力和敏感的頭腦發掘出改造國民性的重要價值，他以新的視角和方式去分析、研究中國傳統道德，進而創造出一種涵納中西的、適應近代中國救亡圖存需要的新國民道德價值體系;他所表述的關于道德論的新思想、新觀點，形成了一套在20世紀中國思想發展許多方面都出現的價值和概念，不僅有力地沖擊了傳統舊道德，而且對之后的道德建設都不可回避地產生了深遠影響?？梢钥隙ǖ卣f，梁啟超道德論和道德革命的嘗試如同投石泛波，在當時掀起了巨大漣漪，影響了當時整個思想界，足見其思想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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