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力省際轉移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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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國實現“增長奇跡”進程中表現出一些典型的特征，例如東部沿海地區的大規模的人口集聚和中西部省份持續的勞動力流出。勞動力大規模的流動對遷入地和遷出地產生異質性的影響。基于中國戶籍制度等制度環境，采用博弈分析，探討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動力遷移決策的影響因素和行為機制，并運用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經濟發達省份和經濟欠發達省份之間的相對技術水平差距、相對資本規模差距、相對價格水平差距和知識外溢性差距是人口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相對資本規模與勞動力凈流入之間呈倒“U”型關系，資本規模擴張初期，該區域對勞動力吸引力顯著增強，但當資本規模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吸引力逐漸變弱;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產業結構因素與人口凈流入呈正相關關系，失業率對勞動力凈流入有負向影響;政府的人才引進和戶籍限制等制度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作用有限，戶籍限制對勞動力流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勞動力流動更受經濟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對認識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典型特征并制定針對性的政策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經濟發達省份;經濟欠發達省份;高技能勞動力;低技能勞動力;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C922;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9）02-0028-1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2.003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Labor Force Interprovincial
　　Transfe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CHENG Mingwang，LIU Jindian
　?。⊿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There are some typic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growth miracle” such as the larg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the continuous outflow of labor from midwe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The large scale mobility of labor has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the inflow and outflow provinces. This article inquires in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behavioral mechanism of the decision-making of high and low-skilled labor migration based on the uniqu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na through using Nash equilibrium of Game Theory， and then the empirical test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lative gaps of technical level， capital scale， price level and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the cross regional flow of labor in developed provinces and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level of capital scale and the net inflow of labor force presents inverted “U” ty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scale， the attraction of the region to the labor forc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when the level of capital scale in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region to the labor force became weaker. 3）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y， which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net inflow of the labor force.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et labor inflow. 4）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the restriction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ve a limited level of influence on the inflow of labor. Wher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strictions have a certain inhibitory effect on labor force inflow. However， labor flow is more typically influenced by economic factors.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bor mobility and formulating targeted policies. 　　Keywords：economically developed provinces;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high skilled workforce;low skilled labor force;labor mobility
　　一、問題提出及文獻綜述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伴隨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一個典型的特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報告顯示，2011年至2017年間，中國流動人口始終保持在年均2億人以上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http：//www.nhfpc.gov.cn/zhuz/index.shtml。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一方面推動跨地區勞動力要素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給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經濟發展造成異質性的影響。近年來，經濟發達省份的人口集聚態勢仍在繼續，常住人口超過城市規劃人口已成常態，劇增的人口在為經濟發達省份的經濟增長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本和智力支持的同時，也對城市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形成巨大的壓力。然而，經濟發展滯后區域卻面臨勞動力流失之困，高技能勞動力大規模流失，甚至低技能勞動力的供給都受到沖擊，一些欠發達地區出現“空心城”“空心村”的現象。伴隨著勞動力這種最活躍的生產要素和消費需求主體的流失，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頹勢進一步加劇。如何破解經濟發達省份人口過度集聚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力資源流失并存的難題，成為近年來人口遷移與經濟發展關系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
　　一個經典的勞動力遷移決策模型是推拉理論[1]。該理論把人口遷移決策看作是遷出地的排斥力（推力）和遷入地的吸引力（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2]。基于推拉理論，已有文獻將勞動力遷移的動力歸因于人口規模、地理、經濟和社會等眾多因素。①人口規模的勞動力遷移效應。眾多研究認為，流出地人口規模對勞動力流出人數有正向效應。同樣的，流入地的人口規模越大，吸引區外勞動力流入的引力也越強[3-4]。②地理因素的勞動力遷移效應。根據地理學第一定律（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所指出的“所有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關聯，較近事物比較遠事物關聯度更強”[5]，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間的遷移距離越遠，社會文化差異越大，勞動力面臨的遷移成本和社會融入成本也越高，從而對勞動力的流出形成一定的阻力[6-8]。③經濟因素的勞動力遷移效應。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家庭遷移理論基于個人（或家庭）遷移收益最大化和區域勞動力需求差異對勞動者的遷移行為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勞動力的遷移率和遷移人數與遷入地的預期收入呈正相關關系[9-11]。遷入地的就業機會的多寡、物價指數的高低和城市公共服務水平等也是勞動力遷移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以劉易斯（Lewis）和托達羅（Todaro）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家，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假設下，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劉易斯認為城市勞動生產率高于農村是人口流入城市的源動力[12]。托達羅引入了“期望收益”來解釋城市失業與農村勞動力流入并存的經濟現象[13]。因此，發展經濟學將勞動力流動主要歸結為二元結構、城鄉勞動生產率及收入差距和城鄉期望收益差異等因素。勞動力市場分隔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造成城市存在正規和非正規兩種部門，正規部門雇傭高技能勞動力生產高端品，并提供較高的工資和福利，而非正規部門則雇傭低技能勞動力生產低端品，提供較低的工資和福利。流動勞動力的技能水平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成為勞動力遷移的影響因素[14-15]。④社會因素的勞動力遷移效應。遷入地年齡結構、社會風俗、戶籍政策、教育水平等社會因素對勞動者的遷移決策的影響也受到學者的關注[16-20]。人口年齡結構與人口遷移的可能性之間呈倒“U”型關系，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口的遷移可能性經歷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過程[21-22]。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安排提高了流入人口獲得城市戶口的難度，給農村人口的城市融入造成很大的困難，成為阻礙農村勞動力流入的因素之一[23-26]。而勞動力所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其跨區域遷移的能力也越強，其遷往更高人力資本集聚區域的動力和可能性也就越大，人口遷移也可視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27-29]。
　　從上述已有文獻看，國內外學者從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和地理學等不同視角對人口流動及其影響因素做出了分析。但博弈論作為一種對相互影響的策略性行為有力的分析工具，應用到勞動力流動及其城市選擇分析的研究成果較少[30-31]。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制度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又與歷史上發達國家的城市化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使得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一些獨特的經濟和社會現象，如大規模的勞動力遷移、“三留守”人群（農村留守兒童、老人和婦女）、“空心城和空心村”等現象，以及中國獨特的戶籍制度下城市內形成的“新二元結構”勞動力市場格局[20，32-34]。這使得對中國人口流動的分析，要考慮到不同于其他國家的一些特殊因素。因此，基于中國的獨特經濟和制度環境，采用博弈論分析方法，建立更適合中國的模型，研究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勞動力遷移行為及遷移決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的主要貢獻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本文從微觀主體出發，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研究了在中國獨特戶籍政策下，中國勞動力的城市選擇行為和遷移決策機制;第二，從省際遷移層面，研究了中國勞動力省際遷移的動力和影響因素，能更好地預測未來中國勞動力的流動方向和區域分布格局，也對博弈分析的結論進行實證的檢驗;第三，為破解經濟發達省份人口過度集聚與經濟欠發達省份人力資源流失并存的難題，提供了解決思路和政策切入點。
　　二、博弈模型建立及推導
　　考慮一個典型的2×2×2博弈模型，即兩個地區：經濟發達省份和經濟欠發達省份;兩類勞動力：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兩種產品：高端產品和低端產品。不失一般性，做如下假設并構建博弈模型。 　　1.模型假設與基本假設
　?。?）假設有n人（n>0且為正整數）在兩個地區進行選擇，一是經濟發達省份，二是經濟欠發達省份。n人中有λ（0≤λ≤1）比例屬于高技能人口，則高技能人數為λn，低技能勞動力數為（1-λ）n。個人以收入最大化為目標做出是否遷移的決策，經過市場化調整和個體博弈的均衡結果如下：高技能勞動力中有x人選擇經濟發達省份，剩余的λn-x人選擇經濟欠發達省份;低技能中有y人選擇經濟發達省份，剩余的（1-λ）n-y人選擇經濟欠發達省份。
　?。?）假設受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的影響，經濟發達省份和經濟欠發達省份之間形成相互割裂的勞動力市場，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面臨的工資水平不同，且流入人口對地區的工資水平影響有限，即地區的工資水平保持穩定不變。設定經濟發達和欠發達省份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分別為WH、WL、VH和VL。
　?。?）假設經濟發達省份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下，投入勞動力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采用規模報酬不變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進行生產活動。一種情景是投入高技能勞動力生產高端產品，如式（1）CH。另一種情景是投入低技能勞動力生產低端產品，如式（1）CL。其中，A（A≥1）和C（C≥1）為勞動增進型的技術水平，σ（0<σ<1）和γ（0<γ<1）為有效勞動的產出份額，1-σ和1-γ為資本的產出份額，x和y分別為投入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的數量，k1和k2分別為與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投入相匹配的資本投入量。
　　CH=（Ax）σk1-σ1
　　CL=（Cy）γk1-γ2（1）
　　 同樣的，假設經濟欠發達省份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下，使用高技能勞動力和資本兩種要素生產高端產品，其Cobb-Douglas形式生產函數如式（2）DH。使用低技能勞動力和資本兩種要素生產低端產品，生產函數形如式（2）DL。B（B≥1）和D（D≥1）為勞動增進型的技術水平。不失一般性，經濟發達省份的技術水平高于經濟欠發達省份的技術水平，則有：A>B 和C>D。
　　DH=[B（λn-x）]σk1-σ3
　　DL={D[（1-λ）n-y]}γk1-γ4（2）
　　 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資本在經濟發達省份和欠發達省份之間自由流動，則資本的價格即利息率均為r。假設經濟發達省份的高端產品和低端產品的價格分別是P1和P2，價格指數為PH，計算公式為PH=ηP1+（1-η）P2（0≤η≤1），該指數由兩種產品價格加權平均值來求得。假設經濟欠發達省份的高端產品和低端產品的價格分別是P3和P4，價格指數為PL，計算公式為PL=εP3+（1-ε）P4（0≤ε≤1）。一般的，經濟發達省份的價格水平要高于經濟欠發達省份，即PH>PL。則經濟發達省份高端產品和低端產品的利潤函數分別如式（3）RH（x）和RL（y）所示。經濟欠發達省份高端產品和低端產品的的利潤函數分別如式（3）YH（λn-x）和YL[（1-λ）n-y]所示。
　　RH（x）=P1（Ax）σk11-σ-（WHx+rk1）
　　RL（y）=P2（Cy）γk21-γ-（WLy+rk2）
　　YH（λn-x）=P3[B（λn-x）]σk1-σ3-[VH（λn-x）+rk3]
　　YL[（1-λ）n-y]=P4{D[（1-λ）n-y]}γk41-γ-{VL[（1-λ）n-y]+rk4}（3）
　　 （4）假設經濟發達省份對高技能勞動力采取人才引進政策，如采取住房（租房）補貼、工資補貼、解決戶口和解決配偶工作等形式對高技能勞動力進行補貼。這種補貼政策相當于增加了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增加程度為α1。對低技能勞動力采取戶籍限制政策，例如在公共服務等方面對非戶籍人口采取歧視性政策，造成低技能勞動者額外支出為c。且假定這種歧視性的戶籍制度，會造成一定的社會治理成本和效率損失，對于每個低端勞動力，政府需要的額外支出也為c。假設經濟欠發達省份對高技能勞動力同樣采取人才引進政策，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為α2。但經濟欠發達省份對低技能勞動力采取中立政策，既不采取戶籍限制，也不采取補貼政策。經濟發達省份所帶來的知識外溢性和選擇多樣性能提高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提升的幅度為β1，β1以一個標量乘數的形式進入消費者的收益函數。經濟欠發達省份的知識外溢性和選擇多樣性能提高勞動力的生活水平，提升的幅度為β2，一般的，β1>β2。
　　2.收益函數
　　博弈主體做出策略性行動之后的收益函數如式（4）所示。第x個高技能勞動者的收益函數如式（4）HL所示，即他的收益為其選擇經濟發達省份或欠發達省份能得到的收入最大值，取決于兩類地區的工資水平、補貼力度、知識外溢性和物價水平。第y個低技能勞動者的收益函數如式（4）LL所示。即他選擇經濟發達省份或欠發達省份時的最大收入，取決于兩類區域的工資水平、補貼力度、知識外溢性、戶籍限制政策及物價水平。經濟發達省份政府的收益函數如式（4）BC所示。該收益是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動力共同創造的產出，扣除政府對高技能勞動力的補貼及戶籍限制政策造成的損失之后的最大值。經濟欠發達省份政府的收益函數如式（4）SC所示。該收益的決定同經濟發達省份類似，只是經濟欠發達省份沒有戶籍政策的損失。
　　HL=maxβ1PH[WH（x）+α1]，β2PL[VH（λn-x）+α2]
　　LL=maxβ1PH[WL（y）-c]，β2PL{VL[（1-λ）n-y]}
　　BC=max{RH（x）-α1x+RL（y）-cy}
　　SC=max{YH（λn-x）-α2（λn-x）+YL[（1-λ）n-y]}（4）
　　 3.博弈均衡
　?。?）經濟發達省份的均衡。 　　經濟發達省份的目標函數如式（5）所示：
　　BC=maxP1（Ax）σk11-σ-（WHx+rk2）-α1x
　　+P2（Cy）γk21-γ-（WLy+rk3）-cy（5）
　　
　　分別令經濟發達省份的收益函數對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人數求導，得到收益最大化的一階條件如式（6）所示：
　　RH（x）x-α1=0
　　RL（y）y-c=0（6）
　　 整理得式（7）：
　　α1=σP1Aσxσ-1k11-σ-WHc=γP2Cγyγ-1k21-γ-WL（7）
　　 由式（6）得：經濟發達省份對高技能勞動力的補貼力度α1=R′H（x），即增加一個高技能勞動力所帶來的邊際利潤增加額;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限制力度為c=R′L（y），即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限制力度等于增加一個低技能勞動力所帶來的邊際利潤增加額。
　?。?）經濟欠發達省份的均衡。經濟欠發達省份的目標函數如式（8）所示：
　　SC=maxP3[B（λn-x）]σk31-σ-[VH（λn-x）+rk3]-α2（λn-x）
　　+P4{D[（1-λ）n-y]}γk41-γ-{VL[（1-λ）n-y]+rk4}（8）
　　
　　經濟欠發達省份收益最大化的一階條件如式（9）：
　　YHx=-α2YLy=0（9）
　　 整理得式（10）：
　　α2=σP3Bσ（λn-x）σ-1k31-σ-VHVL=γP4Dγ（1-λ）n-yγ-1k41-γ（10）
　　 由式（9）得：經濟欠發達省份對高技能勞動力的補貼力度α2=-YHx，即減少一個高技能人才所造成的產出損失額等于補貼一個高技能勞動力的支出額。經濟欠發達省份對低技能勞動力的無差異政策意味著直到減少一個低技能勞動力所帶來的產出減少額為零時，才能達到一種均衡的狀態。
　?。?）高技能勞動力的均衡。
　　若β1PH[WH（x）+a1]>β2PL[VH（λn-x）+a2]。則第x個高技能勞動力就有選擇經濟發達省份的動力，隨著時間的調整，選擇經濟發達省份的動力直到β1PH[WH（x）+a1]=β2PL[VH（λn-x）+a2]時而耗盡，均衡數量由式（11）決定。
　　β1PH[WH（x）+a1]=β2PL[VH（λn-x）+a2]
　　a1=σP1Aσxσ-1k1-σ1-WH
　　a2=σP3Bσ（λn-x）σ-1k1-σ3-VH
　?。?1）
　　
　　此時，如式（12）所示，達到均衡時的選擇經濟發達省份的高技能勞動力人數x為：
　　x=λnABσσ-1
　　k1k31-σσ-1
　　P1P31σ-1
　　PLPH1σ-1
　　β1β21σ-1
　　+1
　?。?2）
　　
　　從式（12）能得到以下結論： ① 經濟發達省份和經濟欠發達省份之間相對技術水平的差距，影響高技能勞動力在兩類地區的選擇。②兩類地區之間的相對資本規模的差距也是經濟發達省份吸引較多高技能勞動力的原因。③高端產品在兩類地區間的價格差距，也是勞動力流入經濟發達省份的動力之一。與之相反，綜合物價水平越高的城市對勞動力的流入越形成一種排斥力，因為勞動力傾向于選擇較低生活成本的城市。④經濟發達省份相對于經濟欠發達省份，有更高的知識外溢性和選擇多樣性，這是經濟欠發達省份人力資源流失的一個重要貢獻因素。高技能人才因其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能，在經濟發達省份中能找到更高匹配度和工資福利更優越的工作，并得益于經濟發達省份集聚了較多的高技能人才，可以獲得更高的技能提升和人力資本溢價，從而提高高技能勞動力選擇經濟發達省份工作的可能性。而且經濟發達省份有更為完善的公共服務和更多樣的選擇，從而提高了勞動力選擇經濟發達省份的收入水平。
　　（4）低技能勞動者的目標函數。
　　如果 β1PH[WL（y）-c]>β2PL{VL[（1-λ）n-y]}，第y個勞動力就有動力從經濟欠發達省份流向經濟發達省份。 隨著時間的調整，勞動力流向經濟發達省份的動力將在β1PH[WL（y）-c]=β2PL{VL[（1-λ）n-y]}時耗盡。此時， 對于第y個勞動者而言，他選擇經濟發達省份與選擇經濟欠發達省份在收益上來看是無差異的，從而達到一種穩定的均衡狀態，均衡的數量由式（13）決定。
　　β1PH[WL（y）-c]=β2PL{VL[（1-λ）n-y]}
　　c=γP2Cγyγ-1k1-γ2-WL
　　VL=γP4Dγ[（1-λ）n-y]γ-1k1-γ4
　　（13）
　　 此時，如式（14）所示，選擇經濟發達省份的低技能勞動力的均衡數量y為：
　　y=（1-λ）n
　　CDγγ-1
　　k2k41-γγ-1
　　P2P41γ-1
　　PHPL1γ-1
　　β1β21γ-1
　　+1（14）
　　 從上述公式可知：①經濟發達省份與經濟欠發達省份的技術水平比率越高，選擇經濟發達省份工作的低技能勞動力的數量也越多。勞動力總是傾向于流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區域。②經濟發達省份和經濟欠發達省份的資本規模比率越高，流向經濟發達省份的低技能勞動力越多。一般來說，經濟發達省份資本規模和經濟規模比較大，提供給勞動力的就業崗位也更為豐富，對低技能勞動力的吸收能力也更強。畢竟低技能勞動力流向經濟發達省份追求的是更高的工資水平和生活質量，其選擇經濟發達省份的動因必然地包含著工作機會多寡的考慮。③經濟發達省份和經濟欠發達省份低端產品的價格比率越高，更高的低端產品的價格通過收入效應影響低技能勞動力的選擇，增加選擇經濟發達省份的低技能勞動力的人數。而綜合物價水平的比率對低端勞動力選擇的影響機制與高技能勞動力是相似的，即價格水平作用于實際收入影響勞動力對城市的選擇。低端勞動力在經濟發達省份工作固然面臨相對較高的工資水平，但若是通過價格水平調整后的實際收入低于經濟欠發達省份所能獲得的收入，那么留在經濟欠發達省份就是低端勞動力更優的選擇。④經濟發達省份與經濟欠發達省份知識外溢性的比率越高，則選擇經濟發達省份工作的高技能勞動力將越多，經濟發達省份的知識外溢性越強，生活和選擇的多樣性是吸引低技能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和生活的重要動力。 　　三、實證分析
　　1.模型建立與變量說明
　　根據以上博弈論模型的基本研究結論，建立計量模型如下：
　　mgit=α0+∑Kk=1βk（Xit）+∑Mm=1βm（CVit）+αi+εit（15）
　　 其中，mgit是因變量，反應i省t年的勞動力凈流入數量，考慮到勞動力的凈流入既可能取正值，也可能取負值，為方便模型的估計與分析，采用極差標準化的方法把人口凈流入的值投影到了[0，1]。 Xit是自變量，包含4個細分變量：a是i省t年的相對技術水平的代理變量，由該省的技術水平與全國平均技術水平之比來衡量。技術水平
　　本文選取國內專利申請授權量等科技指標，采用因子分析法構建反映技術水平的綜合指標，作為另一種技術水平的代理標量。但實證結果與TFP指數指標較為相似，文中不再匯報。由TFP指數衡量，具體測算方法參考張軍和郭慶旺等的研究[35-36]。k代表i省t年相對資本規模，由該省的資本存量與全國平均水平之比來衡量，資本存量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測算，計算公式為：
　　Kt=Kt-1（1-σt）+It（16）
　　 Kt和Kt-1分別表示t期和t-1期資本存量，δt為t期的折舊率，借鑒張軍等的做法，將折舊率設定為9.6%[37-38]。It表示t期以不變價格衡量的新增投資額。新增投資額用固定資產形成總額來衡量，并使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做平減處理。參考霍爾（Hall）等、張軍和單豪杰的基期資本存量計算方法，2005年基期的資本存量的公式為K0=I2005g2005-2015+δ，即i省基期的資本存量等于2005年的新增投資I比上該省2005年到2015年投資的平均增長率g與折舊率δ之和[37-40]。k2為相對資本規模的平方項。從圖1可以看出，勞動力的凈流入與相對資本規模之間呈一定的倒“U”型關系，所以模型引入k的平方項能提高估計的準確性。
　　edu 代表各省就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衡量知識外溢性強度的替代指標。在與周圍具有更高知識和技能的勞動力的交流和學習中，勞動力可以獲得人力資本的正外部性。
　　CVit是模型的控制變量，包括4個細分變量：inds衡量一省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產業結構不同，勞動力吸納能力也有差異。第三產業占比的上升，一般會增加工作崗位的供給量，給流入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unem為一省城鎮登記失業率，該指標一定程度上反映勞動力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的風險。hr為一省相對戶籍門檻指數，反映勞動力獲得當地戶口的難度，以及與戶籍制度相關的公共服務和福利的可及性。a×hr詳細的變量定義和計算方法見表1。
　　表2給出了實證模型中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分析可見，2005年以來，中國人口凈流入人數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東部地區的人口流入規模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東部地區的人口凈流入，與之對應的是中西部的人口凈流出，人口流動表現出明顯的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轉移的趨勢。進一步的分析顯示，2015年三大人口凈流入地分別是廣東、上海和北京，三大人口凈流出地分別是河南、四川和安徽，這再次確認了“孔雀東南飛”的事實。技術水平（a）、資本存量（k）、知識外溢性（edu）、產業結構（inds）和戶籍門檻指數（hr）這幾個指標在全國層面也都呈逐年增長的趨勢，并且呈東、中、西部依次降低的梯度差異。對于城鎮登記失業率（unem），從全國層面來看，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從地域差異來看，失業率最高的地區分布在中部省份，其次是西部，東部失業率最低。
　　2.全域回歸結果及分析
　　表3中模型（1）到（5）是逐步加入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全域回歸結果。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5%的顯著性水平），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中做出選擇。其中，模型（5）納入了所有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其調整的R2值最高，總體解釋力最強，所以基于模型（5）做出以下分析。
　　（1）相對技術水平對人口凈流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系數為0.6317。這再次驗證了博弈模型的結論：技術水平差距是勞動力流動的深層次原因。勞動力流動表現為勞動者追逐高工資率的跨區遷移，但工資率差距取決于區域間技術水平差距。工資率差異只是勞動力流動的直接動因，技術水平的區域差異才是勞動力流動的終極影響因素。
　?。?）相對資本規模與人口凈流入呈倒“U”型關系。相對資本規模擴張一開始能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不過到達一個較高的水平之后，對人口流入的吸引力變弱，二者呈顯著的倒“U”型關系，再次確認圖1的結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資本存量擴張的開始階段，該區域傾向于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工資水平，經濟的規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得到釋放，諸如高房價、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擁擠效應尚未顯現，區內勞動力的就地就業的意愿增強，對區外勞動力也形成強勁的吸引力;但資本存量規模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擁擠效應開始顯現，“大城市病”導致的居民生活水平的負面影響開始對人口流入形成一種排斥力，進而降低人口流入的吸引力。
　?。?）知識外溢性對人口凈流入有顯著的正效應，其影響系數為0.0976。高技能的人口集聚與相互交流所產生的知識和技術的外溢性，對集聚區的每一個勞動力來說都有人力資本的正效應，在人口遷移中的一個典型表現是“人往高處走”，即勞動力傾向于遷往那些有較多高技能人才和高工資水平的區域。這種遷移也可以視為勞動力對人力資本的一種投資。
　?。?）產業結構與人口凈流入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傮w來看，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就業的能力比較強，且對勞動力的技能水平要求也呈現較大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低技能的勞動力也能在服務業中尋找合適的就業崗位。中國的勞動力流動中占比最大的是農村轉移勞動力，一般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投入水平偏低，文化和技能水平不高。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為他們在城市的扎根提供了工作和收入保障，所以第三產業占比較高的區域對這部分人群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城市登記失業率與人口凈流入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且影響系數為-0.0693。失業率的上升提高了流入人口找到工作的難度，也增加了區內勞動力失業的風險，流入勞動力的預期收入水平會受到影響，從而降低人口凈流入數量。另外，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景氣度與失業率一般呈反方向變動的關系，人口流動一般趨于流向充滿活力的快速發展區域。
　?。?）戶籍門檻指數僅從系數來看對人口凈流入有正向影響，背后隱含著這樣的邏輯，經濟發達省份戶籍限制一般更為嚴苛，但是該區域的相對技術水平、相對資本規模等也均高于欠發達地區，能供勞動力選擇的就業崗位更豐富，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也更高。并非戶籍限制的藩籬越堅固，促使勞動力流入就越多，而是就業機會的多寡和工資水平的高低在起作用。戶籍門檻指數與技術水平交互項的系數為負，則技術水平對人口凈流入的邊際影響為mg/a=0.6317-0.5620hr，意味著戶籍門檻的提高會削弱相對技術水平對收入的影響。戶籍歧視政策可能會造成經濟發達省份對勞動力的“逆向選擇效應”，以短期流動為特征的低技能勞動力可能會擠出高技能勞動力，從而降低經濟發達省份的相對技術優勢，最終引發該區域優質勞動力的流失。
　　3.分區域回歸結果及分析
　　表4匯報了分區域估計結果。模型（1）、（3）和（5）分別是東、中、西部未加入戶籍門檻變量的回歸結果，模型（2）、（4）和（6）分別是東、中、西部全變量回歸結果。全變量回歸結果的調整R2較高，總體解釋力更強，分析這三個模型得出以下結論。
　?。?）不同區域的相對技術水平對人口凈流入均有正向影響，且系數值均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但影響強度具有區域異質性。平均技術水平自西向東梯度上升，但相對技術水平的正效應自西向東梯度下降。由技術水平從低端走向高端的進程中，相對技術水平對人口凈流入的正效應也在下降。
　　（2）不同區域的相對資本規模與勞動力凈流入之間呈倒“U”型關系，除西部外，系數值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東部地區倒“U”型曲線的拐點出現在相對資本規模為1.4036時，拐點右側曲線呈單調遞減，二者之間負相關。2015年，東部12?。ㄊ校┲袃H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地的相對資本規模超過拐點值，其余省份均位于拐點的左側。東部地區仍將長期吸引人口的凈流入。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地的人口凈流入有下降的趨勢，這與高房價和戶籍限制政策等因素造成的對外來勞動力的排斥力有關。 中部地區倒“U”型曲線的拐點出現在相對資本規模為1.8100時，2005—2015年間中部地區所有省市均位于拐點左側，意味著中部地區均處于相對資本規模與人口凈流入正相關的階段。西部地區倒“U”型曲線的拐點出現在相對資本規模為1.5574時，樣本期間西部地區所有省市均未超越拐點右側，意味著西部地區相對資本規模對人口凈流入有正向效應。
　　（3）除中部外，各區域知識外溢性與人口凈流入之間的關系也與全國模型的估計結果一致。“人往高處走”這條人口遷移規律依然發揮作用，即勞動力傾向于選擇具備更高知識和技能的“鄰居”，以獲得知識的外溢性和自身人力資本的提升。
　?。?）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對人口凈流入具有顯著的正效應。東部和西部地區二者之間關系微弱且不顯著。不同區域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與人口凈流入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與全國的模型估計結果一致。其背后的傳導機制和影響機制也相似。
　?。?）戶籍制度對人口凈流入的影響機制與全國模型一致，此處不再贅述。
　　四、結論和建議
　　本文基于博弈論，建立典型的2×2×2（兩類勞動力、兩類城市和兩種產品）的博弈模型，探討了兩類勞動力的城市選擇行為及其決策機制，分析了在均衡狀態下，兩類勞動力的省際遷移和跨區分布狀況。在博弈結論基礎上，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對結論進行實證檢驗。主要結論如下：①經濟發達省份和經濟欠發達省份之間的相對技術水平差距、相對資本規模差距、相對價格水平差距、知識外溢性和選擇多樣性的差距，是勞動力跨區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②相對資本規模與勞動力的凈流入之間呈倒“U”型關系。在相對資本規模擴張的初期，該區域對勞動力的吸引力顯著增強，但是當相對資本規模擴張到一定程度之后，該區域對勞動力的吸引力變弱。③知識外溢性和產業結構對勞動力凈流入有正向影響，失業率對勞動力的凈流入呈負向的影響。④政府的人才引進政策和戶籍制度的限制政策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水平有限，勞動力流動更多的是受經濟因素的影響。但戶籍限制會削弱區域相對技術水平，客觀上對勞動力流入起到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得到的政策建議有：根據勞動力凈流入和相對資本規模的倒“U”型曲線及拐點的估計結果，判斷一省勞動力流動和相對資本規模所處的階段。第一，對于相對資本規模較低且勞動力處于凈流出狀態的省份，要采取各種措施，著力解決其面臨的勞動力流失和高技能人才引入困難的難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工資水平和知識的正外部性均低于發達地區，“理性人”假設下的勞動力，選擇能帶來較高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發達地區的動力更強，這加大了欠發達地區扭轉勞動力外流趨勢和引入高技能人才的難度。所以，欠發達地區要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引進外商投資，繁榮本地就業市場和消費市場，逐步縮小與發達地區的相對經濟發展差距，為區域內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對于高技能人才則可以采取“一攬子”人才引進政策，從戶籍政策、住房需求、工資補貼等方面解決引入人才的后顧之憂，以讓高技能人才在區內“安居樂業”。第二，對于相對資本規模較高，且勞動力流動處于凈流入狀態的省份，一般處于經濟發展的上升期和重要機遇期，對各層次的勞動力的需求均比較旺盛。要抓住吸引高技能人才的機遇，放開人才的落戶標準，采取住房補貼、租房補貼等政策，降低高技能勞動力的生活成本，吸引人才流入該區域，為區域內涵式經濟增長提供智力支持。要加大教育投資和技術研發投資，加強對低技能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促進區域內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水平。推動產業結構轉型，提高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吸引低技能勞動力在不同層次的服務業就業，降低區內失業率，促進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讓發展成果惠及區內各層次勞動力。第三，對于相對資本規模與勞動力流動處于負相關階段的區域，面臨高技能人才流向新一線城市的沖擊，產業結構轉型也降低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嚴格的戶籍政策和飆升的房價，增加了流入勞動力的生活成本和社會融入成本，造成人口的逆城市化流動。但充裕的人力資本仍是區域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保障，所以要降低外來人口的落戶標準，逐步破除戶籍歧視政策，推動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流入人口的經濟和社會融入難度。采取綜合措施，緩解高房價對流入勞動力產生的經濟壓力。在城市規劃中，要根據常住人口和預期流入人口的規模，動態規劃城市的規模和容量，而不是通過嚴格的戶籍政策和歧視性的公共服務來限制人口數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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