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史研究方法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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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譯史研究是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主組成部分，也是譯學研究的一項基本建設。本文在分析總結有關中國翻譯史研究論文的基礎上，主要探討學者們在關于翻譯史研究方法在譯者中心、翻譯史的史學研究、翻譯理論和語境構建這五個主要方面的觀點，以此總結翻譯史研究方法，形成對翻譯史研究方法的清晰脈絡。
關鍵詞：翻譯史;研究方法;譯者;歷史學;語境構建
1.引言
翻譯史主要是對翻譯思想、翻譯理論、翻譯作品、翻譯家、翻譯運動等對象進行描述研究。在這個過程中，究竟選取哪種研究方法是關鍵，這影響翻譯史研究過程的順利進行和研究成果展現。
作為翻譯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翻譯史的研究成為焦點，受到文學界、史學界等領域的廣泛關注，其研究隊伍在不斷擴大。雖然目前翻譯史研究在不斷發展并取得了可觀的成果，但還是與其他已有自身系統理論基礎的學科有一定的差距，翻譯史研究的發展之路需要克服許多困難，加強翻譯史方法論的建設尤為重要。
2.翻譯史研究方法的不同視角
2.1 譯者中心
在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一書中，皮姆強調譯本、譯本的社會語境和語言特征等都不是翻譯史研究的主要對象，譯者才是翻譯史研究的真正對象，翻譯史以譯者生活和工作為中心展開。
但目前人們對翻譯家的研究卻集中在文學翻譯名家身上，出現扎堆現象。據穆雷、邵兵（2014）對近年兩岸四地近700篇博士論文的統計，得出的統計結果為林紓、林語堂、許淵沖、魯迅的研究非別為 6 篇、5 篇、4 篇、3 篇，出現扎堆現象，并且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趨于一致?；谘芯繑祿吕?、邵兵得出結論，翻譯史中關于翻譯家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國近現代的知名譯家且被用同樣的方法重復研究，大多探究譯者的翻譯風格和身份，但對名氣小的譯者較少涉及。
基于對譯者個案研究對象扎堆和研究方法單一的問題，學者們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方夢之，莊智象（2016）認為研究對象要攬全局全方位，關注對翻譯實踐家的研究，可以從譯者素質、成長經歷、翻譯動因和翻譯環境等方面對翻譯家進行描述。穆雷、邵兵（2014）認為要對致力于社會科學、自然人文科學的翻譯家進行研究，這將有利于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皮姆在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中也強調要了解譯者從事翻譯職業的原因及背景。對譯者的研究至關重要，闡述譯者在跨文化的時代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展現譯者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翻譯行為及所做的貢獻，將促進社會歷史文明的進步、文化的發展以及推動翻譯行業的進步。
2.2 翻譯史的史學研究
翻譯史的研究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質，涉史學和翻譯學兩個學科，所以翻譯史研究要具有跨學科的視野，且有必要借鑒史學、社會科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的方法。
許鈞、朱玉彬（2007）在其論文中具體探討了翻譯史四種研究方法，即社會學方法、人類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和計量學方法。藍紅軍（2010）在《翻譯史研究方法論四題》提到史識觀和翻譯史研究方法論是相互作用、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面。史學研究方法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也在不斷地豐富發展，心理學、人類學、計量學、社會學、信息論和控制論等理論和方法都可以為史學研究所利用。穆雷、歐陽東峰于2015年發表一篇論文，專門探討史學研究方法對翻譯史研究的闡釋作用，文中列舉了歷史學分析方法中的歷史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邏輯分析方法、歷史比較分析方法、歷史系統分析方法、歷史計量分析方法和歷史心理分析方法七個方法在翻譯史研究中的應用，之后又展示了歷史學實證方法和敘述方法在翻譯史研究中的應用。
學者們對于用史學研究方法對翻譯史進行研究的觀點不謀而合，例如社會學方法、人類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和計量學方法等研究方法曾在不同學者的論文中被探討，因此應尤其重視這些方法的運用。
2.3 翻譯理論
翻譯理論與翻譯史相互依存，翻譯理論的探討在翻譯史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視。
藍紅軍（2010）肯定了翻譯理論在翻譯研究中的指導作用，他認為雖然翻譯史研究中很少顯性地出現翻譯理論的闡述，但在隱形層面上都要以翻譯理論為指導，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夏天（2012）則圍繞理論是束縛還是工具展開討論，他認為在語言本體研究中理論工具不可或缺，理論工具影響研究的合理性以及科學性，理論能為翻譯史研究提供新話題新角度，因此理論應被當成一種工具。之后，穆雷、邵兵（2014）在對中國兩岸四地翻譯研究博士論文進行計量分析的基礎上，專門指出翻譯史研究在理論視角存在的三個問題，即對所聲稱借用理論的來源和本質含混不清，多種理論視角混亂雜糅，理論視角與語料 / 文本分析“兩張皮”。
從學者們的研究可以看出，翻譯理論與翻譯史研究相互依存，但是由于有些研究者對翻譯理論的認識還不夠清楚，導致在研究時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并且研究者容易把理論當成束縛自己研究視野的框架。
2.4 語境構建
語境指語言的使用環境，包括一切主客觀因素。翻譯史研究的語境構建指在研究翻譯史時，要考慮除文本本身之外的一切的因素，把翻譯背后隱藏的信息現象語境化。
20世紀90年代，翻譯界出現“文化轉向”這一現象，提倡研究者從單純的文本結構中解放出來，從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方面以開放的動態的方式對研究譯入語文本、譯者、文化語境等進行研究。夏天（2012）在其論文中提出了構建翻譯活動的語境的三個方法，即副文本與文本選擇的語境構建、文本細讀與翻譯策略的語境構建和讀者考察與譯本接受的語境構建。
在翻譯史研究中構建翻譯語境說明了翻譯史研究的綜合性和整體性，把翻譯史研究放入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宏大的語境中十分必要。
3.結論
從注重譯者的中心地位到具有史學思維，從翻譯史與翻譯理論的互動到語境分析構建，可以從中看出翻譯史研究絕非簡單的資料羅列。究者還應具有跨學科意識和史學思維，注重翻譯研究與史學研究相結合，以此來促進翻譯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發展，還應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為其增添新知識新內容，注入新活力，給該領域帶來突破。
參考文獻：
[1]許鈞， 朱玉彬. 中國翻譯史研究及其方法初探———兼評五卷本《中國翻譯通史》[J].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7，（6）：451-454.
[2]藍紅軍. 翻譯史研究方法論四題[J]. 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 2010，（3）：44-48.
[3]夏天. 史料、語境與理論：文學翻譯史研究方法構建[J].外國語， 2012，（4）：80-87.
[4]穆雷， 鄒兵. 中國翻譯學研究現狀的文獻計量分析（1992—2013） ———對兩岸四地近 700 篇論文的考察[J]. 中國翻譯， 2014，（ 2） ：14-20.
[5]方夢之， 莊智象. 翻譯史研究： 不囿于文學翻譯 ———《中國翻譯家研究》前言[J]. 海翻譯， 2016，（3）：1-8.
作者簡介：王海蓉，女，1994年6月，河南鄭州人，翻譯碩士，上海海事大學，研究方向：筆譯理論與實踐。
（上海海事大學 上海市浦東新區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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