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告別“高順差”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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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茉楠
一個國家的貿易結構、貿易方式和貿易政策，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產業水平和比較優勢在貿易上的真實反映。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正趕上了全球產業與貿易分工體系重組的浪潮。歐美發達國家將傳統的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特別是有資源優勢、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的新興市場地區。我國緊緊抓住這一全球化分工的機遇，大力推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迅速融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日益成為全球生產制造基地和各類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上升，靠龐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中國也由此迅速崛起為全球出口大國。然而，在中國成為出口大國的同時也積累起巨大的外部不平衡。
過度的外貿順差是全球經濟
不平衡的一種體現
一直以來，國際社會公認的衡量失衡程度可以簡單分為兩類：一類是流量指標，主要包括經常賬戶赤字和國民儲蓄率；另一類是存量指標，主要包括對外負債和外匯儲備余額。而隨著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失衡越來越成為各國關注的普遍一體后，2011年G20巴黎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討論確定了6個全球失衡的衡量指標，其中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私人儲蓄率和私人債務等四項指標是衡量內部失衡的，貿易賬戶、凈投資收益與轉移賬戶指標是衡量外部失衡的。
高額順差背后是資本與勞動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由于資源豐富而且價格低廉等原因，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通常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由此，全球生產性資本根據資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潤極大化原則進行配置。
壓低要素價格提高資本利潤率。中國目前的資本／勞動比只是國際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國的十分之一。世界銀行基于中國120個城市的1.24萬家企業的抽樣調查得到，中國工業企業2005年平均凈資產回報率超過15％，私營企業的投資回報率達到19％，外資企業為22％，均顯著高于國際平均水平，也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高收益利潤緣何而來，很大程度上源于勞動力價格長期扭曲。就勞動力成本而言，過去近30年，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1998N2008年，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中國一直在經歷著要素價格扭曲并承擔著相應的成本。30年來，我國長期處于低要素價格狀態，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這是國際資本大規模流人的一個重要條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勞動力價格、金融市場的資金價格(主要由利率管制、資本管制、信貸控制、匯率水平所影響)、土地價格、能源與環境成本所存在的相對扭曲是中國國際順差擴張的根本原因。定量上的分析發現，勞動力成本與資金價格扭曲是最主要的兩個貢獻因素，在2008年，兩者的貢獻度分別達到34％和32％。此外，多年來，為了招商引資，許多地方政府以幾乎零租金的價格向外商提供土地，這意味著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資源價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正是這種扭曲在某些行業和地區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資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以低價的中國制造出幾全球，并通過貿易順差回流境內的格局。
商順差沒有獲得高收益。一方面，中國制造創造的財富價值并沒有增加，按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的計算，消費者支出的88.5％其實花在了“美國制造”上，包括占消費支出大頭的服務費廂。事實上，美國消費者支出只有2.7％花在了中國制造的商品本身上。清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對美出口占中國對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從1989年的6.6％增長到2008年的17.7％。與此同時，盡管美對華出口總額在不斷上升，但其占中國進口總額的比重卻從1989年的9.7％降到2008年的7.2％；而另一方面，貿易條件又有所惡化。根據計算，2003年以來，中國貨物貿易條件(出口價格指數除以進口價格指數)最好的季度是金融危機對商品價格影響最大的2009年一季度。從這一季度至今兩年來，進口價格(季平均)上升了32.2％，出口價格上升了5.6％，貿易條件下降了20.1％。季調后2011年一季度貨物進口額4497億美元，按年率算近1.8萬億美元(約合11.8萬億元)。進口價格較出口價格多上升20％，意味著2萬多億元人民幣損失。貿易條件惡化，導致國民收入真實增長率明顯低于生產法GDP真實增長率。
金融危機后全球失衡狀況進一步加深
一是從衡量失衡的流量指標看，作為主要的逆差貢獻國，美國在金融危機以后雖然經常賬戶逆差幅度短期內有所減小，但仍保持很高的逆差水平；從存量指標看，經常賬戶逆差持續累積的結果是美國對外負債也持續累積，而且政府債務在2011年將超過GDP。美國的失衡程度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有所加深。作為全球失衡的最重要一極，美國失衡情況的日益加深，使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前景堪憂。
二是從衡量失衡的流量指標看，作為順差主要貢獻國，中國、日本和德國的經常項目盈余雖然受危機影響有所減少，尤其是中國貿易順差占GDP比重開始下降，但盈余的規模仍比較大；從衡量失衡的存量指標看，這些國家外匯儲備持續累積，尤其中國外匯儲備增長迅猛，2011年6月已經逼近3.2萬億美元。與美國巨額對外負債相對應，盈余國家外匯儲備持續累積表明全球失衡程度不僅沒有減弱反而進一步加深。
當前，面對全球需求結構調整和發達國家進口需求減弱，糾結于復蘇與平衡的全球經濟，隨著“后危機”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凸顯出其復雜性。全球經濟潛在增長水平在下降，最稀缺的資源是國際市場空間，中國既要著力擴大內需市場，又要壓縮過剩生產能力和爭取新興產業市場空間，調整壓力明顯加大，從而經歷外需停滯不前而內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轉型鎮痛期”，這決定了為降低轉型的經濟成本，我們也不可能承受過大的貿易逆差。
擴大進口促進中國經濟走向更加均衡的增長
長期以來，在評價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人們幾乎都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出口上，從重商主義的“貿易差額論”到凱恩斯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都是如此。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認為，作為拉動總需求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貿易差額的增加對短期產出的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出口是注入，與短期產出正相關；進口是漏出，是國民收入的漏出項，是經濟增長的減量因子，與短期產出負相關，受此重商主義影響，我國外貿領域中的“重出口輕進口”思想一直十分突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進口明顯少于出口，除1993年為貿易逆差外，其余年份均有相當規模的順差。特別
是2004年以后，進口增速明顯低于出口增速，貿易順差急劇增多。僅從量的角度看，順差擴大會對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然而，若從質的角度考察，凈出口規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大小。關注貿易順差下中國的貿易利得比關注貿易順差本身更加重要，從貿易利益分配的角度來考察中國的貿易順差對于增進國民福利，警惕增長失衡，解決貿易摩擦和貿易爭端有著更重要的意義。需要調整和轉變我國“流出財富，留下順差”的貿易政策體系，致力于貿易平衡。
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生產要素供給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通過資本品進口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引進，在不斷技術改進和知識積累的基礎上，形成動態效益，促進生產率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通過引導自主技術創新，通過進口替代省內低效率產業，將生產要素轉移到高效率產業，帶動產業升級，獲取結構效率。我國目前資本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中的產業結構優化、規模經濟、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等因素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擴大進口來實現。
近年來，我國的進口增長加快，目前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德國的貨物貿易第三大進口國。但是與出口相比，進口對經濟發展所發揮的作用還未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長期以來，在分析與評價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往往把凈出口與投資和內需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人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出口和貿易順差上，然而，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絕不可忽視。
我們可以通過計算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拉動度兩個指標來作定量分析。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CXD)是指一定時期進口增量與GDP增量之比，反映經濟增長中進口增加所起的拉動作用程度。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度(LDD)是指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與GDP增長率的乘積，反映經濟增長率中進口貿易的貢獻程度。1978-2008年我國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拉動度波動較大，呈現不規則波動?？偟膩碚f，30年來我國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平均仍然達到了0.239，表明我國經濟增長中進口增加所起的拉動作用為23.9％；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度平均達到2.243，表明進口貿易拉動經濟增長2.243個百分點。
此外，進口對刺激國內消費需求，拉動內需的作用也十分明顯，計算表明，在其他條件恒定時，消費品進口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會提高國內消費水平上升0.699個百分點。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的預測，中國在2025年前很可能將個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拉升到50％以上。屆時，中國的消費率，與歐洲和亞洲的發達經濟體基本持平，從而使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麥肯錫估計，十年后，全球經濟每年可有1.9萬億美元的凈新增消費，由于中國持續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并逐步擴大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中國占世界經濟的份額也將從目前的8.50％上升至13％，進口的擴大將對我國內需型社會的形成意義重大。
加速實施中國貿易平衡戰略
對外貿易政策是一國經濟利益與其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實力相融合的產物，也是一個國家利益在對外交往中的具體體現。從總量上看，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比1978年增長了68倍，年均增長16.8％。在未來三年內，中國將超過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我國貿易總量從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不僅僅是位次的上移，而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全球貿易格局、全球經濟格局乃至全球政治格局新的洗牌和調整。應該改變這種規模擴張、數量擴張和外延擴張的道路，改變對外貿易的核心抗爭力、綜合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低下的被動格局。當前，中國外貿戰略結構轉型正在加速推進，調整貿易發展模式、貿易結構和貿易政策勢在必行，應當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適度擴大進口，優化進口結構，實現貿易平衡。
從實施進出口貿易平衡策略、建立國內外統籌的資源開發儲備體制方面考慮實行開放經濟新戰略。長期以來，我國外貿政策的重點和人們的關注點都集中在出口，并已形成T--整套較為完善的出口政策促進和調控體系，而進口調控政策相對滯后，并偏重于生產型進口導向政策，最終消費品進口少，進口促進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較為薄弱，尚不能完全適應積極擴大進口的需要。特別是進口管理體制不健全，進口效率不高、進口商品結構不甚合理，戰略儲備性商品進口少、軟性技術進口少以及企業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非常突出。
因此，未來中國應從宏觀上調控進口產品的商品結構，從而帶動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積極做好稀缺資源和先進技術的進口。對于國內稀缺、生產成本高的資源型原料可用進口原料予以替代，并進行國內的戰略儲備。對國內支柱產業和技術落后產業則可采用進口促進策略，著重引進關鍵設備和創新技術，在分享國外技術進步和創新成果的基礎上，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保證國內經濟、對外貿易長期健康發展，提升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促進內需型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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