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時期的佛經翻譯和古代西方圣經翻譯的若干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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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現代中西翻譯理論比較法，對吐蕃時期的佛經翻譯、古代西方圣經翻譯的歷史過程和兩種宗教翻譯的理論形成以及具體的翻譯方法作了對比分析，認為藏族佛經的翻譯和西方圣經的翻譯在實踐上和理論的形成中有其相似性，都經過了由偏論、散論到主論、專論的過程；方法上都經過了直譯到意譯的過程；另外從譯者身份來看，他們在各自國家也都居于崇高位置。
關鍵詞：翻譯理論；翻譯方法；譯者；比較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9）06-0050-03
藏族的佛經和西方的圣經分別是兩個不同民族的文化核心，尤其是對于圣經翻譯而言，它不僅被視為世界翻譯歷史的開端，而且對歐洲和美洲大多數國家的政治、文化、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同樣，藏族佛經翻譯的歷史也很悠久，自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時期開始，至今已有長達1400多年的翻譯實踐，不僅給當時社會文化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還為周邊民族文化的發展注入新的力量。本文采用現代中西翻譯理論比較研究的方法，對贊普松贊干布至赤德祖贊時期的佛經翻譯與公元前3世紀至19世紀西方圣經翻譯間的相似性進行研究。
一、翻譯理論發展規律的相似性
無論是藏族的翻譯理論還是西方的翻譯理論，兩者都經歷了一個從偏論、散論到主論、專論的發展過程。
藏族贊普時期翻譯理論的形成，在時間和總體內容上可分為松贊干布至赤德祖贊時期理論的萌芽狀態和赤松德贊時期的理論發展時期，贊普赤德松贊至赤祖德贊為理論的形成與頒布時期。松贊干布至赤德祖贊間，雖在吐蕃周邊佛教較發達的地區如天竺和尼泊爾、中原和龜茲等地翻譯過許多佛教經文（《智者喜宴》記載：“當時贊普派使者邀請了婆羅門香嘎熱和印度的故薩熱、克什米爾學者大努，尼泊爾學者喜拉曼珠，內地大天壽和尚等人與藏族學者吞米桑布扎及其達瑪果夏，拉龍多吉貝等人共同翻譯了《寶云經》《月燈經》《如意寶貝經》等經典二十一部。”[1]120），但由于政權和王室的勢力被原始苯教所控制，并且當時是藏文初創時期，不但文法沒有確立，而且佛經翻譯的主要目的也是聽從贊普的命令將藏文進行推廣，所以譯經詞匯不統一，翻譯的質量較低，佛經翻譯理論的形成也處于萌芽狀態及探索階段。
到了8世紀中期贊普赤松德贊時期，吐蕃政權鏟除了阻礙傳播佛教的大臣瑪香傳巴吉和德拉日貢后，迎請天竺佛學大師希瓦措和蓮花生，并修建了桑耶寺。此后“七覺士”的出現，不僅代表著佛教正式在吐蕃立足，而且大量佛經的傳入和大規模的翻譯也由此開始，吐蕃還建立了專門的翻譯機構“譯經院”。它是贊普時期的第一所翻譯學校，不僅為藏族翻譯事業的空前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更為藏族的文化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尤其是在王室的重視和大力支持下，培養翻譯隊伍初見成效，并進行了翻譯史上的第一次厘定活動，編纂了含有九千多梵藏對照名詞的《翻譯名義大集》[2]182，對名詞的統一和語言邏輯上的問題提供了有效的幫助，標志著吐蕃時期的佛經翻譯進入了興盛階段。
贊普赤德松贊至赤祖德贊時期，為藏族翻譯理論逐漸成熟并以詔令形式公布的階段。當時佛經翻譯的高潮仍在繼續，經過兩百多年的翻譯實踐，居于世界屋脊的這個民族終于有了首個翻譯理論，即《聲明學要領二卷》，此論中將翻譯的標準、方法、原則、注意事項、具體的數詞和敬語的翻譯方法等分別以贊普詔令的方式進行了頒布，使每所譯經院和每個譯師都按照此理論進行翻譯活動，成為唯一的翻譯根據和標準。這也是藏民族歷史上成熟的翻譯理論，所以該時期是佛經翻譯理論成熟階段。
古代西方翻譯理論的形成也如上面所述，于公元前284年至公元前249年七名猶太人首次將希伯來文的《舊約》翻譯成希臘文，并出現了第一部《七十子圣經》譯本。當時的翻譯觀點主要是：“圣經翻譯是圣神的，譯者單憑精通兩種語言而無上帝的感召，便不能從事翻譯”，或者“譯者的主要任務是做到字字對譯，絲毫也不必顧及語言中的特殊形式和習慣”。[3]24在翻譯理論上，為了忠實地傳遞上帝的旨意，全部采用直譯，以免曲解原作。從現代理論的角度看，此時的翻譯理論還處于萌芽階段。到了公元三世紀，羅馬的翻譯大師哲羅姆提出，“可以對《七十子希臘本圣經》進行增補、刪改和修正。對《圣經》的正確理解應依靠廣博的知識和熟練的語言能力，而不能指望上帝的感召力。強調各種語言的形式差異，主張在翻譯中不能逐字對譯”。[4]68這對中世紀西方各民族語言的《圣經》翻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基于這時期的賢者們提出的翻譯思想和譯本的質量、翻譯方法和經驗等方面來分析，在翻譯理論發展上也處于興盛階段。
文藝復興使西方國民開闊了視野并啟發了人們的思想，16世紀德國的宗教改革家和翻譯家馬丁·路德進行了《圣經》翻譯，他認為，他所翻譯的德文必須明白曉暢、通俗易懂，因此，他系統地制定了翻譯原則，主要有：
（1）目的語讀者不能理解的原文，要意譯；
?。?）翻譯時要優先考慮文本的含義和主體內容，不要拘泥于原文語法；
?。?）盡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
?。?）修辭中的比喻及習語可以翻譯成非比喻性的語言；
?。?）堅持以讀者為中心的取向。[5]97
法國人文主義者和翻譯家多雷也在《如何出色地翻譯》一文中提出了翻譯的五條原則：
（1）譯者必須完全理解原作者的思想與風格；
?。?）譯者必須通曉源語和譯語；
?。?）譯者不能屈從于源語而追求字當句對；
?。?）譯者必須用通俗的語言形式；
?。?）譯者不僅要滿足讀者的心靈，而且要滿足讀者美的享受。[4]72
總的來說，比較吐蕃時期的佛經翻譯和古代西方圣經翻譯理論的形成規律，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者都是在實踐的基礎之上總結經驗，遵從著由偏論到成熟、從低級到高級的順序。
二、翻譯方法上的相似點 藏族吐蕃時期的翻譯方法雖然在《聲明學要領二卷》中提到了四種基本譯法、五種具體譯法，但在實際翻譯中主要使用的是直譯和意譯。
藏族的佛經翻譯是在贊普松贊干布時期，由大臣吞米桑布扎創制藏文后，以吐蕃第二十八代贊普拉妥妥日年贊時期藏于宮中供奉的“年泊桑瓦”中的《百拜懺悔經》和《寶篋經》作為借鑒，開創了藏族佛經翻譯的先河。《寶篋經》總的翻譯方法與《聲明學要領二卷》中的“直譯”的概念是一致的，就是在梵譯藏的過程中，當無需做語序上的調動能正確表達原文的含義且語句通暢時，直接依照梵文的語序來譯，若對語序做適當的調動后有利于表達和理解則調動。因為藏文和梵文比較接近，所以直譯也成為藏語佛經翻譯時最常用的方法。另一方面，吐蕃佛經翻譯沒有經過口譯階段就直接進入文字翻譯階段，而且初創的文字無法精確地翻譯、表達深奧的佛教經典的涵義，并且沒有多少人精通藏文，更不用說翻譯內容復雜的經文。當時吐蕃王室引入大量的佛經，將其進行翻譯的目的也只是為了推廣藏文，對翻譯質量并不講究，所以最初的翻譯只能是直譯?！恫刈骞糯鸾浄g史略》記載“贊普將上一代翻譯的佛經的謬誤之處，重對梵本來修訂。將音譯（直譯）部分改為意譯。在翻譯文體上一變過去樸拙的古風，開始運用達意的譯法，使誦習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盵6]
到了贊普赤德松贊時期，《聲明學要領二卷》提到三大翻譯方法，在翻譯實踐中首先用直譯，其次用意譯的順序成為一種普遍規律。此時佛教也已經在吐蕃立足并廣泛傳播，大量佛經翻譯的同時也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人們也不滿足于按照字面誦讀，開始探索其中的精髓和內涵，所以翻譯方法上也逐漸從較稚嫩的直譯法過渡到意譯的方法。
同樣，古代西方的圣經翻譯一開始也是使用直譯方法。公元前三世紀左右出現了西方最早的《圣經》譯本，它是從七十二位猶太學者應埃及國王托勒密二世的邀請，翻譯《七十子圣經》開始的。由于他們虔誠的宗教態度和所謂上帝神靈的感召，這36種譯文居然在風格和內容上翻譯得極其相似，似有神助一般，又稱《亞歷山大本》。另外，由于他們的立足點是譯文必須準確，所以譯文詞語陳舊，閃語結構充斥，有的地方譯得太直太死，簡直不像希臘語。這時期也有許多提出直譯的學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當時稱為“真正的基督教之父”的裴羅猶達歐斯，他是猶太神秘主義哲學家、猶太教會上層人物。他曾強調“譯本的神圣性來自上帝的感召，因此，只有那些遠離‘塵世不純’、過著純凈宗教生活的人，也就是只有神學者或虔誠的宗教徒，才有權翻譯《圣經》，這樣的譯者就會著了魔似的，在上帝的感召下，幾個人譯出的結果不是互有差別，而是一詞一句都相同，好比聽寫一樣?！庇纱丝梢钥闯霎敃r為了避免曲解原文，堅持直譯死譯，對譯文的質量和讀者的習慣毫不顧及。之后羅馬帝國的哲學家哲羅姆也認為：“宗教翻譯，如《圣經》翻譯，應主要采用直譯，對原文的句法結構不得有半點改動，否則就會損害《圣經》的深刻含義，降低譯文的價值?！?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由于西方各個國家和民族意識不斷增強，掀起了引入外來文化的浪潮。德國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翻譯的《圣經》人民能夠看懂，他在五大翻譯原則中提到“目的語讀者不能理解的原文，要意譯”。他認為只有采取意譯，才能在某種程度上再現《圣經》的“精神實質”。
總的來說，無論是古代西方的《圣經》翻譯，還是藏族吐蕃時期的《佛經》翻譯，皆是主要使用直譯和意譯的方法來深化和提高翻譯質量，補充和豐富本民族的文化。
三、譯經者身份顯耀
譯師或稱之為“世界之眼”的二語者們，在各民族的歷史進程中為建立國家間的友好關系、引入外來文化立下了巨大的功勞，所以當時的國王和政府非常重視且尊重他們。
吐蕃時期的譯師們的身份顯耀，他們像其他王臣一樣有著獨立的官爵，在敦煌文獻P.T1089中敘述各官位時，也記載了譯師的官爵名稱，尤其是對佛經翻譯者給予了極高的地位，如被尊為藏族歷史上的第一位大譯師吞米桑布扎就被封“七功臣”之一。另外《娘氏宗教源流》也提到“譯師的俸祿，同于各大臣”，[7]364在蓮花生大師誦經時，贊普的左右兩旁均是大譯師，而且給其供奉大量寶貝。贊普赤松德贊時期，贊普對其大臣們曰“誰可削發為僧，誰可當譯師，若誰能，王可尊他如頭冠”。[7]299基于能在國王身邊盤腿而坐，贈有大量財寶，可知當時的贊普和王室對譯者是很重視的。在這樣的優厚待遇下，譯師們才鑄就了如此龐大的知識和悠久的文化，產生了藏族文化的核心，即藏傳佛教。
古代西方的譯師也有同等的待遇和身份，他們也在教會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為統一思想和政權的鞏固立下了巨大的功勞?！胺g《七十子圣經》的主要是一些希伯來神職人員”，[5]70當時的《圣經》翻譯者，都是以色列的十二個附屬國中舉止文明并且對法律相當熟悉的學者，國王為了翻譯《圣經》特意派專人去邀請，翻譯完之后，又將地中海上的費羅斯島（phars）和大量的金銀財寶一同賜給譯師們。猶太人哲學家裴羅猶達歐斯在其《七十子希臘文本的誕生》中第一次提到《七十子希臘文本》是神啟之作，七十二位譯者完全獨立，分別進行翻譯，卻創作出同樣的版本，因此他們并非譯者，而是“先知”和“牧師”。[8]教皇和王室都給予譯師們極高的榮譽和地位，他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和大量實踐活動，為民族文化的豐富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結語
總而言之，分析藏族吐蕃時期的佛經翻譯和古代西方圣經翻譯的歷史過程，可知兩者之間雖然在文本和譯場、文化背景、語言、譯本的讀者等方面有諸多的不同，但在翻譯理論形成中對譯者身份極其重視，在持續不斷的翻譯實踐中產生翻譯方法并逐漸成熟且形成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方面，在對各自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巨大的幫助方面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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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索南多杰，單位為青海民族大學藏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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