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變局：變什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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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百年大變局，人們特別關注的是權勢（power）的變化，或者說是轉移。權勢，英文是power，蘊含的主要詞義是力量、影響力，用在個人表明強勢，用在國家意味著強大。
　　讓我們從個人的角度觀察權勢的轉移。權勢主要以財富為基礎，自從工業化以來，財富向個人集中的趨勢就越來越明顯。在新的大變局中，財富向個人集聚體現出新的特征：其一，快速向那些抓住新機遇的少數精英集聚;其二，在新興領域集聚的速度最快、規模最大;其三，集聚超越國家，在世界范圍進行。其結果，少數人擁有的財富數額越來越大，富可敵國，且在新興領域，如網絡、知識產權、大數據等方面擁有掌控地位，雇員達幾十萬，甚至數百萬之眾，分布在許多國家。
　　據統計，2018年，全球26位最富的人所擁有的財富為38億貧窮人的一倍，億萬富豪每天增加的財富多達25億美元。在美國，0.1%的富豪擁有美國25%的財富，1%的富豪擁有40%的財富，比如，亞馬遜老總貝索斯所擁有的財富高達1120億美元。就世界范圍而言，目前1%的人掌控了50%的財富，預計到2030年，這個比例會提升到65%。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財富積累向個人集聚的速度最快。2018年，在全球新增的億萬富豪中，多數在新興經濟體，1/2在中國。不過，與傳統的財富集聚不同，其突出的特點是，絕大多數新富豪的財富增長并不是靠繼承，不是靠強奪，而是靠抓住新機遇，靠技術創新。比如，在中國新增的富豪中，97%靠白手起家，1/3靠創新，而且，就年齡結構來看，大多為年輕人。
　　財富向少數人傾斜，由國家向個人傾斜，在此情況下，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一國財富總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帶來公民財富的普遍增加，在富豪財富積累加速的情況下，很多人的財富卻會縮水，并可能會滑落到下層。另一方面，本來強勢的政府會因新技術，特別是網絡、大數據、智能化的快速發展而變得“失能”，對增量財富的再分配能力下降。技術積累比勞動積累更快，比爾·蓋茨早就提出，政府應該對機器人征稅，也有人提出應該對所有能帶來增值的“非人勞動者”征稅。
　　在此情況下，社會權勢的結構出現大的變化，一則，少數人對社會生活產生越來越大的導向力，對政治與政策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二則，作為社會穩定基石的所謂中產階級人群地位動搖，影響力下降;三則，被排擠到社會底層的人群走向“民粹主義”，極端勢力上升。而那些掌控巨額財富的富豪通過“國際化”的方式（免稅島、多國護照等），成為不受政府管理的“超級人”，他們運籌帷幄，進退有方。而普通民眾出于對現行社會政治的不滿，往往采取 “非理性”的選擇，讓極具個性的“政治黑馬”上位，比如，從未有過從政經驗的商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靠出演反腐人物的演員澤連斯基當選烏克蘭總統，等等。
　　新科技革命導致經濟運行方式、就業結構、生活方式等發生重大與快速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工作會被智能機器人替代。新的變局勢不可擋，盡管對其帶來的后果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有些已經初露端倪。比如，大數據成為經濟、社會的重要基礎構成，擁有者的權勢掌控力與影響力可以變得超乎尋常，由此推動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的巨大變革。
　　如果僅順著這種思維去分析，未來的世界將是非?？膳碌?。新時代似乎需要有新的思維方式與認知。比如，有人認為，盡管未來財富趨于集中，但財富擁有的方式與含義發生巨大變化，財富大多是存在于股市、債市的“虛擬資產”，是數字化的“社會資本”，依托社會的支撐，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一種“個人財富的社會化”。如果失去社會支持，大量財富可能會“頃刻化為烏有”。傳統工業化創造的是集聚化的社會結構，而新變局創造的是離散化的社會結構，在此情況下，少數富豪并不能掌控多樣、離散與變換的“公民社會”。有人認為，新經濟創造的是一種“協作網絡”，依賴開放、創新、互動與分享。故此，新時代的財富集聚特性與以往有著巨大的差別。
　　盡管如此，新變局所帶來的挑戰仍是嚴峻的。比如，傳統的就業方式發生轉變，對大多數人而言，是如何不被新的發展所拋棄，如何能夠分享新發展的成果。對于政府而言，是如何建立適應新變局的政策與管理方式，如何找到解決財富積累兩極（財富擁有者和社會公眾）化問題的“兩全其美”的新政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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