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環境治理倒逼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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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環境治理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主戰場和抓手，在倒逼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轉變，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包括促使各級領導干部轉變發展理念，牢固樹立綠色發展觀，促進發展方式諸如：產業、能源、運輸和用地等結構方面的優化和升級。
關鍵詞：環境治理生態文明 發展方式 兩山論
一、引言
2018年5月18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將生態環境第一次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將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關系到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和關系到民生福祉的重大社會問題。同時，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時間表，即要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美麗中國和2035年基本實現美麗中國這兩個階段性目標。而要實現這一目的，歸根到底在于樹立綠色發展觀，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的發展，建成生態文明大國。而環境治理作為生態文明的主戰場和抓手，對實現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無疑有著重要的推動促進作用。
二、環境治理反映的根本問題是發展理念錯位
自2015年底，中央環保督察以河北作為試點至今，實現了全國31個省市區的全覆蓋。累計約談黨政領導干部18448人，問責18199人。通過環保督察實施的壓力層層傳導機制，以及確立的黨政干部在環境治理以及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一崗雙責，黨政同責”的領導主體責任，抓環保就是抓發展、抓環保就是講政治、抓環保就是抓經濟、抓環保就是抓民生的思想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重發展輕保護的發展思想和狀況得以明顯扭轉。各級領導干部樹立綠色發展理念的自覺性、主動性和緊迫感明顯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正在逐步牢固樹立。但與此同時，通過環保督察總結的問題仍能反映出在經濟發展中面臨著理念錯位，發展方式粗放等慣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七個共性問題：
共性一：強調客觀原因多，主觀原因少，落實不到位。督察組對7個省市的反饋意見中幾乎都首先強調了這一點。其中對遼寧省特別指出，2013年和2014年省委常委會連續兩年沒有研究環境保護工作；天津市抓大氣污染防治時松時緊，導致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程度時好時壞，甚至個別時候還出現污染反彈；湖南省一些地區和部門抓環境未形成自覺行動，也缺乏統籌規劃，一些領導愿意做有利于當前、看得見的事情，不愿做有利于長遠和打基礎的事；福建一些領導干部對當地環境質量盲目樂觀，一些同志歸于客觀原因，沒有從主觀上找原因找差距；貴州不少干部對生態環境脆弱性認識不足。
共性二：發展與保護關系認識不到位，不愿清退“土政策”。山西省一些地方面對突出環境問題強調客觀因素多，主動作為少，重發展、輕保護觀念沒有得到有效扭轉；安徽《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出臺后基本沒有落實，甚至仍然存在大量違法開發建設；湖南保護為發展讓路情況時有發生，一些地方為追求一時經濟增長，不愿清理地方“土政策”，甚至還出臺新的“土政策”，包括涉企首違免罰、下限處罰等；貴州省個別縣市縣城建設用地大量侵占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城進湖退”問題十分突出。
共性三：違規上馬污染項目。天津在全市結構性污染問題依然突出情況下，仍然不顧環境承載能力上馬或準備上馬火電項目；山西2015年不顧大氣環境質量超標、省內火電產能嚴重過剩的嚴峻形勢，批準20多個低熱值煤發電項目。尤其隨著經濟形勢好轉，放松環境治理要求，導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出現全省多數地市空氣質量嚴重惡化等事件。
共性四：漠視群眾訴求，突出環境問題長期不能解決。督察組指出，山西往往在媒體曝光或上級督促后才被動應對。有的甚至被多次督查約談后仍行動遲緩；遼寧一些長期投訴的環境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尤其是生活垃圾污染問題，群眾反映十分強烈；湖南有些地方壓制群眾意見，小問題變大問題。衡陽市金龍礦業環境污染被群眾舉報17年，有關地方整改避重就輕，邵陽合山養殖場污染問題自2014年以來群眾投訴不斷，但治污長期不落實，只說不干。
共性五：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山西不作為、慢作為現象多見；遼寧大規模違法圍海、填海問題突出，采取一罰了之，以罰代管，處罰金額遠低于填海所得；湖南省湘潭、郴州兩市違規干預環境執法，甚至為違法企業出具虛假證明。
共性六：工作導向出現偏差。天津濱海新區、武清區在空氣質量檢測站周邊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次數的手段，寧河區黑臭水體治理做表面文章，靜海區水務局編造假會議紀要和工作臺賬，影響十分惡劣；貴州全省各市縣空氣質量考核均得滿分，考核流于形式。
共性七：對大企業環境問題不愿管、不敢管。湖南省對境內部分企業累計高達數十起的環境違法行為沒有依法查處，企業長期違法違規，偷排工業廢水，屢禁不止。
這七個共性問題，其實根本問題就一個，就是思想重視不夠，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唯GDP是舉的發展理念錯位和行為慣性，因此，以環境治理為抓手和突破口，倒逼各級領導干部發展理念的轉變是建成美麗中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三、倒逼發展理念的轉變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但與之相伴隨的卻是發展過程中嚴重存在著資源損耗大，質量偏低，環境污染嚴重和發展難以為繼等問題：因此，實現十九大提出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必須根本徹底扭轉長期以來經濟社會發展中所形成的唯GDP是舉的錯誤發展觀。而作為關鍵少數，轉變各級領導干部的發展理念，使廣大領導干部牢固樹立綠色發展觀，自覺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變得尤為關鍵。具體而言：
一是要牢固樹立正確的資源觀，即自然礦產資源及其他資源不能簡單地等同于開發的固有思維。而是首先應樹立資源即保護的資源觀、重保護輕開發、合理有度開發等的資源觀。徹底改變對待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進行簡單、粗暴和無節制開發的錯誤理念。
二是嚴格壓實“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主體責任，夯實各級領導干部所在轄區的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中負有的領導責任。與此同時，除了強調屬地管理職責外，對各個職能部門的環保責任，如：經信、發改、教育等部門也有盡快出臺詳細責任和權利清單。以此形成各部門環境治理的協同責任，形成齊抓共管環保的大格局。 三是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區規劃，進行國土空間的合理利用和開發，即對禁止開發、限制開發、重點開發和優化開發的四類區域劃出紅線，并嚴格落實。
四是科學制定各級領導干部對環境治理的評價考核體系，徹底扭轉經濟發展中唯GDP是舉的理念導向。
因此，抓住領導干部這一關鍵，通過制度建設和操作層面的措施徹底扭轉長期以來形成的發展理念錯位，才能真正讓抓環保就是抓經濟，抓環保就是促發展的理念真正入腦人心.才能自覺貫徹落實中央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
四、倒逼發展方式的轉變
牽一發而動全身。環境污染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方式的系統性和全局性問題。發展方式的轉變涉及到我國的產業結構的新舊動能調整、能源消費結構升級、構建綠色運輸結構和用地結構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的發展。而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抓手和突破口——環境治理，可以說是推動去產能，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的題中應有之意。
一是推動產業集中，解決多小散亂的產業無序發展問題。產能過剩，尤其是煤焦冶電等能源原材料領域的產能過剩，是制約中國新舊動能轉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這些傳統產業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環保門檻過低，資源消耗大，污染嚴重，產品低端和空間布局不合理等問題。因此，通過對“散亂污”企業的治理，科學計算資源承載量，提高準入門檻，優化空間布局，是推動傳統產業化解落后產能，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式。以河北省石家莊市為例，2012年到2017年期間，通過環境治理，產業結構明顯優化，鋼鐵工業和石化工業等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下降5.7%。而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458.2億元，增長14.1%。而2017年PM2.5濃度比2014年下降25.86%，S02實現了三年累計下降49.23%。環境治理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推動作用非常明顯。山東省700多家造紙企業通過市場優勝劣汰、兼并重組只剩下十幾家，但產量卻是原來的兩倍，利稅是原來的四倍，行業的排放量下降了80%多。近岸海域消除了劣四類海水，59條省控重點河流全部恢復魚類生長。
除了工業，推動農業污染治理，保證食品安全，也是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措施。據全國污染源普查數據表明，我國水污染中化學需氧量總量（cOD）中48%來自于農業。2011年至2015年間，我國畜禽養殖化：羊需氧量fcOD）、氨氮、總氮、總磷排放量占到農業污染排放總量的比例分別穩定在95%、75%、60%、75%以上。因此，通過環境治理，科學劃定種養區域。促進糞便和秸稈資源化，減少農藥和化肥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農業由增量向提質轉變的重要手段。
二是推動能源結構的優化，實現清潔能源供應。“富煤、貧油、少汽”，這是我國當前，甚至長遠來看所面臨的能源現實。2016年，煤炭和石油等傳統能源，在我國整個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高達62%和18%左右。而就天然氣而言，目前我國人均消費與發達國家人均消費有很大的差距。我國水泥、冶金等傳統產業都是能源消費大戶，這與我們的產業結構低端直接關聯，使得可以預見的未來，對煤炭等傳統能源的消費依舊是個無法擺脫的事實。因此，改變能源消費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增加可再生清潔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尤其是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能源，實現低碳化和可循環也是環境治理推動能源消費革命的本質要求。2017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達44.9億噸標煤，同比增長2.9%。能源消費結構的多樣化、清潔化不斷提升，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同比下降1.6個百分點，為60.4%。非化石能源消費占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3.8%。天然氣等清潔能源比重同比上升13個百分點，達到20.8%。電能消費比重同比提高約1個百分點。環境治理對能源消費結構的優化作用日益顯現。
三是改變不合理的運輸結構，構建綠色物流體系。以環保治理為契機，對推動廂式運輸，油品升級，以及綠色多式聯運，構建更加綠色的現代物流體系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是推動用地結構的布局優化。通過環境治理，對用地結構的治理，可以更加發揮土地的最大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使土地根據不同的功能進行用途開發與管制，充分發揮宜林、宜耕、宜草、宜果等不同土地功能的綜合效益，這也是環境治理促進農業布局合理保護和優化開發的一條重要途徑。
五、結語
擺脫低端經濟拼資源、拼消耗的路徑依賴，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的發展，環境治理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手段。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以環境治理倒逼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涉及到經濟社會以及民生等方方面面。不僅要保持環境治理自身的獨立性，不受地方利益的掣肘，但同時也要考慮到經濟社會民生的可承受度。尤其是很多區域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等歷史問題，與發展理念的慣性制約，短時期內不可能予以改變。因此，在環境治理過程中，必須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予以穩步推進，尤其要注重以市場化的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干預，推進各地的結構優化，才能保證環境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規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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