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科技：農民增收與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 譚向勇

　　農民增收和國家糧食安全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兩大重要目標，也是“三農”問題解決中的兩大重點工作。國家實施減免農業稅和種糧直接補貼，已經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但這些是國民收入重新分配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仍屬于短期的臨時性的戰術手段，并不能從根本上增加社會財富；從長期和根本性的戰略措施看，農民增收及國家糧食安全的出路在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在于全體農民的素質提高和農業科學技術的全面進步，根本在于教育和科技。
　　
　　一、教育和科技的重任：農民增收與國家糧食安全
　　
　　改革開放20多年來，農民在兩個時期收入有較大的增長，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實惠。一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剛剛實行的時候，即1978―1984年，農民收入年增長速度達到19.3％；城鄉居民收入比也基本趨于合理。二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即1992―1993年，農民收入年增長速度達到26.9％。近幾年來，農民增收問題變得十分嚴峻。其主要表現為：一是農民收入水平總體偏低，二是增長速度變慢。三是一些地區農民收入呈下降趨勢。四是農民收入在地區之間不斷擴大。五是城鄉之間差距不斷擴大。
　　造成農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體制原因，也有政策原因，在體制與政策上國家進行了創新，實施對農業傾斜措施，變“多取少予”為“少取多予”，這些都激發了農業發展的活力，但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農業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技術。在政策效應一定的前提下，科學技術就成為主要變量。如農業稅的減免和對農業的直接補貼，農民歡迎，效果也十分明顯，但這一措施實際上是國民收入的重新分配措施，并不能增加社會財富，同時造成以農業為主的基層財政的困難。從國民經濟結構原因分析，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會越來越低，以農業為職業的農民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須通過加大科技的應用程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得以實現。從農業內部結構的原因和農民自身狀況原因分析，農業結構的優化，每戶經營耕地面積的擴大，有賴于大量的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有賴于農村二、三產業和農業產業化經營以及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發展，有賴于農民就業空間和增收渠道的拓展。然而農業勞動力的轉移，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前提是農民素質的大幅度提高。因此，從長期和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需要提高農業的科技含量，需要加強農民教育培訓的力度。2003年農業GDP占全國總量不到15％，而農業勞動力占全國50％多，足以說明農業生產效率的低下。
　　國家糧食安全問題是“三農”工作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把糧食問題提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認識，充分表明糧食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同時，糧食問題與農民增收問題是密切聯系的，這在糧食主產區表現得更突出。我國糧食安全問題是一個長期的問題，不是短期的問題；幾十年來，我國可以說很好地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但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
　　就中國資源條件看,糧食安全要靠科學技術。1952―2002年我國糧食生產的統計數據表明，盡管播種面積總體上呈下降趨勢，但主要是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使單產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糧食總產量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只是1999年以來有所下降。從供求狀況看，供應短缺是長期的，新中國成立后曾出現幾次嚴重的買糧難的問題。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供需缺口又進一步擴大，2003年產量8613億斤，而需求9760億斤，缺口1100億斤。今年的產量有望回升到9760億斤，但缺口還有700億斤。此外，隨建設用地的擴大，耕地被大量占用，也是影響糧食產量的重要因素。據統計，1997―2002年6年占用耕地6100多萬畝，2003年占用3800萬畝。再加上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農田基礎設施的投入嚴重不足等因素影響制約了糧食產量的進一步提高。從中長期看，我國人增地減和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的趨勢不會改變，糧食問題始終是必須高度重視的大事。糧食安全問題要靠提高單產來解決，而單產提高的主要因素是科技進步。
　　一般說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有五個方面。一是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遏止農業用地的減少；二是增加投入，改善糧食生產的基礎設施和條件；三是推進農業科技進步，提高糧食生產的技術含量；四是落實對糧食刺激性的“減、補、?！保晃迨菍崟r監控，加強宏觀調控。這些措施中，第一、二、四、五項固然對糧食生產都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但都屬于糧食生產的外部環境因素的改善，只有第三項是糧食生產的內生變量，屬于決定性因素，對糧食生產的影響更大、更持久。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由于遺傳學、有機化學、礦質營養學說、水循環理論、自動控制理論的發展，催生了種子、化肥、農藥、灌溉、機械五大技術在農業領域的廣泛應用，在耕地面積并沒有擴大反而有所減少的情況下，糧食產量大幅增長。這一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科技對糧食生產的決定性作用。因此，從長期的和戰略的角度看，確保我國的糧食產量，保證我國糧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斷推進農業的科技進步。
　　
　　二、教育和科技：農民增收與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出路
　　
　　從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與社會經濟增長的方式來說，最早的階段是農業經濟階段，主要的勞動力在起作用。進入第二個階段，主要是工業階段，誰占有更多的資源、礦石、土地，誰的經濟就可以發展，所以大規模地搞殖民地?，F在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進入到知識經濟階段，核心問題是科技與人才的問題。勞動力受教育的水平與收入的關系，一般從世界來看，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就越高。從根本上講我們還是要通過教育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歸根到底是人才素質與科技問題。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的統計分析表明，美國自1929年到1957年，教育投資所創造的經濟效益占這一時期國民收入增量的33％；美國自1950年到1957年，物質的投入增加4.5倍，實現的利潤增長3.5倍，教育的投入增長8.5倍，實現的利潤增長17.5倍。美國經濟學教授勞倫斯在調查教育與農業的關系后發現，在農業投資不變的情況下，每個農戶多接受1年的教育，農業生產就平均增加2％。根據《1992年中國農村住房調查年鑒》的資料顯示，1991年，我國農村文盲戶人均純收入為536元，小學戶為643元，初中戶為718元，高中戶為759元，中專戶為949元，大專戶為1071元。由此可見，農業勞動者科學文化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民自身經濟收入的多少。
　　從科學的發展觀來看，中國是人均占有資源匱乏的國家，在有限的耕地與水資源前提下，也必須靠提高生產力解決農業問題。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產品數量增加，通常有兩條途徑：一是憑借可利用資源要素的數量增加，在生產方式上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外延擴大再生產，相當于粗放經營；二是通過可利用資源要素生產力的提高，亦即內涵擴大再生產，也就是集約經營。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雖有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但農業生產力的整體水平仍然較低，基本上還處于粗放經營的傳統農業范疇。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化肥和灌溉水利用率、農業機械化程度等指標，與發達國家的總體水平尚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三、農村教育和科技：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重點方向
　　
　　資料顯示，1998―1999年教育投資占GDP的比例，美國5％，俄羅斯3.5％，印度3.2％，我國2.2％，說明我國教育的總體投入水平不高。和城市教育相比，農村教育仍很落后。首先在基礎教育方面，即使是9年義務教育在許多農村地區也沒有得到很好地實施。有專家指出，農民必須接受9年強迫義務教育，才有接受新技術的能力。其次在農民培訓方面，在城市在職和下崗人員都有機會參加相關的在職培訓，在農村農民卻很少有機會參加系統的技術培訓，而這方面對農民來講又十分重要，無論是在農業生產中應用新技術的需要，還是到城市從事非農產業的要求，都離不開系統的技術培訓。最近六部委啟動了一個“陽光工程”，旨在對農民進行農業技術培訓和大量要轉移出去的農民工再就業技能的培訓，這是一種很好的做法，我認為這一工程實施應該政府拿錢，而不是由農民拿錢。實施過程中，還要有針對性，按照農民的實際需要進行，否則會流于形式，收不到預想的效果。第三在農業高等教育方面，不僅我國農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可以說鳳毛麟角，而且從事農業服務的人員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不算高，我國的高等農業教育必須認真研究如何服務于“三農”的問題。
　　我國的農業科技對農業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存在問題也不少。一是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還不高。我國農業的科技貢獻率只有40％左右，而發達國家達到60―80％，可見，在這方面我國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二是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偏低。三是體制不順，效率不高。由于科研、推廣、生產三環節相互脫節，一方面農業科研不能按照生產的實際需要進行，致使一些科研成果失去了推廣價值，另一方面生產中的一些實際的急需要解決的問題得不到研究。
　　由于糧食產量、價格信息的不暢，在現今條件下，農民很難對全國不同地區的產量和價格有及時、全面、清楚的了解，從而避免生產的盲目性；另外由于溝通不暢，還出現了研究和推廣領域的低水平重復而沒有效率的現象。實際上，農民教育和農業科技方面問題的解決不僅僅是加大投入的問題，需要在實踐中積極探索相應的體制，使投入更有效率和活力。
　　總之，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民增收及國家糧食安全需要做長期而不懈的工作，短期內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農民增收及國家糧食安全問題決定于多種因素，所以需要綜合考慮；從戰略上說，教育和科技是決定性因素，目前政策、投入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是戰術因素；加大投入和理順體制是解決農民教育和農業科技存在問題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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