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樓高百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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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楊熠
北京不只是越來越大、越來越快、越來越貴，她也越來越高。 2010年8月30日，北京國貿三期竣工，以330米的高度獲封“京城第一高樓”，令之前拔得頭籌的京廣中心、央視新樓相形見絀。然而，這個寶座國貿坐得并不安穩，它雄心勃勃的紀錄，在令北京老百姓艷羨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刺激著周邊商圈乃至各區縣市政部門、建筑、商貿集團的神經。在國貿三期規劃、破土、完工的幾年間，“繼任第一高”的爭奪戰始終硝煙彌漫，而戰局也是跌宕起伏、撲朔迷離，你方唱罷我登場。朝陽、豐臺、通州區相繼傳來“新地標”規劃或開工的消息，其中一些又在高調宣傳后忽然悄悄放低高度。 盡管如此，2011年9月下旬，中信集團確定將在CBD核心區修建一座超越國貿三期、高度最終達到500米以上的超級大樓“中國尊”，繼續刷新北京的高度?！爸袊稹毙稳缙涿?，采用區別于大多數高層建筑的中間略有收攏、兩端平穩加寬的雙曲線造型。目前規劃地下修建4層、地上搭建118層。它頂層的幕墻將采用玻璃材質，以實現俯瞰包括國貿三期在內的京城全景的震撼效果。 高樓不高明，究竟是誰之過？ 縱觀全球史，人類對“更高、更快、更強”的強烈希冀，是世界不斷進步的動力源泉。在城市規劃和建筑界亦如是，從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到今天聳入云天的帝國大廈，無不凝結著設計師的智慧結晶、古老文化或全新文明的內涵和城市居民的美好愿景。在現代建筑領域，高層建筑已經擁有超過百年的歷史，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居住條件、工作環境、生活態度以及思維模式。特別是那些超高層的地標，它們在城市建筑群中起著提綱挈領、畫龍點睛的重要作用，有一些經過時間的考驗與洗禮，已經成為無法取代的文化符號。 然而，城市空間是有限的。到上世紀90年代，高層建筑在歐美發達國家的興建基本達到了飽和程度。特別是興建超高層“奇觀”的工程規劃，在西方多數知名大都市的可操作性越來越差，興建摩天樓的重心逐漸向亞洲發達國家和新興的發展中國家轉移。 這些國家普遍人口稠密、城市用地緊張，而經濟形勢欣欣向榮?！跋蛏献摺钡慕ㄖ绕鸬焦澥“l展空間的作用，又暗合了當地人民積極振奮的情緒，甚至取悅了某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心理。在馬不停蹄的趕工之后，問題出現了――快節奏的生活給現代人帶來了太大的壓力，一些城市中歷史悠久的文化景觀被摩天大樓遮蔽，曾經的喜悅也隨之不見天日。不僅如此，超高層建筑在運營成本、工程科學的方方面面對設計者、建造者和經營者都提出了非常嚴苛的要求，一個疏忽，后患無窮。持激烈反對觀點的人甚至斷言，昔日標志著“繁榮”“強盛”的超高層建筑，如今已經淪為“僵化”“壓抑”畸形生活的寫照。當真如此嗎？高樓不高明，究竟是誰之過？ ?。▊渥ⅲ褐醒腚娨曀悄壳氨本┑淖罡呓ㄖ⒎恰熬┏堑谝桓邩恰?，因為電視塔屬于一種自立式結構，它首先肩負著廣播電視節目發射、傳播的作用，是一種功能性的建筑。而“樓”的身份更明確，它往往與城市居民有著更親密的互動。本文要討論的也正是超高大樓與人們的關系。） 從古到今的“紫禁之巔”――京城高樓史話 和所有隨著時代前進而被翻新、被劇變甚至被顛覆的價值觀一樣，何為“高”、何為“低”，在古人和今人眼中也是完全不同的。江南三大名樓通過千百年口耳相傳的夸張、詩詞歌賦的升華，在未曾親臨其境的人們心目中形成了一種非常高大的印象。而實際上，“白云千載空悠悠”的黃鶴樓主體高度不到50米，“吳楚東南坼，乾坤日月浮”的岳陽樓只有20余米，最高的滕王閣也不過69米左右。它們的“高大”，更多的是一種心理上的高度，是因廣泛的聲譽和深厚的歷史積淀而贏得了人們普遍的仰視。 說到舊京城的“超高建筑”，北京人腦海中可能會浮現出很多：皇家園林、佛教廟宇，或是地道的老城墻、老城樓。那么，哪一個最高呢？如果您想到了故宮、天安門，這思路是很不錯，但離正確答案還差一步――在北京的諸多城樓中，正陽門才是最高的。正陽門箭樓也就是大家平常說的“前門樓子”，高度為38米，已經不容小覷。正陽門城樓卻還要更高，達到42米，是舊京城內凈高最高的建筑物，比天安門城樓還高出5米，可以“一覽眾山小”。 正陽門自元大都已有之，幾經易位、翻修，終成今日樓、城、橋、牌渾然一體的壯觀面貌。之所以又稱“前門”，因為它是北京正前方城墻正中間的那一道城門。前門見證了京城幾百年來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風云變幻。帝王將相也好，平民百姓也罷，進出北京都不能繞過它。前門樓子的上下內外因此很好地形成和保留了營養豐富的市民生態，記錄下那個時代在北京生活過的真實的“駱駝祥子”“英子”的生活軌跡。正陽門是當之無愧的舊北京地標。 民國時期，大量外國資本涌入中國，民營企業也發展起來，膳宿業成為經濟結構中不容小覷的一部分。傳統的小旅店依然存在，但真正引領風潮的還是大型酒店。在設計外觀上西化傾向明顯，因而這一時期北京新興的高層建筑以“洋樓”為主。六國飯店是高層洋樓的代表，它經過多次擴建，至1925年也只有5層而已，依然能在競爭激烈的行業中傲視群雄，可見當時的高層建筑仍不多。 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大建筑”均為政府規劃、籌資興建。而改革開放后，國外高級大飯店模式的引入，潛移默化地在建筑領域發起新的變革。對比一下“中國十大建筑”1959年第一屆與1988年第二屆的評選結果，不難看到，由原來的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釣魚臺國賓館、工體到國家圖書館、國際展覽中心、北京國際飯店、長城飯店，現代化、市場化的建筑逐步擴大了影響力，可以與新中國成立后興建的一批國家標志平起平坐了。 90年代，中國的金融行業頂住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商務核心區從無到有，并在新世紀初具規模。高樓廣廈終于不再鶴立雞群、單打獨斗，而是“組團”落戶北京。雖然在最近一次的北京當代建筑評選中（2009年），在建的國貿三期因影響力不及已建成的候選對手而落選，但是隨著它去年投入使用，競逐高度的號角才剛剛吹響。如今，我國的建筑規范規定，超過24米的建筑為高層建筑，而超過100米，才能稱之為“超高層建筑”。 功過后人評說――超高層建筑的是是非非 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允許我們將建筑堆砌得越來越高。高層的商品房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住宅的緊張，但百米以上的超高層建筑的成本太昂貴，目前還不大可能應用在住宅領域。在寸土寸金的商務核心區，超高層建筑的出現才恰到好處，可以說是應運而生、“時勢造英雄”。除了節約城市用地這一顯而易見的優勢外，超高層建筑作為展示財富實力的鮮活名片，在吸引資本方面也有著立竿見影的神奇效應。無論是興建高樓的投資商，還是進駐大樓的客戶，以及批準工程上馬的地方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因之獲益。在經濟形勢不夠明朗時，超高層建筑也能鞏固投資者的信心，從而刺激商務核心區的悸動。 另外，某些超高層建筑即使在設計初衷上與旅游業毫無關聯，但由于外形設計獨特，或是身世備受關注，也常常能成為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專屬的新興旅游資源。中國臺北的101大樓、上海的環球金融中心、馬來西亞的國家石油大廈、美國的芝加哥希爾斯大廈，都是在近年涌現出來的“生力軍”。 有功就有過。超高層建筑的是非功過似乎已經等不及留待后人評說了，近幾年的一系列事件都在提醒人們，對待這些奇觀般的建筑應該有慎之又慎的態度。“9?11”事件是屬于美國也屬于全世界的慘痛回憶，在唏噓和悲傷之余，這種大高樓的安全狀況讓我們不免感到擔憂。央視新樓的大火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如果火災發生在投入使用之后，其傷亡狀況將不堪設想?！ 『唵蝸碚f，超高層建筑的弊端，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太“高”了，傲視群雄的高度成了一把雙刃劍。從基本的安全角度看，統計數據是非常令人絕望的：消防部門的云梯高度上限為100米。這些超高樓層百米以上區域發生火災時，受困的人要么等待消防部門的人力救援，要么只有用自己的人力去逃生。更絕望的是，自己的逃生希望也很渺茫――實驗揭示，一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從33樓通過樓梯（電梯顯然是不能用的）跑到1樓還需要35分鐘，更不要提更高的樓層了。如果火勢蔓延超過這個速度，后果不言而喻。 超高層建筑為人詬病的還不止這一點。在成本方面，由于采用新材料、新技術，投資的數字經常達到令人咋舌的地步。330米高的國貿三期的修建成本可不等于“一棟100米高的建筑成本×3”，它的倍數遠不止于此。韓國仁川在建的雙子大樓耗資30億美元，日本東京對外宣布的為X-Seed4000巨塔投入的資金竟然達到前者的300倍――9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什么概念？它相當于日本2010年國民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或是2010年歐盟和美國海外投資之總和。這是一個無論如何高得離譜的數目，“噱頭”的意義大于實際建設。而維護摩天大樓的費用也同樣夸張，想象一下我們在CBD的一般寫字樓里能遇到多少清潔工人、維修工和安保人員。把十幾棟這樣的普通寫字樓摞起來，就是“中國尊”那樣的超級大樓的體量……因此，超高層建筑被學者生動地比喻為“資本黑洞”。 環境方面，超高建筑的自身構造決定了它對周遭環境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有可能制造更多的噪音、廢水廢氣、電磁、光污染；高處的風振動，對樓中上班族的身心都是有害無益；它還會將高處的狂風引向地面，給行人帶來危險；也可能加劇城市的熱島效應，使空氣污染更嚴重；超級大樓的中央空調系統很難徹底清洗干凈，帶著各種細菌的風在三五百米的垂直距離中恣意游走……甚至在超高建筑工作的辦公族本身，也會在有意無意中成為城市擁堵的幫兇――他們在上下班時間集中接近或離開大樓，加重超高層建筑周邊的交通壓力。 如此看來，超高層建筑簡直有如洪水猛獸。這就是一座城市里不應該修建太多百米以上摩天樓的原因。 當然，這些缺點并不意味著在高樓工作就得聽天由命、任人宰割。如果在設計、建造、使用時，對摩天大樓的災難預警、應急處理系統提出更高要求，特別靈敏、準確地監測和排除隱患，上述的問題都可以克服或補償。譬如針對大家關心的消防問題，可以設置消防避難層、避難房間，在發生火災又無法逃離大樓的情況下，保證被困民眾等待救援時的人身安全；高層建筑的火災蔓延一般是通過豎向的管井實現的，因此超高層建筑應做到排煙、排氣、垃圾、電纜等不同管道完全分開、獨立設置，并采用高耐火極限的不燃燒材料；高樓火災中，因毒氣的“煙囪效應”傷亡的人占到十之六七，因而在樓梯間、消防電梯間等避難和疏散場所，可以設置機械加壓送風系統；超高建筑的供電系統平時就源源不斷地輸送著幾千到幾萬千瓦的電力，因此需要設立應急電源、不停電電源，在危機時為人們保駕護航。在環境保護方面，超高層建筑可以全面推行節能燈具、電器、節水龍頭等老手段，或是“外墻保溫系統”這樣的新技術，不僅節約自身開銷，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比著漲，比著降――地標狂熱為何難降溫 高度是信心的象征，也是野心的體現。即使我們能說出超高層建筑的千萬種不好，仍然有財團饒有興趣地、有時甚至是急火攻心地加入擁躉它的隊伍中。這是為什么？如果用一個粗淺的類比來說，超高層建筑可以看成是城市建筑中的“奢侈品”，比起實用性，有些人更在意它的象征價值。 上一節已經提到，修建摩天樓，可以看成是企業和財團的一種“行為藝術”和“長期廣告”，是向世人昭示軟硬雙向實力的絕佳平臺。雖然市場的潮起潮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開發商的熱情和信心，追逐高度的競賽也不時出現波折，但只要城市經濟不至于崩潰，這場競爭就絕對不會終止。北京大學環境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呂斌教授在他的研究結果中指出，從帝國大廈開始直到今天，近100年的統計數據揭示出一個讓人無奈的事實，那就是絕大多數超高層建筑的運營都是虧本的。建造超高層建筑的目的，“展示財富”的用意早已重于實際的功能。 盡管大樓本身盈利能力有限，它們的輻射能力卻是數一數二的。北京CBD核心區近幾年的十余宗土地交易，據說將吸引投資超過千億元人民幣，并在以后的日子中，帶來每年500億的財政稅收。在市場規律面前，哪個企業不以進駐CBD為榮？ “中國尊”宣布開工后，一位企業負責人激動地對現場媒體表示，將盡一切可能入駐，因為“僅僅是入駐本身已經說明了全部問題”：企業的雄厚財力啊、給投資者的信心啊、超強的管理能力啊……興建摩天樓的投資方即使在這一項目上有所虧損，也可以通過這種“暈輪效應”成為市場中公認的強者，在其他方面獲得補償。因此，中信集團對于Z15地塊的奪標頗費心思，就是奔著“問鼎CBD”這樣一個金光燦爛的目標。 爭奪地標的熱情并不是北京獨有的。在2013年前確定竣工的“世界十大超高建筑”中，中國城市獨占四席，廣州塔“小蠻腰”（已竣工）、天津中鋼國際廣場、香港西九龍國際貿易廣場、僅次于迪拜塔的“上海塔”（預計將高達632米，由倫敦財團投資建造），無不集經濟、社會、文化效應于一身，希望獲得全世界的目光關注。我們完全可以設想有那么一天，160層、828米高的荒漠上的通天塔，也會被中國的超高層建筑所超越。 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一棟計劃中的摩天大樓都可以如約完成。一份份規劃書在實際執行中微妙的變化，隱藏著投資方復雜的動機。如果前幾年大家紛紛提出“超越國貿”的新方案是出于一種地方攀比心理，那么在工程高調上馬后又低調地削減高度，則是一種商業謀略的體現。原本，通州規劃在新城運河核心區的五河交匯處建造一座500米的高樓，卻在2010年悄悄將其高度不斷下調，400米、300米，直到最近的200米。有網友分析，通州一沒有大產業區，二缺乏便捷的交通，怎么可能在短短幾年內打造出“曼哈頓”似的高層建筑群落？但是建高樓的計劃雖然削減了，通州區的房價卻因這份新城規劃水漲船高。 一棟樓盤活一座城的奇跡不會每天都發生，即使是將新地標當成一張宣傳牌，這場游戲也不能玩得過于草率。更何況，現實中發生的，是涉及許多人生活與心靈的一件大事。 變形記――超高層建筑與城市人心理狀況 小時候寫作文，要寫生活美好、經濟繁榮，總是套用一句話：“放眼望去，都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過去，我們談到這些高樓大廈，總是熱情昂揚，欣欣然面有喜色。超高層建筑多起來，與它們共生的人群多起來，我們開始談論問題，但不外乎考慮成本、安全、交通。其實一切“好的建筑”都應該是以人為本的，超高層建筑最看不清、摸不透，但是很有可能最深刻、最長久的影響，是它們對城市居民心理的沖擊和改變。 對于超高建筑內部的人們，主要是上班一族而言，辦公室的布局也許和一般寫字樓無甚差異。但是，在超級大樓中特有的光影、噪音、風振動等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會有意無意地影響到上班族的情緒。 第一個要克服的敵人是恐懼感、焦慮感。高處的風遇到建筑物，會從上下左右全方位地穿過，形成強勁的渦流，狂風甚至能使大廈發生搖撼、扭動，即使是沒有恐高癥的人也可能感到不適。 第二個情緒的敵人是隔離、封閉、空虛感。這些類似的負面情緒尤其容易發生在層數比較高的辦公室的員工身上。下樓外出不便，他們有可能午餐叫外賣，超級大樓有時“貼心地”整合了各種資源，如餐飲、購物、娛樂，讓其中的人甚至感到身處袖珍王國一般的幻覺。于是，有些人朝九晚五中唯一外出活動的時間段也不愿意走出大樓了。 第三點，由于北京的超高層建筑多是最近幾年修建的，又比較緊張地投入了運營使用，難免出現在公司進駐后，辦公室空氣與裝修材料中的化學物質尚未釋放干凈的情況。從容易躲避的甲醛、殺蟲劑、香煙，到難以逃脫的化學纖維、清潔劑、復印機墨盒等辦公用品中蘊含的有害物質，它們共同構建起一個讓人身心極易疲憊或生病的化學環境。使得辦公族在上班時長期處于亞健康的狀態，連帶著精神萎靡不振、對工作提不起熱情甚至是抱怨連連。如果聽之任之，時間長了，即使辦公室的環境已經有所好轉，這些人也已經形成了心理暗示。一到上班的環境，身體就切換到慵懶無力的狀態，這就是所謂的病態建筑綜合征了。 另一方面，高大的建筑也給城市中的其他居民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壓力。我們都有過這樣的感情體驗：人面對錯綜復雜的城市化大潮是非常容易迷惘的，偌大的北京，許許多多突然涌現的超級大樓之間，卻仿佛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處。金融集團興修的超級大樓不免都帶有“拜金圖騰”的色彩，過于強調資本的力量，只會令人類的異化與物化加速。同時，大量擁擠于一處的高層建筑，影響到了周邊廣大面積的街頭生態，街道逼仄灰暗、交通擁堵、魚龍混雜，美麗的老城區被遮擋住不見蹤影……這一切都加深了人們對本身并沒有錯的超高建筑的誤解和厭惡。 歸根結底，出現這樣的問題是因為發展的盲目性。2010年8月，紐約市批準了開發商在帝國大廈邊建造一座高度超越前者的大樓，它也將因此在一段時間內成為紐約的新地標。超過63%的紐約市受訪市民認為帝國大廈方面應當通過法律途徑敦促開發商降低新樓高度，避免破壞紐約多年來極具風情的、已經形成傳統的夜景。就目前的情形來看，新樓的確還沒有動工的意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詩里描繪的浪漫情景，在我們追逐城市化的浪潮中、在人對超高層建筑的畸形膜拜中，會不會被徹底湮沒？如果卞之琳從一座高樓的窗口，只能望到滿眼數不清的高樓，每一棟都爭先恐后地向天際拔起，沒有橋，更不會有橋上的有心人，大師還能否寫出傳奇、雋永的《斷章》？ 正如前文說到的，追求高度的想法本身并沒有錯，超級大樓本身沒有錯。但在北京這樣一個不僅有文明、更有文化的城市，人們崇拜的不該是單純的“更高”和“最高”，而是能給建筑的使用者――人，帶來健康和愉悅體驗的最為恰當、合適的高度。如今，“慢生活”的理念愈發深入人心，世界各地的有識之士開始提倡一種名為“慢城”的城市發展模式。我們修建超高層建筑的速度，是否也能放緩些許呢？讓它們再美麗一些、再實用一些、再健康一些，讓城市不僅更高，而且更高明。 ?。ň庉?#8197; 麻雯） mawen2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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